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来，虽然我们一再坚称我们是在搞社会主义，八十年代以后，尤其强调我们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从国家模式的转型来看，中国国家模式的变迁却经历了从集体化国家、极权国家到发展型国家、社会民主国家的转型。这一点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建国以来，我们建立了高度一体化的集体化国家。其所有制的理论依据就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其典型表征就是，通过各种动员机制，国家建立起所谓的“命令性经济”，通过这一套指令性计划体制组织整个国家的生产。其权力终端是共产党的最高权力核心。随着这种集体化国家的发展壮大，其不可避免的走向就是极权国家。极权主义国家不仅将经济，而且将教育、文化、宗教、家庭生活、意识形态等统统置于国家的巨臂之下。其恐怖性在于，高压政治、警察统治、全面监控与高度意识形态操纵。由此，市民社会与私人领域完全淹没在极权主义的滚滚洪流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化国家与集权化国家逐渐让位于发展型国家和社会民主国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降，国家积极扮演促进经济发展的角色。其典型表现就是国家积极介入经济生活，千方百计搞活农村市场、促进工业发展，通过各种可能的形式推动经济增长。集体化国家、极权国家和发展型国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但性质完全不同。发展型国家的干预主要在于，政府逐渐通过各种合法的与非法的途径，尽一切可能、想方设法促进经济的增长。诚然，这种发展型国家的极致表征就是唯GDP崇拜。当发展型国家取得一定经济绩效、GDP崇拜左右一切之后，呼之而出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其目的就是通过强化公平、公正、自由、团结等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来规制发展型国家的不足。

质言之，纵观最近一波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不管是自由主义论者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冰冷拒斥，体制内精英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热情拥抱，还是民间学者与海外学人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如实接纳，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当今中国已经逐渐从发展型国家步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本文正是要详细讨论这一内在的发展逻辑。为什么我们会逐渐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如何看待这一变迁？本文的基本观点就是，“方向灯”之所以会往民主社会主义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是在遭遇发展型国家的弊病之后，试图超越这种发展型国家的内在困境，而做出的一种替代性选择。因而，我们需要分析的问题就是，发展型国家有什么弊端？中共又是如何超越这种发展型国家，做出了哪些替代性的选择？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文的主要运思逻辑。由此，我们首先就要转入到超越发展型国家的讨论。

一、超越发展型国家

当我们将视野置于发展型国家的讨论之时，我们首先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发展型国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国家？它具备哪些特征？这些特征导致了发展型国家的哪些弊端？

1、发展型国家及其特征

关于发展型国家的言说，最早是源于东亚工业化的特定解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查默斯·约翰逊教授对日本的考察为之做出了开创性的、也是奠基性的贡献。[1]其次，是论者顺延约翰逊教授的思路，分别对韩国、台湾等地区的考察与分析。[2]发展型国家被认为是介于英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之间的计划—理性(plan-rational)模式。一方面表明国家采取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却极力强调国家干预。具体而言，政府给予工业政策最大的优先，重视国内工业的结构，提升其结构以强化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与英美的市场—理性(market-rational)类型不同，计划理性的国家比市场理性的国家更有意识地介入市场运作，而不只是制订市场运作规则。换言之，发展型国家强调国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和组织者，因为它将发展视为国家存在的第一要义；国家的合法性自然也就建立在推动和维持社会经济发展这一经济（绩效）合法性上。

发展型国家，被形象地描述为，它“是由政治的、官僚的和财阀势力组成的无缝网络的简称”。[3]根据对发展型国家的这种界定，如果对发展型国家的特征做一描述，特别是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变迁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发展型国家具有如下几个特征：其一，将强国家，而非弱国家，视为国家存在和维系的政治社会基础。这种强国家能力往往表现在，在基本完成国家建设之后，逐渐提高政权的制度化水平，以及国家对社会的整合能力。其最重要的制度特征被视为国家必须具有较高的自主性。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胡鞍钢、王绍光等人为代表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极力主张国家能力建设，建立一个强国家，并逐渐获得高层认同，就是最好的明证。尤其是在革命后社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老革命家们对一个强国家的呼唤，对早日走出殖民主义，真正独立自主的期待，更是容易赢得曾经惨遭蹂躏的普通百姓的支持。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的国家口号一直是，要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一呼声尤为高涨。尤其值得关注的就是，这里“富强”是排在第一位的重要。

