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调查显示，“53%的中国受访者和29%的日本受访者预计中国和日本会在2020年以前爆发战争”。对此，中国原驻日大使徐敦信及本文作者作出了自己的分析。
2014年8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召开了题为“日本战略走向与中日关系定位”国际学术研讨会，外交部原副部长、原驻日大使徐敦信在发言中提出：“‘中日必有一战’这种观点是短视的，也是背离时代潮流的。历史经验教训反复证明，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均不能走对立、对抗道路，更不能重演兵戎相见的历史悲剧。”然而最新调查显示，“53%的中国受访者和29%的日本受访者预计中国和日本会在2020年以前爆发战争”，在这一背景下，徐大使的说法引起了相当激烈的反应也就不奇怪了。这里引述三则：
其一是某家媒体很快就发表题为 《军人不讲打仗讲什么》的文章作出反应：“近来，在网络平台或一些研讨会上，总有个别学者发表这样的观点：‘中国动不动就煽起整个民族情绪，把武力解决看得很轻易’，‘军人对外交发言权太大’，‘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要用博弈、文明手段来解决’等，这是对当前国家关系和国家安全形势的误读、误判，是对公众舆论的误导。”“从一些学者的观点来看，他们认为军队讲打仗多了，应该多讲文明，最好别提‘战争’这个词。但从我军使命任务来讲，军队、军人若不讲战备、战争，不时刻绷紧战争之弦，国家安全就没有底线和起码的保障，120年前甲午战争的惨败就会重演。”
其二，一篇传播甚广的网文也对徐敦信的上述说法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日本整体向右是国家的意志，也是军国主义的传承。看不清这一点，不能认清这一现实，将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徐敦信的整个发言有麻痹国民，误导国家战略决策，为安倍经济学拉皮条之嫌。”
其三是有学者提出“为争夺海洋，未来全球有可能再度发生世界大战”，“在第三次世界性战争时代里，如何发展军力维护国家利益，是我军发展的重要课题”。显然，“发展军力维护国家利益”当然是理直气壮的事情，不过，这里提出一个崭新的时代定义：“第三次世界性战争时代”，可否看作是对人们常说的“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重大挑战?
对以上争论，笔者的看法是，所谓“中日必有一战”，存在着“主语颠倒”的问题，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日中必有一战”。比如， 77年前发生的七七事变，拉开了中华民族八年抗战序幕，正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推行“日中必有一战”政策的结果。现在，围绕中日钓鱼岛争端，也是日本右翼分子在鼓吹“日中必有一战”。2012年11月，日本共同社客座论说委员冈田充推出新著《尖阁诸岛(钓鱼岛)诸问题——领土民族主义的魔力》，向读者揭示了日本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所谓“买岛”的真正意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本次钓鱼岛之争，是石原慎太郎为“敌对型民族主义”寻找舞台的一个阴谋，其政治目的是最终推翻美国和联合国在东京审判后建立的战后秩序，推翻和平宪法。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若直接把矛头指向美国，那是“飞蛾扑火”，因此他设计了十分巧妙的步骤：首先以日美安保条约指定的所谓“日美协防地区”钓鱼岛来挑战中国，中国肯定会积极回应挑战，日本就可以用“国难”为借口实现修改宪法和再武装;接着，钓鱼岛战事若继续发展，美国必定会卷进来，从而引发中美战争，中美必然会两败俱伤，日本就可以浴火重生，借机摆脱美国，重振“大日本帝国”。据日本媒体报道，石原慎太郎直至2014年夏天还在鼓吹日本要跟中国打仗。由此可见，当今如果中日之间发生战争，必然是日本右翼分子推行“日中必有一战”的结果。
显然，我们对于石原之流的罪恶图谋必须有所防备，然而，如果我们主动提出战争并付诸行动，岂不是上了他的当。也许，有些人会说，我们可以向美国揭穿日本要“修改宪法和再武装”，也就是要颠覆战后格局的罪恶图谋，劝阻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不要“选边站”，不要介入进来。但是，这种想法会不会是一厢情愿?美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要重新武装日本，“反对美国扶植和武装日本”在战后很长时期曾是《人民日报》批评美国的重要口号，也是当时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政治游行的重要口号;早在21世纪初，美国一个超党派的“知日派”集团向即将当选的新总统提出一个题为《面向成熟的美日关系》的“建议书”(INSS Special Report)，主张“承认日本的集体自卫权”和“美国参与对包括尖阁列岛(钓鱼岛)在内的日本领土的防卫”;如今日本是美国在海外的最大军事基地，美军和日本自卫队的一部分已经“融为一体”，实现了“情报共享”和制定“共同作战计划”;虽然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拥有宣战权，但实际进行战争的权力却归于作为“武装力量总司令”的总统、军队权力被总统和一些“野心家”所控制，等等。如果考虑上述几点，难道我们能不认为所谓“美国不介入中日武力冲突”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命题”吗?
