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陈行之先生一谈和再谈“狡黠是一种智慧”（天益网）的两篇文章所揭示的其实是当下乡村——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狡黠既是生存手段又是精神支撑”。读着读着我却漫涌一股浓浓的苦涩感。是的，“正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存在，所有弱小都得重新制定生存法则，否则你将‘不在’；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狡黠才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智慧。”（农民）“只是一些在极为苛刻的社会条件下用苛刻的非常手段讨生存在的人”，从这个角度，他肯定了农民的狡黠：“你能要求在这种境况下讨生存的人品质高洁、道德伟岸、信念正义么？”
狡黠化生存是我们国民（包括干部）普遍的一种生活景象。
其实，在“强大的存在”即权势（官方是最大的权势）里，由于他们自己就是靠狡黠而取得一席之地一席发言权的，甚至握有别人的生杀大权，狡黠也就不能被否弃，而有着伸展的空间，他们也就无法堵死作为个体的农民（国民）的狡黠。这样的空间虽然小，但足够使人耗尽毕生的精力。处在权势中的一员自己也面临“向上司交差”即运用狡黠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这等于给底层人无势者留下或培养了“狡黠”的生长点，“狡黠导致成功、导致体面、导致更大利益”的样板。对农民——国民（包括干部）来说，对一个现代国家来说，幸还是不幸？
二
凡是存在就是合理的；君不见，岂止农民，在整个社会层面，包括各个层次的民各个层次的官员，好像都在玩“猫抓鼠”“鼠戏猫”的把戏，狡黠正大行其道，大家纵然累得不堪忍受，也好像乐此不疲，狡黠也就花样百出层出不穷。这里有不情愿的，由不情愿转为情愿的，在情愿中得到好处尝到乐趣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有由低层次狡黠转为高层次狡黠——权谋的，难怪青年毛泽东怀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壮志豪情，果然给他走出了一条外表“革命”内里狡黠（要当皇帝）的金光大道，中国有足够的供狡黠驰骋的土壤。
仔细想想，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大概可以认定，这种狡黠性生存在中国已有几千年历史了，它们为国人狡黠性格的塑造注入了基因性的东西，所以现在在分析世界态势，往往以“三国斗法”类比于中、美、俄的较量，我们很有用狡黠之法即用权谋领头走出一条世界金光大道的雄心。其实不然，中国自古崇尚文化但文盲极多（所以有字纸金贵的传统说法），加上地域广大山重水阻，狡黠长期在极少有权势欲的官家小圈子里盛行，而更多的草民在直接与大自然交往中休养生息，他们接受狡黠渗透过程十分漫长，何况，长期的乡民自治（以姓氏、家族为基础的社群聚落），只有大自然条件的苛刻而少有社会条件的苛刻，因而这样时段狡黠难以在乡间立足，纯朴、善良、智慧是乡间的主导面（也伴随着封闭落后）。《桃花源记》确有其事，大概是当年被官场狡黠之术弄得心灰意懒的读书人的一个惊喜发现，决不是后来受阶级斗争思想武装的知识分子所斥责的“农民乌托邦”。那时，不务正业、小偷小摸——《水浒传》里的“泼皮”之类乃被视为狡黠之徒，这里狡黠意即狡猾和诡诈，显然是贬意的。
我举一个刚刚得来的例子。最近我无意中接触了赣南某县一位八旬老翁老刘（粮食局退休职工）写的回忆母亲的小册子《母亲的足迹》，此书不是正规出版物，是作者在母亲去世20年由于恋母太深（母亲守寡把他带大），逐笔写下的一些与母亲有关的文字，近于“口诉历史”。他不是为张扬和见证什么“积极而有意义的主题”，而是“略知她老人家的路，走得艰难和持之不易，仅此而已。”不料“这次是专寻她的足迹，却想到了许多让我痛心和动情的地方，想不掉泪也难。”在我不但知道了这么一位智慧而坚强的乡间女人，此书无意中还敞现了一个与意识形态宣传的“苏维埃赣南”（革命赣南）不同的本真的赣南——这样的赣南早已不复存在了（恰恰已被大面积“狡黠”所取代），我不禁感慨唏吁。
