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是我国迈进新时代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城市在其中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使命。加快城市创新转型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而深圳则是创新转型的代表。

一、深圳：充满创新和危机意识的城市

城市的发展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也是社会学和文化学研究的对象。引起我们关注的是深圳独特的城市社会文化和社会经济现象，或者说，仅仅用经济学思维阐述深圳的发展是有缺陷的。深圳是一座基本没有资源禀赋的城市，流动中的移民人口就是这座城市的禀赋，也构成了其特有的社会文化特征。其中最为鲜明的可能是，流动人口或移民，对其要迁往的城市的未来前景会很敏感，这就构成了深圳特有的渗透到骨子里的危机意识。过往40年，深圳遭遇了多次挫折与衰退，引起过无数次关于危机的讨论。2002—2003年是深圳发展史上充满创新和危机意识的时期，其间的讨论引起了深圳人的极高关注，即使说它融入了深圳人的记忆基因中也不夸张。

2002年底，著名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从“候鸟北飞”看深圳的危机意识》在极短时间内引发了深圳甚至全国的关注。该文以深圳危机开始。

莲花山下，第四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隆重开幕。今年的高交会多少让深圳人有一点沉重，因为不久前传出消息，在深圳本土发展起来的两大高科技企业——中兴和华为，拟把总部迁往上海！2002年9月16日平安保险于上海宣布，将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投资20亿元建造平安金融大厦，平安保险已经“金蝉脱壳”。媒体披露，招商银行似乎逐步“脱壳”，迁址上海。到2002年9月30日为止，深圳市共引进了751名海外留学人员，这个数字在去年全年引进人才总量283人的基础上已经翻了一番。同期的上海已吸引海外留学人员3万多人；落户的近2000家“海归派”企业，几乎占据了全国“海归派”企业的半壁江山。北京和广州吸引人才的势头也很猛。深圳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曾经是创造了诸多奇迹的经济特区，曾经是光芒四射的年轻城市，但到现在似乎已黯然失色。自2001年以来，共有数十家券商、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或变更注册地，或以大规模迁移核心业务部门的方式，在上海“安营扎寨”。

作者自问，谁抛弃了深圳？“20世纪80年代，160米高的国贸大厦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创造了‘深圳奇迹’；90年代，383米高的地王大厦又以‘九天四层楼’创造了新的深圳速度。”深圳竞争力下降是因为处在时间和空间的不利地位，但这是深圳被“抛弃”的表面原因，内在原因则是深圳特区在转型过程中表现出的茫然和不知所措。“深圳过去22年的发展更多是得益于政策倾斜和优惠，而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深圳国有经济改革迟缓。不敢冒改革的风险，或者担心改革成本太高而不愿“惹麻烦”。据有关统计，“深圳市仍有半数以上的国有企业没有真正放活”。深圳政府部门效率低下。无论是投资方还是普通市民都对目前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颇有微词，“有人统计，办一个暂住证要盖11个公章”。此外，深圳治安环境日趋恶劣，且城市环境捉襟见肘。

作者探讨了深圳“迟到的觉醒”。深圳一直笼罩在特区的光环下，一直认为自己扛着“特区”的大旗走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不可能再有政策优势，地缘优势也有很大的弱化，生活指数、商务成本都比较高，因此必须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放眼国内外，且不说远处的‘京津唐’和‘长江三角洲’，就在周边，新一轮城市竞争已经打响。……要不了多久，东莞就有可能与深圳并驾齐驱。”上面两段文字出自2002年11月1日《深圳特区报》“学习贯彻市委市政府工作会议精神系列述评之五”，显示深圳当时已经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与危机。

在这篇网文的结尾处，作者写道：“深圳，今夜我把你抛弃。”“深圳人的失落与迷茫虽然没有那么强烈，但却随时溢于言表。在上下班拥塞的路上他们会这么想，在密密匝匝的楼群里他们会这么想，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们会这么想，在视野开阔的莲花山上他们更会这么想……当去上海的朋友打电话过来描述浦东时，我在这么想；当有朋友要去西安发展时，我在这么想；当在深圳的同学朋友聚会热烈谈论上海、北京、广州、苏州时，我不再这么想。深圳，难道今夜我要把你抛弃？莲花山下，依旧车水马龙，流光溢彩。莲花山上，小平同志目光如炬，健步如飞。”

该文发表两周后，2003年1月19日，时任深圳市市长与时年27岁的网文作者进行了对话并表示，只要深圳人自己不抛弃深圳，谁也抛弃不了深圳！“个别干部赞扬声听多了，富裕了，优越了，小富则满，贪图享受。兵法说：骄兵必败，哀兵必胜。我们继续卧薪尝胆、奋发有为、励精图治。”“缺乏忧患意识，老以为自己第一……这样的队伍没有战斗力。用‘抛弃’这个词击一猛掌是件好事！”“光教育不行，还要有体制、机制的保证，政府行政体制要做大的改革和创新。”

此后不久，深圳出现了另一篇网文：《少年深圳说——深圳命运忧思录》，作者署名为老夫，想来也是一位年轻人。与《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有所不同，该文作者更多着墨于坚持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深圳精神，以及加快实现深圳经济转型的内涵与方向。

