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和平周边关系中，日本因素基本上起到了正面作用。在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中，日本因素在诸外国因素中的重要性长期居首位；在中国借鉴外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中，日本因素成为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的最重要来源；在中国争取外援的过程中，日本对华援助总额在提供支援的发达国家中居首位。今后，中国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日本因素仍具有提供经验、合作共赢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改革开放；经济增长；日本经验

「作者简介」冯昭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北京邮编：100007）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这两件大事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而体现这种联系的关键事件就是1978年10月邓小平为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而对日本进行的访问，邓小平在访日前后和访日期间所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体现了这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对日本和中日关系之于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运用邓小平理论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与国际因素的交互作用，可以认为，在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的、外国的因素中，日本因素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

一、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中的日本因素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拥有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周边环境是至关重要的。此时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对日关系。因为日本曾侵略过中国，是在西方国家中对中国欠账最多的国家；二战后，日本的岸信介内阁（1956年12月至1960年7月）和佐藤荣作内阁（1964年11月至1970年7月）继续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直到1972年田中角荣内阁上台，中日两国才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日本经过20世纪50～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期，实现了重化学工业化，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成为亚洲唯一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①「根据美国学者雷。S.克莱茵（Ray S.Cline）的"国力方程"，1978年中国和日本的综合国力得分分别为83和108，在世界上的排序分别为第七位和第五位。引自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兼论新中国的综合国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页。」与此同时，日本还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关系，虽然在当时其矛头主要针对苏联，但这种强大的军事存在也不能不令周边国家感到巨大的压力。由此可见，构筑一个和平友好的中日关系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这个国家核心利益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事实证明，中国发展同日本的和平友好关系的外交努力，达到了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争取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的目的，在这方面日本因素基本上起到了正面作用，其主要表现如下：

（一）《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之年（1978年），中日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下简称《和约》）。这意味着以法律形式确认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两国结束"不正常状态"（即"战争状态"）的宣示，正式开启了中日和平共处的新时代。

从当时国际关系的现实看，《和约》签订的另一个重大意义在于将日本争取到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阵线上来，形成了中、美、日联手对付"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威胁的统一战线。

1960年6月，中苏两党关系公开破裂，一个月后，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片面地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苏联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也使中苏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日趋紧张，最终于1969年3月在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发生了严重的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事件。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试图联合美国攻击位于中国西北部的导弹基地，摧毁中国有限的核设施；而美国为了冷战需要，不仅拒绝了苏联的要求，而且将情报通知给中国政府。

为了应对苏联大军压境的巨大压力，中国开始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从而使中苏关系由20世纪50年代的军事、政治同盟变为对抗，而中美关系则由对抗转为和解。

二战后，日本尽管亟须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但慑于美国的压力，在对华政策上唯美国马首是瞻，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美国为了推行反苏战略，开始改善同中国的关系。1971年，基辛格访华是秘密进行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也只是在几分钟前才通知日本。这一切使日本感到十分恼火，称美国搞"越顶外交".1972年7月，田中角荣首相上台后，于当年9月访问中国，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恢复了外交关系。

田中访华后，他就积极准备访苏，并于1973年10月成行。日苏之间存在北方四岛的领土争端，而田中却提出了"出口理论"，①「Gerald L.Curtis，ed.，Japan 's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Coping with Change ，New York：M.E.Share，Inc.，1993，p.281.」期待日苏经贸关系发展最终将解决日苏领土争端。田中此举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与日本毗邻的萨哈林地区北部发现了储藏量巨大的优质石油天然气田，日本对参与开发西伯利亚的油气资源（当时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天然气生产国，其将近九成的油气等资源分布在西伯利亚）表现出强烈的期待和热情。

田中内阁的对苏政策在其继任者三木武夫内阁时期（1974年12月至1976年12月）进一步发展成为对中、苏的"等距离外交".这不仅是为了发展日苏经贸关系，同时也是为了利用中苏矛盾"左右逢源".二战后，日本虽有美国的核保护伞，但慑于在地理上接近、在国土面积上位居世界第一（相当于日本的59.3倍）、在军事实力上堪与美国匹敌（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军事实力达到顶峰）的北方庞然大物苏联的威力，②「1959年，三木武夫议员访苏会见赫鲁晓夫时，赫鲁晓夫用手指戳着身旁的地球仪奚落日本客人说："我的一根食指就把日本列岛全给覆盖住了。"参见冯昭奎、刘世龙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日本不由产生一种"敬畏"心理，因而既在美苏争霸格局中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又不想在对苏战线上冒尖儿；面对中苏两国日本表面上是"不偏不倚"，实际上是"重苏轻华".

