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来，胡适和周作人均雄踞文坛，各具影响。二人协力从事思想启蒙和新文学创作，由此缔结情谊，交往数十年之久。在社会政治及学术文化诸方面，他们既曾契默合作，亦尝公开辩难；而私交则由浅渐深，以至相互敞露心扉，坦诚劝勉，却又始终难以成为至友。周作人不曾达到丁文江、徐志摩等欧美派人士与胡适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胡适亦难望像钱玄同、刘半农那样与周作人保持情趣上的高度契合。但胡、周之间又确乎存有那麽一种“文士情缘”。这种淡而有味的君子之交，在近世文坛上颇堪关注。

胡适和周作人的交往始自1917年。年初，在家乡绍兴教书的周作人，从其兄鲁迅寄来的《新青年》杂志上读到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等文，对其中“今日当以白话文为正宗”的主张大为赞许。4月间，周到北京大学任职，在文科学长陈独秀处得知留美青年胡适的若干详情。9月，胡适应聘进北大，在一偶然场合，与周作人初遇，其时周三十三岁，胡二十六岁。此后，二人同为文科教授，不时相遇于马神庙的教员休息室——“卯字号”，又在12月共同参加小说研究组活动，其接触机会可谓不少。然他们之间首次较为深入的交谈，却是在翌年3月15日。是日下午，周作人在小说组听胡适作《论短篇小说》的讲演后，“与适之谈，七时返寓”。直至1918年底，周除了礼节性地将早年的译作《域外小说集》托人转赠给胡，并将几篇译稿和《随感录》交胡编入《新青年》之外，二人的交往还相当有限。

与胡适、周作人这种平淡关系适成对照的，是周与刘半农迅速建立的友谊。胡、刘几乎同时进北大，又几乎同时与周相识，他们是参加小说组活动仅有的三位教师。周、刘相识之后过从甚密，即令周暑期返里，二人仍书信频频，以后又结为通家之好。由这种相见恨晚的交谊反观胡、周，即可发现，二人在性格气质、教育背景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这使得他们在交往之初总是有意无意地保持着某种距离。

不过，新文化运动步入高潮后，新旧对立，胡、周二人共处同一营垒，几个回合下来，彼此相知渐深，继而相善。胡适倡行白话文，较为偏於文字形式的变革，而对文学内容的革新则阐发不足。周作人于1918年12月发表《人的文学》一文，主张一切文学都应以人道主义为本。胡适盛赞该文是“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十余年后，胡编选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特将周文收入，认定其确立新文学中心观念的理论意义。其实，崇尚人道价值，胡并非逊于周，朱自清即尝言：周启明氏提倡人道主义文学，而胡适之的许多作品“也正是这种思想，不过未加提倡罢了”。故而，“五四”前夕在有关妇女、儿童问题的讨论中，胡、周就“贞操问题”“老子与儿子”等敏感话题迭发新论，一时惊世骇俗。与此同时，胡适热衷“诗体解放”，尝试着创作白话新诗，虽应者寥寥，却笃志独行。周作人对此大为感佩，尽管自知非诗人者流，竟也陆续发表数十首新诗，投身胡记“实验”之中。而胡对周的长诗《小河》尤为激赏，赞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破例将其刊于《新青年》1919年二月号卷首。

如果说，胡、周在文化建设上颇多一致，那么当涉及社会改造时，二人则显露歧异。“五四”时期，周作人醉心于“新村”运动，连续撰文介绍日本的新村，并专程赴日参观，回国后即拟成立“新村北京支部”。此举深得一些北大同人及青年学生的积极响应，而胡适却持反对态度。他在天津等地所作演说中，公开批评新村运动是避世的“独善的个人主义”，无异于古代的山林隐逸。为此，周在《晨报副刊》撰文，向胡博士详解新村宗旨，而胡随即发表专文，提出深层质疑。二人论辩的核心，是改造社会与改造个人，何者为先。周主张，改造社会应首先改造个人；胡强调，个人与社会断难分离，改造个人必先改造左右个人的种种社会势力。在此问题上，二人各执己见，均难说服对方。其后，周组建新村支部，历经三、四年，直至断定“这种生活在满足自己的趣味之外恐怕没有多大觉世的效力”后，方放弃这一理想。值得注意的是，胡、周在改造社会与个人问题上的分歧，颇为本质地显现出各自的处世取向，这未尝不是二人日后一积极人世，一孤坐“苦雨斋”的内在缘由。

