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几年来，政府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加大了征管的力度。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2006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2452亿元，比上年增长17.1%，增收358亿元。与此同时，政府为了保证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也加强了对公民纳税意识的宣传。应当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纳税意识是很淡薄的国家里，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确实是很有必要的。

什么是“纳税意识”？我理解，它是指纳税人依法诚信自觉纳税的意识。在一个现代国家里，依法纳税，是每一个纳税人的应尽义务。自觉地履行这种义务，是每一个纳税人应有的意识。

但是，这种宣传只是强调了问题的一个侧面――纳税人的义务。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纳税人还应该有他的权利。纳税人依法履行了纳税义务，就应享受纳税人的应有权利，这种权利，笼统地说，就是纳税人依法监管自己所缴纳税金使用的权利。而这种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在我们这样一个封建意识传统浓厚的国度里，更是一个应该着力宣传的问题。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公民意识的觉醒，纳税人意识，即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已经开始在广大民从中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

（二）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引出了两个概念：“纳税意识”与“纳税人意识”，虽然二者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两个相互关联但又具有完全不同意义的概念。一是，“纳税意识”的侧重点是强调纳税人的纳税义务，而“纳税人意识”的侧重点是强调纳税人的权利，包括知情权利、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等；二是，“纳税意识”所体现的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是政府征税、纳税人服从的关系，纳税人处于从属地位，征纳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而“纳税人意识”所体现的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双向的，即纳税人依法履行了纳税义务，就拥有了索取公共产品的权利，政府依法课征了纳税人的税收，就产生了为纳税人提供公共产品的义务，征纳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宣传“纳税意识”和“纳税人意识”都是重要的，二者不可偏废。单纯强调培养“纳税意识”，而忽视培养“纳税人意识”，进而不尊重纳税人的权利，让绝大多数纳税人毫不知情和无从监管，无疑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流弊。因此，培养“纳税人意识”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只有在充分尊重纳税人知情权的基础上，把理财的“发言权”、预算的“质询权”、开支的“监督权”等归还给纳税人，以确保纳税人的钱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马克思说过：“税收是喂养政府的奶娘”，换言之，是纳税人养活了政府，而不是政府养活了纳税人，纳税人才是政府的衣食父母，没有纳税人，既没有政府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更没有政府存在的理由和价值。纳税人只要履行纳税义务，就有监督政府部门、接受政府服务的权利。

（三）

这几年来，我国的各种媒体上，对于“纳税人意识”作了大量的研究和宣传，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号召广大纳税人提高行使自己权利的自觉性，加强对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督。这对于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监督政府及其官员依法行政，制止和揭露腐败，无疑有重要意义。

但是，许多媒体上的文章都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注意到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却没有谈到，在中国，由于“中国特色”存在，把“纳税人意识”局限于“纳税人自觉地对政府实行监督”的意识，又是不完全的，甚至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

其一，众所周知，在中国，靠财政，也就是纳税人的税款吃饭的，不仅仅有各级政府，还有一个执政党、八个民主党派、工青妇等官办群众团体，以及各种官办的协会、学会等等。这些组织，其专职的机构和全国所有的工作人员加起来，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据说，这些组织，虽然有数量不等的党费、会费、会员费及其他收入。但在其每年的支出中，这些收入所占的比重微乎其微，它们的生存，主要都是靠国家财政拨款维持的。国家财政每年用于养活这些组织的款项，占了财政支出的相当大的比重。具体数字和比例，我说不出来，也查不到，因为国家每年的财政支出的预决算中，根本没有公布过。对这部分由纳税人所纳税款构成的财政支出，纳税人还要不要监督？怎么监督？

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纳税人税款所形成的国家财政，基本上全部用于维持国家机构的运转、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设和维护、社会保障的各项支出等。但是，政党、社团、群众组织等等，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用财政的拨款来维持其生存和运转的，这就是说，在这些国家的纳税人眼中，政党、各类社团组织都是非公共组织。纳税人的的税款只能用于社会公共支出，根本不可能被允许用来养活这些非公共组织。而中国的纳税人却要为数不清的党派、社团组织而买单，这是为什么？其合理性在哪里？今天，人们在大谈“纳税人意识”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

其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我们都还记得文革中的那句话，“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执政党，顾名思义，就是执掌国家政权的党。在所有的各级政府和及其部门里，都设有执掌本单位、部门决策权的“党组”；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负责人，绝大多数都是由党委组织部门考核和提名的；在政府中工作的公务员们，大多数也都是共产党员；各级政府所提出的重大决策，更无一不是在各级党委会上作出的。那么，纳税人在主张和行使自己的权利，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实行监督的时候，到底应该监督谁？又怎么样监督？如果说应该以执政党为监督重点，那么应该如何监督？依据什么来监督？

记得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提出问题，往往是解决问题的一半，甚至是一大半。那么，我在这里提出的这几个问题，由谁来解决？什么时候能解决呢？不知道。不过，我能知道的是，中国的纳税人如果都能这样的提出问题了，那恐怕离解决问题的日子就不远了。

　　　　　　　　　　　　　　　　　　　　　2007.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