中日早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就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但两国开展缔约谈判时正处于三木武夫内阁推行对中、苏"等距离外交"的时期，在谈判中，对于中方坚持将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的"反霸"内容写入《和约》的主张，日方认为这个问题涉及日本与第三国（苏联）关系，会使日本陷入"敌视别国"的境地。与此同时，苏联不断对日本施压，指责中日缔约"直接把矛头指向苏联"，极力阻挠中日缔约谈判，致使"反霸条款"是否写入《和约》成为中日缔约谈判中久拖不决的悬案。③「最终写入《和约》的"反霸条款"（即《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第二条）称："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对于中国来说，是否将"反霸条款"写入《和约》关系到联合日本、美国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需要。在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看来，只有有效地抵御来自北方的威胁，中国才能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安心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并向西方国家开放。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并主持中央工作。在日本，福田赳夫首相（1976年12月至1978年12月）上台后，对恢复中日缔约谈判表现出积极的姿态。在两国领导人的推动下，加上美国卡特政府出于"联华制苏"战略也规劝日本尽快与中国缔约，中日两国终于在1978年8月缔结《和约》并写入了"反霸条款"，虽然由于日方强烈要求《和约》中也写入"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的立场"，但《和约》的签订意味着"日本的'等距离外交'显然从倾向于苏联转变为倾向于中国——当然是在得到美国首肯的前提下完成的".①「Gerald L.Curtis，ed.，Japan 's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Coping with Change，p.282.」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日苏关系趋于恶化，中、日、美形成对付苏联霸权主义威胁的共同战线。

（二）冷战后的日美同盟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失去了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战略纽带，日美同盟也失去了所要针对的主要对象。然而，美国推行全球战略的需要与日本借助美国走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企图令双方感到需要继续利用这种同盟关系，从而导致作为冷战产物的日美同盟不仅未被削弱，反而日益增强。

1996年，日美签署《联合宣言》。1997年，《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简称"新指针"）出台。这个"新指针"与1995年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东亚战略报告》紧密配合，旨在强化日美同盟在日本"周边地区"的作用，明确将台湾海峡的未来战事包括在其防卫范围之内。

对于国家间的同盟而言，存在共同的敌人或威胁是维系同盟关系必不可少的纽带。上述日美同盟的发展动向在实质上就是企图以中国"置换"苏联作为日美同盟所要针对的新的共同威胁。不断加强的日美同盟对中国的安全环境带来的主要影响是：（1）对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大业形成牵制，特别是对中国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行使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构成潜在威胁；（2）对中国实施海洋战略，维护通往中东、非洲地区产油国的海上运输线形成掣肘；（3）对中国开发东海天然气等资源、解决与日本的钓鱼岛领土争端构成潜在威胁等。

然而，由于中国在力阻"台独"分裂祖国的邪恶图谋的大前提下，尽最大的努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由于中国理解日本对其海上运输线即"生命线"的关切，②「据日本官方统计，日本每年进口货物达6亿～7亿吨，出口货物近亿吨，其海运量占世界海运总量的25%，换句话说，在全世界的海洋上航行的每四艘货轮中，就有一艘是为日本运货的。特别是从中东经马六甲海峡通往东亚地区的"海上运输线"更是日本从中东产油地区运输石油的生命线，一旦这条航线受阻，就等于割断了日本经济的命脉。即便日本没有遭到敌国的直接攻击，日本经济也可能遭到致命的打击。」也认识到维护从非洲、中东直至东亚地区漫长的海上运输线安全不是仅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就能做到的，因而主张中国通过国际合作解决这个问题；由于中国在东海及钓鱼岛问题上依照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今年也是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方针提出的30周年），通过长期努力与日方就"使东海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达成共识；由于中国采取了着眼于广大日本国民的对日外交方针，积极争取和支持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力量，通过改善两国关系使疯狂敌视中国的少数右翼好战分子煽动日中对抗的企图难以得逞；由于中国积极发展同美国的关系，努力防止美日军事同盟剑指中国的潜在威胁转化为现实威胁，也使日本右翼学者套用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Modekski）的"霸权周期理论"③「莫德尔斯基分析了15世纪以来世界大国地位变迁的历史，认为世界各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可划分为"领导者"、"支持者"、"挑战者"和"乘车者"四类。16世纪葡萄牙曾是西方世界的"领导者"，西班牙是向葡萄牙的"领导者"地位挑战的国家，而荷兰则是葡萄牙的"支持者".到了17世纪末，取代葡萄牙的领导地位的，不是作为"挑战者"的西班牙，而是作为葡萄牙的"支持者"的荷兰。其后的几百年相继出现了法国挑战"领导者"荷兰、德国挑战"领导者"英国的局面，结果取代荷兰、英国成为"领导者"的国家均不是"挑战者"国家，而是原来"领导者"国家的"支持者"、即英国和是美国。参见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Hampshireand London：Macmillan Press，1987，p.12.」，认为中国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在同美国的对抗中被大大削弱，从而使作为美国的"支持国"的日本得利的期待落空；也由于上述中国的外交努力得到了日本国内"鸽派"政治力量的响应，从而在一些关键时刻避免了两国关系走向对抗。其结果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间，除了2004年发生中日"春晓油气田"摩擦以外（日本右翼学者中西辉政借机叫嚣"新日中战争"已经开始）①，「中西輝政、石川好ほか：「中国特需か反日の巨人か」，「文芸春秋」，2004年12月号。」"日本因素"对中国维护周边地区和海域的和平稳定基本上起到了正面作用。