文中写道，深圳的优势不在于大家津津乐道的增长速度，不在于深圳的经济总量和排名，而在于这个城市与生俱来的、血液里生生不息流淌着的追求创新的能量和动力。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过去20年深圳以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而自豪，以极大的勇气蹚过许许多多的雷区，在价格体制、企业体制、市场体制、政府体制以及资本市场等各方面闯关，创下了数以千计的全国第一，感动了全国，震动了全国，也为全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榜样。1999年以后，深圳因趋于保守而使体制创新大大弱化。但深圳的民间创新动力强大，这来源于过去的体制创新，更来源于深圳是个移民城市。全国30多个省区市、50多个民族的人聚集在深圳，岭南文化、北方文化、海派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形成了兼容并包、独具特色的移民城市文化，也成长起来一大批本土企业群体，不仅有华为、中兴、招商银行、平安保险这样的企业，也包括一批正在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迅速成长的企业中坚，还有十余万家破茧而出、艰苦创业的中小民营企业，它们形成了一个雁形的企业梯队和良好的企业生态。这些企业从一开始就在市场化和公平竞争的环境中拼杀，具有极强的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前面有一千条道路，一人走一条，总有一条会走对。深圳是个宽容失败、崇尚竞争的创业沃土，这种创新精神、冒险勇气和专业知识基础决定着深圳的未来。

谈及深圳的衰落，文中讲道，不敢冒一点儿风险，不厌其烦地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请示中央，错失了发展机遇，在全国各地加快发展的过程中迅速被边缘化。过去是深圳做了，中央才说；现在是中央说了，别人做了，深圳才做。深圳一位领导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道，按部就班地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与在贯彻上级领导意图的基础上进行开拓性、创造性的工作相比，后者需要有更大的勇气、更高的智慧和更高层次的牺牲奉献。“冲”“闯”“试”可能会不那么准确，可能会犯错误，但从全局角度来说，敢闯敢试、改革创新、敢于牺牲奉献，是我们的责任所在、使命所在。

这篇文章大胆展望，再干一个20年！

深圳应该向上海学习，眼光盯住的绝不应只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不仅仅是长三角和国内，而是利用全球资源发展自己，要有气魄，大手笔不断。深圳土地面积狭窄，所以更应该把眼光放开阔，在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中增强城市辐射能力。深圳不是一个孤岛，不可能脱离区域的背景发展，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竞争往往以区域为单位展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现在人们更多的是把长三角与珠三角比较。深圳去年（2002年）单位面积产出已达到1.75亿元，在内地是最高的，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面积只有深圳的1/2，经济总量却是深圳的4倍；东京的面积也就是2102平方公里，经济总量却占到日本全国的20%，将近8000亿美元。因此，内涵增长的潜力绝对不容忽视。报纸报道一些跨国公司陆续弃走浦东，把生产线搬到苏州甚至安徽；后来又有报道，说苏州也失宠了，跌出“台商推荐投资A类城市”。道理很简单，空间不是无限的，外延发展不是无限的，内涵发展却可以是无限的。最紧要的就是要把厉有为当年提出来的“把‘三来一补’ [2] 搬出深圳”的决策继续实施下去。在一定条件下，一块土地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低素质的产业和人口超载了，必然要挤出一部分高素质的产业和人才，这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挤出效应”。所以要腾出资源空间、产业空间和生态空间，发展附加值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提升深圳的集约化发展水平。深圳人有一句话：一个城市才发展了20多年，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就未老先衰了，历史上没有这个规律。如果深圳创造了这个规律，没有别的，只能说明我们自己没本事，没能力。百年前，梁启超作《少年中国说》，为悲观的中国人亮起一盏明灯；希望今日之《少年深圳说》，也能为深圳人亮起一盏信心之灯。正如深圳的“圳”字，有三条大路，条条大路通罗马，上可入天堂，下可入地狱，深圳作为经济特区，要保持对自己的历史使命、目标方向认识上的先知先觉、先人一步。

年轻人充满激情，深圳是充满激情的年轻城市。深圳经济特区40岁了。经历了一次次危机与挫折，深圳现已成长为一座世界级的创新城市。毋庸讳言，未来的深圳还会遇到挫折与危机，还需要保持独特的危机意识。

二、从数量型转向创新驱动的路径

深圳40年的转型道路不平坦，一路跌跌撞撞、起起伏伏，经历了多个转型期，在摸索中走出了从数量型转向创新驱动的道路。

1. 第一阶段（1979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以“三来一补”为代表的工业化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抉择。1979年3月，深圳撤县设市；1980年，毗邻香港的327.5平方公里区域被划为经济特区；1981年，深圳市升级为副省级市。1979年，深圳市本地GDP约2亿元，1992年达到了317.32亿元，年均增长37.4%。1979年末常住人口31.4万，1992年超过了260万人。1980—1985年兴办经济特区之初，深圳具有简单靠优惠政策获利的优势，通过价格改革获取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价格差，史称“套利的年代”。此后，深圳开始了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外商投资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 [3] 成为深圳加入全球分工体系最简明扼要的政策主张。深圳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电子、缝纫、纺织、机械等行业产品以出口外销为主，初步形成外向型的工业发展格局。1979年深圳仅有1家县办企业，员工108人。借助“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方式，深圳成功嵌入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到1990年底，深圳的企业超过了600家（其中“三资”企业400多家），职工人数达到了10万人，产品品种也从不足10种发展到近千种，构成了以视听产品为主的现代电子工业体系。

