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女作家中，苏雪林算不上十分突出，却是最具特性者之一，无论是思想还是性格。她本来成名于“五四”之后，在反封建已经成为大风气之时，竟然写出被萧乾先生称作“反反封建之作”的小说《棘心》，颇有些特立独行之概。对于鲁迅，她有着某种“病态”的否定心理，终其一生不曾改变。可是，对于她的老师胡适则情有独钟，“由钦敬而至于崇拜”，真可谓“老而弥笃”，痴心一片。这一现象，从某个侧面反映了现代文坛的另一种情态。
苏雪林与胡适乃皖南同乡，苏所在的太平县(今黄山市)距绩溪仅一县之隔。在一般人印象中，苏雪林比之胡适属于“小字辈”，实则二人龄只相差五、六岁，苏对胡尊称“先生”、“老师”，可是胡适往往视苏雪林为“同辈”，相待似介于学生和朋友之间。不过，他们之间确有一段为时一年的师生经历。1919年，苏雪林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国文系，胡适恰好在此兼课，讲授“中国哲学”。那时，胡适年轻气盛，声誉正隆，每次讲课，听者盈堂，效果颇佳。苏雪林回忆说：“听胡先生讲话，不但是心灵莫大的享受，也是耳朵莫大的享受。”足见印象之好之深。此前，胡适曾为该校一贫病而死的女生李超作传，倡导女权。胡适在课上称，他的这篇《李超传》比《史记》的“汉高祖本纪”、“项羽本纪”还要有价值得多。苏雪林认为，自从“胡先生文出，女子要求继承遗产权者相继不绝”，影响广泛，故而此语“绝非夸诞之辞”。与胡适同在该校兼课的尚有周作人、陈衡哲等学者，但是令苏雪林“最敬重者，惟有胡适先生一人”而已。可是，当年胡适并未注意到这位学生，他们的直接交往是在十年之后。
二十年代后期，苏雪林留法归来—度寓居沪上从事写作，先后在北新书局和真善美书店出版《绿天》、《蠹鱼生活》等书，并在曾孟朴主办的《女作家专号》上接连撰文，从而在文坛初露头角。而此时胡适亦迁居上海，出任中国公学校长。1928年，苏雪林和北京“女高师”时的同班同学冯淑兰—同拜访江湾路胡适寓所。冯淑兰即冯沅君，乃冯友兰胞妹，她与陆侃如恋爱一事曾求助于胡适，关系可谓密切。显然，苏雪林访晤暌隔十多年的老师，系得冯引领。胡适热情款待两位女弟子，请她们品尝江冬秀手制的徽州麦饼，并介绍此物乃地瘠民贫的徽州人远道外出经商的旅途食粮，可称“徽州之宝”。其后，苏雪林写了一篇谒师记刊载于邹韬奋主编的《生活》上，其中便提及此一“宝物”的由来。胡适阅后，喜而赞之。此后，二人又在翻译小说方面彼此唱和，互通心曲，因而交谊渐深。胡适每有新作出版，如《白话文学史》、《胡适论学近著》乃至各期《独立评论》等，均不忘寄送苏雪林一册。不久，苏雪林任教于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教授陈源、袁昌英等皆胡适好友，苏与他们相处亦甚相得。胡适过访武大，众人自不免欢谈一番，绵续私谊。
就现有资料来看，苏雪林与胡适在大陆期间的通信十分有限，苏氏自称是由于自己“疏懒”所致。然而，已知的二三封函件却涉及颇为关键的社会政治价值取向，未可等闲视之。1936年初冬，胡适访美返国在即，苏雪林致胡适一长信谓：“近闻先生不久返国，触动我几年来渴慕之怀，又有许多话想同先生谈谈并请教，所以才写这封信。”苏在信中倾诉自己自“九·—八”以后国人因苦闷而趋向左倾的内心感受，“我那时虽未加入左联，思想亦动摇之至”，多亏(胡)先生的开导和《独立评论》的影响，才使自己的思想状态趋于稳定。