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社重新出版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对难读字注上汉语拼音，又详告朱子所采用、称引的各位古人的资料，辅以图片，便于青年阅读，实为一件盛事。
一、
“四书”或称“四子”，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宝典。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无疑也是经典，它是宋代人注疏、诠释“四子”的集大成者，影响了东亚（今天中、日、韩、朝、越等国家或地区）七、八百年。“四书”是中国人必读的书。“四书”之于中国，如同《阿含经》之于印度，《可兰经》之于阿拉伯，《新约》《旧约》之于西方。“四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不读“四书”，不知道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宋代张载（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也是他对儒学精义的概括。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论语》《孟子》等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
台湾著名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讲，以儒家文化为基底的中国文化其实是形塑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台湾作家、教授龙应台说，她的人生观是在十三岁开始上中学后的几年间，通过必修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内容即是“四书”），接受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等基本价值理念之后就奠定下来了的。这些价值在她的生活中潜移默化，不经意地起着作用，乃至变成为精神生命的主脉，做人做事的准则。她的经验告诉她，她周围的人，如一些同事或下属，其实也是以孔仁孟义、气节人格来滋润生命，从而面对现实，立身行世的。我个人也有类似的生命体验。我以为，“四书”所讲的，正是我们平凡的老百姓真正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
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族群，作为其文化土壤或社会化文背景的有两个东西，一个叫“伦理共识”，一个叫“文化认同”。所谓“文化认同”或者叫“民族文化的自我身份认同”，解决的是“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的问题，是个体人所归属的民族文化的基本身份的自我定位，是精神信仰的归乡与故园。所谓“伦理共识”，其实是在民众中的一个隐性的，然而又是有约束力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对待家庭与社会的方式以及终极信念的共同点。一个社会，一个族群的生活如果没有“伦理共识”与“文化认同”，不免会遭受到脱序的危险，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现代化，健康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建设。实际上，一个健康的现代化，健康的法治社会、工商社会的建构，不能不依赖于“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而“四书”，正是孕育中华民族的“伦理共识”与“文化认同”的基本经典，其中所讲的道理，例如“仁”“义”“礼”“智”“信”五常等就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一直到今天还活生生地扎根在老百姓之中，继续为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复兴起着积极的作用。人类文明的经典，可以调治现代的生活；中国经典如“四书”及《老子》、《庄子》、《六祖坛经》等，同样有调治的作用。
钱穆宾四先生说，中国文化史上有两位伟人，地位越出其他人之上，前古是孔子，近古是朱子。钱先生的这个说法是很有根据的。朱子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积极入世，关怀百姓疾苦的有为的政治家。其实真正的儒家，从来都是内圣外王一致的，没有所谓一心只研究“心性论”或只做修养的儒家，或另一些则是一心参与政事的“政治儒学”。这两者分化了就不是儒学或儒家了。儒家中人对内圣与外王或者因客观条件限制而有所偏重，但绝不会偏废其中任何一方。现代人也是这样，我们修养身心，同时担负着一定的公共事务，有一定的社会职责，仍然是德业的并进。
二、