二、在对外经贸关系中的日本因素②「本节有关中日经贸关系的数据均引自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编：《海关统计年鉴》，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http：//www.custom.go.jp /toukei/info/index.htm.」

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新局面，而对外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中日有着各自的生产要素优势（中国在劳动力、土地等方面拥有优势；日本在技术、资金、管理等方面拥有优势），通过发展中日经贸合作，可促使两国的劳动、资本、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活力得以竞相迸发，促使两国创造社会财富的各种源泉得以充分涌流。显然，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本质在于"解放生产力".

其实，中日经贸关系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由于当时两国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因此两国经贸活动主要是以民间贸易或"半官半民"贸易的形式开展的。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失去了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引进技术设备的来源，致使已经与中国存在贸易关系的日本成为中国进口技术设备的最主要来源。1972年中日复交后，两国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使两国贸易在市场原理和政府推动的双重推力下得到了更大发展。自1966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近20年时间里，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例如，1985年，中国对日贸易额在中国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高达27.8%.

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尽管对日贸易继续发展，但由于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的贸易超过了对日贸易，致使对日贸易在中国整个外贸中的排名下降到第二位。进入90年代，随着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形成了贸易与直接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1993～2002年，日本再次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日本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时间长达18年。如果按国别计（即除去中国香港地区），日本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时间长达25年。

截至2007年年底，中日贸易额达到了2360.2亿美元，相当于1978年的两国贸易额（48.2亿美元）的48倍。目前，日本是仅次于欧盟、美国的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对日本来说，对华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由1990年的3.4%上升到2007年的17.7%，2007年，中国超越长期居日本第一大贸易对象的美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对象国。

从贸易结构看，20世纪70～80年代，中国主要向日本出口原油、煤炭等资源和农副产品等初级产品，以换取日本的机械设备、汽车、家电、钢材等。进入90年代后，工业产品出口占中国对日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2000年达到81.8%，其中纺织品和服装占31.5%、机械和仪器仪表占27.2%.

贸易和直接投资构成了中日经贸关系的两大支柱。日本企业早在1979年就开始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③「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60年代之后，日本对北美、欧洲和东南亚的投资不断增加。与日本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相比较，日本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加。日本制造业对华投资实际使用额从1990年的1.64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35.8亿美元。然而，在90年代后半期，由于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日本企业对中国吸引外资政策稳定性的不信任感、中国在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上存在的"瓶颈"以及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等原因，1996～1999年，日本对华投资连续4年大幅度减少。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基于对中国加入WTO 的预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从2000年开始回升，2005年达到65.3亿美元。截止到2007年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项目数为39688个，实际到位资金617.2亿美元。以实际使用外资累计金额计，日本居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首位。在中国投资的日资企业在中日贸易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例如，2001年，中国对日出口总额中大约60%的产品由日资企业制造，如包括委托加工，这一比例高达80%.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终结，现代生产力跨越国界的扩张势头愈发增强。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正是经济全球化潮流在中日间的具体体现，特别是在东亚地区，中日经贸关系已发展成为该地区日趋兴起的网络型经济和国际劳动分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以经济全球化视野放眼东亚大地，一幅世界性的工业密集地带的生动图画便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它既包括日本，也包括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还包括韩国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