2.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2010年前后）：以模仿创新为代表的工业化

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推动了我国对外开放从经济特区向沿海、沿江拓展直至全面开放。特区政策普惠化，推动了深圳向周边地区移动。深圳经济从加工贸易转向模仿创新，凭借模仿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初级工业化过程，从而逐步走向模仿创新的生产制造。模仿时代的“山寨”经济现象成为深圳工业化的新特征。不可否认，“山寨”的生命力激发了一种异常灵活的生态系统，成就了供应链，这正是深圳的独特之处。这种对劳动力持续不断的分工使生产力水平得以提高，逐渐形成的产业布局开始被市场认可为最快的效率组合。产业链的精细化分工也让创业成为可能，因为专注在产业链上一个很小的环节，是不需要很多资产的。企业边界大大缩小，专业化企业形成新的商业信誉，信任式的合作形成行规，产业链得以高效率地运作，整个产业的运营成本得以降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外品牌商大举取消订单，很多企业被迫关闭或转型，加剧了竞争程度，也加快了产业升级的速度。 [4]

3. 第三阶段（21世纪初至今）：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阶段

2010年，深圳面临新一轮的转型衰退，接下来的几年超过1.6万家企业离开了深圳，但立志实现“腾笼换鸟”的深圳，“目标不变、力度不减、步伐不停”地持续淘汰转型低端落后产能。在这个阶段，公共研究开发平台、公共信息平台、公共创新服务平台等有效公共产品供给增长很快，与日益强大的企业创新能力相结合，深圳开始走向全球创新的前沿。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为核心的基因测序分析与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显示技术等领域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它们依靠大规模产业技术创新过程，展现了创新活动能力强、集聚水平高、创新速度快的特点，逐步缩小了与国际产业技术前沿的差距。作为创新增长的标志之一，2017年，深圳市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合计9184亿元，同比增长13.6%。目前，这一转型过程似乎正在从创新制造向知识创新引领的方向演变。

贯穿于三个转型阶段的深圳手机业升级过程是一个了解深圳经济转型的好案例。目前，深圳手机产量约占全国的一半（全球80%的手机产自中国），市场占有率巨大，聚集了全球最密集、最完善的手机产业链，既有华为、中兴等世界级品牌，也有华星光电等著名产业关联公司，还有22家企业入围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名单，形成了全球手机“一站式”综合配套交易基地。深圳手机产业链从进口零部件组装生产开始，实现了从山寨模仿到自主研发的跃迁。1999年，中国品牌手机厂商市场占有率只有3%，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提供门槛极低的生产配套条件，造就了山寨手机特殊的模块化生产方式。原本完善的手机产业链在深圳被分割，并形成固定流程，由不同的小公司分担，从下游的元器件商、主板集成商、方案商，到模具、组装、贴牌。2002年，以深圳为主体的中国国产品牌手机市场占有率达到了30%。2008年后，深圳本土山寨手机厂商数量开始急剧下降，到2012年只剩400家左右，不到高峰时期的1/10。告别山寨生产模式，深圳手机业开始了追求质量、卓越研发的创新时代。深圳信息与通信产业的发展映射了中国通信从1G（第一代移动通信技术，以此类推）空白、2G跟随、3G绕道突破、4G并行、5G领跑的跨越式发展。进入智能手机时代后，2012年，全球出货量排名前五的手机品牌中，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占两席，其中华为年出货量291万台，占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的4.01%。2019年，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在全球前五名中占据了三席，即华为、小米和OPPO，其中华为年出货量2.4亿台，在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排名中位列第二，占全球出货量的24.87%。截至2018年，在通信企业5G标准必要专利（SEP）声明量排名中，华为和中兴发布5G声明专利3999件，占比26%。深圳当之无愧地成为全球手机产业制造和创新的中心。

在深圳，这种持续上台阶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过程，被形象地称为“爬锅底”策略 [5] 。埋锅造饭是农耕文明时代的标准生活方式，“灶”字从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火在土上燃烧，锅在火上被炙烤。“爬锅底”策略实在是太形象、太智慧了。深圳的工业化过程从初期低层次起步进入全球分工体系，这是一种无奈的开始，而逐步向上攀缘是必然选择。离开炙热的锅底，才能走上自在、自为、自主的发展道路。在现实中，深圳大批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演绎出一幅幅奋勇攀登的壮丽画卷，也构成了相关产业的相关生产环节向深圳聚集的过程。长达40年的演进构成了深圳独特的、发达的、高度细分的、极复杂的网络化分工体系，构成产业链协同分工效应。因分工深化而带来的进一步产业扩张和创新，使产业升级成为可能。 [6]

习近平指出，我国一直存在着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痼疾，其中一个重要症结就在于科技创新链条上存在着诸多体制机制关卡，创新和转化各个环节衔接不够紧密。就像接力赛一样，第一棒跑到了，下一棒没有人接，或者接了不知道往哪儿跑。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以改革释放创新活力，加快建立健全国家创新体系，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 [7]

