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放慢脚步，少数国外学者将日本“失去的十年”与中国经济联系起来，他们猜测，中国将出现一个日本式的经济低迷期。
所谓“失去的十年”，是指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日本经历了长达10年的经济低迷期，年均经济增速仅为1.75%，失业率一度达到4.75%。与日本经济辉煌时引起世界瞩目一样，10年的经济低迷同样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基于中日经济中的不少相似之处——如日本经济开始低迷的1990年，正是日本“人口红利”完结的开始；日本曾连续12年增长率高达两位数，并经历了30余年较快增长；日本经济“硬着陆”前房地产泡沫严重，等等。上述迹象在中国经济中也或多或少有所显现，这些相似性让一些人开始担心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趋势。
该如何看待这种担心？我们又可以从日本“失去的十年”中得到哪些启示？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冯昭奎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权衡研究员。
■今日中国经济与昔日日本经济存在根本差别，日本曾经发生的问题，不一定会在我国发生
■一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支撑因素，是增长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非增长率
■“向外看”会赋予我们更宽阔的视域，但研究中国问题必先立足中国，从中国实际出发
日本经济“失去十年”，根源在于缺乏内生动力
本报记者李小佳（以下简称记者）：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有国外经济学家猜测，中国会像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那样面临“失去的十年”。何谓“失去的十年”？日本为何会出现长达10年的经济低迷期？
冯昭奎：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出现持续低迷，在接下来的10年间，年均增长率不足2%。具体来看，1992年、1993年、1994年日本经济连续3年接近“零增长”，增长率仅为0.4%、0.5%、0.7%，1998年和2001年则出现负增长，分别为-0.7%和－1.1%。日本从曾经的“西方经济的优等生”，一下子倒退为“西方经济的劣等生”，这段经济低迷期被称为“失去的十年”。
权衡：出现“失去的十年”有两个直接原因。一是日元升值，这直接导致了日本出口萎缩、热钱流入，冲击了日本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正基于此，很多人面对中国人民币升值问题时，始终忧心忡忡，担心出现日本的问题。二是房地产泡沫破裂，这直接让日本经济从高峰跌入低谷。
但是，为什么很多国家虽然货币升值，却没有出现日本式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也存在房地产泡沫，却没有导致长期的经济低迷？出现“失去的十年”还有其深层原因：一是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因素。日本属于岛国经济，其制造业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和生产资料从国外进口，生产出口。这种模式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经济趋紧以后，便难以为继了。二是东亚发展模式的因素。日本、韩国、新加坡乃至中国等很多亚洲国家，都或多或少地采用政府主导型的高速增长方式，这种模式被称为东亚模式。它有很多优势，但也容易造成一个问题，即在微观层面上企业的竞争力不强。在国内，企业可以靠政府各种政策扶持保持竞争优势，但在国际竞争中，企业竞争力不足的问题很容易暴露。长期来看，这两者破坏了日本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尤其是创新驱动力，当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导致经济问题的爆发。这样，日本经济势必需要一个较长时期来寻求修复。
中日经济有相似，可以借鉴但勿简单套用
记者：有学者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路径与日本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比较接近或相似。此外，这些追赶经济体都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增速明显下降。当前，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增速将放缓的问题，其中虽有我们主动调控的因素，但人们依然存在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担心。国际上，也有一些质疑乃至“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请问，中国经济会“失去十年”吗？该怎样看待对中国经济的不同声音？
权衡：我认为不会。未来10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可能会从两位数下降到7%或8%，但这与日本上世纪90年代所经历的10年间年均增长率不到2%，还有很大不同。硬将两者画上等号太过牵强。
二战以后，日本、韩国等追赶经济体都采取了一些相似的经济增长途径，如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等，中国某种程度上也走了相近的路径，这是很正常的。此外，中日经济也分享了一些共同的特征，如劳动报酬偏低、经济增长依赖投入驱动而并非创新驱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等等。