当今，中日两国都在进行改革（其内容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中日经贸关系是两个"改革中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今后，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系于两国改革的进展：两国改革的滞后可能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两国改革的深化则可能对两国经贸关系起到促进作用，进而有利于两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是：第一，通过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并与之开展技术贸易，使日本成为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最大的生产技术提供国。第二，告别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亟须掌握有关市场经济的知识和经验，告别"农业中国"走向工业化的中国又亟须掌握有关工业化的知识、技术和经验。在这方面，日本等发达国家对华直接投资活动对于中国来说不啻为一种包括技术、管理、营销、人才培养等在内的"广义的"技术引进。第三，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展，加上在华日资企业的产品大量返销日本，又促进了中国价廉质优的工业品的对日出口，日本成为吸纳中国工业化成果的重要出口市场。

周恩来总理在1954年会见日本客人时曾说："假如永远是工业日本、农业中国，那关系是搞不好的？？只有中国工业化和日本工业化，才能和平共处，共存共荣。"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几十年来，中日经贸合作的巨大发展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的，是从"农业中国，工业日本"到"工业中国，工业日本"这个历史性转变过程的生动体现。

三、在借鉴外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中的日本因素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上至国家领导，下至企业部门，都非常重视学习和借鉴外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而在借鉴外国发展经验中，"日本因素"在相当长时期里占有突出地位。

战后几十年，日本坚持和平发展，其经济增长率长期高居西方发达国家之榜首，在20世纪60年代末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美国学者傅高义著书热情赞扬日本"名列第一".②「Ezra F.Vogel ，Japan as Number One：Lessons forAmerica ，Cam2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日本经济的迅速增长还带动了东亚"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经济增长，形成了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增长"雁行模式".与此相对照，经过十年"文革"（1966～1976年）的中国经济却濒临崩溃的边缘。

195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为344.5亿美元，日本为232.5亿美元，中国GDP 相当于日本的1.5倍。③「数据来源：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见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汇率见尚明主编：《新中国金融50年》，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0年版；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光盘2007年10月。」然而，到了1978年，中国的GDP 为1473.2亿美元，日本为9676.5亿美元，中国GDP 仅相当于日本的15%.同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GN I）为190美元，日本为7080美元，中国仅相当于日本的2.7%，还分别相当于香港的4.8%、新加坡的5.6%、韩国的15.4%.④「数据来源：The World Bank Annual Report1978.」

随着中国与日、欧、美及周边国家的接触和交流日益增多，使听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中国人深深感到，事实上人家已经把我们远远地甩在了后头。正是这种鲜明的对比，促使中国领导人更加坚定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决心。比如，早在1978年3～9月，邓小平就多次谈到要"如实地指明这种落后状况"，"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0、128页。」

1992年，邓小平又一次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可以说，战后日本经济增长奇迹对于刺激中国增强改革开放的紧迫感和危机感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8年10月，邓小平在访日期间曾说："听说日本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问的目的是：第一，交换批准书，对日本老朋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第二，寻找长生不老药。""也就是为寻求日本丰富的经验而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邓小平说："在科学技术和经营方面，我们需要很好地向发达国家、特别是向日本学习。"③「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7页。」在参观日产公司的汽车工厂时，邓小平了解到这里的劳动生产率比当时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高几十倍，他感叹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编著：《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页。」

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日经济界著名人士于1981年共同发起举办"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从宏观角度讨论中日两国经济中的长期性、综合性问题，相互交流知识和经验，至2007年，该交流会已举行了27届年会，成为学习日本发展经验的一个重要渠道。笔者作为日本经济的研究者，曾亲身体验了当时席卷全国的"学习日本"热潮。据笔者所见，"日本经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与战后的日本经济都具有从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共同特征。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虽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发展，却导入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是"遗留了"）不少"计划经济"因素，日本经济企划厅每两年或三年都要制定全国经济计划。尽管有的日本学者对这种宏观经济计划的作用提出质疑，但他们仍然承认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确实存在很强的计划性。例如，小宫隆太郎曾指出："日本政府广泛地介入各个经济部门、产业或地区。在产业和地区层次上存在着很强的计划性。产业领域的许多计划在将资源配置到特定产业和地区方面显得十分有效".⑤「Ryutaro Komiya，The Japanese Economy：Trade，Industry ，and Government ，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90，p.267.」

在经济发展中如何正确处理"市场因素"和"计划因素"的关系方面，"日本经验"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并非意味着完全否定"计划"和"计划性".尽管中国在总体上注意到了这一点，然而在一些时期，在一部分经济部门、产业或地区却出现了"无计划、无秩序"的发展倾向，比如，各地区一哄而上建设汽车、电视机、西服生产线或各种小矿井，形成了盲目、重复建设和对资源的无秩序乱开采局面。

