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界像一副多米诺骨牌
世界像一副多米诺骨牌，真的很像。许多事情就这样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当你不小心碰倒了其中的一块，就会听到噼噼啪啪的响声，很多骨牌紧跟着倒了下来。我在这样说的同时，已经在心里感觉到整个20世纪的世界，是一副结构复杂的、可以通向任意方向的多米诺，只是考虑着要不要说出来。这副骨牌中就包括1959年，和任何一块一样，看着十分平常，最好不要碰它。
那一年我5岁，不像现在的孩子知道事情多，甚至连多米诺骨牌这个名词都知道。我那时候又瘦又小，但我最喜欢的游戏之一，是跑到橡胶厂的建筑工地，一块又一块，把红砖在地上立起来，立得多了再把排头的一块推倒。在橡胶厂南面，过了火车道就是郊区的四方台，有的地方是稻田，有的地方是红砖厂。红砖厂生产的红砖不太结实，在我的游戏里面经常有几块最不结实的红砖被碰坏。
最不结实的红砖，也是工厂的财产。现在我尽力回想当时的情况，和我年龄仿佛的男孩子都爱玩红砖，他们摆了长长的一排，准备推倒的时候，工地上的人来了，毫不客气地把他们制止。而在我一个人玩红砖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驱赶我，他们知道橡胶厂的厂长就是我爹。那时，玩红砖的特权是我从当爹的厂长那里得到的惟一特权，但没有让我在小伙伴里感到骄傲，他们可以玩的东西太多，他们不在意玩些什么，他们悄悄搬走两块红砖，在空地上摆个球门，就痛痛快快踢球去了。反倒是那些红砖，让我距离他们一伙人越来越远，让我的性格越来越孤独。
四方台红砖厂的红砖，就不能结实一些吗？那时候的鞍山，还有许多从旧墙、旧房子上拆下的旧砖，是日本人占领东北的伪满时候烧制的，长和宽的尺寸都小了一点，但是特别结实，边边角角都没有碰坏，落在地上响声很清脆。在我后来上小学时，老师让我们记住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我就想，那些日本人真可恨，他们侵略我们国家，还把我们国家生产结实红砖的技术都偷走了。
1959年生产的红砖，不包括运费，是七厘钱一块，十块红砖七分钱，一百块红砖七角钱，一千块红砖七元钱，一万块红砖也不值多少钱。
我之所以这样复杂地计算一万块红砖的价钱，是因为在我们鞍山，有一位工人因为盗窃一万块红砖的罪行，受到了工厂的处罚。
他和雷锋一样，都是1958年底从农村招进鞍钢的工人。当时的工资也不算太少，雷锋一个人挣钱一个人用，可以买得起料子衣服皮鞋手表。但这位同时进厂的工人就不一样了，家里有一大群人等着这笔钱呢，还有，家里的土坯房子又破又旧，应该盖一座新房子了，他的工资就显得特别少。
盗窃红砖的事情是从1959年开始的。他没有住进鞍钢的职工宿舍，还是住在农村的家里，每天走着上下班。从1959年开始，他上班的时候拎着一只黑色的兜子，里面是饭盒和菜盒，下班的时候饭盒和菜盒都空了，就往黑兜子里放两块红砖，走将近两个小时的路带回家去。
不管路途遥远，每天两块红砖。不管腰酸腿痛，不管刮风下雨，每天两块红砖。每天两块。
到了1970年代末，他用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终于积攒够了盖房子的红砖，终于盖起了三间砖瓦房，一家人高高兴兴地搬了进去。时隔不久，他盖房子的事情就被工厂知道了。本来没有人知道他的砖是从工厂里带走的，但那时候的中国，一个本分老实的工人，无论如何是盖不起房子的，别说一个人上了二十年的班，再加几个人上二十年的班也不够用，因为给他们的工资是生存工资，只能维持生存，不能盖房子。这道理谁都明白。经过详细调查，他用二十年时间盗窃工厂一万块红砖的事情暴露出来。工厂的保卫部门考虑到他是建厂时期的老工人，有技术，能吃苦，工作一直比较努力，就没有把他当做盗窃犯送交公安局，只是做了一些内部处罚。还有，工厂丢失的东西是一定要追回来的，又派了大铲车和大货车过去，把他家里房子上的红砖全都拉了回来。
我有很多认识的朋友在鞍钢上班，这件事是其中一位告诉我的。我没有问这位老工人的姓名，也没有问更多的细节，虽然我当时已经开始写作，并且知道以后一定会写到我的文字之中。
比村长的兄弟媳妇强多了
刚写完前面红砖的故事，电话铃响了，朋友打来的，准备去铁路西边一家专门炖鱼的餐馆，问我去还是不去。那家餐馆用铁锅炖出的胖头鱼，加了豆瓣和薄荷，有乡村炖鱼的美味儿。
喝到第二杯啤酒，我给朋友讲述了前面那位老工人的故事。朋友笑了，说如果他离城更近一些，就不用把工厂的红砖带回家里，那时鞍山到处都能捡到红砖。朋友还说，要想盖房子，最缺的是屋顶上的瓦。他认识一位鞍钢工人，是他父亲的同事，能耐大着呢，每天下班前用饭盒装上水泥，带回去掺些沙子，可以做成一两块瓦。连续不断地带了几年水泥做了几年瓦，家里的房子就盖起来了。
