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晚年寓居津门，然其活动舞台大体以京津两地为主，活动重心已由政治转向学术。此一情形，可从他与梁漱溟的交往中看得分明。梁启超与梁漱溟年龄相差20岁，戊戌维新梁启超名满天下之时，梁漱溟还只是一个刚刚破蒙读书的5岁幼童。可是二十二年后，梁启超竟“移樽枉步”，登门造访梁漱溟，请教佛学问题，由此，二人时相过从，成为忘年交。

其实，梁漱溟中学时代曾饱读梁启超的著述，深受其影响。1908年开始，他系统阅读梁启超主撰的《新民丛报》、《新小说》两种刊物的汇编本，总计在五百万字以上。这些内容新颖、文笔激越的文字，深深吸引了梁漱溟，他自称“寝馈其中者三、四年”。1910年，梁漱溟又订阅在上海发刊的《国风报》，其中，梁启超以笔名“沧江”撰发的三十余篇论述立宪的文章，更是他的必读物。辛亥前，梁漱溟倾向君主立宪，显系受此影响。不过，他如此钦仰梁启超亦与家庭熏陶有关。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早年热心变法，后来所写札记谓：“吾真心倾慕梁任公，积仰数十年，以为救中国之第一人。”民国初年，梁启超结束近十五年的流亡生活，回国入京，梁济先后四次拜谒、两度投书，然终不得见、答，心中不免怅然。鉴于此，当1916年梁漱溟先后拜识了其内心倾慕的章士钊、蔡元培等人后，却始终“不敢冒昧”地主动结识梁启超。不久，梁漱溟任教于北大，讲授印度哲学。

清末学者大多兼治佛学，梁启超自不例外。他在《论佛教与民治之关系》一文中，甚至主张将佛教立为国人的“新信仰”，他本人即“有条件地”信仰佛教。1916年，他在《东方杂志》上读到梁漱溟研究佛学的论文《究元决疑论》，称许不已，进而注意作者。两年后，梁济殉清自尽，其遗书登诸报端，梁启超读之，深为感动，当得知梁济与梁漱溟的关系后，他产生了结识梁漱溟的念头。这一年，梁启超大病之后，静读佛经，其后撰成《大乘起信论考证》，并拟作《楞严经考证》，可以说，这时期他研究佛学的兴致颇高。因此，1920年3月，他游欧归来见到梁漱溟的新著《印度哲学概论》，“纳交之心益切”。此后不久，梁启超偕蒋百里、林宰平及梁思成，来到北京崇文门外缨子胡同梁漱溟寓所，屈尊讨教。梁启超所提的问题是：“如何可以把贵族气味的佛教改造成平民化，使大家人人都可以受用？”梁漱溟对这位大人物的突然来访“甚感意外”，但在学理上却坚持己见，他回答说：改造佛教是做不到的事，倘若做到，那改造后的必定不再是佛教。由这次访谈，开始了二梁之间的交往：梁漱溟不时往访梁启超，尊其为“先生”；梁启超则器重梁漱溟的“好学深思”，与之通信，每称其为“宗兄”。

二梁的交往，除佛学这一共同点外，还与他们在“五四”之后均肯定固有文化的思想倾向有关。梁启超对梁漱溟适时推出《东西文化其及哲学》一书甚为激赏，蒋百里称此书为“迩来震古铄今之著作”，建议任公将这位后起之秀延揽门下。1921年秋，梁启超应聘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校长张伯苓欲将文科全部交其主持，梁颇愿尝试，商定翌年接办南开文科。他致函张东荪等人，提议由张君劢担任文科主任，蒋百里、张东荪、林宰平各担任一门课程，“能找到梁漱溟最佳，更辅之以我，吾六人者任此，必可使此科光焰万丈。”这一计划因与承办上海中国公学相冲突，未能实现，但梁启超欲将梁漱溟纳入自己“班底”的意图则十分明显。

1925年春，梁漱溟在山东办学数月后回到北京，客居清华园，专心整理编次其父梁济的日记、文稿，辑印成《桂林梁先生遗书》，分送亲友。此时梁启超正在清华讲学并开始主持该校的国学研究院。梁漱溟几经思量，终于送《遗书》一部给梁启超，同时函告当年其父屡访不遇、投书不答之事，提示书中“致慨之词”，请其寓目。这段文字在《遗书》“伏卵录”中，是梁济1915年2月读罢梁启超挽麦孟华诗文后所写，内中尽吐“躬逢鄙弃”后的怨愤，痛责梁启超“为总长后亦随俗同化与旧官僚无异”，“而一生之痛哭救亡，求真才行实事，亦不过言焉而已。”但最后仍企望其有所作为：“我终不忍没任公二十年救中国之心，而犹希望其能行所言，不判成两橛也。”梁启超检读之后，痛切自责，遂复函梁漱溟，内云：“学不鞭辟近里，不能以至诚负天下之重，以致虚情慢士，日侪于流俗人而不自觉，岂唯昔者，今犹是也。”令尊所言，“其所以嘉惠启超者实至大，……愿兄于春秋祭祀时，得间为我昭告，为言：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之教！”梁漱溟对此番诚意十分感谢，两年后，当商务印书馆正式印行其父遗书时，特将梁启超的复函影印刊于卷首。

梁启超作古以后，梁漱溟曾撰写一篇真挚而率直的纪念文章，评述这位前辈的生平得失和性格特点。他认为，任公学术上的成就，量过于质；其参与政治，失败多于成功；但其影响近世舆论之广泛而有力，无人能出其右。他写到：“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梁漱溟可谓直接感受梁启超影响的一代人，他的评述，可为后人深切了解梁启超提供一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