赵本山小品非常值得研究，它既是一种艺术存在方式（作品自身），又是一种文化现象（民众认同），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社会现象（赵本山王国的运行轨迹）。任何研究都需要一定条件，目前只能对作品自身进行思想艺术分析，对民众为什么认同这些作品做文化意义上的探讨，至于第三个方面，即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研究，尚有待于提供更多事实材料，这些事实材料目前还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或者说还处在朦胧的有待于进一步发展的状态。
我这里只浅显地涉及第一方面的内容。
前几年赵本山曾经连续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表演被人称为“忽悠” 的系列小品（《卖拐》，2001年；《卖车》，2002年；《功夫》，2005年），我们固然可以说它们来源于生活，是民间社会道德滑落的反映，但是就我个人来说，对这类作品始终怀着一种警觉，担心它起到展示丑恶、赞赏丑恶、鼓励丑恶的消极作用，因此我不认为“忽悠”系列是最好的作品，尽管它们给我们带来了笑声。我甚至开始担心赵本山在《红高粱模特队》（1997年）、《拜年》（1998年）、《昨天•今天•明天》（1999年）、《送水工》（2004年）等非常成功的小品中的宝贵因素会逐渐流失，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不差钱》。
我很喜欢这个作品，之所以喜欢，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深刻的思想寄意，也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坚固的道德支撑（事实上这两者在作品中都很薄弱），而是因为它从始至终贯穿着非常值得注意的品质类型：狡黠。
在展开这个话题之前，我必须指出赵本山、小沈阳、毛毛和毕福剑的表演都很到位，这是一个作品成功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任何所谓的品质都没有意义。可以想象一下，假如表演这个作品的不是赵本山、小沈阳、毛毛和毕福剑，会有如此赏心悦目的效果吗？
下面我们就进入作品情境，具体考察一下狡黠在这部作品中作为一种品质的价值意义。
年轻时候阅读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很为他所塑造的俄罗斯农民和社会底层小人物一种独特品质感到新奇，后来我把这种品质归结为狡黠。“狡黠”这两个字的本意是狡猾和诡诈，《三国志•魏•邓艾传》中有“逆贼姜维连年狡黠，民夷骚动，西土不宁”的描写，表述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两个字的字义在今天已经有了很大延伸，增添了狡猾、聪明、灵动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了褒义词汇，就像陕北人说某人聪明用“怪怂”这个词一样，北京话中的“猴儿精”也有这个意思。
狡黠是《不差钱》中赵本山、小沈阳和毛毛（扮演的角色，以下不做说明）心理气质中的重要成分，这种心理气质是从毕福剑（扮演的角色，以下不做说明）的强力地位的对比中产生出来的——当这三个小人物的命运都能够被毕福剑决定和左右的时候，毕福剑就成为了一种超级存在。在这种存在面前，小人物只能想方设法矮化自己，讨得得对方的欢心，他们分别用老到的人生经验（赵本山）、被强调了的崇拜心迹表露（小沈阳）和认真而乖巧的能力表达（小沈阳和毛毛）尽可能展示自己的价值，以此影响甚至于操纵毕福剑的心理，让其接受他们，从而得到他们所期望的那种认可。
在我看来这就是狡黠。
这里面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噱头：赵本山先是设定了毛毛与毕福剑的“姥爷”关系，小沈阳得到在毕福剑面前展示才能的机会，同样申明自己“也有一个姓毕的姥爷”，及至最后，毛毛和小沈阳都得到了毕福剑的赏识，同意一起去“金光大道”表演，赵本山很不甘心，提出一起去，理由呢？“其实我也有一个姓毕的姥爷”。
这个噱头所蕴含着的社会学内容极为丰富——价值的实现必须依仗于强力的认可和支持，否则价值就不成其为价值。强势是价值的唯一裁判者，在这个裁判者面前，生存技能比生存信念本身更为重要——赵本山来到“苏格兰餐厅”做的第一件事是用小费买通小沈阳，暗示其用点高价菜“就说没有”的方式维持面子又要达到对毕福剑产生杀伤力效果；个人尊严可以降低到忽略不计的程度——在“确认”虚假的“姥爷”关系以后，毛毛马上趴下给毕福剑磕头，赵本山在随后的情节中反复提醒这种特殊关系的存在；才能（毛毛和小沈阳的演唱表演）构成小人物生存的基础，没有任何人敢在这上面松懈。我们的欣赏甚至可以延伸到舞台以外的地方，想到毛毛和小沈阳为了获得存在的可能在见到毕福剑之前下了多么大的功夫，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欣赏到了他们令人叫绝的表演。
我之所以看重《不差钱》，最重要原因在于它用艺术逻辑准确地演绎了生活逻辑，而生活逻辑不是抽象的，不是写在书本上的，它是生活本身铸造出来的，它严酷而冰冷，没有人能够违拗。那么，生活逻辑又是怎样一种逻辑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1908-1970)的一个著名的心理学观点。
马斯洛认为，个体成长发展的内在力量是动机，动机由多种不同性质的需求组成，他把各种需求分为五个层次：一、生理需求，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最基本需求，所谓饮食男女者也；二、安全需求，人类保障自身安全的需求；三、情感需求，友谊、忠诚、爱情的需求；四、获得尊重的需求，希望得到社会和他人认可，希望有地位、有威信，被别人信赖和赞赏。五、自我实现的需求，实现个人理想和抱负、最大程度发挥个人能力的需求。
马斯洛认为，每一层次的需要与满足，将决定个体人格发展的境界和程度。我把马斯洛的观点延伸一下：个体人格发展的境界或者程度决定着社会发展的境界和程度，反过来说，社会发展的境界和程度直接决定着个体人格发展的境界和程度。尽管有人说马斯洛离开社会条件、离开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来考察人的需要及其结构，其理论基础是存在主义的，即人的本质是超越社会历史的，抽象的“自然人”，因此他的观点没有普遍意义，我却不这样认为。正如大多心理学家和普通读者所共认的那样，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准确反映了人类心理活动和社会行为的共同规律，能够概括我们不同阶段的人生处境，并且能够被我们的内心经验所证实。
