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大国崛起大多有一个前提，即把在世界范围的资源、环境当作自己崛起的支柱，今天中国已不再具备重走西方老路的条件

·我们不能因为需要把目光投向海洋，而忽略了更有效地保护和利用自己国土上的资源

历史上大国崛起靠走向海洋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要发展，要崛起，往往需要远远超出本国可能提供的大量资源。在欧洲，历史上多数崛起的国家是中小国家，它们依靠的不是本国的幅员和资源，而是以技术进步和海军实力为后盾，驰骋海洋，控制海权，以此来获取本国崛起需要的资源。

美国地缘政治学家马汉总结上述历史经验，提出大国崛起的关键是制海权。“海权包括凭借海洋或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其中的潜台词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的舰队能够在茫茫大海上航行就可以了，控制重要航道、获得海外资源才是崛起大国的真正目的。在二战结束以后，世界殖民体系日趋瓦解。美国通过一系列战争、商业和其他手段，发展成为超级大国、夺取世界霸权。如今，美国靠着举世无双的12支重型航空母舰编队和星罗棋布的军事基地，控制着全球海洋的全部16条战略航道。至今，美国仍然信奉着“谁控制了海权，谁就控制了世界”的信条。而控制世界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控制资源。

不久前，日本国土交通省提出报告认为，为了支持日本对能源及粮食、木材等资源的消费，日本需要2.8亿公顷的土地，考虑到今后20年日本的消费水平再增加两成，届时日本将需要相当于其国土8.5倍的面积的土地来支持日本对资源的消费。其中，东京都对资源的消费需要相当于东京都197倍的面积的土地，远远高于伦敦的125倍。为了保证海外资源的供应渠道，战后的日本走了一条“霸权依附”的崛起之路，在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庇护下，确保海外资源的不间断的供应。

中国不会武力掠夺资源

中国崛起与历史上大国崛起的最大不同是，历史上大国崛起大多有一个前提，即把在世界范围的资源、环境当作自己崛起的支柱，因此感觉不到资源、环境是“有限”的。而当今中国的崛起却面临着全人类日益感受到的资源、环境的“有限性”压力，今天中国已不再具备重走西方老路的条件。

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是用200多年的时间完成的,而且在高速工业化时期，所有推进工业化的国家的人口总共只有几千万。相比之下，中国的人口超过历史上曾经崛起过的大国的人口的总和，中国的崛起是占世界总人口20%以上的“超级人口大国”的崛起，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的经济崛起必将面临资源和环境的极大制约。

随着中国走向崛起，中国向海外寻求市场获取资源、维护中国在海外的经济权益的需求与日俱增。然而，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通过和平的方式获取海外资源和开拓海外市场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题中应有之意。与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决不会依靠武力去霸占殖民地，依靠战争手段去攫取他国的资源，而只能通过平等互利的贸易交往获取海外资源，开拓海外市场，争取实现和谐世界。正如有的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已经汲取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和德国的崛起悲剧的历史经验，不走它们血腥的、不成功的、挑战既有强权的老路，而是坚定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从外部环境看，从1990到2004年间，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一直保持在26%―29%左右；以2004年为例，美国的军事开支为4553亿美元，相当于世界所有国家军事开支的总和，美国还对其驻扎在全世界27个国家的军事基地进行大规模调整，以增强其动态的作战能力。美国以首屈一指的军事科技实力，加上拥有首屈一指的民用科技实力的日本给予的配合，美国的经济优势和军事优势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质量上。美国还拥有他国无可比拟的强大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力。尽管近年来布什政权的单边主义遭到不小的挫折，美国仍然能够拉拢许多国家来支持其全球战略目标。在这样的“一超多强”的格局下，美国得以掌握当今海洋竞争的绝对优势。中国无意、也没有这个能力去挑战美国的海洋霸权。

中国崛起离不开大陆

这些内外环境决定了，中国不仅要重视到海外寻求资源，更应该设法合理利用、开发国内资源。对于中国来说，在今后，土地而不是海洋，仍然是财富的主要源泉，仍然是中国人民赖以生存的最主要空间和谋求发展的最主要场所。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固然需要努力增强海上力量，捍卫我们的海洋权益，但不能因为需要把目光投向海洋，而忽略了更有效地保护和利用自己国土上的资源。

当我们过多地将精力集中于对大国崛起规律的“大而空”的讨论时，中国已经陷入了“前门防狼，后门进虎”的困境中。比如，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一条西起塔里木盆地，东至松嫩平原西部，东西长4500公里，南北宽600公里的沙漠带。这些土地的总面积为17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7.85%。其中62.4%是在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形成的，而且沙漠化呈现不断加速的局面。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每年有2460平方公里土地被沙漠化，相当于每年丧失一个中等县面积土地的生产力，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大部分地区面临着被沙漠化的危险。沙漠化、荒地化的扩大，同样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意义上的“国土的丧失”。

在资源问题与环境问题中，更突出的是环境问题，因为资源可以进口，而环境无法“进口”。日趋尖锐的环境问题成为中国崛起必须克服的障碍。如果我们解决不好环境问题，我们或许可能在诸多国家的“崛起”竞赛中落伍。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发展”也好，“崛起”也好，“做大国”也好，归根到底是为了以人为本，使13亿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然而，当今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发展到危及广大人民的健康生存的地步。当今在全世界受污染最为严重的20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境内，四亿城市人口每天呼吸被污染的空气。全国六大水系已经全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三亿农村人口难以获得清洁的饮用水。

在看待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时，我们应该学会如何正确总结历史规律。靠海外扩张获得资源的崛起模式已经为时代淘汰。相反，我们更应该看到，一个国家的崛起在实质上是该国强盛的内部力量的外延。可以说，崛起的根本原因在国内。如果说荷兰的现代商品经济和民主宪政制度，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法国的文化启蒙与民主法制，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西文化结合奠定了这些国家崛起的基础，如何找到一种新的模式，从而突破崛起中出现的资源与环境的瓶颈，则是中国崛起中面临的最大考验。（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