大家知道，“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大学》是《礼记》（小戴记）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作者已无可考。唐代韩愈《原道》引用了《大学》，李翱开始阐发《大学》的“格物致知”论。宋以前没有单篇别行之本。宋仁宗于天圣八年（1030年）曾将单行本赐新第进士王拱宸等。司马光著《中庸大学广义》一卷，《学》《庸》并称别出。程颢、程颐兄弟表章《学》《庸》《语》《孟》，合称“四书”，以此作为上达六经的法门，又称《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
《中庸》是《礼记》（小戴记）中的第三十一篇，但单篇别出，由来已久。《中庸》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其文句虽在汉代有人增删，然其思想是子思的则无疑。班固《汉书•艺文志》载有《中庸说》两篇，以后受到历代朝野的重视。唐代李翱的《复性书》，最早发掘《中庸》的性命之学的价值。宋儒周敦颐等进一步阐发了《中庸》的形上学与心性论。邢昺向真宗陈述《中庸》大义，为真宗采纳。仁宗以《中庸》赐进士，范仲淹授《中庸》于张载，启导张载入圣人之室。二程夫子表章《中庸》，与《学》、《论》、《孟》并行。程颐认为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为一理。
《论语》是孔子的不同弟子和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之记载的汇集，不成于一人一时。大约在春秋末期，弟子们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记载下来；通过口耳相传，再传弟子把孔子言行追记下来；后人编纂成不同的简策（篇章）。大约在战国早期就有了汇集本。传至汉朝，至少有了鲁、齐、古文三种汇编本。今传本源于西汉末年张禹融合的鲁、齐《论语》本。《论语》记载了孔子与弟子或当时的政治家、学者们的对话，平易亲切，恬淡中寓意深长。《论语》不是一整套思想体系或伦理教条，多半是师生共同讨论、体验天道人事的真实记录。《论语》是我国儒家经典之一，东汉时列为经部。《论语》在汉至唐代是妇女、学童的启蒙读本。
《孟子》一书主要是孟子自著，或者其高弟记录孟子言行，孟子晚年加以整理而成。《孟子》七篇有汉代赵岐的《孟子章句》。《汉书•艺文志》虽将《孟子》放在诸子类，但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却把它看为辅翼“经书”的“传”。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赵岐尊孟子为亚圣，把《论》《孟》并列，王充也把《孟子》看为“传”。中唐以后韩愈的《原道》提出儒家道统说。五代后蜀主孟昶将包括《孟子》在内的十一经刻石，宋太宗又加以翻刻。自此《孟子》列入经书。北宋第一流的学者与政治家孙复、石介、欧阳修、王安石等，响应韩愈的道统说，尊崇孟子，重振儒学的工作遂为士子所认同。到二程时，已将《论》《孟》并提，地位已凌驾于六经之上。
自宋代（特别是南宋）以来，“四书”地位大大提高。元至清代，“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成为士子必读的书。
原来分别刊行的《论语》、《孟子》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之所以慢慢结集成为“四书”，有文化的原因与社会的原因。
面对佛学、道教的挑战而重建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是“四书”形成的文化原因。经过历史上的外在地排佛和形式的模仿，至宋代，士人开始积极地内在地吸收、消化、扬弃佛学，也吸收本土的道教，重建适合于中国大群人生的精神系统，包括哲学的宇宙观、形上学、心性论。宋代真正实现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特别是以历史实践证明最适合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为主体的融合。宋元明清是“道学”或“理学”作为精神世界的时期（清代亦不例外）。其兴起，正是中国知识人面临政治、民族危机，特别是外来文化思想的严重挑战而产生的一种“文化自觉”。自韩愈开始，至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直到南宋朱子，可以说是数代知识人重塑中国人的终极信念与价值系统，从高的层次与水平上回归中国人的精神源头，即回归“六经”、《语》《孟》、周公、孔子的过程。朱子与同时代的学者（吕祖谦、陆氏兄弟、陈叶功利派等）间的辩论，朱子之后的阳明学及明代的心学、气学诸论，乃至明末清初大儒的反省等，尽管异彩纷呈，创见叠出，派系繁复，争论不休，然合而观之，其所同大于所异，深论细节千差万别，而总体上或先立乎其大者，却莫不仍旧环绕着一个中心而展开的，这个中心就是对佛道二教作内在性的批评、扬弃、消化，重建中国人自己的宇宙论与本体论，解决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信念、信仰、终极性等等）及超越追求与现实关怀的关系问题。宋明理学（道学）重建了宇宙论、本体论和心性修养论，重建了道德形上学的体系。这一时期的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最大贡献是抽象程度很高，不仅讨论宇宙自然的发生与发展，而且进一步讨论天地万物的根据、本原和普遍规律等形而上的问题，包括人的终极关怀的问题。