一直以来的说法是，深圳建市之初只有两个工程师。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截至2018年底，深圳GDP从不到2亿元增长到2.4万亿元。PCT（专利合作协定）等国际专利申请量18081件，连续15年居国内各城市之首，总量超过英国、韩国和新加坡，用40年成长为国际创新之都，堪称是一个奇迹，而背后的原因和路径值得解读。 [8] 深圳无疑是推行改革开放最为系统的特区，市场化改革贯穿深圳40年发展的全过程。深圳创新的基因隐藏在市场化的进程中，早期集中改革动能，着力构建市场经济体系，把资源配置方式转向市场主导，包括鼓励兴办私营企业、引进外资、进行土地和住房制度改革、建立证券交易所等，这些看似与创新没有直接关联的改革措施，后来成为深圳走向创新的重要制度基础。计划经济年代，人的能动性被束缚在各种条条框框中，就像当时的广播体操呈现的图景，所有人动作整齐划一，仅仅在第八节跳跃运动时能看到某些有能量的人比其他人蹦得高那么几厘米。深圳的市场化进程给那些高能级的人提供了发挥的机会，那些能在第八节跳跃运动中比别人蹦得高的人选择了深圳。深圳创新秘诀里很重要的一条在于：深圳是中国第一个把创新从纯科研的活动转变成为经济活动的城市。 [9] 长期以来，高度行政化科研系统掌握了创新的话语权、资源配置权、创新活动的评价权，是科技、经济两张皮的根源。市场化使企业家成为创新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创新投入产出效率高，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有优势，创新就会成为一种蜂聚和蜂聚扩散的现象。创新引来了更多的创新，成功的企业带动了更多企业走向成功。 [10]

三、卓越的创新源于市场竞争，发达的市场经济源于持续系统的改革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 [11] 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这一指导原则丰富、深化和系统化了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高尚全指出，近40年的改革开放历经“目标探索”、“框架构建”、“体制完善”和“五位一体的全面深化改革”四个阶段，推动了整个国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闭关锁国转向全方位开放、从人治走向法治、从贫穷落后转向小康五大转变，国家和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2]

1997年3月，国家体改委组织调查组到上海和深圳两地进行调查。在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上海、深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展情况的报告》中，他们指出：在新体制建设方面，两市都走在全国的前面。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新兴的城市和经济特区，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起点较高，新体制的框架已初步形成，提供了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范例，值得借鉴学习。 [13] 需要强调的是，深圳在20世纪90年代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讨论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中国渐进式市场化改革实践的产物。张卓元系统回顾了1987—1988年我国在经济体制规划中就改革方向和配套改革内容所进行的广泛讨论， [14] 并对后来20年的改革持续深化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深刻全面地总结了我国采取渐进式改革的方式，以及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历程。讲话指出：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兴办深圳等经济特区、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和内陆中心城市对外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共建“一带一路”、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谋划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搞好国营大中小企业、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从单一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 [15]

从改革进程看，深圳进行系统化改革探索的意义在于，服从一个更加广阔的制度变迁过程，比较早地探讨相关配套改革，寻求渐进的阶段性改革目标，逐步深化，用较低的社会成本将多个次优的局部改革串联起来，累积产生阶段性、梯次性的制度变迁结果。在现实中，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效激励和信息有效集合的制度体系，其复杂程度远超传统的计划经济体系。利用关键性改革带动多项改革，创造体制变革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改革先易后难，由浅入深。改革越深入，配套要求越高，渐进式改革的难度也许会增大；但也存在另一种情况，即改革初期因配套条件不充分，一些改革措施难以实施。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入，一些难度很大的改革措施会因为配套条件相对成熟而可以付出较低的代价予以实施。改革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受益就会有动力，就能够以试错方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多层次、多角度、网络状实现市场经济机制对计划体制的梯次替换，其中离不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改革政策和措施的设计与推进。 [16]

在深圳，一项具体的改革开放措施往往能引起连锁性制度创新，这方面有一个典型例子，那就是引入沃尔玛带动了物流与金融业创新改革。 [17] 沃尔玛曾经是全球最大的连锁零售企业，20世纪90年代初就实现了以通信卫星为核心，对全球销售信息即时管理。在深圳乃至全国还不存在连锁商业形态时，引入沃尔玛是否会产生对中国商业的垄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沃尔玛进入深圳引起了市场轰动，也激发了学习沃尔玛全球采购体系的热情。进而是沃尔玛全球采购大会在深圳举办，后来就是沃尔玛的全球采购中心设在深圳，深圳开始了解并规划现代物流产业发展。深圳成为全球发达的物流城市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强化在全球分工体系地位的过程。深圳银行业与沃尔玛诞生了最早的购物卡，开创了我国全面“卡”消费的时代。1996年8月，沃尔玛在深圳开设了第一家沃尔玛购物广场和山姆会员商店，不出10年，沃尔玛在中国内地已经开店160余家。先是少数先行者模仿沃尔玛构建连锁超市，而后是中国商业企业开始了全面规模化连锁经营，从根本上改变了计划配给型的传统商业体系。