其二，有效的经济政策。既然发展型国家采取的是“计划－理性”模式，是要建立一个强国家，因而，一个高效的经济政策被赋予极为重要的地位，其目的就是要维系持续的经济增长。具体举措包括，国家掌控战略发展导向，充分利用税收和财政政策、改革金融体制，扶持国有银行或分配信用，对战略性产业提供有利的贷款、政策扶持，并鼓励私人资本从事大规模扩张和出口。在考察奥地利、芬兰、韩国与台湾地区时，论者发现，这四个国家或地区都运用了极为类似的政策工具，包括投资资助、价格控制、信贷配额，以及人为地保持低水平的利率。从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战略而言，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对内的一系列开放政策，开拓城市市场与农村市场，到九十年代持续拉动内需，鼓励扩大出口、强调国际贸易，发展旅游业，等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无不是在在国家的支持与扶助之下进行的。有相当多的经济行为是在政府的直接干预或者推动之下进行的。

其三，理性务实的经济官僚体制。要建立一个强国家，实施有效的经济政策，必然需要一个理性务实的经济官僚体制。这一体制被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操盘手、掌控者。这一点，只要简单审视国家发改委的变迁，即可窥见一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成立于1952年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原“国家计委”曾长期承担着中国政府对综合经济管理的职能。但是，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转变，“国家计委”的功能不断发生转变。1998年3月，在朱镕基总理任内，将原“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并把该部门的主要的职责放在管理有关国民经济全局的事务上，着力制定发展战略，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并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减少了繁多的行政审批手续。2003年3月，温家宝上台后，继续对该机构进行改革；将原国家经贸委的部分职能和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一同并入，并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从而使得“计划”二字，完全地从中国政府的部门中消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历来是政府第一部委，被称为“小国务院”。近几年来，一大批出身于“国家发改委”的官员，纷纷出掌国务院的财经要职，显示了发改委在政府中的特殊地位。由于“发改委”的职能几乎涵盖国务院工作的各个方面，在其中任职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积累更多的经济管理经验。曾在“发改委”任职的中共或政府高级领导人包括，曾培炎、郝建秀、汪洋、马凯等。[2]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共是何其重视搭建一个理性务实的官僚体制，何其重视培育这些经济精英。很大程度上，经济增长的前景将有赖于这些经济精英与官僚体制的理性、务实、有效作为。

其四，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复杂关系。国家与资本本属不同的领域。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二者之间应当有天然的界限。在发展型国家，国家与资本之间往往具有较为紧密的关系。诚如埃文斯所指出的，对于发展型国家来说，与社会的联结就是与工业资本的结合。易言之，在某种程度上，发展型国家是大工业家的乐园。[4]这些关系，包括压制、竞争、合作、勾结等。时至今日，这几种关系都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官方对私营经济的态度就是最好的例证。我们从不承认私营经济、国营（后来改为国有）经济一统独大，到逐渐允许私营经济合法地位，再到实际上鼓励扶持私营经济茁壮成长，到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再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演变过程。时至今日，这种资本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更多的表现在它们之间的勾结、共谋方面。这就是人们使用频率极高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的结盟、特殊利益（分利）集团。[5]

最后，发展型国家有一套独特的“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话语模式。观察发展型国家，其中一个比较容易把握、也是较为管用的方法就是对官方与媒体的话语分析。发展型国家的话语分析，完全迥异于革命时代的话语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迈向发展型国家的过程之中，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话语特色与表述习惯。其关键词就是，经济、建设、发展、稳定、GDP、政绩。其经典表达就是，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流行的话语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胡温新政以来，新增的话语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地方政府使用得最多的发展语词就是“GDP增长率”、“招商引资”。近年来，媒体对这种发展型国家批判所使用的最多的关键词就是，“GDP崇拜”，“官员政绩”。