具体到小品《不差钱》，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有什么实际意义？在哲学层面，人类个体生存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过程，犹如存在主义哲学表述的那样，我们都是在偶然时间、偶然地点被偶然地“抛”到这个世界中来的，这里没有我们自身的意愿。20世纪40年代出生在德国和21世纪出生在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人，与同年代出生在南美国家秘鲁和美国的人，在被“抛”到这个世界的一刹那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区别来自从此以后完全不同的“选择”，这个过程最终决定着你是一个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党徒还是一个在哈佛大学读书、信奉民主和自由的年轻学子。存在主义哲学用一句话表述了这种规律：人在行为中证实自己。
人类行为的动机是从哪里来的？最主要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我们可以一一对应马斯洛所描述的五个层次），人就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根据不同处境进行选择从而确定自己的本质的。那么，赵本山、小沈阳和毛毛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处在马斯洛描述的五个层次中的哪一个阶段呢？我认为处在“获得尊重”和“自我发展”的阶段，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到“稳定的社会地位，要求个人能力和成就得到社会承认”，“希望有地位、有威信，受到别人的尊重、信赖和高度评价”，“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发挥个人的能力到最大程度。”
这也是目前大多数这个人所处的阶段。
值得指出的是，赵本山、小沈阳和毛毛心里非常清楚，他们生存和发展需求的满足只能来源于毕福剑，也就是那个超级存在。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构成助力的东西往往也正是构成阻碍的东西，所以，在《不差钱》中才频繁地出现了对毕福剑“死亡”的诅咒。这种不动声色的宣泄补偿了小人物精神付出的巨大代价，使他们的心理达到了某种脆弱的平衡。如果没有这种宣泄，小人物的所言所行就成为了纯粹的“自贱”，那不是赵本山的本意——赵本山所有小品都没有这种“本意”，他总是在想方设法维护小人物的尊严。
这就是狡黠，这就是智慧。
赵本山、小沈阳和毛毛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会心的一笑，根源就在于他们的人生处境对应了大多数中国人的人生处境，他们的处世之道满足了人们面对困窘的“突围”心理——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赵本山小品表现出的那种出类拔萃的狡黠和智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欣赏他，把他饰演的人物作为艳羡的对象，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我们从来到这个世界那一天起，就不可避免陷入到了“选择”的境地——你必须不断“选择”和“决定”，你是在“选择”和“决定”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本质的。然而选择的代价又如此巨大，在很多种情况下，“选择”其实是一种非选择，一种被我称之为“强力”的东西早就为你设定了人生范围乃至于精神高度，你会常常感觉生活在藩篱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人如果试图摆脱精神痛苦，试图活得有一点儿尊严，你就必须智慧。
用小沈阳的话问一句：为什么呢？
假设毕福剑不因为中央电视台“金光大道”的节目成为超级存在，他还能够获得那种强力地位吗？小人物赵本山还用得着去“铁岭最贵的饭店”宴请毕福剑吗？毛毛还用得着攀附已经去世的“姥爷”吗？小沈阳还用得着埋怨赵本山“太抠”、没有诚心诚意招待毕福剑吗？他还用得着也去攀附“姥爷”吗？
正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存在，所有弱小都得重新制定生存法则，否则你将“不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狡黠才成为了一种必不可少的智慧，只有这种智慧能够与强力抗衡，使人有可能作为真实的存在而存在。换一句话说，狡黠是一种条件，不具备这种条件，你很难得到马斯洛所说的“稳定的社会地位”，你的“个人能力”也很难获得社会承认，你无法“希望有地位、有威信，受到别人的尊重、信赖和高度评价”，你更无法“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发挥个人的能力到最大程度。”
只有赵本山小品——《不差钱》尤为突出——把狡黠变成了智慧，他如鱼得水，应对自如，在很多时候，他用种种令人叫绝的农民式的狡黠把强力玩弄于股掌之中……他让人们领略到了深藏于心灵深处的智慧竟然如此令人着迷，他最大程度让人们感受到了现实生活中从未真正实现过的精神满足……赵本山小品之所以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原因就在于此。
当一个世界强大到让所有人都感觉渺小得如同“不在”的时候，狡黠既是生存手段又是精神支撑，“草泥马”最近在“马勒戈壁”横空出世，宣示的不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吗？
2009-3-3，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