四、法治是发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从传统社会的人治走向社会主义法治是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在现实生活中可感受到的转变是遇到问题找市场，而不是找市长。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一组复杂且有序的合约体系。任何市场交易都能够依照依法约定的合约得到执行，不论是有形的商品还是无形的知识产权，无论是有价证券还是高楼大厦，无论是劳务合同还是投资合同。试想一下，行政权力介入一个具体的合约执行过程可能产生的结果，一定不是一件合约的失效，而是会诱发更多的“搭便车”的行为，市场也会失去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功能。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18] 诺思（North, 1981）同样强调了制度变化而不是技术变化是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观点。在论及国家作用时，他强调国家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是简单的自由放任，国家需要承担起有效、公正的契约执行者的角色，要能够保证产权的有效性和合约的依法执行。国家政权强制力是由人来行使的，若不能防止权利行使过程中产生的谋利行为，就会出现以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的悖论。 [19] 在现实的改革过程中，依法进行改革，用法律固定改革成果，不断修改完善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法律框架，规范经济行为，防止行政权力的不当使用和滥用，是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1987年12月1日，深圳会堂内举行共和国历史上首次土地拍卖会。 [20] 拍卖一直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概念，现在却被堂而皇之地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讲了出来。这项改革与1982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第四款明文规定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精神是冲突的，但拍卖并非是违法行为。深圳于1982年开始实施《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规定城市土地限期使用和按年收取土地使用费。在“第一槌”拍卖活动前五个月，深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奠定了地方法规的依据。随之而来的是，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并定于1988年1月3日正式实施，法规确定了特区国有土地实行有偿使用和有偿转让制度。三个月后的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二条内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一项改革先由地方性规章予以支撑，而后上升为省级立法，并直接推动了宪法修改，为全面实行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让渡的重大改革提供了根本的法律依据和保障。

事实上，渐近式改革由双轨制开始，以双轨引入市场机制并以增量方式逐渐取代计划经济体制。当时的土地使用采取双轨运行，一部分土地照规定有偿使用，而另一部分则依然是计划经济体制式的无偿划拨。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无偿划拨方式占土地使用的大部分。很显然，土地使用双轨制实施得越久，“搭便车”的行为就越严重，加快推进全面土地有偿使用的改革，就是堵塞行政权力可能被滥用的制度漏洞，也是依照供求关系对稀缺土地定价的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

周元春以《154束法制阳光耀鹏城——深圳市人大常委会13年立法扫描》为题，总结了深圳取得立法权以来的法治化进展。 [21] 13年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共制定颁布了154项地方性法规，包括特区立法132件，较大市立法22件，现行有效的137件，有关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方面的立法占立法总数的70%以上，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法制规范；在全国率先立法的法规中具有创造性的占1/3。这些法规为深圳的改革、创新和未来发展加装了一个个动力强劲的加速器。

时间跨越到2020年7月1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网站公布立法已经上升为369件，其中修改、修正过的立法为225件，一项立法平均8~10年就会修改或是修正，并随经济发展和立法体系变化决定法律的废止（截至目前废止件数为27件）。通常情况下，立法件数决定了法制体系覆盖的经济社会活动范围，而法律的修正与修改决定了法治化的水平。

知识产权规模、质量水平快速提升是深圳走向创新增长的显著标志。

一是深圳的专利优势系数为2.5，深圳单位产出中创新份额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22] 2019年，深圳国内专利申请量为261502件，占全国专利申请总量的6.23%。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82852件；专利授权量166609件，占全国专利授权总量的6.73%。

二是深圳专利技术具有比较明显的国际竞争力。2019年，全市PCT专利申请量17459件，占全国的30.7%；智能制造业PCT专利申请量增长较快。深圳、北京等10座城市当年的PCT专利公开量为37003件，其中，深圳占比近50%。深圳在美、欧、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的发明专利公开量分别为7308件、7636件、897件和988件，以较大优势位居全国各大城市第一。

三是深圳既有专利具有较高市场价值。2019年，深圳专利权质押登记涉及专利1063件，平均每件专利质押金额305万元，质押金额1亿元以上的有7件。截至2019年底，深圳有效发明专利138534件，维持年限5年以上的发明专利所占比例超过85%。

四是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显著，职务专利申请量占全市专利申请总量的91.2%。

2018年12月27日，深圳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正式表决通过《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2019年3月1日，该条例正式施行，《条例》从建立知识产权合规性承诺制度、设立行政执法技术调查官制度、构建违法行为信用惩戒制度等方面进行创新性制度设计，构建与深圳创新发展相匹配、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2018年12月26日，深圳市首个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中国（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也正式揭牌。这是深圳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执法史上翻开的崭新一页。早在2005年，深圳就制定了具有规章性质的《深圳市知识产权战略纲要（2006—2010）》，通过“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验收，开始创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2006年，市政府以规范性文献方式公布了《深圳市知识产权指标体系》，制定了评价地方知识产权发展状况的22项量化指标。同年7月，深圳市人大牵头成立了由十多个部门参加的《深圳经济特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若干规定》立法起草小组，2008年通过实施。2017年，深圳市政府出台了“知识产权保护36条”。2007年，深圳市知识产权局处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例191宗。2009年，成立中国（深圳）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案值2351万元。深圳海关查获侵权案件762宗，案值逾人民币1.2亿元。同年，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达到了3800件。2019年，深圳两级法院共审结知识产权类案件41031件，同比增长49%，其中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分别为40557件、467件和7件，结收案比达到97.3%。 [23] 在深圳，众多中小企业在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中获益与成长，其中包括著名的华为与中兴通信公司。