2、发展型国家的弊病

在明晰了发展型国家及其特征之后，接下来我们需要讨论的就是，发展型国家具有哪些弊病。从发展型国家的历史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型国家在遭遇了各种经济增长的瓶颈之后，纷纷面临着转型的问题。实际上，这里面反映了发展型国家本身所存在的各种危机与弊端。就中国而言，这种发展型国家的弊病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GDP崇拜，二是以GDP作为官员政绩判定、升迁与否的晋升竞标赛，三是绑架型国家的成型。

首先，GDP崇拜统领一切。从上述对发展型国家的界定及其特征可以看出，发展型国家的根本特质在于，其是以维系持续的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正是这一根本特征使得发展型国家难以摆脱GDP崇拜的噩梦。注重GDP增长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当一切都以GDP为中心，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置换成“以GDP崇拜为中心”，当一切发展都为GDP崇拜开路之时，这样的发展本身就值得怀疑。其后果必然令人堪忧。“一组数据被屡屡引证：中国以世界水泥消耗总量的50％、钢铁的34％、煤炭的31％、氧化铝的25％、电力的13％，实现的却仅仅是世界4％的GDP总量——即便我们想维持这种以高投入、高消耗为代价的高增长，资源与环境也将无力承受。”“现实矛盾也空前激化：2003年多个省市上访、群访批次创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纪录，其中拆迁问题的上访量激增50％——对GDP的片面追求，正在不断聚积着更大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6]

其次，晋升锦标赛恶化泛滥。如上所述，GDP崇拜会导致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重重。其中，就官员的政绩判定与仕途发展而言，长期以来，GDP成了一个关键性的、甚至是唯一的评判筹码。其严重后果就是导致官员政绩与升迁锦标赛，或者说晋升锦标赛。因为，对于一个官员来说，其职位的稳固，最大的威胁，并不是来自政界或者利益集团，而是来自其他官员。[7]毕竟，官员彼此的升任与否之间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

关于经济增长与官员政绩锦标赛的关系问题，周黎安做了相对较为详细的研究。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晋升锦标赛结合了中国政府体制和经济结构的独特性质。在政府官员手中拥有巨大的行政权力和自由处置权的情况下，这就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激励地方官员“自觉”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治理方式。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看，如果说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作用巨大的话，那么这种作用的制度基础就是晋升锦标赛模式。晋升锦标赛也是一把双刃剑，它的强激励本身也内生出一系列的负作用，比如行政竞争的零和博弈的特性导致区域间恶性经济竞争；在政府职能呈现多维度和多任务特征时，晋升锦标赛致使地方官员只关心可测度的经济绩效，而必然漠视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内涵；晋升锦标赛使得地方官员是地区间晋升博弈的运动员，同时政府职能又要求他们必须是辖区内市场经济的裁判员，这两者本来就存在内在的角色冲突，政府职能转换之艰难便源于此。另外，通过晋升激励支撑的对企业的扶持和产权保护肯定不如通过健全的司法保护更透明、更持久，更具合法性。[8]

再次，绑架型国家逐渐成型。GDP主宰一切，地方官员不得不卷入晋升锦标赛，其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实际上，在这二者的共同推动之下，逐渐型塑了一个绑架型国家。绑架型国家指的是，政府及其官员的独立性丧失，被一种制约其政治前程的要素与理念所控制与支配。这些要素和理念的关键词往往是与我们前述的所谓发展型国家的话语模式（“经济”、“建设”、“发展”、“稳定”）有关。具体而言，我们的政治体制已经完全被我们的经济增长所绑架，我们的地方官员被政绩与升迁所绑架，我们的地方政府已经被我们的GDP崇拜所绑架，我们地方政府及其主要领导干部、公共政策已经被我们的资本、各种利益集团所绑架，我们的政策、制度、法治被我们的招商引资、打造政绩、仕途升迁、政治正确所绑架。在绑架型国家，全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来为这种种绑架行为买单。