唐代以后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四书”形成的社会原因。宋代与唐代及以前时代的区别，在于宋代开始了平民化的过程，传统社会贵族与庶民的二元对立的结构开始解体。宋代的经济水平、城市规模与文化繁荣的程度，都是当时在地球其它地域生存的民族所无法企及的。那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观！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解体之后的平民化的社会，需要凝聚中华各民族，特别是平民所能接受的精神性的、蕴含社会理想、做人之道与终极信仰的文本或经典。于是，唐代及此前上层社会人士诵习的“五经”，逐步让位于平民诵习的“四书”。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四书”当然不可能取代“五经”，宋代以后，士子有关“五经”乃至“十三经”的研究仍然代不乏人，颇多创构，然而从整个社会文化来看，“四书”成为家传户诵之学，成为朝野、城乡文化的主流。
“四书”与“四书学”是因社会民间的需要应运而生的，是文化下移的产物。孔子是中国知识人第一次文化下移工作的代表，把王官之学下移民间，开创私学，删修“六经”，在士子中开启经典整理与诠释的传统。朱子是中国知识人第二次文化下移工作的代表，讲学民间，注释“四书”，在社会大群中开启“四书”的新传统。假借今天的话来说，点击率高的关键词，宋以前是“周孔”（或“孔颜”）与“五经”，宋以后则是“孔孟”与“四书”。这也是钱宾四先生说过的。北宋确有扩大经学范围和重新注释经书的文化运动，于是有了“四书”的形成与流行。
三、
朱子穷其一生为《大学》《中庸》作章句，为《论语》、《孟子》作集注，用功甚勤，修改不辍，四十余年间，“改犹未了”，直到临终前一日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真是做到了“毕力钻研，死而后已”。
2003年上半年我在日本关西大学访学。5月27日，我与内子曾到大阪市立美术馆参观流失海外的中国书法展览，乃美国、日本收藏的书法精品，有一些是我在北京、台北两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都未曾见到的珍品，如王右军的行穰帖等。有一件珍品尤其使我流连忘返，那就是京都国立博物馆藏朱子行书《论语集注》残稿，是一位日本人1914年在北京文物市场上购买到的。展出的是《颜渊篇》部分，写于南宋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我与内子在这一珍贵文物前伫立良久。全部展览看完后，我们又回过头来再次行注目礼。此次展出的朱子的墨宝，还有东京国家博物馆藏的朱子草书尺牍（3件合）等。
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特点是，以洗炼的文字，逐句解释“四书”之难点、要点，先注音，再释典故、人物，包括难字难句，再解释其义理。应该说，朱子仍是以训诂为主，以疏通文字为主。《四书章句集注》有关义理的解释也不全然是宋代理学家的看法，他首先还是讲通行的看法，就先秦儒学的基本知识与道德义理加以阐发，特别疑难处，遇到一些范畴与关键词，遇到一些与汉至唐代儒家不同的看法，遇到特别方便发挥宋儒的观点处，他或引用二程及其学生或他人的看法，或自己直截加以解释。在引用了前人或当时人的看法后，如不需再说则不说，如需要加以抉择判断处，则加“愚按”、“愚谓”予以判定，或者留有余地。在章节之末，以“此一节”、“此章言”、“此言”云云，加以总结。需提醒读者注意上下文相互关联处，也特别加以说明。除哲学名词和特别便于发挥处的义理是宋人的或朱子个人的理解外，一般说来，全书注释大体上是公共性的知识，故这是非常精要、深刻的，难以替代的“四书”教材。朱子的学生李性传说本书“训释最精”，是非常确当的。当然，清代、近世有了其它的训释“四书”的著作，如焦循的《孟子正义》、刘宝楠、刘恭冕父子的《论语正义》、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杨树达的《论语疏证》等，在训诂上更加完备、准确，但仍然无法代替朱子的这部著作。读者不妨参读。朱子的这部著作无疑是宋代人“四书”学的集大成者，朱子把“四书”体系化了。
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的最大贡献，甚至超过了清代汉学家的贡献，借用一句话，可以说是：“先立乎其大者”，即从整体的联系的观点把握了“四书”的精髓，也是先秦儒学的精髓，并在宋代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创造性地诠释了儒学的精义。限于宋代文字考据的水平，朱子的名物训诂中容或有清代汉学家所纠正的若干缺失，但在意义世界、价值体系的总结提升方面，清代学者却无法望其项背。清代汉学家重视个别、细部的考证，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他们却往往忽略了中国思想世界中最有民间性、最有影响力的儒家思想系统的主旨与精义。所以，不管朱子之后出版了多少诠释《学》、《庸》、《论》、《孟》的书，都无法替代朱子的这部著作。我们现在有条件超越宋学与汉学之上，对“四书”作出新的诠释了，但现代人最大的毛病是太过轻率，并没有真正下工夫读懂朱子的这部书与清人近人的代表性诠释，就匆匆下结论。以朱子的学养与智慧，他精雕细刻、苦心斟酌四十余年的这部书，是不可以随意轻忽的。
