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政府不应该总是“遵循科学”

弗兰克·菲雷迪 著 吴万伟 译

“证据”已经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这对政治决策制定来说是非常糟糕的。

自从新冠病毒爆发，“证据”这个词已经变成了准宗教般的概念。人们三番五次地求助于“证据”。我们被告知需要越来越多的证据。政客和政策制定者坚持他们“在科学指导下”行动，不敢说出一句没有证据支持的话。

将证据这个词神圣化的结果是，除非能够显示得到证据的支持，谁也不敢采取决定性的步骤或者提出政策建议。缺乏证据能够导致听起来最具合理性的建议也遭到拒绝。教师工会在为他们反对重新开学的意见辩护时的说辞就是“证据”不支持采取这样的行动。

教师工会的官员在为其不愿意回去工作辩护时公开依靠缺乏证据。女教师工会全国联合会（the NASUWT）的帕特里克·罗奇（Patrick Roach）在谈及他和政府高级顾问会面时说，“政府没有提供信息来改变人们普遍拥有的观点，支持6月1日开学的证据很虚弱。”你几乎就能听见他宽慰地舒了一口气。

支持教师工会的人强烈要求要“看到证据”。《约克郡邮报》报道说，“政府必须向家长展示学校安全的科学证据。”

所有这些的隐含意义是我们需要的是证据支持的真理，它超越所有相互矛盾的证据。有人相信流行病学模型能够提供这样的真理。卢顿北（Luton North）的议会议员萨拉·欧文（Sarah Owen）已经敦促政府先公布最新的模型证据，然后再送孩子们复学。

现在，将证据神圣化已经变得如此广泛，连最不大可能的观点也求助于证据来论证其合理性。威尔士首席部长马克·德拉克福德（Mark

Drakeford）承诺，如果有证据支持的话，他们将提高违犯封锁措施的罚款力度。这种依靠证据来决定如何惩罚民众就已经证明，现在证据已经被视为超验性的神圣力量，政客必须表达支持。对于人们在公园晒太阳而遭到罚款在道德上是对是错，德拉克福德似乎没有表现出任何看法。不，他只是在做出证据支持的决定而已。

因为有这么多文化的和道德的资本投入到证据上，政客不可避免地采用机会主义的态度，利用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论证。在指责抗议者要求解除封锁措施的要求时，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就宣称有证据证明示威者“可能”已经将病毒传播到了该州的其他地方。

最近一些年，很多政客已经采取了被称为“基于政策的证据”的作法。基于政策的证据是“政策指导下的研究”的结果，这其实就是一种奖励形式，这种研究本来就是要为委托研究的人所喜欢的政策提供证据支持的。

政府拥抱证据支持的政策为的是绕过为政策辩护以及论证困难的决策制定的合理性的需要。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英国，新工党政府将证据支持的政策决策制定变成可证实的意识形态。其1999“政府现代化”白皮书确认“政策决策制定应该建立在可靠证据的基础上。”自从世纪之交以来，英国所有主要政党都已经宣称他们致力于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制定过程。

但是，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决策并不是在对根本上的实证主义世界观采取哲学上知情的承诺下完成的。其实，很多新政策其实就是政治实验，政策制定者并不能预测结果如何。相反，求助于证据是政治想象力耗竭的症状，因为政治理想已经不再能够让政策制定者找到灵感了，政客们发现很难用道德或者意识形态为其决策或者世界观辩护了。因此，他们宣扬其政策建立在“证据支持”的基础上，而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是正确的或者有益的。在政策制定圈子，是非曲直的概念已经被“研究显示”取而代之。

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时候，证据也不能作为政策制定的充分基础。正如现在有关新冠病毒疫情的辩论所显示的那样，一种形式的证据往往与其它证据发生冲突。很多研究、很多模型、很多调查提供了新冠病毒的很多不同的观点和结果，所有这些都能够被用来作为证据。我们面对的不是“唯一证据”而是一大堆形形色色的证据。

很多被描述为证据的东西其实就是垃圾，有些是可靠的和严谨的研究的结果。政治顾问和政策决策着的任务是评估遵循哪些证据和忽略哪些证据。正是通过使用分析和政治判断，证据才能成为政府可以使用的有用资源。但是，即使已经被认定为有用的证据也不能决定政策。证据可以指导决策，但从来不能决定决策。

当政府“遵循证据”的时候，它就是在放弃领袖角色，开启了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的旅程。难怪在第一个例子中，政策决策者必须决定政府目标及其相信的价值观。证据的作用应该是来帮助指导政策制定者扫除实现政府目标道路上的障碍，为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实践提供一些见解。即使最权威的证据也不能免除政治领袖做判断的责任。

确定性的要求

本周早些时候，科学技术委员会跨党派议员小组抱怨说，如果没有获得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所得建议的简报，“将很难论证政府的决策总是遵循科学的建议。”

但是，我们应该希望政府并不总是遵循科学的建议。为什么？首先因为科学建议从来不是单数形式。相反，我们拥有的科学建议是不同的，有时候相互冲突。其次，因为“科学建议”之类说法就像“证据”一样暗示存在着政策制定者有可以使用的无可争辩的知识形式。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尤其是现在，有关新冠病毒疫情，政策制定者面临很多未知因素。

围绕新冠病毒的科学也一直在变化。政策制定者不能等到人们对病毒的科学理解完全终结之后再做出判断和决策。依靠科学提供的确定性来决策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它能够瘫痪决策制定过程，延缓本来可以控制新冠病毒疫情的破坏性后果的有效决策的出台。

我们应该依据已知的东西采取行动。这是我们获得对手头问题的更好认识的方法。比如复工复学的必要性，这不仅对学生的幸福很重要，而且还提供了如何在保护学生与为他们成长所需要的自由之间保持平衡的重要信息。

政策制定者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依靠不完美的知识，根据现有的认知做出判断。这样的判断不是在真空中而且要考虑到政府宣扬的价值观和目标的背景下做出的。科学研究及其提供的证据对于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政治决策和领导力绝不仅仅是“遵循证据”的事，它们需要直觉、勇气和基于理解和本能的判断。

寻找证据是徒劳无功的差事。将证据神圣化已经塑造了一种氛围，政客在依靠自己的判断和发挥真正领导力方面已经变得非常谨慎。有太多的时候，他们潜藏在“科学”背后，这帮助导致了政治运作陷入瘫痪的困境。不是要遵循科学，政府应该利用其远见卓识去实现它认为对社会的未来有必要且能为民众带来利益的政策。

作者简介：　

弗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英国社会学家和评论家。著有《大学怎么啦？幼稚化的社会学探索》，最新著作是《恐惧：推动世界运转的隐藏力量》（中译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12月）。  

译自：Why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always ‘follow the science’　by　Frank Furedi 

https://www.spiked-online.com/2020/05/20/why-the-government-should-not-always-follow-the-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