在“五四”精英中，胡适以少年新进，素来锋头健、优越感强，对非欧美派同人时常讥之以“浅”，但他不曾轻慢周作人。周的国学根柢不在胡下，其西学素养二人亦大抵相当，而在古希腊和日本文化方面胡更自叹不如。在胡看来，周乃数以万计留日学生中之佼佼者。当然，周对胡常领风气之先的地位亦基本认同。故自1919年始，胡、周之间过从频繁，私交日深。胡多次邀周共议《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编辑事项，并于之在东兴楼等处数度宴饮聚谈。周亦曾兴致勃勃与兄鲁迅观赏胡创作的新剧《终身大事》。胡将自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赠送给周，周则回赠自编《欧洲文学史》和译集《点滴》。二人共同参与“新潮社”活动，与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骨干来往频繁；二人亦热心赞助工读互助团，为其募款，推动该事业的开展。同时，他们都是国语统一会成员，曾与朱希祖等联名向教育部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胡参与其中的“世界丛书社”，特请周代审日文译稿，胡还建议周将《点滴》以后的译作结集交该社印行。这期间，周不时造访钟鼓寺胡寓，胡亦数度光顾八道湾周宅。与周氏兄弟的几次长谈，使胡适深感：周家昆仲的天分都很高，尤以周作人“能赏识日本的真正文化”。当他从《诗》杂志上读到周译日本俗歌四十首，竟爱不释手，连录其中六首于日记之中。胡曾为上海爱国女校编选四年制中学国文教材，其第一年为：周作人《域外小说集》、《林琴南译小说 》等。

1921年夏，胡适到商务印书馆谋划改革方案，同时，他还办妥周作入托付的私事：介绍其弟周建人进商务任职。同年，燕京大学欲聘一位深通中外文学的学者任中文系主任，授予全权推行教学改革，他们选中了胡适。胡认为周作人实乃最合适人选，转而推荐，并函劝周独当一面去办好这个中文系。此前，周在燕京作过学术演说，与该校相互了解，经胡从中推动，遂一拍即合。翌年3月，周在胡的家中与燕京校长司徒雷登见面，商定兼职事宜。此后，周便开始了“上午往北大，下午往燕大”的生活，周氏涉足燕大，确乎为白话文学开辟“一个新领土”。此时的胡、周，书信不断，胡定期将日文刊物《支那学》送周浏览，周则抱病为《尝试集》再版作删订工作。他们的交谊甚至表现于个人经济方面，周氏日记即有“遇适之，借来百五十元”；“上午往访适之，借洋百元”的记载。可见二人关系发展之一斑。

二十年代前期，胡、周在维护新文化成果方面仍继续合作。1922年初，胡先啸在《学衡》创刊号发表《评〈尝试集〉》一文，称白话诗趋于极端，是“死文学”。面对挑战，周作人挥笔上阵，以“式芬”笔名在《晨报》撰文予以“匡谬”。3月间，胡适为《申报》所作长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总结近年新文学成果，特别提及：“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可是新思潮的消退，使周作人“深抱杞忧”，他发表杂感《思想界的倾向》谓：“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它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和排外。”胡适为此撰文，劝勉周君“不消悲观”，因为时下之国粹“只是退潮的一点回波，乐终的一点尾声”而已。出于这份自信和乐观，胡创办了《努力》周报，并向周索稿。周的“杞忧”虽未消除，却也赞同胡的“努力”，他向该报提供了译诗和杂感等稿件。1923年10月，《努力》停刊，周称此为“一件可惜的事”，特撰文对胡锐意于“思想革命”深表叹服。不久，《胡适文存》和周作人《自己的园地》二书同遭北洋政府查禁。

二十年代中、后期，胡适与周作人在一些问题上意见相左，从私下规劝到公开责难，二人关系一度疏离。1924年冬，冯玉祥的国民军驱逐废帝溥仪出宫，胡适公开指责冯部无视约定，以强暴行之，“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周作人对胡此举颇不以为然，致长信予胡，直抒己见：清室既曾复辟，便无优待可言，民国留此祸根，实属危险，冯部所为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胡认为周感情用事，缺乏宽容。1925年秋，胡适在武昌大学发表演说，对《诗经》中一些诗句作了大胆的新解释。周闻知即在《晨报副刊》撰文，不客气地指出胡的错处，批评胡对《诗经》句句求解其意的方法，是“还中着传统之毒”，甚而以“武断”、“专制”等语相讥，词气已稍嫌苛严。此时，周与胡《现代评论》社的朋友陈源、徐志摩之间正进行着激烈笔战。周与陈、徐诸人原有交往，即所谓“谬托知己”，其反目，盖缘于“女师大风潮”中各自立场不同。周对教育总长章士钊处置女师大之举措深恶痛绝，而陈源乃“现代评论社第一个捧章的人”。胡适对章的态度，亦与周有别：当周作人等四十余名北大教师联名发表反章宣言时，胡适却阻止北大评议会因反章而欲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力主不卷入风潮。胡未介入周、陈间的笔战，保持“中立”，而周则责其假装超然，暗地偏袒一方。因而，1926年5月，胡适诚恳函劝周氏兄弟和陈源消除自家人的误解，结束这场“无头官司”，虽满怀善意，却未得回应。及至翌年，国民党实行“清党”，周还对胡身居上海却对政治屠戮视若无睹而有所訾议。