如果那座房子还在，我真想去看一看。中国东北的民居很早以前使用烧制的青瓦，接着是烧制的红瓦和白瓦，没有用沙子水泥模制的灰瓦，这个屋顶很特殊也很有创意——只有在公有制时代，工人被剥削得很重，才会把机器故障造成的停工当作快乐，才会问心无愧地拿走工厂的水泥，制作那些本应该用泥土制作的瓦。我想，那座房子还有视觉上特殊的美感——它们在几年里一块一块做成，颜色自然有深有浅，再经过几十年的雨雪风霜，别有一番沧桑的韵味。
朋友的话，还让我想起1959年春天，二哥和三哥的学校要建围墙，号召学生拣砖献给学校，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去拣。我们用不着走很远的路，附近就有几处停建的工地没人看管，有的红砖砌在墙上，有的红砖扔在地上，说是去拣，都是去搬。二哥和三哥高兴了，他们各自拿着一块红砖相撞，谁手里的红砖结实谁是胜利者。第一次是二哥手里的那块断了，第二次是一小块碎末飞进我的眼睛，让我的眼睛痛了一天。
我看到的那些停建的工地，直到1960年代末期还在，只是一点一点变矮，最后剩下地基里的红砖，被人挖出，变成自家的小房，也就是建在正房前面或后面的偏厦。后来我才知道，国家会像一个人那样脑袋发热，偶尔发热或经常发热，轻度发热或重度发热。比如，在1956年刚搞了一次规模小的跃进，1958年又搞了一次规模大的跃进，许多项目都急匆匆上马，又急匆匆下马，留下许多停建的工程。
在那两年的《人民日报》上，介绍过苏联为中国生产订货的企业数以千计，援建的项目也不断增加。但我看到的官方资料也提到，当我们在1956年建设冒进时，头脑一热什么都想上马，追着他们抓紧生产、提前供货。当我们冷静一些项目下马时，又追着他们撤销推迟、缩小规模。“到了1957年12月14日才签订了新的议定书，其中规定：苏联援助我国的全部项目211个，撤消45个，推迟98个，即占全部项目的2/3强，苏联同志在签字时说：希望墨水干了以后再变动吧！不出所料，签字后第三天国内就发电报要求变动。”1956年的小跃进是这样，1958年的大跃进也会是这样。至于不用国外援助的建设项目，拍拍脑门就上马，再拍拍脑门又下马了，那些巨大的数字，根本不会有人统计。但有一个好处，鞍山市区和近郊随处可见的停建工程，真的乐坏了那些需要红砖的人。
我也是那些红砖的受益者。1949年以后鞍山开办的第一批幼儿园，几乎都是用拣来的红砖修建的。我是那批幼儿园招进去的小朋友之一。当时的幼儿园不安排学习课程，除了一顿免费的午饭是在屋子里面，剩下的就是在外面拉圈子跳舞，丢手绢唱歌。老师也知道那些游戏很单调，不愿意参加的也不强迫。想起来，我那时的性格就有些孤僻了，不喜欢园里的老师和小朋友，只喜欢头顶上的蓝天。我坐在墙角的小板凳上看蓝天，先是两个眼睛一起看，接着闭上左眼休息用右眼看，然后闭上右眼休息用左眼看，不会漏过天上飞过的每一只蜻蜓、蝴蝶和小鸟。
我长大以后的许多年里，都把我的幼儿园很深刻地忘掉了，几乎是对它的失忆。最近一次想起它来是十多年前。那一次我在辽河大坝下的小村庄里住了三天，为写一篇电视散文做些采访。村部旁边就是幼儿园，只有一个班级一个教师。那教师还有口齿病，说话乌鲁乌鲁地听不清楚，用中国东北话讲叫“半语子”。那些乡下小朋友跟着她上课，说话都是乌鲁乌鲁地听不清楚。为什么不换个教师呢？不能换，那教师是村长的兄弟媳妇。我就忽然想起我的幼儿园了，也是不收费的幼儿园，也是解除劳动妇女后顾之忧的公益事业，也有一个说话不太清楚的教师，但是比村长的兄弟媳妇强多了。
从辽河大坝回来以后，我对许多事情的看法都有了改变。比如评价一个人、一个城市，甚至评价国家的一些政府行为，我偶尔会说一句“比村长的兄弟媳妇强多了”，让听到的人莫名其妙，不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
作家有没有自身意义
我5岁的时候，认识了很多汉字，逮着一本书就翻个没完没了。家里的书不多，除了一部缺页的《西游记》，经常看的是我爹从厂子里带回来的《右派分子言论集》。其中有一句引用右派的话，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又过了十多年才恍然大悟，明白其中的道理。那句话的大意是：不要以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够掌握政权，工人阶级夺取革命胜利之后，会从他们里面迅速分化出一个新的阶级，骑在工人阶级的头上，享受胜利果实。