广为人知的是，（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国家政策，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诚如丁学良所极力诟弊的，“在中国，人们多半能讲出那些特殊利益集团之后，各自有哪些人脉？因为每个利益集团都不只需要在经济资源上运作，更重要的是要有政治上的保护。特殊利益集团必须是政治资源与商业资源的结合体。”“今天中国的普通公民，哪怕对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再不满，也没有办法对付。而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公共政策特别是国家的发展政策后所造成的负面结果，却是要全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去买单。”[9]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近年来大量落马官员的经济问题，相当多无不是与招商引资、开发建设、项目工程等有关。易言之，是资本、金钱、商人、（特殊）利益集团绑架了这些官员，直至彻底断送他们的政治前程。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绑架型国家与青木昌彦所谓的勾结型国家的关系，既有内在的不同，也有相通之处。[10]就二者的差异而言，主要有二：其一，二者的地位不同。笔者所强调的绑架型国家是一种一者对另一者的完全控制或者实际支配状况。更多的强调二者地位的差异性与不对等性。勾结型国家，强调的是，二者的勾结、合谋与串通。二者之间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当的，主要是策略的不同而已。其二，二者的主体不同。勾结型国家主要指的是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勾结。其行动主体主要是政府和利益集团。绑架型国家则不同，它涉及的范围更广。可以包括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也可以包括资本、利益集团、政府、官员、公共政策、政制、法治等。简言之，绑架型国家比勾结型国家适用范围更广，更加具有解释力。诚然，这二者之间也有一致性的地方。绑架型国家，也可能包含着勾结型国家的成分和要素在内。比如，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合谋、勾结起来，在征地拆迁过程之中，使失地农民权益受损。

二、中国逐渐迈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四大表征

基于以上分析，发展型国家的内在困境，必然需要一种替代性的国家发展模式。要判断一种政权所选择的“主义”模式，实质上是要考察这一政权的意识形态选择。意识形态选择，也就是改造社会模式的选择。亦即通过改造现有政治系统，建构一个比现状更为美好的社会。选择一种意识形态，也就是选择一种改造现有社会的行动计划。意识形态越是符合现实，越是务实，也就越能够成为整合国家与社会的粘合剂，也就越是能够将各种党派、团体、社会组织、企业、各阶层人士等有机凝聚起来。易言之，主政者也需要不断调适意识形态，使之更加稳健、务实、理性。从而最大限度地迎合各阶层、各组织的期待。

从最近十来年的发展脉络来看，尤其是从胡温执政以来，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色彩日渐浓厚。从中共近年执政理念可以看出，诸多方面恰与民主社会主义相契合。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共逐渐放弃封闭的意识形态：中共入党标准的全面开放；（2）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的提出；（3）“公正”置换“效率”：公正成为中共高层的口头禅；（4）“团结”的中国模式：北京奥运会将举国体制合法化。如果说，中共入党标准的全面开放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兑现民主社会主义关于“自由”的承诺的话，那么，后两者，更是直接回应民主社会主义关于“公正”与“团结”的价值诉求。

1、中共逐渐放弃封闭的意识形态的典型标志：中共入党标准的全面开放

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抛弃梦幻般的、某种封闭的、号称是真理的意识形态，而转向一种更加务实的、批判的、可期待的意识形态。1972年9月17日，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指出，“我认为我们应该放弃对未来社会的梦幻。未来社会完全是另外一种社会，那时的人完全不同于以往和现今，是另外一种人。我们必须学会用怀疑的眼光去生活，因为怀疑具有创造性。我们必须寻求同某种真理告别，并学会与真理共存。我们必须与道德力量、坚忍不拔和忠于信念以及警惕而自信地与国际上的和社会中的各种各样冲突共存，同时必须坚持不懈地处理这些冲突，使他们得以和平解决。正因为是为了每一个人和各国人们，我们不仅要保障人类的生存能继续下去，而且还要为所有人创造一种具有人类尊严的生活；正因为我们对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提出了高要求，所以我们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就自觉地以具有人类尊严、自由、平等和团结的，不可放弃的基本原则作为我们的依据。为在本阶段胜任民主社会主义的使命，我们不需要去谋求某种封闭的意识形态或世界观的靠不住的庇护。”[11]在这一意义上，他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没有世界观”的政党。就党员的结构来说，社会民主党坚持一种平民主义、而非精英主义的立场。“社会民主党不是精英党，而且也从未是过。我们是、而且仍将是全民运动。”[12]