那时还是20世纪初年。老刘的父亲是独子，由于家境不好，27岁过继到一个叫香山的地方，因为老刘的祖父是董坑人，所以刘家后来又回到董坑（当地有一子顶两房的理念，董坑是无法拒绝的）。“当时董坑什么都没有，好在我在窑岗的一个姑奶给我家保留了一个契约箱子，父母便根据这些契约，寻找我家曾经失散的财产。找回了几丘田，几块荒山。上人曾有两间破房也典当给一个距十多里路的叫苦笋的人，父母把它赎了回来，作为居住的场所。”可见当时赣南乡村讲传统（根苗）讲信用，决不因家贫势弱受歧视，因隔代而受漠视。刘家据理力争，也说不上狡黠。
1928年2月农民（苏维埃）暴动失败，老刘的祖父是红军连长，四处躲藏后被叛徒出卖入狱，他的父亲没主见，母亲就背着刚出世的他去另一个县探监。此时赣南农村动荡，政治化加速，人心急剧变异，狡黠开始大行其道，老刘祖父死后，当地歹人就想法在写好的卖店契约上叫父亲签字，但“我母亲比我父亲更有主见”，她找到当地“比较通道理”的小学校长说理，结果保住了房子，父亲也放了回来，“后来这间店还是被国民党政府充了公。”这里显示了较丰富的社会细节，既有趁火打劫的狡黠者，也有乡间良知的体现者，至少还有弱势女人说理的地方。一路下来，老刘的母亲凭的是勇气和智慧——人品质高洁、道德伟岸、信念正义，这些都跟狡黠无关。
所以，我们的农民——国民普遍性的“狡黠”不是历来如此。
按照“价值的实现必须依仗于强力的认可和支持”、“强势是价值的唯一裁判者，在这个裁判者面前，生存技能比生存信念本身更为重要”的原理，当今社会我们很容易会把强力和强势理解为政府、领导、政治和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可在我们传统的草根社会——尚未被政治践踏或污染的社会，这种强势不在政府，也不在当地头人，而是在一种看不见却可以充分感受的乡间道德良心，它属于一种软性即精神性的文化形态，在乡民看来就是“天理和人情”，村里无分尊卑都要遵守。显然，它不同于后来意识形态化、物质化、具体化的强势。带头遵守它的是乡村中间（中农、富农和中小地主及乡村知识分子）阶层。上面说的那个小学校长身上就体现了这样的文化和精神强势，由他肯定了老刘母亲及老刘一家的价值，但在强势的国民党政府面前，这位小学校长又黯然失色了。
小学校长身上所体现的文化形态的强势当然也有个现代转型——向现代公民社会转型的过程，但这一过程被共产党与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拉锯战中断了。对大陆而言，它被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即乡村彻底的政治化所摧毁，姓氏家族的社会民间组织不复存在，那种农耕社会的亲情与亲和越来越稀薄地残存于人的心灵深处。几十年下来，随着政治化社会一体化，越来越被劣质充斥的狡黠大开“顺风船”，它甚至披上了“革命”的红色光芒，狡黠者不再讳忌原有的文化律令，因为他们看清了谁是真正的强势（党组织和政府）——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利害可以立竿见影的存在，迎合和适应，费力无多却可以大得好处，屁股决定脑袋，于是生存技能上升到第一位，有奶便是娘，而狡黠由贬意转向了褒意，狡猾、聪明、灵动的人如鱼得水。
一个老是在生存技能上皓首穷经的人，一个由这样的人组成的团体，说对说错就凭一句话，也不必反思，头一阵在“前门”即大庭广众中对某人（包括外国人）大加挞伐，过一阵子就“后门”请进优礼相加，根本不用向民众出示可信的理由（是“某人”之过还是我们自己之过），倒使人看出这只是权谋的运用也，是“胡日鬼”也。于是狡黠向权谋升级，一般民众恨不得自己马上精通厚黑学，成为一个万人仰慕的权谋家（人生成功的楷模）。中国已经成为产生谋略大师的良田沃土。就是在搞市场经济的今天中国，光有搞实业的本事还不行，还得精通狡黠，成为狡黠大师，从事的正当事业才能软着落。
如此能建成一个真正有活力、良性互动的好社会？
三