但要看到今日中国经济与昔日日本经济之间的根本差别。这体现在，首先，中日经济的体量不同。中国人口多、国土面积大，中国存在较大的国内需求市场。就增长而言，尽管一些东部沿海城市可能会放慢脚步，但是中西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仍在快速进行，发展空间很大。此外，即使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但劳动力绝对数量仍然庞大。其次，两国的发展阶段不同。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增长较快，但仍是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中国仍能够享有后发优势，即可以通过学习、模仿、技术引进等在发展中少走弯路。而当时日本已步入发达经济行列。此外，当前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一些日本不曾遇到的困难。诸如，存在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以及随着城市化程度加深出现的新二元结构问题；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够平衡，医疗、卫生、教育领域发展比较滞后；传统产业升级换代慢、新兴产业发展缺乏有效动力，等等。
正因为中日经济有相似之处，研究日本经济才更有借鉴价值，但不能就此认为中国经济会出现“日本式的低迷”。要看到两国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面临的问题也不同。这些不同,决定了日本曾经发生的问题不一定会在我国发生。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会放缓，进入一个调结构的阶段。要看到这个过程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但绝没必要认为这会导致“失去十年”。如果一定要讲未来中国经济将有怎样的十年，我觉得，应是“调整的十年”，也就是说，要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放在重要地位。
冯昭奎：当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后，当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时，人们自然会关心中国的未来会怎样。此时，我们也更应学会正确看待和辨析各种国际声音，正确地开展国际比较。
研究国外经济，有助于从他国经历中获得启示、汲取经验，避免出现其他国家遭遇的问题，但绝不能简单套用，更不必妄自菲薄、失去信心。如北欧高福利模式、拉美化陷阱等都曾在我国引起热烈讨论，讨论后人们更加清晰地发现国外模式在我国不适用，很多国际问题也不一定会在我国发生。与日本经济的比较也应如此。“向外看”会赋予我们更宽阔的视域，但研究中国问题必须首先立足中国、从中国实际出发，这样才能做出理性判断。
不必只盯着增速，而要着力促进现代化
记者：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之所以受人关注，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确实是值得琢磨的经济现象。为何一国经济会在短时间内迅速下滑，并且消沉长达十年之久？一国经济增长究竟靠什么？在中国经济“稳增长、调结构”的进程中，可从日本经济中获得哪些启示？
冯昭奎：可以获得几个启示：一是经济增长要坚持“两点论”，高度重视内需的开发。在探寻日本经济“十年萧条”的原因时，很多人有一个误解，即认为主要原因是供给的制约，如年轻劳动力的不足，而忽视了需求的制约，如内需的不足。一个例证，就是这10年间，在信息技术投资的带动下，设备投资曾有明显起色，但日本经济仍没有全面复苏，其原因就在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高达约60%的个人消费不振。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也需坚持“两点论”，即不仅要看“供给”，也要看“需求”，既要看到人口老龄化等带来的负面影响，未雨绸缪，更要看到开发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想办法拉动内需。
二是防止泡沫过度膨胀，同时审慎使用经济政策。1987年2月，日本官方利率从5%下调到2.5%。低利率导致大量游资涌向股市，土地、股票的资产增值迅速上升，其总值达到与国民生产总值匹敌的规模。面对经济过热、泡沫膨胀，日本却没有调整经济政策。后来为挤压泡沫，日本又迅速升息扭转货币政策方向，导致经济“硬着陆”。当时日本经济政策的误用，既有“国际协调”的因素，也有对国内经济错误判断的因素。对此，我国也要引以为戒，尤其要在“国际协调”和本国经济利益间取得平衡。
三是重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快现代化进程。这10年间，日本虽然经济不景气，但现代化发展水平没有大幅倒退，生活福利没有下降，至今日本现代化水平仍然获得国际社会的较高评价。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综合现代化水平在世界排名中占第78位，而日本则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日本的基尼系数也小于中国。这些显示出中国在现代化水平上与日本还有很大差距。日本的经历告诉我们，不必只盯着GDP和增长速度，也要着力促进现代化发展，高度现代化所带来的碧水蓝天、高效的城市管理等，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样至关重要。
权衡：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并未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这使日本经济“赶超模式”结束后，没有及时培育自主开拓发展的能力与机制，错失把充裕资本与技术创新、产业创新相结合的良机。而这最终酿成了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这告诉我们，一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支撑因素，是增长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并非增长率。中国经济必须抓住转方式、调结构的最佳时机，依靠技术进步率的提升，依靠知识创新，依靠教育投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以及市场化改革等，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虽然这有可能会导致增长率下降，但却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它会使我们的经济增长效率获得提高，使经济发展更有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