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民众对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偏好是否从政府转向了市场?利用北京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数据,发现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对本地户籍人群的生活满意度影响不大,而对外地户籍人群在京生活满意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商业保险的享有对外地非农户籍人群则呈现出负向的影响。这表明市场仍未能替代政府公共服务的角色,民众仍然偏好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这凸显了政府加强公共服务责任、扩大公共服务覆盖面的重要性。

文献综述与文本研究

(一) 民众公共服务主体选择偏好的相关研究

对于民众而言，是政府提供更好还是市场提供更好? 这不仅仅是一个成本的问题，还涉及到对政府的心理依赖、对政府和市场的信任等问题。

由这些有限的相关研究可见，不同国家的民众对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偏好不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世界价值观调查( World Value Survey，简称WVS) 结果中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不同国家受访者对待政府责任大小的态度有着很大的差异:俄罗斯认为政府在个体发展中承担非常大责任的比重最高，阿根廷、墨西哥、中国和日本等发展中国家及东亚国家对这一问题的认同比例也比较高，而英国、美国、芬兰等发达国家和北欧福利国家都呈现出较低的认同率。这表明，不同国家的民众在对政府的责任期待上有差别，一般来说，传统西方国家对政府责任的期待较小，更偏好用市场来提供可能的服务。

就中国而言，民众对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偏好如何? 托尼·赛其(2010)指出中国的城市工人和政府官员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有“心理依赖”——“一直期望政府提供一系列广泛的公共品和服务，从假期到电影票”。这种现象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在建国初期所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城市公共服务大包大揽式提供方式相关。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即开始改革传统的公共服务提供模式，而相对应的，市场化进程却不断推进，发展出形式多样、迎合市场需求的服务，各种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机构等快速发展，市场占有量不断提升。同时，中国民众对政府承担主要责任的期望要远低于俄罗斯、日本、阿根廷等国家。

然而，目前国内外对中国公共服务的提供集中在对公平和效率问题的讨论上，对民众的需求关注较少，尤其缺乏实证性的研究，因此本文拟利用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2013 年在北京地区的经济社会调查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

(二) 研究设计

“偏好”一词很难被直接测量，因此本文拟利用城市生活满意度来对民众公共服务选择主体偏好进行研究。生活满意度是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话题，集中关注个体对自身生活的评价上，但不少学者指出了宏观层面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许多研究都表明，生活满意度不仅仅反映个体层面的状态诸如工作、收入、家庭等状况，还是一个良好的宏观因素反映指标。因此，本文拟将民众公共服务获得的主体——是政府提供还是从市场上购买——与他的城市生活满意度联系起来，通过观察不同公共服务提供主体这一自变量对民众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比较发现哪种主体有显著提高民众城市生活满意度的作用，以此来判断民众的公共服务主体选择偏好。

同时，本文还拟选取户籍和非户籍人口的比较视角来观测民众公共服务的主体选择偏好。中国户籍属地管理制度的存在，使得政府公共服务只能在户口登记地享有，这就使得虽然许多外来人口虽然已经成为属地外城市的常住人口，但无法享有常住地政府所提供的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或者只能有限制地享用。而随着经济的增长和人口流动的加速，外来人口成为一个影响力愈来愈大的群体，但这一群体与其常住地户籍人口则享有不同主体提供的公共服务;但同时，他们在其常住城市往往又具有与老家相比更高的收入水平，使得他们有更强的市场购买服务能力，并且城市也提供着更多的市场购买机会。基于此，本文拟利用北京作为案例，探究不同户籍人群公共服务主体差异对他们的城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这里将北京常住人口中没有北京户口的人群统称为“外地户籍人群”，这其中又可以分为“外地非农业户籍”和“外地农业户籍”两种类型;而具有北京户口的人群称为“北京户籍人群”，区分为“北京非农户籍”和“北京农业户籍”两种。

(三)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2007 年、2009 年和2013 年在北京地区所做的经济社会调查。鉴于不同年份询问问题有所不同，本文研究主要基于2013 年的数据，部分来自于2007 和2009 年的数据。