第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与战后的日本经济都具有从对外封闭型经济向对外开放型经济转变的特征。过去由于发动侵略战争，日本经济断绝了对外联系，导致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一个逐步的对外开放过程，为了推行"贸易立国"战略，日本努力使其经济融入到二战后的世界自由贸易体制之中。

在经济发展中如何正确处理（对民族工业的）"保护政策"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方面，"日本经验"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例如，在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中国与日本的态度和立场不同，一方面，中国依据自身的具体国情采取了十分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另一方面，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发展也是利弊共存的，需要我们更加注意兴利除弊，比如，如何避免在技术上形成对外资的依赖、如何学习日本民间企业积极追求技术进步的经验，大力加强自主开发和创新能力，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第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与战后的日本经济具有"追赶型经济"的共同特征。日本作为一个东方国家，在百余年的、相对来说较短的历史时期内走完了从经济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追赶的过程，这种后进的"追赶国家"与东方国家的"出身"本身，就决定了日本经济具有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所不具有的特殊性。

日本学者儿玉文雄曾指出："被追赶上的国家以特殊论的说法对追赶上来的国家进行责难，而在许多场合，在特殊论的名义下遭到非难的东西，恰恰是追赶国家在无意中创造的、可能成为新时代世界雏形的制度革新。"①「児玉文雄：「？.？徏夹g の±？.」，京：中央公論社，1991年，第3頁。」美国学者通过深入研究，认为战后日本经济成功的秘诀在于日本在20世纪逐步构筑起来的、具有独特的组织力和计划性的经济系统。②「关于这个问题的代表作有：EzraF.Vogel，Japan as Number One：Lessons for Amerrica ，1979.」当今中国崛起之所以遭到西方国家媒体的责难，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因为中国作为"追赶国家"没有完全按照西方的"规矩"办事，显然，中国不能、也绝不会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采取掠夺殖民地甚至进行奴隶贸易等的原始积累方式谋求发展。

重视借鉴日本经验绝非是对日本具体的经济政策的照抄照搬，也绝非是忽视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多数情况下，中国的"借鉴"主要表现为参考别国发展的经验并从中受到启发。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日本经济的低迷，"学习日本经验"的声音在中国的媒体上逐渐减弱甚至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对美国经济持续繁荣的憧憬、对美国人的消费与生活方式的向往。