2002年，我国IT领域出现过一次要不要采用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争论，恰逢此时，华为公司遭遇了被侵权的案例，一时间指责华为成为舆论的热点。2004年12月，深圳市南山区法检两院经过详细调查取证，最终判决华为胜诉。2005年5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华为胜诉的终审判决。 [24] 这次判决对我国正在蓬勃兴起的IT产业在法治轨道上健康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2001年，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了一起涉及侵犯中兴通讯商业秘密案，涉案的买卖双方均被判刑入狱。经广东省科技评估中心评定，被侵权技术的无形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4664.5万元，技术许可使用费的评估值为204.5万元。

总之，市场公平竞争需要有完备的法制支撑，这是政府应当提供并尽可能充分供给的公共产品。以此为准，划清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权责边界，致力于培育不断完善的法治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保护公平竞争，激励创新。坚持市场是主导，企业是主体，企业家为核心，法治是基础，政府是保障的理念，虽然这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可能是避免改革走回头路的最有效办法。

五、以创造综合发展环境为核心的转型升级政策

2010年以来，深圳经济产业结构出现了深刻变化，在度过新一轮转型衰退后，经济增长从高速度转向了高质量，生产方式从以山寨模仿为主转向以创新制造为主。深圳人均GDP五年增加1万美元，达到2.4万美元，每平方公里产出GDP 8亿元，财政收入达2.8亿元，均居全国大城市首位；工业增加值率五年提高4.9个百分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速是GDP增速的1.8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工资标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均居全国领先水平；制定实施了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政策。深圳成为中国大陆新兴产业规模最大、集聚性最强的城市，产业总规模近2万亿元，新兴产业年均增长20%以上，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3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50%。深圳还前瞻性布局航空航天、生命健康、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等未来产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4742家，五年新增3698家；万元GDP能耗、水耗，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排放量都显著下降。创新能力有了明显提升。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4.02%，五年翻番；建成了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国家基因库和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国家级、省级和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累计达1107家，是前30年总和的3.6倍；IT领袖峰会和BT（生物技术）领袖峰会等成为促进创新创业的重要平台。 [25] 其中，2011年制定并开始实施一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五年规划，到2016年取得了圆满成功。五年时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翻番，达到4052亿元，到2019年已经超过了6500亿元。2019年，该产业的国内发明专利公开量达43273件，截至2019年底，有效发明专利量为65460件，发明专利公开量居第二位，仅次于北京。 [26]

2010—2015年，深圳经济转型，实现了新一代创新产业对传统模仿型产业的替代。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崛起做得很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从经济转型的理念看，深圳比较早地提出了有质量的稳定增长的转型政策主张，经过多轮转型实践，深圳上上下下对走创新转型道路的认识已经比较统一，行动比较自觉。二是对转型过程中如何发挥市场、企业与政府作用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在以改革创新推动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方面有了比较丰富的实践和成功经验。比如，1987年的《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1994年深圳市科技局颁布的《深圳市技术入股暂行规定》和《深圳市技术分红暂行规定》，使刚刚起步的深圳有了很强的人才吸引力。再比如，深圳依国际惯例最早建立了无形资产评估事务所并推出管理办法，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解决创新形成的无形资产入股障碍都有很好的效果，民营高科技企业也因此蓬勃发展，等等。

深圳新一代信息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实现政策目标，突破关键技术，强化自主创新，优化发展环境，促进产业融合。具体来讲，就是在组织方式上集中政府资源，如设立新兴高技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和具体办事机构，统筹各部门资源。从2011年起，深圳市连续5年投入25亿元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资助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技术攻关，促进创新能力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培育和引进、重点企业发展、产业化项目建设等。在使用方式上，提升创新能力，鼓励科学发现与产业化应用，加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增强共性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示范；鼓励创新成果产业化和知识产权化、标准化战略；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项目，优先将其纳入创新型产业用房和土地利用年度规划；支持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培养博士后人才；支持深圳企业参加电子信息通信等领域的国际知名展会和会议，支持在深圳举办高水平、国际性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会议；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联盟提供重大公共技术研发，鼓励和支持发展相关行业协会、中介机构、产业发展研究、政府决策咨询等产业服务性工作。

尽管对这一时期深圳的转型政策进行系统性评价还为时过早，但也可初步判断，深圳的转型政策是带有明显时代特点的混合型政策，即适度集中政府行政资源，支持市场整合，引导企业进行创新转型。当然，相对于2000亿元规模且正在滚动成长中的产业来说，每年5亿元的政府财政支出可以说是杯水车薪。政府对转型政策能够成功的信心应当来自政府可以洞见到个别企业不易察觉的禀赋优势信息，并通过产业政策方式支持特定产业的发展。徐林（2018）认为，产业政策应当被定义为针对特定产业实施的可能改变市场发展轨迹的产业支持或限制措施，这些措施要么基于行政权力的干预，要么基于公共资源的选择性或歧视性配置。通过市场化改革改变原有资源配置扭曲导致的产业发展或结构升级加速，不能被视为产业政策。政府的产业政策应当更多强调功能性，要针对产业升级和提升竞争力的普遍性薄弱环节。在市场主体不愿意配置资源或难以形成合力的情况下，政府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并投入资源予以扶持。在市场主体愿意配置资源的领域，政府要尽可能营造好的激励政策和环境，更好地发挥竞争政策的作用，鼓励市场公平竞争下的强者胜出。很显然，这是深圳投入25亿元财政资金、连续5年滚动能够取得成效的关键。