安倍首相2014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以“要注意一战教训”的论调提醒中国，其实一战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德国担心法国和俄国力量的上升会超过德国，所以要先下手为强，去打一场“预防性战争”。如今，这种国力对比的变化正发生在中日之间，即日本担心中国总体力量上升会超过日本，那么，日本会不会也像当年的德国那样，“要先下手为强，打一场预防性战争”呢?且看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显然是为确保美国会介入中日冲突;解禁武器出口更是一个狠招，企图加紧日美、日欧、日澳的军事技术共同研发以增强对中国武器装备水平的优势，甚至通过向中国周边国家出口先进武器装备以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总之，安倍的所作所为就是拉上美国等盟国，为打一场“预防性战争”做准备。
最近，日本军方对中日军力对比的分析，正反映出他们对“中国力量的上升”将会超过日本的担心，这里引用他们的分析要点：
第一，现在战争会按照“确保空中优势→确保海上优势→地面压制敌军”的顺序展开。这意味着一旦“尖阁有事”，最先与中国军队交手的是航空自卫队，因此，首先需要对日中两国的空中力量进行对比。
第二，从参加作战的军机整体综合力看，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对中国空军)占优势，在中国尚未能确保空中优势的情况下，即使其海军靠近尖阁，将成为航空自卫队的F2支援战斗机和在海中待机的海上自卫队潜艇的打击目标。考虑到自卫队发表其保有的武器装备性能之际，往往倾向于“低调”(调低)，因此，以当今自卫队的战力完全有可能“保卫尖阁”。
第三，近年来中国通过从俄罗斯进口和自主开发，大量配备当今世界主流的“第四代” “第4.5代”战斗机，其数量达670架，大大超过日本航空自卫队的260架，一部分中国战斗机的性能甚至已超过航空自卫队配备的200架主力战斗机F15，而且，中国正在加紧开发日本尚未拥有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J20，美国国防部预测中国将在2018年以后实战配备第五代机，日本也将在2018年以后实战配备第五代机F35隐形机。这意味着2018年是日中空中力量趋于接近甚至发生 “逆转”(中国空军力量超日)的转折点。
第四，从国防预算看，2013年度日本的防卫预算时隔11年转为正增长，比上年增加0.8%，2014年度又比上年增长2.8%，达到4.8848万亿日元(增加的理由是加强岛屿防卫和导入水陆两用战车)，与之相比，中国的国防费连续4年两位数增长，2014年的国防费比2008年翻了一番，比上年增长12.2%，达8082亿元(相当于13.3万亿日元)，从统计数字看中国国防费为日本的三倍。又据美国国防部分析，如果包括从国外进口武器等“非公布费用”，中国实际军费为日本的5倍。因此，日本自卫队战力(武器装备)的“质”再高，也无法抵抗中国军战力的“量”，这个“分水岭”迟早会到来;随着时间推移，中国整体军力必将取得对日优势，“中国军队会产生对不断发展的新型武器装备‘跃跃欲试’的冲动”。
第五，日本或许可以采取大幅增加战机的选项，但是，目前日本政府债务高达1000万亿日元，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最高，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多，从而使增加军费受到很大限制。不过，也有军事专家认为，日本没有必要保持与中国同等的军力，在现代空战中只要使对方失去1/3的战力，对方就无法继续作战，日本应该以让中国觉得“日本是很不好对付的”作为战略目标。
第六，对中国军队来说，围绕日本所谓“尖阁之战”的最佳预案就是“美软俄援”，即中国一方面从美国方面拿到“不介入”承诺，另一方面又从俄罗斯方面得到武器装备方面的支持(例如日方十分关注2014年2月中俄首脑会谈后，俄罗斯第一次认可向中国出口“S-400”地对空导弹系统)，最后通过中方在日中战力对比变化过程中取得优势，以确保中方的胜利。
第七，日本认为美国国内存在着“亲日派”和 “亲中派”。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有利于深化同美军的合作，使美国在“尖阁有事”(指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发生冲突)之际没法装作“视而不见”。与此同时，中国在南海方面的强硬姿态，有利于日本将菲律宾、越南等拉到自己一边来。有鉴于此，日本应该对“尖阁有事”不仅要做好军事方面的准备，而且要加强包括外交努力在内的各方面的应对措施。
日方的上述分析，典型地反映了日本对“中国力量上升”将会超过日本，以及美国可能对中日冲突“不介入”的担心。
总而言之，我们一方面需要对日本好战的右翼势力保持高度警惕，另一方面要客观地看到大多数日本人民是反对战争的。日本国内最新民调显示，被问及如果日本在周边海域等被卷入偶发性的战斗，认为“即时还击”的人只有13%，“坚持防御和绝不动武”的人占76%;如果日本被其他国家侵略，日本决定打仗时，认为“自己参战”占6%，“参加物资的运输或受伤者的看护等后援活动”占35%，“全交由政府与自卫队处理”占49%，选择参战的人数从十多年前的10%左右降到6%，说明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厌恶态度不断增加。
“打一大仗，一是日本没有这个能力，二是中国并不准备这样做。中国需要和平发展的环境，要维护中国发展机遇期，而日本人民的反战深入人心，几乎成为国规”，正如国际问题专家张蕴岭所言，“从目前来看，中日关系完全破裂，变成两个敌对国家，发生大规模战争，几无可能。”有鉴于此，当前我们迫切应该做的，就是坚持“两分法”，加紧“里应外合”，争取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力量同日本右翼的战争政策进行斗争。归根到底，正如刘源将军所指出的“善战者不言战”，现在打仗是上美国、日本的当，要防止日本用战争再次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日本研究所原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