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性选举民主确实是西方的。当然民主这个概念本身也是从西方来的。两者都是西方的，但层次不一样。民主本身相当于一个大树，而竞争性选举民主只是这棵树上比较晚近生长出来的枝丫。中国人当然可以走民主道路，但应该从民主的根上学起，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制，而不是简单嫁接某根枝杈。
一
民主就其本意来说，就是人民作主、人民决定。
前文明时代的部落酋邦，就有这种民主因素；我们周代的诸侯，有时候也要听取“国人”的意见，这也是一种民主因素。所以民主可以说源远流长。
到古希腊城邦，民主制理论化为一种政体形式。当然这里的民主还是一种直接民主，就是所有公民集体议事、集体决定。
后来欧洲进入封建制，封建领主成为其臣民的“代表”，城市资产者也获得了代表权，由此产生了“代表制”或“代议制”民主，也就是“间接民主”。
不过这个时候的代表制，议会是代表人民直接进行统治，立法权和行政权是合一的。英国议会制就是这样。
美国则是真的实行“三权分立”，人民选举总统，同时国会行使立法权，并监督总统。
从民主的角度来说，美国的总统制与英国的议会制在性质上还真不一样。英国议会是“代表”人民进行统治，理论上要反映人民的意志；美国总统只是被人民选出来进行统治。后者更像国王，并不需要跟人民有一样的想法，不用“代表”人民，而只是需要人民认可。
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这本书中，为20世纪美国式民主提供了理论论证，这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西方主流的“竞争性选举民主”。他大概说人民对政治缺乏理性和经验，让人民作主国家事务，大概率造成灾难，所以只要让人民选择合适的统治者就好了。
二
从人类文明几千年的历史看，民主制在理论上要成立，得假定人民是理性的。
古希腊和后来的思想家为什么贬低民主制？因为当时认为平民是缺乏理性的，容易被操纵，是“暴民”。苏格拉底不就是被民主地决定毒死了么。
中国古代也不讲民主，而讲“贤能政治”，因为“小人喻于利”、“民……不可使知之”，小民只知道柴米油盐，没有政治上的智慧。
后来的资产阶级为什么相信代议制民主？有三个层次的原因。
一则启蒙运动肯定人的理性；二则当时有选举权的只包括有产者，就是能够理性经营自己财产的人，他们的理性经过了初步的实践检验；三则代议制本身是等级化、间接的民主。选民的理性虽不足以支撑政治运作，但可以支撑选举出明智的议员来从事政治（参见密尔的《代议制民主》）。就好比我的智商只有110，不足以干需要智商130的工作，但110的智商足够我识别出谁有130的智商。
但后来随着19世纪末选举权逐步扩大到全体成年公民，民主变成了大众民主，以及思潮上的反理性运动，加上媒体广告的兴起（早先的报纸是资产阶级理性讨论公共事务的平台，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面三条基础都坍塌了。
民主选举变成了党派对选民选票的竞争，变成了对选民的操纵。选民的平均智商只剩80了，他还能选出智商130的政治家么？他们往往选出的都是智商110的政客，在媒体资本家的帮助下反过来操纵智商80的选民。像韦伯和熊彼特这样的思想家，都接受了党派竞争+选举式的民主。
所以，竞争性的政党选举民主，是民主的退化版本，它其实不相信人民是理性的，不相信人民能够明智地决定自己的事务。竞争性政党民主的不断操纵下，西方人民的理性水平逐步下降，越来越反智，越来越民粹。
可以说，这种民主是拉着人民一起下降的。起密尔、托克维尔这些经典民主理论家于地下，他们怕是也不敢认今天的西方民主。
现在有学者攻击现在的西方民主不是民主，只是选主（王绍光），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党派政治演化到后来一般就是两党制，而随着社会政治矛盾的激化，像美国，两党竞争演变成“相互否决制”（福山）。
三
所以，我们中国人需要民主，但我们应该有心气，不是照搬一个退化版的、走向没落的民主，而是搞出一种相信人民的理性的、元气蓬勃的民主。
从19世纪开始，社会主义者就想搞出一套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民主，在他们看来，代议制民主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马克思笔下的巴黎公社的直接民主制，列宁的苏维埃和民主集中制，都是这样的尝试。
今天的政治体大都规模巨大、运作复杂，马克思设想的社会取消国家的直接民主制不现实。
当代民主面临的根本挑战是：在大众民主的条件下，如何保有或实现人民的理性？
经典的代议制民主和后来的竞争性政党选举民主，要么在这个根本挑战下败下阵来，要么干脆回避了这个挑战。
比较少有人注意到的是，不管是密尔的民主理论，还是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都有对人民的组织和教育维度，人民都不是一盘散沙，不是所谓“大众”。
密尔的民主，有一种等级结构，有财产的选民有选举权，无财产的人民没有选举权；有很多财产的名流才有代表权；被选上的代表与自己的选民之间有教育和被教育的关系。
托克维尔根据对当时美国的观察提出的民主理论，虽然最重平等，不强调等级，但美国的乡镇是民主训练的学校，美国的人民因为自己的共和制民情而受教育，在自己的乡镇上操练政治事务，接受乡情舆论的制约。然后才有县一级、州一级乃至联邦层面的民主。并不是每一个美国公民直接面对联邦层面的政治事务。
四
那么，在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大众社会”，如何在民主中对人民进行组织和教育？
列宁提供的答案，就是以人民的先锋党，通过民主集中制，一方面来组织和教育人民，使人民实现和保持理性，另一方面吸纳人民的直接经验，从而实现理性（符合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民主（符合人民的意志）的政治决策。
理论上，民主集中制结合了直接民主制和代议式民主的优点。跟直接民主制一样，它尊重人民的直接感受，直接听取人民的意见，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跟经典的代议制民主一样，它也追求理性，追求超越人民的当下和初始的认识，达到更高的认识（好比人民平均智商100，通过正确集中，最终能作出智商130才能作出的决策；但这个智商130的决策，最终要智商100的人民能够理解和赞同）。
民主集中制相信人民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不是现成的，而是需要人民与自己的先锋党之间互相教育，才能变成现实的。
换言之，民主集中制既以（相信）人民是理性的为前提，同时又产生出（实现）人民的理性这个结果。同一个东西怎么可以既是因，又是果？这个逻辑是反我们熟知的知性思维的。从这一点看，民主集中制其实是通过马克思、列宁的中介，继承了黑格尔的思辨理性。
相比竞争性选举民主，民主集中制是带着人民一起上升的。
当然，国家机器因为官僚化而抛弃了民主集中制的真正理念，“集中”变成长官意志的遮羞布。这不仅在历史上反复出现，而且也是我们的部分现实感受。
不过这不是我们抛弃人民是理性的信念、接受退化没落版本的民主制的理由。在我看来，市场经济、信息化数据化等新条件，为民主集中制的完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