胡、周关系的改善，是在1929年。是年4月以后，胡适在《新月》杂志连续撰文，抨击国民政府，呼吁制定宪法保障人权。此举深得知识界的佩服，却招致国民党当局的非难和威胁。正当胡承受重压之时，8月，周作人从北平写来一信，劝胡小心为妙，最好离沪北返，仍教书做书，并说自己如此直言，“未免有交浅言深之嫌吧?我彷佛觉得‘有’，又觉得没有”。胡大为感动，随即覆函谓：“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危难之际，得肺腑良言，益感故友之情。由此，胡、周重修旧好，虽远暌异地，却书信频频，互通心迹。

1930年底，胡适迁回北平，仍供职于北大，胡、周间有更多机会绵续私谊。不久，徐志摩遇空难，胡痛惜之余，试请周为《新月》“志摩纪念号”撰稿，周捐弃前嫌，慨然应允。胡甚感欣慰，寄快信给编辑邵洵美，请其不惜将“纪念号”推迟一期，以待周文。周所作《志摩纪念》遂与胡适、陆小曼等人的文章共刊于《新月》特大号上。周文写道：我与志摩的交情不算顶深，可引动悲酸情感的材料也不很多，“这篇小文的次序和内容差不多是套适之在追悼会所发表的演辞的。”足见此时胡、周之洽契。1933年夏，周将自己精心翻译的《希腊拟曲》稿交胡，由胡主管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辑委员会资助出版，并得到该会最高稿酬。周在序文中称，该书是从事翻译以来最费时耗力的一项工作，其间深惧出力不讨好，“如没有适之先生的激励，十之七八是中途搁笔了。”周自学生时代即习古希腊文，此书得以印行，使他深自庆幸「这三十年来的岔路不完全白走」。

胡适生平提倡传记文学，同时也有意将古籍中的好传记整理出版，他选中汪龙庄的《病榻梦痕录》。汪氏乃绍兴先正，故胡首先征询周作人的意见，请其相助。1935年前后，胡决意自己标点《病榻梦痕录》付梓，周将自藏的该书道光六年和咸丰元年两个刊本借予胡校勘，并助其考订出胡所藏版本即嘉庆元年汪氏初刻本。胡向周表示：“老兄若能许我写一序，我一定点完此书。”这期间，周时常将友人的书稿托胡代为设法，并曾就北大购买李大钊所遗书籍事宜请胡催促校长蒋梦麟从速办理，周的几笔稿酬亦由胡与商务印书馆联系、代领；胡则就北大文学院裁员向周了解内情，探求其意，以决定去取。1936年4月，周参与创办的《歌谣》周刊在停刊十年后，经胡鼎力相助得以复刊，他们二人分别为复刊号撰写“复刊词”和题签刊头。在整个三十年代，胡、周相互赠诗、和诗，绵绵不绝。当胡收到周那首有名的“五十自寿诗”后，随即步原韵连和两首寄周，内有赞周诗句云：“能从骨董寻人味，不惯拳头打死蛇。”于游戏文字中，表露出对老友的深切体认。

就思想文化而言，胡、周于三十年代大体合多分少，这主要表现在二人刊于《独立评论》上的数通信函。胡适于该刊第103期以后，针对社会上倡扬固有文化重振民族自信的主张，接连三论《信心与反省》，提出国人对于传统文化应做深刻反省，否则民族自信将误入歧途。然而，一些青年不赞成胡的观点，与之论辩，使胡穷於招架。此时，周作人站出来支持胡适的观点，他发表来函称，时下高扬国故原即老新党说过的“中学为体”，国人至今徘徊歧路，实为固有文化所误。在此，人们彷佛又看到胡、周“五四”时代“鲁莽灭裂”的身影。1936年5月，《独立评论》刊出王了一（王力）的文章，提议加快汉字拼音化进程，该文代表了当时新文字运动的要求。半月后，该刊同时发表周作人、胡适关于“国语与汉字”的通信。周认为，汉字拉丁化固然好，但现实的做法只能是：语言用普通的白话，文字用习惯的汉字，文章用白话文，舍此，方言、拼音字均难通行。胡称：周的“这个主张最合理”，因为文字改革非一蹴而就，时值国难，尤应以现行语言文字联络民族感情。胡、周二人的“低调”，引来热衷改革之士的不满。同年8月，胡绳在《生活教育》杂志撰文批评道：“胡、周二先生并不是崇信中国本位文化的人，但在语文改革问题上，他们不自觉地几乎走到这一陷阱中间去了。”在一些青年看来，胡、周此时已成为时代落伍者。