农民——国民的普遍狡黠与生存环境的恶化息息相关。从人与大自然关系而言，人口多资源少是一个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是制度因素，也就是人为的因素，恶性政治化——体制君临一切，占有了社会的一切资源，使原本就少的大自然资源更为稀缺，更不要说社会性的文化政治资源了。于是狡黠化生存成了我们当今的一个普遍的现实，而且由一般性狡黠向权谋化发展，也就是由个人性或者是小团体性的的行为，构成一种集体行为，即集体性狡黠。很少有人怀着正义感去揭穿阴暗的狡黠，大多数人悉心培养与提升已经变成光明正大的狡黠，成为狡黠化生存的有机构成。
许多写农民智慧的当代文学作品，其实写的就是当代农民狡黠史。已故作家高晓声就是写农民狡黠的高手，他以含泪的微笑赞赏农民的狡黠。以他的《陈奂生上城》为例（当时还拍了“陈奂生”的电影），陈奂生身上浸透了1949年以来农民的狡黠，他在1970年末（改革开放初期）进城卖油绳，利用自己原生态的狡黠很快卖完了，但因喝了生水着了凉身子发热昏倒在城里候车室里，醒来才知自己被安排在舒软的席梦思上，原来是曾在他生产队蹲了两个月的县委书记吴楚路过此地认出了他，让他坐自己的吉普车，并对他做了安顿。接着他又有了住宾馆在沙发上蹦几蹦的的经历。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车，仅花5元住了一夜高级房间，老婆保证服贴。“果然，从此以后，陈奂生的身份显著高了，不但村上的人要听他讲，连大队干部对他的态度也友好得多；而且，上街的时候，背后也常有人指点着他告诉别人说：‘他坐过吴书记的汽车。’……从此，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来，更比以前有劲得多了。”农民陈奂生这次进城的遭遇印证了“价值的实现必须依仗于强力的认可和支持”，“强势是价值的唯一裁判者”。这就是被集体化了的农民陈奂生的价值观。
这跟我上面提到的那个青年乡妇处世所依仗的“强势”多么不同，其文化和精神内涵有多大的区别！陈奂生可比她狡黠多了，这不正是时代社会造成的么！在电影里，陈奂生为求吴书记办事，带了点土特产住在吴书记家里，等待中闲不住帮助种菜，在我看来，这是陈奂生内心的权谋之举，就是说，他的狡黠由低级向高级提升了，由此达到吴书记尽快给他解决问题的目的。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狡黠既是生存手段又是精神支撑”已经成了当代中国农民的生活现实，进步还是退步？
我忽地明白，自己写于2003年的长篇小说《恍惚远行》写的就是当代乡村各个层面的狡黠及其恶果。陈跃新原是个民兵，靠狡黠挤掉了竞争对手凌维森当上了民兵队长，土改操别人家又私藏金银，但他一辈子听乡里头头的话，做稳了村支书，他还有一手宰杀和烹调芒鼠的绝技，从而得到更高级领导的赞赏（肯定），由此他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改革开放年代，他完全知道如何胡弄上级，更能得到乡里的认可和支持，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儿子较早地成了房产开发商，自己临近退休转到乡里做干部），对各种人持不同脸色，外表一直保持农民的狡黠相，电视台记者采访，他能流利说出一套让领导希望并喜欢的农民话。此时农民的狡黠被看作当代农民的智慧——新时期农民的风采——而被社会接受并推广了。对于陈跃新，他的狡黠完全权谋化了，充满了算计，他完全可以胜任乡领导甚至县领导角色（现实生活中确是如此）。这样的“价值”只能自欺欺人，毒害社会，大家学习他的决不是表以辞章的优秀品质，而是学习他如何把狡黠做得滴水不漏，讨领导欢心。
而60年代出生的乡民凌世烟，身上有父亲凌维森传导的正义感，但其精神的主导面已被权势腐蚀，不安心农活，天天往乡里跑，希望得到乡领导的发现和重视。就是精神病变，他去纠缠村支书陈跃新，逼使陈跃新下台，他接着去乡里纠缠，揪强奸姐姐的包工头，以实现自己做大英雄的价值，最后死于乡干部的捆打之下，其实他内心等待乡领导（强势）认可他是有价值的。他的“小狡黠”败于乡里的“大狡黠”。他的狡黠没派上用场，某种程度他为自己的狡黠所害，他无法像陈跃新一样由一般性的农民式狡黠向权谋方向提升。比较起来，他的狡黠更有本真农民的味儿。这也说明，当今即使农民用狡黠换来小小的好处（利益），也是损失惨重。最惨重和可怕的，莫过于人心的涣散、颓败向恶方向滑行了，这就是农民——民族心灵的自戕。
