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很简单，可以称之为“改进的亚当·斯密经济增长模型”，希望对研究中国未来经济、包括“中三角”发展有一定的意义。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其有关经济增长的核心思想是这样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靠的是创新和技术进步——我们看人类的历史，就是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历史。创新和技术进步靠什么？靠分工。分工越细，技术进步越快。这里说的分工包括产业链条的分工，也包括地域的分工，不同的地区做不同的事。分工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市场规模越大，分工越细；分工越细，技术进步越快；技术进步越快，经济增长越快；经济增长越快，收入越高，市场规模越大……就这样循环推动经济增长。
这样一种循环靠什么启动？就是企业家，但亚当·斯密没有讲。在经济成长过程中，从市场规模、创造分工到创新，再把收入变成市场，靠的都是企业家。
首先，我们看市场规模。市场不是客观存在的，是企业家发现和创造的。市场有很多潜在因素，包括人口数量，但在企业家出现之前，这个市场是不存在的。比如上个世纪据说日本人最重要的发明有两件，一是方便面，一是卡拉OK。这就是日本企业家发现的市场。大部分人都吃过面，但是在快速生活的时代我们需要吃什么样的面，不是消费者想出来的，而是企业家想出来的。日本人把方便面变成一个产业，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市场。我们看那些伟大的企业家，都是创造市场。谷歌创造的是一个市场，facebook创造的也是一个市场。可以说，企业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发现市场和创造市场，把别人没有看到的地方存在的潜在需求变成现实的需求。
第二，发现市场的同时，形成新的分工。与此相关，企业家的重要工作是创造产业。他可能把企业内部分工变成一个独立的企业行为。本来别的企业自己能做的事，我做得更好，这样就形成了独立价值链的一部分。典型的例子是微软。大家知道，在比尔·盖茨之前没有软件产业，但不是没有软件。IBM把硬件和软件一起做，直到比尔·盖茨把软件变成独立的产业。在那之后，他成就的不仅仅是微软，还有千千万万的软件企业。微软搭建了一个平台，然后很多新企业进入，使软件业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苹果公司也如此，乔布斯创造的是一个产业，里面有好多供应商。可以说，伟大的企业家一定是创造产业的企业家。
第三，技术创新靠什么？还是企业家。上面说要发现市场、创造产业，没有技术进步和创新是不可能的。我们以方便面为例，如果没有技术创新，还是用传统的擀面杖来擀面，就不可能有方便面产业。只有伴随着生产方便面的机械和技术创新，才会有方便面这个产业的出现。所以说企业家在技术进步过程中作用同样很重要。
第四，技术进步带来经济成长，每个人变富有之后，企业家又要做什么？他把新的财富变成新的市场。因为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之后，我们不能再按照原来的消费格局提供生产。那样的话，社会是不可能进步的。所以企业家在经济成长阶段的重要工作就是把不断增加的财富变成新的市场。我们常说经济转型，实际上就是随着收入的提高，企业家如何创造出新的产品和新的产业来。
这就是我理解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经济成长过程。企业家在其中处于中心地位，无论是发现市场，创造产业，技术进步，环视把增长的收入变成新的市场，都离不开企业家的作用。
那么，政府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就是为企业家发现市场、创造产业、革新技术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特别是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和自由竞争。
现在我们谈到湖北“中三角”的发展，不能不考虑到它的地理位置，但我想强调几点。
首先，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在不同历史时代是不一样的。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发生于两河流域，东方文明也发生于两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文艺复兴发生在意大利，工业革命最初发生在英国，甚至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主要发生在沿海地区，都说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但随着技术进步，地理位置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特别到21世纪，随着飞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技术的发展，地理位置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说句不中听的话，在我这么多年的经济研究调查中，我去任何地方，凡是大谈地理位置优势的地方，基本都是比较落后的地方。如果我们有好的机制，是不需要谈地理优势的。要说地理优势，企业家比谁都看得更清楚。更何况有很多相反的例子。像浙江经济现在这么发达，有什么地理、资源优势？你怎么能想得到义乌会成为全球闻名的小商品集散地？靠资源是判断不出来的。
现在越来越重要的是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要靠法治环境和文化环境——我要特别强调一下，不是靠优惠政策。有些地方对企业家真是优惠，企业家到他们那里，坐飞机都不需要安检，享受免检的待遇。想象一下，这样的地方你敢投资吗？我认为不敢，因为它没规矩。对企业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你的法治环境、文化环境是不是使他感到安全？是不是只要他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就不怕鬼敲门？还是即便没做亏心事，也经常有鬼来敲门？现在很多地方就是这样，政府经常乱敲门，企业家是不敢去投资的。
这里要注意，安全是以自由为前提的。没有自由的安全没有意义。比如说，如果不考虑自由，坐牢的人最安全，因为他不怕人偷、不怕人抢，但是这样的生活没有意义。我们的企业家（包括每个人）都需要安全，但是要以自由为前提。这里说的自由，是平等的自由，不是只有一部分人能做，其他人不能做。它是人权，不是特权。它意味着只要不损害他人，我们有权利做一切我们认为对社会有贡献（或消费者需要）的事。
还要提一下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往往针对一部分人，而不是针对所有人，结果导致寻租和腐败。在座一些企业家也可能碰到过。只要政府有优惠政策，我们就在想如何从政府拿到这笔钱，而不是想着给消费者生产更满意的产品。所以说产业政策在中国过去几十年没起到什么积极作用。换个角度说，正因为没有起到作用，中国经济才有比较好的表现。如果过去的产业政策都起了作用，那中国人看的还是“金星”这样的电视，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产品。
我还要提醒大家，现在企业家面临的一个很大麻烦就是政府换届。企业家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到某个地方投资，好不容易跟原来的市长、书记签订一个合同，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政府换届了，新的政府班子就不认原来的合同了；或者说不是不认，但是一拖就是几年，什么事都干不成。这是现在中国企业家在各地投资时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之所以没有信心，不愿投资，跟这个状况有关。
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叫现代政府？现代政府是一个法人，是非人格化的组织。如果这届政府的承诺到了下届没有约束力，就不是现代政府，而像古代政府，它的权力属于某一个人，这人死了这事就没了。我们要认识到，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政府里的官员只是站在这个位子上而已，他的权力来自于这个职位，他在这个职位上所做的事都代表这个机构；任何一届政府所做的承诺，对之后的政府都应该有约束力。
刚才听到两位书记、省长讲，要把湖北变为中国行政审批事项最少的地方，这一点非常好。但我要特别强调，包括湖北，下一步各地政府要注意看市长、省长、书记换了之后，原来的承诺是不是还有效。如果真正能做到事前审批最少，事后企业家最安全，我想湖北不需要什么地理优势、资源优势，仍然会成为中国下一步增长的重要源泉。
总而言之，企业家最重要的任务是开发市场，政府就是为企业家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只要做好这一点，“中三角”是不是领头者并不重要。如果全国发展不好，“中三角”领头也没有意义；如果全国发展很好，“中三角”即使不领头，人民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本文由张维迎教授在2012年8月中国企业家论坛湖北夏季高峰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