深圳转型升级政策能够取得成功，与政府和创新网络建设关系也很密切。新技术早期阶段，知识的隐性程度高，公司和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地理邻近因素。 [27] 空间上的邻近性，企业间交流的便利性有利于隐性的知识传播，从而推动创新。推动产业集群建设，构成以大企业为核心的海量中小企业群落，当然也有助于生产和技术网络由疏而密，分工精细，营造出良好的创新氛围。

罗默通过对知识双重性的界定，为内生增长理论奠定了基础。 [28] 政府用于研究开发的公共支出以及适宜的知识产权政策会提高社会公共知识存量，推动创新转型。政府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知识流动，创造和扩大知识公地就成为加速创新增长的重要政策措施。 [29] 从此意义上说，深圳转型政策的有效性与创办公共研发机构和共有知识共享有很大关系，看似嘉年华的IT领袖峰会则发挥了重要的新思想交流碰撞的实施与验证作用。 [30] 事实上，从研发投入的结构看，我国政府研发投入占全部研发投入的比重只有20%左右，与美国有10个百分点左右的差距，这说明我国政府在基础研究方面的研发投入力度大大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强，以增强我国技术创新的原动力。

菲利普·阿吉翁认为，政府产业政策有效的前提条件是，产业竞争不能破坏而是要宜于推动竞争，典型的表现是，政府不能以“挑选赢家”的方式来推行产业，这不仅会造成典型的俘获和寻租风险，而且会因破坏了市场竞争而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 [31] 因此，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融合是至关重要的。在罗德里克看来，产业政策能否有效是观察一个政府与企业以市场为纽带的合作过程。 [32] 政府既不是高高在上且高瞻远瞩的独立的政策制定者，也不是被特定产业利益集团俘获的租金设置者；政府对特定的产业既要予以支持，也要设定可度量的绩效指标；最后，产业政策的公开透明是重中之重。

相对于以上对深圳转型政策有效性的理论分析而言，《经济学人》杂志对珠江三角洲的转型调查更加细致，更加具有微观经济的基础。 [33] 在这篇特别报道中，深圳，一个移民城市，一个曾经以模仿闻名的地区正在形成世界级的创新集群，从劳动密集型工厂迅速转向先进的制造业、机器人和基因领域。华为和腾讯是中国最具价值和创造力的两家跨国公司。研究深圳创新的最佳方法，就是通过创业企业的眼睛来审视创新。人们曾普遍认为中国企业没有创新能力，那是个错误，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创新企业一直在向价值链上方移动，从完全依赖进口技术及零件组装走向创新。模仿者退场，创新者常在。深圳吸引着许多热衷于开发新制造方式的企业家，将整个三角洲转变为一个先进的制造集群。深圳改写规则的方式是拥抱开放创新。在西方，企业的创新通常是一种隐秘的自上而下的事情。在深圳，模仿生产正在演变成一个由协作、快速学习的供应商和工厂生产协同的强大的生态体系。任何人都可以带着一个想法来到深圳，以合理的价格进行原型设计、测试、制造并将产品推向市场。深圳已成为世界五大企业家之都，成为全球硬件和制造业创新中心。在硅谷开展的创新已经无法与深圳制造者的生态系统匹敌。

本文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作为结语。深圳深刻而持续的改革开放过程，建立起了法治化的、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比较好地发挥了政府作用，转型升级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这种成功的背后还有若干尚待深入破解的偶然性。确切地说，深圳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等系列政策取得了成功，并不意味着同样的做法在其他产业也会取得成功。从实践角度看，深圳也采取过支持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但并不很成功，广州则是一鸣惊人。深圳也曾经制定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但相对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仍具有相当大的差距。即使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深圳距离北京也还有很大差距。这似乎说明，政府产业政策有效性存在着客观的约束条件，这种条件可能表现为，产业政策的成功源自具备了产业发展的条件，而这种条件又可能源自创新集聚优势的动态比较。当对比深圳与广州、上海在IT产业、汽车产业以及生物制药产业的政策文件时，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其中的差距并不显著，实施效果却大不相同。因此，我们可能需要考虑的是，产业政策实施是以企业活动为基础，以现实的产业分工方式为前提。一个地区形成的产业集群会产生自我强化的优势。政府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决定于市场选择，而不是决定于政府意愿。深圳转型升级植根于“三来一补”、山寨模仿的产业链的土壤，在与北上广的市场经济发育水平大致相同的水平上，也会演化出不同的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同样是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推进转型升级领域也会形成相同产业的绩效差别，换句话说，北京政策成功的产业，深圳可能不成功，这应当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此，从更一般意义上说，有效的产业政策应当随着产业创新要素聚集的动态变化而变化，有效的政府行为是支持配合企业和产业技术与组织方式的变化，而不是成为主导者。同时，政府行为应当转向更具一般意义的经济发展政策，其中人才政策、知识产权政策、有效的市场公平竞争政策，特别是鼓励知识溢出性政策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有关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的前瞻性，产业组织方式，网络化创新形式，这些问题仍然需要更多的深化研究。

[1] 本文作者唐杰系深圳市原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湾区发展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学术主任。

[2] “三来一补”的全称为：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

[3] 李灏。李灏深圳工作文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4] 陈潇潇. 深圳：中国硅谷？[J].商业周刊中文版，2015（1）.