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都是以蕴藉的现实生活为支撑的。在现实生活中，情形比作品中所揭示的更普遍，更触目惊心。狡黠——权谋——心灵自戕俯拾皆是。
农民式的狡黠是双刃剑，它希望也可能得到某种好处（实惠），具有实用功能，但会污染人的良知，当社会普遍地麻木良知，或亵渎良知，这个社会能健康发展吗？
四
我是1968年10月下放农村的，此前我对农村没有真切的了解，依照宣读的文件和报刊文章相信农村热气腾腾欣欣向荣。融入农村生活后，从大家的聊谈中，我逐渐知道了更多“狡黠”的行状。县城郊区农家屋向着大路的墙上画着亩产十万（几十万）斤放卫星的大型宣传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下放后一次跟着当地人担柴到40里开外的圩场去卖，一个中年乡友指着一大片平展的稻田说，“大路进时候”这里把几块田里的萝卜漏夜连苗拔起堆到一块田里放卫星。何止是粮食，一切农作物都要放卫星，“拔苗助长”在全社会花样翻新。在队里劳动的日子里，我经常听人扯起：1960那几年搞劳动竞赛，漏夜举火把（搞通宵）耘田，一条坑十多亩稻田打个吆喝就过去了，这是“搞”（土话玩的意思）社会主义。这类集体性的“胡日鬼”跟农民的狡黠没有直接的关联，大家都知道“人哄地，地就哄人”的道理，但这些花样确是农村基层干部受上级怂恿叫出来和做出来的。队长一点不脸红地说：没办法呀，你不这样就要受抬（批评），坐冷板凳。这个队长是狡黠的，但狡黠的内容及方向与农民原生态的狡黠毫不相关了。
但也有不少与农民原生态的狡黠相关的。如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许多农民被派去山里烧木炭，还要按时挑到指定的地点，分配了任务，激励机制就是“插红旗”。 农民的狡黠就派上了用场，他们在竹篓下塞干燥的松毛，上面放木炭，这样人轻快又完成了任务受表扬（我的长篇小说里描述过这种情形）。砍了这么多树木烧土高炉，炼出的尽是废铁屎，那些挑炭弄虚作假的农民算值了。你可以想像当时他们窃喜的得意相。
下放期间，打农药是桩苦活累活，一般总是叫家里成份不好的人或没什么背景的人做，这些人倒听从使唤，默默去做，有时也会叫成份好的青年打药，他们就大讲价钱，说要打两倍的工分，队长当然答应，队长笑着说：你要多少工分？我给你，工分打不完哪。结果那人偷偷把几瓶农药倒在水沟里，自己躲在一个地方睡觉。晚上记工分时，那人振振有词说：打药减阳寿，还要加工分！此人的狡黠就体现为诡诈了。
当然农民的狡黠也有利于自己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的。比如夏收或秋收，把精谷掺到秕谷里当秕谷分掉，队长对上面说：减产呀，年成不好呀。这就要全队人搞攻守同盟，不过每每出“叛徒”，有人很快报告给大队头头。又比如食油（茶油，即木梓油），上面（一般是公社）规定每人（一年）不得超过4斤或6斤（不等），多余的一律卖“超购油”，队里就想办法，说“洗禾镰”（解放前单干，夏收秋收结束要像样地吃一顿）大家聚餐，于是热闹几天，炸米果（糕点），宰猪，用这样的方式把粮油分掉。
狡黠向着恶性发展。人民公社年代几乎年年交公购粮都有故意掺沙石的。我所在的生产队有石灰和泥面两种晒场，石灰晒场晒的稻谷沙子少，留作社员口粮，而泥面晒场沙子多晒的稻谷就用来交公购粮，当然还要跟公社收粮员搞好关系，检查才能过关。全队上下没谁说不对，农民还口出怨言：让城里人吃吃沙子也好（其实城市居民的大米是去了沙子的，当然是国家受损失）。这也可以看出农民对国家的感情在淡化。自然农民自己的心灵也受毒害。
70年代每年秋冬由于学大寨开路开荒造田，无暇垦复油茶山，导致油茶山荒芜，茶油产量锐减，上面就出台按茶山垦复面积补贴大米指标（平价）的政策，于是队里就谎报了许多面积，套取了国家的粮食（当时平价粮是一毛多，高价粮是六毛多）。这跟我们读书时（文革）去“串联”，在外地接待站虚报人名多拿一点补贴差不多。只不过类似这样带有集体商量的事，大家还有个限度，决不敢变本加厉。大家都这样搞，因而也就理直气壮。得逞了，大家偷着乐。大家嘴上念的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忠于人民”与己毫不相关。