美国人的大房子和大车子取代日本人的小房子和小车子成为中国很多年轻人的追求。至于日本，自从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失败教训则对顺利发展的中国起到了"反面教员"的作用，它告诫人们：（1）不要因为在经济上取得一些成就而头脑发热、不自量力、浮夸冒进，做超越自己实际能力的事情；（2）不要掉进美国为了贪得无厌地谋求自身利益而给其他国家经济发展设下的陷阱或圈套；③「日本之所以能在战后几十年创造经济奇迹，而在20世纪90年代又"奇迹般"地"名落孙山"，这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美国因素"有关。正是美国在战后初期对日本的援助和"朝鲜战争特需"，帮助了日本经济复兴；美国向日本提供军事庇护，使日本得以长期将国防费用保持在国民生产总值（GNP ）的1%以下，倾全力发展经济；美国主导的战后世界贸易体制为日本推行"贸易立国"战略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战后日本经济成就固然主要是靠自身力量取得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是美国推行"打倒苏联"战略的副产品。然而，日本经济崛起又使美国日益感到不断增强的日本经济对自己形成了威胁。日本人因为经济成功而变得趾高气扬也刺激了美国，致使在反苏战略方面获得成功的美国又转过头来对付日本的经济威胁。1985年，美国在"广场协议"中，通过外汇政策打压日本经济。1993年，美国又将国际结算银行（BIS ）规制（利用自有资本比例必须超过8%的规定）强加于日本的银行，打乱了战后日本的银行将大部分资产运用于长期贷款的经营战略，扼杀了战后日本经济的一大强项。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长期低迷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美国"敲打日本"战略获得了成功，意味着日本又一次（在经济上）败在美国手里。参见増田俊男：「日本大x 活」，京：PHP研究所，2006年，第127頁。」（3）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克服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必须大力推进包括政治、行政以及经济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美国作为世界上头号经济大国，确实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但是，无论是在自然资源、国土条件、货币地位（美元兼为国家货币和国际货币）等方面，还是在人口数量及其年龄结构的合理性方面，中国显然无法与美国相比。有人认为，如果13亿多中国人都像美国人那样大手大脚地消费，"再有三个地球都不够".④「作为一种参考，值得介绍一个"生态足迹"和"地球公顷"的观念。所谓"生态足迹"是指为维持某一地区人口的现有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可生产土地和水域；"地球公顷"是指全球具有生产力的土地的面积。目前已有美国、日本、瑞士和英国等近20个国家利用"生态足迹"指标计算各类承载力问题。按当今全球人口66亿计算，人均"生态足迹"、即维持现有生活水平所需可生产土地和水域面积只有1.8公顷，而美国人的平均"生态足迹"高达9.6公顷，为人类平均拥有的"生态足迹"的5.3倍。换句话说，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费，再有四个地球也不够。参见The Washington Post ，May 3，2008.」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包括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扩大以及腐败现象蔓延等各种社会问题日趋尖锐化。据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计算，200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虽达到世界第5位，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却排在第85位，远远落后于日本的第11位。⑤「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脱美国化"的理性主张和呼声，⑥「丁刚：《脱美国化——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载《环球时报》，2004年9月13日。」认为"'脱美国化'是我们寻找中国现代化定位过程中的必然选择。"⑦「冯昭奎：《"资源小国"的压力与活力》，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的新技术革命"课题组：《日本的新技术革命》，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247～273页。」与美国相比，日本与中国都属于自然禀赋"先天不足"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日本的"先天不足"更甚于中国。由于资源贫乏、人口密度过高等原因，日本在亚洲率先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率先突破了资源、环境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制约，从而创造了经济持续发展的很多经验。可以说，中国当前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例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扩大、资源"瓶颈"和人口老龄化等），在日本发展过程中都曾出现过或依然存在。关注作为"过来人"的日本如何克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难题、它有些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这对中国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鉴于此，战后日本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重新加以审视和重视，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日本作为自然资源十分贫乏的国家，如何将"资源小国"的压力转化为开发智力资源和推动技术进步的活力和动力；①「冯昭奎：《"资源小国"的压力与活力》，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的新技术革命"课题组：《日本的新技术革命》，第247～273页。」如何在节能技术和经验方面达到了堪称世界"模范"的先进水平；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如何阻止了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形成了所谓"一亿人总中流"（绝大多数日本人都以中产阶级自诩）的社会和谐局面；②「近年来，日本的基尼系数呈现出上升趋势，日本社会的中产阶级出现了两极分化。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收入再分配调查"，经过税收调节和社会保障再分配之后，当前日本的基尼系数上升到0.322.而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在2000年就冲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参见http：//www.mhlw.go.jp /toukei/list/98-1.html.」为什么多数日本国民在消费方面能够长期"忍耐"，而不是过早趋于高消费等。

四、接受外国经济援助中的日本因素

为了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政府依据"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1979年接受日本的第一批日元贷款之后，又在1981～1983年先后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和比利时等国签订了双边发展合作总协定或议定书、与荷兰、挪威和新西兰签署了无偿援助的双边框架协议，与瑞典、芬兰和卢森堡等国建立不定期的发展合作关系。

此外，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也对中国提供了各种方式的援助。

日本是最早向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1982～1986年，中国成为接受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 ）最多的国家；1987～1988年，中国在接受日本ODA 方面仅次于印度尼西亚退居第二位。

1979～1984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下属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AC）的所有成员及国际组织对华经济援助总额中，日本对中国ODA金额占45%，居第一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占14%，居第二位；联合国各机构占12%，居第三位；联邦德国占9%，居第四位。1989年，在中国接受的所有外援中，来自日本的经援占到近70%.③「Quansheng Zhao，Japanese Policymaking，Westport：Praeger Publishers ，1993，p.163.」2000年，日本对华ODA 占各国政府对华ODA 总额的61.2%，仍超出了其他国家对华ODA 的总和。即使在2001～2003年日本对华ODA 逐年减少的情况下，日本提供的日元贷款仍相当于德、法、英三国对华贷款总和的2.8倍以上。

日本对华ODA 包括日元贷款、技术合作和无偿援助三个部分，其中日元贷款（即有偿资金援助）是对华ODA 的最主要方式，约占援助总额的90%.④「由于日元贷款和无偿援助均被列入日本政府的ODA 财政支出项下，所以日方有时也笼统地称日元贷款为"对华ODA"，致使很多日本人以为对华经援"花的是国民缴纳的税金"，而不了解其中90%以上是要由中国偿还的。」