[5] 中国企业家协会名誉会长李德成提出，深圳的高新产业发展采取的是“爬锅底”策略，即从低层次起步进入跨国公司的全球分工体系，逐步向上攀缘。深圳目前的实际表明，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第一步的目标已基本实现，现在深圳需要加快迈出第二步，实现从单纯的加工制造向加工制造与研发设计相结合转变。参见：金融办公室近期单位[EB/OL].[2003-07-08].http://news.sina.com.cn/c/2003-07-08/0925340826s.shtml。

[6] 唐杰，等。深圳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J].中国经济特区研究，2010（1）.丹尼·罗德里克发现，发展中国家可能因加入经济全球化过程而受损。一是全球价值链促进了生产技术趋同，高技能劳动力的增加值份额有所提高，低技能劳动力的份额有所下降，发展中国家会失去劳动廉价且密集的优势。二是一个国家（经济体）产业内部和产业间分工过于简单，产业链过短，不能在多层次、多环节复杂生产过程中获益，成为低增加值的产业链。参见：丹尼·罗德里克。新技术、全球价值链与发展中经济体[M].//吴敬琏。比较。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1).

[7] 习近平. 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8] 周路明。中国创新的“深圳功夫”是怎样炼成的[EB/OL].[2019-09-11]. http://www.sieia.org/index/index/details.html?id=426.

[9] 朱丽亚。从急功近利到四个90%[N/OL].中国青年报，[2006-03-20].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6-03/20/content_1338415.htm. 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自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业。这表明，深圳市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基本形成。“有这样的体系，再假以时日，深圳一定会笑傲世界！”

[10]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何畏，易家详，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查特吉等人讨论了创新集聚的发生与影响。产业集聚的意义在于企业家活动会产生溢出效应，溢出效应在区域内会是非线性的，企业家在集群内会相互受益。也就是说，200名企业家能创造出比100位企业家多两倍以上的收益，或者是一个特定产业部门可能不成比例地创造出更多的新成员。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因素集中对于创业集聚特别重要。2011年，硅谷占美国风险投资总额的40%，波士顿和纽约各占约10%，远高于这几个城市占美国人口的比重（11%）。VC（风险投资）与专利高度集中可以说是互为因果。参见：A.Chatterji,E.L. Glaeser, W.R. Kerr. Clusters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http://www.nber.org/papers/w19013。

[11] 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指出，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意见》明确了要素市场制度建设的方向及重点改革任务，并就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等做出了部署。

[12] 高尚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回顾与思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3] 张思平，高兴烈。十大体系：深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7.

[14] 张卓元以《改革开放40年始终沿两条主线展开》为题，系统回顾了1987年10月至1988年6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组织相关课题组就我国中期（1988—1995）经济改革规划纲要进行研究的过程，在上百位经济学家对改革规划纲要进行比较的研讨会上，形成了三种有关配套改革的意见。参见：张卓元。改革开放40年始终沿两条主线展开[EB/OL].[2018-07-04].http://industry.people.com.cn/n1/2018/0704/c413883-30124744.html。

[15] 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6] 唐杰，蔡增正。渐进式改革的博弈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3(04)：28-35.

[17] 李德成。向沃尔玛学习[J].中国商贸，2014（19）.

[1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9] 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0] 深圳1987年土地拍卖，“第一槌”推宪法修订[EB/OL]. 南方日报，[2010-09-06]. http://news.sohu.com/20100906/n274737502.shtml.

[21] 周元春.154束法制阳光耀鹏城——深圳市人大常委会13年立法扫描[J].人民之声，2005（9）.

[22] 本文专利优势系数的含义为专利占比与GDP占比的比值，即深圳授权专利占全国授权专利的比重除以深圳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以这个结果作为一座城市或一个地区相对于全国经济增长中的创新优势。

[23] 深圳中院发布2019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白皮书[EB/OL].[2020-04-22]. 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20-04/22/content_23085195.htm.

[24] 华为沪科案终审裁决，历时两年半华为终胜诉[EB/PL]. 东方早报，[2005-05-24]. https://tech.sina.com.cn/it/2005-05-24/0849615669.shtml.

[25] 数据来自2015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

[26]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振兴发展政策的通知（深府〔2011〕210号），2011年12月29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6-02/18/5043037/files/82024f082 d7145b79e2995652dab79bf.pdf.

[27] Audretsch D B，Feldman M P．Innovative clusters and the industry life cycle [J]．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996，11:253-273．

[28] Romer,P.M.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98（5）S71-S102.

[29] 迪恩·贝克，阿尔琼·贾亚德夫，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创新、知识产权与发展：面向21世纪的改良战略[M]//吴敬琏。比较。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6）.

[30] 2010年IT领袖峰会推动深圳率先出台互联网产业振兴发展政策。2011年，峰会呼吁互联网立法。2012年峰会有来自全国近千名听众齐聚深圳，逾百家媒体约300名记者现场深度报道，并广泛征集对拟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互联网信息服务安全条例（征求意见稿）》的意见。2016年峰会主题为“IT·智能·共享”。2019年峰会聚焦5G和人工智能，对深圳发展数字经济、共享经济，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31] 菲利普·阿吉翁. 寻求竞争力：对中国增长政策设计的启示[M]//吴敬琏。比较。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5）.

[32] 丹尼·罗德里克。新技术、全球价值链与发展中经济体[M]// 吴敬琏。比较。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1）.

[33] 《经济学人》杂志2017年4月8日长篇特别报道《皇冠上的宝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