不过，她也建议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再多登慷慨激昂、有光有热的文字”，以争取青年，从左派手里夺回新文化的主导权，因为“今日之域中，已成为普罗文化之天下了！”她进而提出“关于取缔‘鲁迅宗教’的问题”，表示要写一系列文章对鲁迅进行“攻伐”。胡适于不久后复函，这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并不同意苏雪林对国内思想文化界的悲观估计，他甚至断言左派势力“成不了什么气候”。继而，便以“为人师”的口吻写道：“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应对其作平实的研讨，而深戒旧文字的毛病，应当学会抑制“正义的火气”。从苏雪林后来的实践看，胡适此番教诲似未发生多大效力。苏致胡的信，被武昌《奔涛》杂志公诸于世，引起左翼青年的公愤，胡适自然亦受到牵连。
1949年胡适离开北平前夕，曾接到苏雪林的一封劝其出走的信函，此函似未存留下来，故具体内容不详，但苏氏后来的追忆记下了胡适对此信的反应：“五月间，我毅然离开武汉大学十八年的岗位，到了上海。听说胡先生那时也在上海正准备出国，打听到他住址去谒见他。胡先生对待我非常亲热，说我写的那封劝他快离北平的信，太叫他感动了。我一共见了他两次……”显然，这是“江山易主”之际的一幕，所谓“乱世避难”的共同命运，使得他们之间的情感交融自然深化了一层。所以当他们三年之后在台湾再度相见时，苏雪林对胡适的称谓便由“先生”改为了“老师”，愈加亲近。五十年代末期，胡适定居台湾，担任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在台南成功大学任教的苏雪林有了更多机会与她崇拜的老师交往。此后三、四年间，胡、苏二人会面和通信明显频繁起来，构成彼此交谊的高峰期。
胡适返台伊始，苏雪林即致函热情问候，并寄赠自己的著作《棘心》(修订本)、《天马集》、《玉溪诗谜》等四部书。胡适于复函中表示，一定要读这些赠书，且对其中论及“五四”理性问题一节发表感想说：“我同情你的看法，但我觉得“五四”本身含有不少反理智成份”；又提到苏氏《李义山恋爱事迹考》一文，强调作历史考证须重证据，婉言指其解读李商隐诗尚嫌证据不足。可见，一旦触及到学术问题，胡、苏之间的“师生关系”便格外凸显出来。其后，二人还就《红楼梦》研究有过数次书信往来，这些信件当即刊发于台北《作品》杂志上。胡适在通信中指出：“雪林依据(曹雪芹)那部赶忙抄写卖钱而绝未经校勘修改的‘庚辰脂砚斋评本’就下了许多严厉的批评，我觉得也是不幸的事。……我们看了这种残稿劣抄，只应该哀怜曹雪芹的大不幸，他的残稿里的无数小疵病都只应该引起素来富同情心的苏雪林的无限悲哀。”在此，胡适运用他娴熟的语言艺术，不着痕迹地对苏雪林苛责古人的做法施以善意的批评。苏雪林这位老学生在“胡大师”面前倒是出奇的虚心，几经批评，切感自身功力尚浅，遂决意在此问题上暂且搁笔。胡适得知，大感欣慰，复函称：“你肯决定不写《红楼梦》的文章，我很高兴”。