1979～2006年，日本政府承诺向中国提供的日元贷款总计达3.2万亿日元（中方实际利用额近2.4万亿日元）。⑤「1979～2006年，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签署的ODA 协议金额累计32272.07亿日元，其中日元贷款协议金额为29504.89亿日元、无偿资金援助协议金额为1364.69亿日元、技术援助累计金额为1402.49亿日元、利民工程项目额为41亿日元。参见http：//www.mofa.go.jp /mofaj /gaiko/oda /data /chiiki /china.html.」

除日元贷款外，日本还向中国提供了"不限定采购国别贷款"（主要是能源贷款）等。截至2002年，通过由日本政府全额出资的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以日元贷款和"不限定采购国别贷款"两种形式向中国总共提供了约474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其规模超过了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的贷款（这两家银行向中国提供的贷款中也包含有日本提供的贷款）。

在2007年度（日本的财政年度始于当年4月终于次年3月），日本向中国提供了最后一笔日元贷款约460亿日元后，结束了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的历史，但作为日本对华ODA 的其他两个领域（对华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则将继续进行。总的来说，日本对华ODA 对中国改革开放起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第一，弥补了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所面临的资金短缺。

1978年，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经济建设急需外汇资金配套，钢铁、煤炭、石油、电站、铁路和港口等120个大项目等待上马，引进先进技术和大型成套设备需要66亿美元资金，而当时中国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一些合同难以落实，这就需要引进外资。1978年5月，邓小平表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要尽快争取时间。①「石华：《日本对华援助的来龙去脉》，载《环球时报》，2004年12月24日。」同年5～9月，日本经济界人士多次提出了中国可以运用日本政府的开发援助贷款。同年11月，邓小平访日时首次正式表示，中国可以接受日本的政府贷款。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来华访问时，正式宣布对中国实施援助开发贷款。随即，中日签订了第一份ODA贷款协议，中国接受日本政府500亿日元贷款（按当时汇率约合313亿元人民币、212亿美元）。如前所述，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仅为1167亿美元，这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接受的、最大数额的外国政府贷款，对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②「1979年5月，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会长木村一三访华时，对中国交通部负责人提到，日本政府有一种援外贷款，中国政府可争取利用。交通部随即将这个信息上报国务院，李先念副总理阅后批示：请谷牧同志抓一下。其后国家建委负责人拜访日本驻华经济参赞，得到的答复是：此贷款是为了帮助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8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贷款利率仅为0.75%～1.5%，贷款期限为30年，头10年只付利息不还款，还有10年宽限期。贷款主要用于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当时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远低于800美元，亟须建设基础设施，正好是日本政府贷款的援助对象。1979年9月，谷牧率团访问日本，将第一批日元贷款的四个项目最终确定下来。」

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里，来自日本的ODA 资金占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的40%.即使在90年代中期，日元贷款与中国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之比仍达到25%～27%.③「张季风：《从数字看中日经贸合作》，在中华日本学会2000年8月举办的"新世纪的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第二，促进了中国基础设施的建设，间接地推动了日本等发达国家对华贸易和直接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日本对华经济援助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宝山钢铁公司一号高炉、鞍山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的连轧设备；京秦铁路、南昆铁路、北京新首都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以及中国各地其他机场的新建或扩建、内陆地区高速公路网的建设、横跨长江的五座大桥（安徽铜陵大桥、重庆第二大桥、荆州长江公路大桥、黄石大桥、武汉长江第二大桥）的建设、北京等大城市部分地铁的建设，等等。④「其他例子还有：先后三次向中国重要的石油、煤炭开发项目提供了能源贷款，总额约162亿美元，这些项目包括30个油田（其产量约占中国石油年产量的20%）和18个大型煤矿，此外，还向"西煤东运"工程、陕京天然气管道、上海平湖石油天然气田、海南省天然气管道提供了融资；在信息技术方面，日本电气公司NEC 与上海华虹集团有限公司合资建设的中国国家战略性项目"909"工程、日方向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建设的覆盖23个部委局、38个省份及中心城市、200多个地区的超大型信息系统工程──中国经济信息网（SEIS ）提供融资用于采购高速交换机、局域网设备、服务器、工作站、计算机等设备。」截至2002年，在中国大约13000公里电气化铁路总长度中，有4600公里是利用日元贷款改造建成的，占总长度的3514%；在中国大约470个大型港口泊位中，有60个泊位是利用日元贷款建成的，占大型泊位总数的12.8%.⑤「http：//www.mofa.go.jp /mofaj /gaiko/oda /data /chiiki /china.html.」