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与北京生活满意度

(一) 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与户籍差异

为何北京户口这么“值钱”? 其中一个直接且重要的差别就体现在政府公共服务的享有上。

城市的公共服务系统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与企业职工身份挂钩的职工保险，诸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等，一般由企业、个人和政府三方共同缴付，在其常住地享有;另一种与公民个体的户籍挂钩，诸如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等，都只能由户籍人口享有，由个人和政府共同缴费保障。虽然由企业提供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等一般不受户口限制，但一般而言，政府、事业单位、国营单位以及比较大的公司才能给职工提供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公共服务，而个体就业以及在小规模私营企业就业的人员则很难享有这种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提供的保障。因此，对于外地户籍人群，尤其是外地农业户籍人群，能在常住地享有户籍保障和职工类保障的比例很低。

图3 2013  年北京不同户籍人群就业分布( %)

但是不论是本地户籍人群还是外地户籍人群，都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商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中国1978 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打破了既有的公共服务由政府包揽的局面，市场力量得到迅速的扩展，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市场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服务提供体系。市场化的发展为民众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方式来解决个体的需求和保障问题。

而就北京地区的情况来看，根据北京经济社会2009 和2013 年的调查结果，我们发现北京常住人口购买商业保险( 含商业养老和商业医疗保险两种) 的整体购买比例为15.8% ;而在2009 年，这一比例只有14.4% ，商业保险市场得到较快增长。这其中，外地户籍人群商业保险购买比例增长较快，外地农业户籍人群购买商业保险的比重从2009 年的10.0% 增长到2013 年的12.4% ，外地非农户籍人群这一比重从16.9% 上升到19.3% ;北京本地户籍人群的商业保险购买比例则比较平稳，农业户籍人群比例甚至从18.1% 下降到了15.1% 。

(二) 北京城市生活满意度

城市生活满意度是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是学界和社会都普遍关注的问题。北京经济社会调查在2007、2009 及2013 年的连续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常住人口对于在北京生活的满意度整体较高，2007、2009 年的满意度的平均值分别为6.37 /10 ( 标准差1.951 ) 、6.79 /10( 标准差1.998) ，2013 年有所下降，只有6.28 /10( 标准差2.095)。从不同户籍人群的满意度横向比较来看，利用SPSS 20.0 进行方差分析的结果:2007年外地农业户籍人群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本地非农户籍人群1.676 分;2009 年户籍与生活满意度之间不再有显著差异;而2013 年外地农业户籍人群的生活满意度已经显著低于北京非农户籍人群1.748分。所以比较来看，外地户籍人群在北京生活的满意度在降低。

那么，非北京户籍人群生活满意度的相对下降，是否由公共服务差异所引起? 下面，本文拟构建公共服务类型与城市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模型，对这一问题做出解答。

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便好

(一) 模型构建

本文拟构建公共服务获得状况与北京城市生活满意度的 OLS  模型。具体方程式为:

γ= β0+ β1x1 + β2x2 + β3x3 + β4x4 + β5x5 + U

其中，因变量Y 选择这一问题来进行衡量:“我们想了解一下人们在北京生活的总的看法，量表中的数字从0 到10，表示由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的不同程度，请您在这个量表上标出您对生活在北京的满意程度”。

解释变量X 是受访者所享有的公共服务状况，由变量X1  和X2  构成。X1  是对受访者社会保险享有状况的考察。X2  是对考察受访者商业保险的享有状况。

控制变量有三个。一个是受访者对自身收入状况的主观满意程度，这是生活满意的重要影响因素。另两个是人口统计学变量，主要选择有可能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的因素——年龄和受教育程度。

本文拟首先从整体上考察公共服务获得状况对受访者城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然后再将受访者根据户口分成四个组，利用分组模型来看公共服务获得状况对不同户籍人群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此来观察不同户籍人群对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偏好。

(二) 整体模型

首先，我们来看整体上公共服务获得状况对受访者在北京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利用OLS 模型，将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纳入到对北京生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2 公共服务获得主体与北京生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结果