毫无疑问，通往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意味着一种不同于我们认为是经典（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经济改革的进程。也就是所有制的公有形式和私有形式，即混合经济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存。这就要求不仅将广大科技人员、而且将广大的现代企业的新人员结合进新社会。[13]于是，放弃一种封闭的、所谓真理的意识形态，主动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这是民主社会主义论者开放意识形态的第一要义所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共是一个典型的民主社会主义论政党/国家。她强调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她不断与时俱进地推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本身就意味着中共已经学会“用怀疑的眼光”放弃号称真理性的、封闭的、靠不住的意识形态。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全面开放入党对象，则是中共在放弃僵化、封闭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又一标志性事件。这也是中共“与时俱进”的典型表现。从此，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第一次获得中共首肯与接纳。“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14]从此，他们中的不少人逐渐加入中共，并且逐渐担任党和国家的要职。这与此前中共对他们的警惕、封杀截然不同。这也就是说，中共逐渐放弃其精英党的立场，而趋于一种平民主义。至少在入党标准方面，我们可以这样评判。

2、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在发展观上，民主社会主义论者也在不断调整其理念与思路。这一点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改变传统的稳定观与秩序观。“只有社会思想意识跟上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就是有一天赶到了自然科学的前面，才能稳固地赢得更加人道地塑造世界的胜利。基于惨痛的教训，社会民主党摒弃了陈旧的、近乎盲目的进步观念，可是它至今仍‘相信’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但却不会勉强同意依照老生常谈的‘稳定’就能争取实现稳定的经济与社会。稳定只能意味着我们在不断变化的、无论愿意与否终究是会发生的过程中，坚持不懈地为防范各种灾难，在认识上采取先期行动。”[15]实际上，这就是对自然科学统治人类、人类要掌握主动权的反思。其二，发展不只是经济增长、量的积累，它还涉及到生态平衡、质的提升。“‘从经济到生态’这句时髦的口号不应成为‘反对增长的论点’。但是我们的确要让我们的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改变，使它能有质的改善。”[16]

胡锦涛在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做到五个“统筹”，即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还要做到四个改革“协调”，即努力实现宏观经济改革和微观经济改革相协调，经济领域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相协调，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协调，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这实际上就是按照民主社会主义的思路，逐渐改变传统的稳定观与秩序观，以期“更加人道地塑造世界”。五个“统筹”的提出，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从经济到生态”的构想。这就是要实现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就这一点而言，中共比民主社会主义走得更远。

3、“公正”置换“效率”：公正成为中共高层的口头禅

民主社会主义坚持自己的基本价值立场，这就是自由、公正、团结。“我们在纲领中谈到，社会民主主义者或相同含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的个性都可以得到自由发展，同时作为社会共同的有用之材能够负责任地在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共同发挥作用’。自由与公正互为前提是我们的出发点。社会主义意愿的基本价值就是自由、公正与团结，即‘从共同联合中产生出的相互义务’。”[17]社会民主论者视自己为启蒙运动的后代，因为自由、公正与团结，正好与自由、平等与博爱相对应。因为，平等的观点是社会主义一直追求的核心价值之一。“社会主义最原始最强大的动力就是反对经济上的不平等。”[18]而且，他们特别强调，公正绝不是要搞平均主义，而是以追求公正地对待、实际机会的均等为目的.。“我们的目标不仅局限于最初机遇的均等，因为这样其他一切都可以愈加无所顾忌地置于‘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命运的主人’的谎言之下。公正的基本价值不以平均主义为目的，而是以均等总能得到实现为目的，也就是说，在于生活机遇的平等所能实现的程度。”[19]