第三，促进了日本对中国的技术转移，帮助中国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

在对华技术合作方面，截至2002年，日本对华派遣专家4875人，接纳中国研修生14210人。在对华无偿援助方面也包括有人才培训的内容。⑥「除人才培训外，中国接受日本的无偿援助项目涉及农业、林业、畜牧业、交通、能源、通讯、环保、工业技术改造、救灾、扶贫和体制改革研究等许多领域。」

第四，促进了中国的环境保护。

环境保护是日本对华ODA 的一个重要领域。

具体案例有：支持"中日环境示范城市构想"（重庆、贵阳和大连）、援建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大约1100万吨/日污水处理能力中，有400万吨/日处理能力是利用日元贷款建成的，占总处理能力的36.4%.⑦「李岩：《日本对华ODA 小议》，载《大众科技报》，2008年7月16日。」

日本对华ODA 并不是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直接补偿，但两者之间又并非完全没有联系。中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使经历了那场战争的有良知的日本人深为感动，认为日本经济发展了，应该对比日本落后很多的中国提供经济援助与合作。

日本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支持中国从一个不好打交道的计划经济国家转变为一个容易打交道的市场经济国家，对日本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中国成功地推进了改革开放，才使日本有了一个走向市场经济的、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经贸伙伴，才使日本在经过20世纪90年代长期经济低迷后，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中国因素（有日本学者称之为"中国特需"）实现了近年来的经济复苏。

能源问题是促使日本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一个重要动机。如前所述，20世纪70年代发生石油危机后，日本为减轻其对中东地区石油的"危险的依赖".①「Tetsuya Kataoka ，"Japan's Northern Threat，"Problems of Com2munism ，Vol.23，March -April 1984，p.14.」曾对与苏联共同开发西伯利亚资源抱有很大的期待，然而多年交涉未果，特别是苏联于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后，日苏关系迅速冷淡，导致日本将开拓中东地区以外的新能源供应地的期待从苏联转向中国，因为中国于1960年3月开发的大庆油田产量与日俱增，进入了世界特大型油田行列，也使中国进入了世界产油大国行列。与此同时，中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中国利用第一批日元贷款建设的四个项目，主要就是为了增强铁路运输和港口吞吐能力，以便向日本等国大量出口煤炭。

由上述情况可见，日本提供对华经济援助显然是"双赢"的事业，而且日本能够遇到中国这样在还贷方面十分注重信用、遵守承诺的国家，也算是一种幸运，因为并非所有接受日元贷款的国家都能够遵守还贷承诺。

五、结束语

总的来说，30年来，日本支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然而，当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变得日益强大起来的时候，日本却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陷入了经济停滞、政治动荡的局面，特别是日本人口日趋高龄化、"少子化"而相应的改革措施却停滞不前，致使7018%（2008年数字）②「内閣府大臣官房政府k 報室世論調編：「国民生活に関する世論調」，京：内閣府，「世論調報告」，2008年6月調.参见http：//www8.cao.go.jp /survey/index.html.」的日本国民陷入了出于各种原因的"烦恼和不安"的状态。中日经济社会发展的这种对照使得日本对中国的反应也变得复杂起来：有的对日本在亚洲不再"一枝独秀"、甚至在经济总量上不久将可能被中国超过而感到不舒服、不适应、不服气；有的主张应理性地从国家利益出发，利用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来避免日本经济走向衰退，促使两国关系进入"双赢"局面；有的鼓吹走向强大的中国必然成为对日本的所谓"威胁"，因此，即使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民族自立和尊严，也要继续依附于、从属于美国，继续容忍自己的一部分国土充当美军基地，为此即便对美国有气也要往中国身上撒；有的（主要是媒体）热心于寻找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挑中国的毛病，并非是为了"实事求是地给中国提意见"，而是极尽夸大、渲染、以偏概全之能事，以此作为自我安慰（"相比之下，日本还行"）和民族优越感的心理支撑材料；更有甚者，有的右翼则想方设法通过激化日中两国的矛盾，企图掀起两国民众对立情绪相互刺激、日益升级的恶性循环，企图破坏中国改革开放所必需的国内外的安定环境，干扰和阻遏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总之，曾经在一段时间里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日本，而今却面临着如何对待通过改革开放而实现了"和平发展"的中国的新课题。

当我们在讨论"日本因素"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所起作用的同时，也须看到对于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中国因素"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今后的中日关系将取决于对中国而言的"日本因素"与对日本而言的"中国因素"的交互作用。而只有当两国领导层和两国人民真正认识中日两国根本利益（可持续的发展）和价值观（东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共同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才可能形成坚实的基础。

[收稿日期：2007-07-09]

[修回日期：2008-09-20]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