朱子的注释，尤其是对《大学》的分章、补遗，颇为古今人所诟病。但凭心而论，从近年来学术界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朱子对《大学》的结构作了“经”与“传”的分别，恰好抓住了中国经典与古典诠释学的特点，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李学勤、庞朴、李零等专家在对出土文献资料的整理中，也运用了这一方法，确有成效。朱子的《大学》“格物”补传难免“杜撰”的批评，但这不正表明了朱子的诠释是创造性的诠释吗？我们阅读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朱子思维的过人之处，经他的诠释，“格物致知”“即物穷理”思想一直影响到中日韩诸国接受西学，走上现代化，成为一种文化土壤或背景。当然，这绝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慢慢浸润、积累起来的。
就《论语》的注释而论，何晏的《集解》、皇侃的《义疏》都具有哲学诠释学的意义，而朱子的《集注》正是在此基础上的更全面、更有时代性与个性的哲学新诠。哲学家的诠释当然带有哲学家所处时代与个人的色彩，故朱子的《论语集注》，乃至整个“四书”诠释，都必须放到宋代哲学史的背景上加以考察。他以“四书”的集结与诠释，重建了儒学系统！
四、
儒学、“四书学”都越出了我国的疆域，是整个东亚的精神文明。朱子的本书在元仁宗元祐时期钦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教材之后，在朝野有了更为广泛的流传，影响更大。当然，一旦被钦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士子登庸利禄的工具，越到后期传统社会，则越来越被僵化，削弱了原本活泼、清新、创进、健康的精神资源的价值。
朱子本书不仅是影响我国的最深远的著作，也是影响东亚的最深远的著作。本书传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越南之后，当地的儒学专家有了多少不同于中国内地的发展，赋予了富有本土意味的创新意义，在学界有很多深入的探讨，在民间也有广泛的影响。东亚儒学的四书诠释有非常复杂多样的、生动丰富的传统。
现在对古代经典的诠释，有一些低俗化的倾向，对于民间文化来说，浅一点是正常的，但一定要提升受众的水平，努力把“戏说”、“俗讲”引导为“正讲”。有的洋学者打着学术旗号“歪讲”《论语》或“四书”，典型的就是白牧之、白妙子夫妇合撰的《论语辨》。白氏夫妻沿着崔述的疑古，扩而大之，又以索隐的手法，胡乱肢解，把《论语》解读成政治权力斗争，与考据学毫不相干，居然引起美国汉学界的相当注意而得不到切实的批评。旅美华裔学者李淳玲女士2005年9月来我校出席我主持的“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了《论索隐派伪书〈论语辨〉及学问分际的问题》一文（载于《人文论丛》2006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相当深刻、全面地批评了白氏毫无根据的猜测，值得称道。
“四书学”在今天仍有勃兴之势。从近十多年来我与同仁在学校、社团、企业、媒体、地方图书馆等处讲授“四书”的情况来看，深感民众迫切需要，又特别欢迎，他们对“四书”有一种亲合力，而且能从生命的体验中，从生活的实践中加以理解。我相信，“四书”仍是现代中国人最好的精神粮食！
最后，关于“四书”的读法，朱熹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卷第十四）有人说，为什么一定要按朱子的步骤呢？我们当然可以各行其是，不过，朱子的读法符合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原则。
“四书”要用心去读，以生命对生命，以真诚对真诚。古代圣贤指点人，不是权威说教，而是启发学生或读者自己去领会。儒学是生命的学问，要体验、实践，身心合一。学习这些典籍要身体力行，学以致用，不能所学与所行脱节。《四书章句集注》这部书，我不知读过多少遍，教过多少遍了，反复诵读，每一次都有新的体验与收获。
总之，“四书”是中国人的基本信念、信仰，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是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爱”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格言，一直到今天，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最光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文部分内容以《由“四书学”的形成看儒学的开展》为题，刊发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P22—25.；湖南岳麓书社新版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已于2007年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