然而在另一方面，胡适对苏雪林一直从事的屈原诗赋研究则予以理解和充分支持。胡适在“中研院”院长任内的一个突出“政绩”，是促成设立了“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简称“长科会”，专为当时收入微薄的大学教授提供一定名额的特别津贴，以鼓励科学研究，其中也包含若干人文学科的名额。苏雪林自述；“我的屈赋研究，大家都指为野狐外道，非正法眼藏。即连胡适之先生也不赞成。但他对我总意存偏袒”，每当评审我的论文，他总是交给两位欣赏我的学术观点的专家审阅，说是“这二人对苏雪林的论文，非常有同情，非他们二人审阅，恐难通过。我得长科会的奖金，能够维持数年之久，都是胡先生对我的好意而然。”胡适在屈原研究的某些具体细节上，诸如《远游》的著作权归属等，与苏氏意见不同，但他认为苏的研究可称一家之言，因而尽力资助。对于老师的特别关照，苏雪林内心自然感激不已。
她曾多次专程赴台北拜访“恩师”，胡适也一再在南港寓所宴请这位学生。有趣的是，随着年事渐高，苏雪林对胡适的师生情谊有增无减，她自称：“我对胡先生的尊崇敬仰，真是老而弥笃”。在苏雪林眼中，胡适是“五四”以来真诚的理性主义者，其一生立身行事不苟且，他的言论有选择，有分寸，是殷切企盼中国迈入现代社会的代表人物，其人格之伟大，堪称“现代圣人”。因此，她在胡适面前，总有某种近贤近圣的感觉。她自述：“胡先生第二次请我吃饭时，我坐在他客厅里，对着胡先生，受宠若惊之余，竟有一种疑幻疑真的感觉”，古代圣贤虽无缘亲见，“而我现在竟能和与那些古人同样伟大的人共坐一堂，亲炙他的言论风采，不是太幸运了吗?”此种发自内心的个人崇拜，在年近古稀老人身上发生，实属鲜见。正因如此，当胡适猝然病逝，苏雪林确乎悲痛异常，她稍后追述说：“我本是一个啬于眼泪，并且感情相当麻木的人，现在为胡先生何以竟悲恸至此，这经验的奇异，连我自己都不能理解。”为悼念胡适，她编撰了《眼泪的海》一书。
可是，胡适逝世前后，台湾岛内涌动一股反胡暗潮，《胡适与国运》一文的出现即是征兆。对此，苏雪林充当了铁杆儿“护胡”的角色，针锋相对地写了《凤凰与鸱》等文予以反击。尽管胡适生前一再劝戒她要抑制“正义的火气”，然而，素来好打抱不平的这位女将自称“到了老年，火性始稍大”，如何能隐忍不发?当青年李敖与郑学稼、叶青等为胡适而大打笔墨官司之时，苏氏也披挂上阵，撰发文章，助李—臂之力。反胡之人纠缠不放，对苏雪林猛烈报复，使他“丧师”之后两三年间日子颇不好过，以致“精神感受莫大困扰，只想离开台湾，遁迹海外”。她曾一度赴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事过境迁之后才重返台湾。八十年代初，胡适晚年在美国的“弟子”唐德刚所撰《胡适杂忆》等书由传记文学社出版，书中生动记述了胡博士不为世人所知的诸多侧面，赞之者称：该书把胡适写活了!然而，苏雪林对此却怒不可遏，认为唐氏造遥诽谤，“把胡大师暗中糟蹋得不成模样”，如博士学位不实、冒认祖宗、胡韦(莲司)之恋等，实在有损老师的一世清名。为正视听，她多次游说胡适的老友出面代为“辩冤雪谤”，又在高雄的《台湾新闻报》副刊“西子湖”上连篇累牍地撰发辩驳文章，后结集为《犹大之吻》一书。仅看书名，即知她对唐氏的抵触程度了。不妨说，苏雪林的“护胡”壮举，大可告慰胡适的在天之灵，即她所谓的“自问对胡大师总算效了微劳”。
苏雪林活了一百余岁，盖为现代女作家中最长寿的一位。她一生无子嗣，婚姻生活也颇为不幸，令人费解的是，她恪守父母为其订下的婚约，始终未曾毁弃。仅就这一点来说，她与胡适在此问题上的做法很是相似。这微妙的共同之处，莫非就是解读胡、苏二人关系深层内涵的一个切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