1937年6月，《独立评论》发表一位“中学国文教师”（梁实秋）致胡适的信，责怪卞之琳的诗《第一盏灯》和何其芳的散文《扇上的烟云》等作品，是让人看不懂的“糊涂文”，此文风引青年“相率堕入魔道”。胡作按语称：这确是最值得注意的问题，作诗文使人看不懂，显系文字表现力太差。周作人对此持异议，他致函胡谓：此问题应从教育和文艺分别论之，中学国文固应晓畅，文艺创作即使晦涩亦不失一种风格，不能以是否看得懂衡量作品之优劣。此函刊于《独立评论》第241期，胡在该期“后记”写道：作文首先须让“他人”看懂，追求风格而作成糊涂文，终为“贤智之过”。胡、周间类似的学术分歧还有一些，不过二人“世故渐深”，均能平心静气，款款论之，反增雅趣。

然而，每当涉及社会政治，胡、周不同的处世取向便明显突现出来。“九一八”以后胡适数蒙当轴垂询，俨然“国士”；周作人则始终埋首“萧萧南窗下”，自号苦雨僧，纯然一“隐士”。周认定胡为治学之才，参政非其所长，总是劝胡归于“静”，但胡亦学亦政，乱世不“忍”。1933年春，热河失守，长城抗战，举国群情激愤。可是，胡连发“冷静”言论，声言：“我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为此，胡被舆论斥为“民族败类”。周深悉老友的苦心，遂温语相劝。胡承认自己感情冲动，“说话不顾时讳”，接受了周的劝告。周言之于胡，不无冷却作用，但绝无“根治”效能。1936年初，北平学生奔走抗日，屡屡罢课，胡极力阻止，势成对立。周再次函劝胡：多事之秋，莫如专心治学，少管世事。此次，胡回覆长信，尽诉心曲：“我相信多事总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此信念已成“个人的宗教”，且生平信奉孔仲尼、王介甫之辈积极入世之人生态度，“嗜好已深，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胡还写道：“吾兄自己也是有心人，时时发‘谆谆之言’，但胸襟平和，无紧张之气象，此是涵养功深，不易学到。”胡实际上婉言回绝了周的规劝，并点明此乃“性情”使然。

抗战爆发后，周作人留居北平，引起世人重重疑虑。1938年8月，胡适从伦敦给周寄来“海天万里八行诗”，劝他识得轻重，“飘然南行”。此诗看似谐戏，实则诚恳忠告。周回复十六行诗，告以碍难远行，决计“苦住”。如果说，胡先前屡违周氏“专心治学”的规劝，终致遗留数卷“半部书”而不无抱憾，那么周此次漠视胡的良言，因之污损一世“清名”，也断送掉自己的后半生……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胡适回任北大校长，此时周作人正在南京受审。鉴于他们以往的关系，胡的有关言动颇受关注。俞平伯即曾恳请胡出面救助，因为“知知堂者莫如先生”。胡显然并未割舍与周的情谊，《大公报》有关胡称“我与周仍旧是朋友“的报导并非虚构。不过，在公开场合胡对“周案”较为审慎，尤其傅斯年为此提醒他“莫授人以柄”之后更是如此。对于「周案」审理，胡只做了一件事：以北大名义覆函法院，证明沦陷期间校产及图书“尚无损失，且有增加”。该证明为减判周的刑期不无作用，胡因而招致舆论讥刺。及至1947年周的藏书将被拍卖，还有人请胡出面妥为处置。

1949年1月，由于时局变化，周作人被保释来到上海，而胡适逃离北平，亦南下抵沪。此后两月余，二人同在一地。据载：胡几次约周聚谈，周均辞谢，胡又托人劝周往港、台任教，周不想沦为“白俄”，反而托友人劝胡“回北平至少也不要离开上海”。可知胡、周确曾间接接触。颇堪探寻的是，周在沪期间走访沈尹默等老友，却不肯赴胡之约，原因何在?所谓“怨胡食言未能坚守北大”云云，不足置信。此时，周北归之心已定，对新生的政权抱有希望，不愿同与旧政权关系甚深之老友有更多拉扯，似是其屡辞胡约的深层因由。联系此时周张扬早年与毛泽东往来一事，更可佐证上述推断。

十年之后，胡、周均届迟暮，尚不时念及对方。1959年2月，胡在台接受采访，谈文学革命屡屡提起周，甚至说，敌伪时周“确为北大做了事，买了几批有价值的书”。几乎同时，周始撰回忆录，内中赞叹胡在婚姻上“不忘故剑，令人钦佩”。胡作古后，周特别加写“胡适之”一节，感念亡友当年给予自己的助益。胡、周交往，数十年间峰回路转，分合聚散，在在映现出近世文化人之历史命运和不同遭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