注: ＊＊＊表示显著水平在0． 001 以下，＊＊表示显著水平在0． 01 以下，*  表示显著水平在0． 05以下。下同。

由表2 可见，模型整体的解释力为0.224，享有社会保险的受访者对北京生活会更加满意，而购买商业保险的受访者对北京生活则更加不满意。为何商业保险购买者倾向于对北京生活更为不满意?   问卷中询问了受访者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的动机，结果发现商业保险的购买者很大比例是因为社会保险覆盖内容不够，所以需要购买商业保险作为补充;另有较大的比例是作为一种投资;而把商业保险作为对社会保险的替代、因为没有社会保险而购买商业保险的比例只有16.1% 。这表明，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将商业保险放置到与社会保险同等的地位，商业保险被视为对社会保险的补充，依附于社会保险而存在。

(三) 分组模型

本文拟进一步对不同户籍人群公共服务与城市生活满意度的关系进行探究，以便更准确地把握公共服务与城市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对不同户口类型的受访者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4 不同户籍人口公共服务获得情况与在北京生活满意度

从表4 可以看到，在区分了户口类型后，公共服务供给对于外地户籍人群北京生活满意度的解释力要显著高于对北京户籍人群的解释水平;其中，公共服务模型对非农业户口人群的解释力要远高于对农业户口人群的解释力。这表明，外地人群的城市生活满意度受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影响更大。

同时，在分组模型中，社会保险的影响则发生分化:对外地户籍人群发挥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北京户籍人群则不再产生作用。无论是外地农业户籍人群还是外地非农户籍人群，社会保险对于他们的北京生活满意度都显示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对于不容易获得户口的外地户籍人群的重要性。

同样的，从另一个角度——商业保险的影响也可以看出社会保险对于外地户籍人群的重要性。在分组模型中，北京本地户籍人群的生活满意度不再受商业保险的负向影响，而只有外地非农户籍人群显示出商业保险享有的负向影响。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本文对不同户籍人群购买商业保险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如图5 所示:

图5   不同户籍类型受访者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左) 和商业养老保险(右) 的动机( % )

这表明，商业保险作为对社会保险的一种替代，对于外地户籍人群有着更强的影响;但外地户籍人群也多数将商业保险视为对社会保险的一种补充。

总结与思考

从模型结果来看，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获得状况并不对北京户籍人群在京生活满意度构成显著影响;而对外地户籍人群而言，是否享有社会保险是其在北京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来源。虽然他们也会购买商业保险，但只是作为对没有社会保险或者社会保险覆盖不足的一种“无奈之举”，因此商业保险的购买只会是降低他们在京生活的满意度。两相比较表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对于民众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市场提供的服务只是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附属而存在，并未能取得独立的替代位置。民众对政府提供服务的期待仍然很高，尽管市场经济的深入和商业服务的发展，仍然偏好于公共服务由政府来提供。

由此可见，中国北京的民众对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中的角色的期待更多，尤其是未能享受到政府公共服务的群体。正如托尼·赛其所言，民众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有一种“心理依赖”。这种心理依赖的存在，凸显了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东亚国家在提供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中有“生产主义”的导向，福利提供依附于经济需要( Holiday ，2000) ，是生产导向的、有选择性提供的( H. Kwon，2005)。这种提供方式往往被认为是有效率的，但从本文的研究来看，在既存的民众对政府公共服务偏好的情况下，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弱化政府公共服务责任等方式来维持经济增长、获取政治支持的效果会受影响，因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也会对民众的生活满意度构成重要影响。Easterlin(2012)指出，在过去20 年里，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满意度呈急剧下滑的趋势，原因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虽然经济总量增加了，但中国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却打破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本文的研究。

同时，对户籍和非户籍人口的比较分析也表明，是否获得可能比获得多少更重要。本研究表明政府公共服务对增进覆盖人群的满意度也并未有显著的作用，但在覆盖人群上的选择性容易带来未覆盖人群的不满。随着外来人口在各个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人口所占比重越来越高，这一问题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就本文的研究来看，选择普惠型的服务提供模式对于提高民众满意度、增强政治支持会更有作用。

（本文原载于《兰州学刊》2018年第5期。北大政治学首发，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