近年来，从民间到学界、从媒体到官方，对“公正”二字的呼唤日益高涨。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呼声终于得到中共高层的认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温家宝总理专门撰文阐述社会主义的两大任务。“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上述两大任务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统一的整体，并且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一系列不同发展阶段的长久进程中。没有生产力的持久大发展，就不可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社会公平与正义；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地逐步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就不可能愈益充分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因而也就不可能持久地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20]应该说，在这一时期，温家宝总理将逐步实现公平与正义提高到社会主义的两大任务之一，这说明中共高层对公平、正义的重视已经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其二，在最近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谈话中，公平、正义、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词之一。2008年年5月８日，胡锦涛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特别提出要将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促进和谐，就是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21]由此可见，主导的意识形态不再单纯诉求效率的意义，而是更为凸显公正的价值。实质上，这就是承认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公正”在当代中国及其未来走向的要义所在。

4、“团结”的中国版本：北京奥运会将举国体制合法化

民主社会主义用“团结”代替传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这就使得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更为容易接纳、更加具有统合力。“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表明，我们把各种具体的社会条件、它们和其他社会条件的相互关系以及对联合的要求放在了社会工作的中心地位。我们要求彼此团结、对他人的关怀照顾，并谋求休戚与共的关系。这在当今社会里形成一种优良风习。”[22]团结的实现，有赖责任的担当与个体利益的忍让。而这一切就建立在道德良知、公民美德的基础之上。“团结的基本价值目的并不在于个性的消除，而是在于甘愿为他人承担责任和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后。”“现代社会民主党人的标志是，他们充满了承担责任的勇气，而这对他们来说又不可能是‘权（力）本位’……责任必须建立在良心的基础之上。” [23]

如果审视“团结”的中国版本的话，那么，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极为典型的案例佐证。从奥运会结束时中国官方对中国代表团的骄人业绩的评析，到胡锦涛在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讲话，反复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举国体制。什么是举国体制？“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涉及的领域、部门、地区众多，需要举全国之力。围绕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这个中心任务，中央奥运筹办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加强配合，跨部门协调小组密切协作，各省区市讲大局、讲风格，形成了上下贯通、内外衔接、协调运行的工作格局。”[24]实际上，这里的举国体制，就是团结全国可以团结、动用全国可以动用的一切力量。奥运会的举国体制，现在已经完全政治化、合法化了。与举国体制相关的表述有：举国关注、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这些语词都是官方领导人反复使用、频率极高的语词。通过这次奥运会，举国体制再次成为我们讨论中国政制的一个关键词。毫无疑问，其目的就是要达到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团结”。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从评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发展的逻辑提出本文的问题，如何认识当代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发展逻辑？在详细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型国家特征，及其弊病的基础之上，我们讨论了国家走出发展型国家弊病的替代性选择，民主社会主义。并且，我们从意识形态的视角，考察了当代中国具体走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历程。经过最近几年有关改革的论争，一种“新的改革共识”正日益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价值选择。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就是强烈要求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而不再是片面追求“效率优先”；要求改革的结果是“共同富裕”，而不再是“少数人先富”；要求改革更加明确“以人为本”，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长；要求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而不再是广大人民为改革无限买单。[25]本文的分析业已说明，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实质上表明的恰好就是，中国正在从发展型国家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诚然，后者是对前者的超越与替代。

注释：

[1][7] [美]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戴汉笠等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33页。

[2][3][4][美]禹忠恩编：《发展型国家》，曹海军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19－20；1；19－20页。

[5]陈尧：“发展型国家模式及其转型”，《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3期，第52－59页。

[6]周国洪：“2004年的中国宏观调控”，《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第52期，第57－58页。

[8]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第48页。

[9]丁学良：“利益集团绑架国家政策”，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2530。

[10] [日]青木昌彦、奥野正宽、冈崎哲二：《市场的作用，国家的作用》，林家彬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版，第6－10页。

[11][12][15][16][17][19][23] [德]维·波兰特（Willy Brandt）等：《社会民主与未来》，丁冬红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30；13；31－32；2－3；101－102；89、102、26页。

[13] [西班牙]圣地亚哥·卡里略（Santiuago Carrillo）：《“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钟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8－71页。

[14]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1页。

[18][22] [奥]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史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04页。

[20]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2/26/content_5775212.htm。

[21]胡锦涛：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演讲，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 ... content_8131916.htm。

[24]胡锦涛在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讲话，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9-29/1399096.shtml。

[25]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学术中国网，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2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