80年代赣南出现了贩卖假银洋的一阵风，某县是“源头”或叫“贼窝”，原来这一拿手好戏早在30年代苏维埃红军时代就上演了，那时红军用假银洋到白区的赣州换真银洋。作案的狡黠心理和手法如出一辙。
到了90年代，狡黠向权谋化发展，成了一种政府行为，其主体是市县乡村各级干部。比如报数字，赣南某县一个管农业的副县长（我的一个朋友），比较起来他还是比较实在的，年报农民纯收入，他报的较低，还是有不小的水份，可是市里一个管农业的副书记一个电话“不要拖全区（市）后腿”，他还是把指标大大抬高了。他敢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开玩笑么？自然，在运作（翻来覆去改数字）中，他得指示（暗示）手下“一条线”层层做手脚，也就是说谎要说圆全，不要露出明显破绽。这不是集体性的权谋吗？还有，某县争取到改建公路的一个项目，钱款可观，很大一笔钱县里挪用，年底省里派人来验收，可急坏了县交通局，他们为能有效地阻止验收，不惜动用炸药堵塞路道，几百上千方石块堵住了去路。一边把验收人员招待得好好的，一边装出农民的诚恳相，说连日雨雪塌方，路道危险，我们把修好这条路提高到对老区人民负责的讲政治高度，你们完全可以相信哪。这样通过了验收。这样叫会办事。
再举前些年一个例子。某中央首长到赣南一个老区县视察，地方上层层布置做准备。路边的土房刷上白灰，过于破烂的赶紧拆除，还得计算在首长下车“方便”之地抢建铺瓷砖的厕所。选择很农民化的农家做“踩点”，把公家的彩电、沙发、电冰箱等现代家俱搬到那几户人家里。进村的水塘放着临时收集的各家各户的鸭子，为好辨别，各家的鸭子做记号，有的腿上系了红绳，有的背上（或头或尾）涂了红色或绿色，有的头或尾剪毛。有的临时把柑桔“嫁接”（也就是捆扎）到别的灌木上。鸡鸭成群欣欣向荣农村小康生活的效果就出来了。岂能用农民的狡黠来解释？这是一种包括在记者和农民在内的合谋与权谋。其实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很容易看出破绽，比如在水塘里的鸭子来自各家各户，是不会扎大堆的。当然这里面也有农民式的狡黠。中央首长走后，乡里要搬回那些家用电器，那几户农民就不肯了，说你们干部是这样向领导介绍的，进了屋子就是是我的，不然我去告状！一句“告状”就吓倒了乡官和县官，他们马上联想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只有作罢。此时此刻这几个农民成了乡干部的强力者。其实他们是在应付在演戏，并不是存心要送什么电器给农民，而这个农民凭着朴素的狡黠（低级的权谋）就羸了一把。参与“演戏”的各方人士都各得其所，似乎都让“强力”肯定了自己的价值。对于干部而言是政治价值，有此其它如经济等价值也会随之实现（这是讲政治的奥秘）；对相关的个别农民而言，知道干部们的“软肋”，白得白不得，在他所付的代价，就是听从领导吩咐，说几句出自农民之口朴素的“颂辞”和“要求”（决不会给当地领导出难题找难堪）。附近旁观者知道也无关大局。
农村农民农业工作到了这个地步，是好是差谁也说不明白。不过，我倒在想人心的进与退——民族心灵的自戕问题。那些报刊电视上的高头宏论漂亮言辞犹如美丽的鲜花绿叶，它们到底嫁接或植根于何处——农民的心灵、干部的心灵还是社会的心灵上？后者心灵上开出的“毒花”或者说“残花”，能与前者相般配、相重合或相媲美吗？
至于近年城建拆迁中居民为得到多一些补尝，漏夜用水泥砖搭建（陈行之先生已说过），临时铺大理石地板，如此等等，真是用尽心思。在强权强势面前，草民只有这样了。这样环境中人心不受到荼毒才怪呢。
五
大学不在于盖多少高楼大厦，而在于出真正的大师；昌明盛世社会进步不在于有多少摩天大楼高速公路、如何花红酒绿轻歌曼舞，而在于人心的昌明人心的进步，它体现为一种健康、诚信、善良、博爱、进取、向上、表里如一的社会风貌。面对凭着高级狡黠青云直上的官员，面对凭着低级狡黠获得比别人多一杯羹而沾沾自喜的国人，面对泡在无数高级低级狡黠故事中动心和不动心的民众，心胸日趋狭隘目光短浅只考虑自己（一家子和小团体）不顾别人的风气盛行，各式各样的潜规则让明规则形同虚设——由种种社会世相导致的狡黠与权谋相辅相成——民族心灵的自戕，我心头不由苦涩绵绵。
2009/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