这句话原本是布哈林说的，他在俄国革命胜利不久就说了这话，再不久就被枪毙了。在每个鼓动工人农民造反夺权的国家，说这话的人都要被枪毙。这和《西游记》的情节相似，布哈林那样高级的革命领导人已经是天上的神，和孙悟空一样，必须和天上的神拉帮结伙儿，如果向人间泄露了天机，就会受到天上的惩罚。革命的残酷性在于，不给他活下来的机会，不让他经历磨难取得真经。
有一些神在天上，有一些仙在人间。我爹是其中一位很小很小的仙。
1959年的时候，我爹创办的橡胶厂有了一百多人，生产的各种传送带都很卖钱，但他们是集体企业，工人和厂长的工资不增加，奖金也没有，挣来的钱都送到天上去了。我爹这样的小厂长，也会得到神的夸奖，给一个小仙的待遇。但我爹的性格又倔又直，看不懂新社会的道理，对上面的领导不会低三下四，对下面的工人不会吆五喝六。附近的厂子，厂长贪污腐化，还把提意见的一个工人当作反革命送进监狱，把那个工人的媳妇当作自己的小老婆，但这个厂长很受上面赞赏，后来当了管理更多工厂的局长。还有一个书记，逼着漂亮女工和他睡觉，给那女工丈夫安排最苦的活儿，在那女工丈夫自杀以后，调到别处当厂长去了。
我爹就不同了，一天到晚和工人拍肩膀称兄道弟，不像个厂长的样子。我爹和天上的神地上的仙都不是一伙儿，不是在意识形态上，是在人格人品上。
有一天，我妈和我爹吵架。我妈的脸色紫红，我爹的脸色铁青，一会儿压着嗓子，一会儿吼着嗓子，吵了差不多整整一天,把我和二哥三哥都吓坏了。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听明白了，原来是我爹把家里的二十斤粮票偷偷拿出去，分给了两个工人。那时是1959年夏天，粮食已经非常紧缺了，城里也吃不饱饭。我爹说那两个工人家里的媳妇孩子没有户口没有粮吃。我妈说你还有好几个儿子呢，别把你自己的儿子饿死。我爹说不用你管，有我就饿不死他们。我妈说看看你挣那俩钱儿，别人为国家节省一级工资都找回来了，你为什么不去找？
这就说到我爹的痛处了，他在上面眼里只是个能领工人干活的工具。前两年很多人减了一级工资，叫做为国家节省，大跃进开始时都给恢复原工资了，不给我爹恢复。那时我爹工资六十八元六角，还比工人多二十多元呢。
很多年以后，有一次我去鞍钢，遇到一位姓丁的老工人，是我小学同学的爸爸。他告诉我，当时鞍钢号召大家给国家节约，已经取消了计件工资，工人的收入下降了，生活就跟着下降。厂子里有很多人得了浮肿病，大约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开始的时候以为是职业病呢，后来一统计，鞍钢所有的食堂炊事员都不浮肿，才知道是挨饿引起的。
我问老丁，挣钱少了，工人谁还愿意干活啊？老丁说，想干也干不动了，没有体力了。听老师傅说以前是日本人开的厂子，有的人不愿意给东洋人干活叫磨洋工。五八年五九年你愿不愿意也得磨洋工，一天没完没了加班不给钱，饭也吃不饱，没有体力干不动，机器坏了大伙儿才高兴呢，找个地方睡大觉去。
再问老丁，他们会不会把机器故意弄坏？老丁乐了，谁敢哪，下面有不少是上面的积极分子，说些牢骚话都要汇报上去开会批判。我们班组就有一个，食堂喇叭里放国际歌，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他就说，有个屁用，做了主人还是一无所有。后来他就当了反革命。
老丁说的事情让我很惊讶。这些事情在官方的历史书上看不到，在官方的报纸上看不到，在非官方的小说上也看不到。
1959年，一部描写鞍钢大炼钢铁的小说《乘风破浪》出版了。小说的作者从1954年开始任鞍山第一炼钢厂的党委副书记，在鞍钢体验生活整整十年，应该对鞍钢的工人生活十分熟悉，但是小说里能看到的东西不过是报纸翻版，不过是宣传。
保住一条命多么不容易
至今我也没弄明白，为什么挨饿的人会身体浮肿。那本来应该被大肠吸收由膀胱排泄的水分，为什么就跑到皮肤后面去了？
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和我一样，在关于二战集中营的电影里，看到了摇摇晃晃的犹太人，脸孔像蒙了一层皮的骷髅，腿像两条细细的木棍子，衣服穿在他们身上，就和挂在衣架上一样。这个挂在衣架上的说法，是我从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里学来的，他形容一个人很瘦就用过这个比喻。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很多人和我一样，看过饥饿中的中国人。1959年开始的三年和平时期，死于饥饿的中国人有许多，但没有一部表现他们悲惨命运的电影。如果非要说出什么原因，那可就太多了。
我在那几年里看到的人，越是营养不良越是肿起脸来像个胖子，难道在需要说谎的国度，人的身体也学会了弄虚作假？
那一年夏天就要结束的时候，我的三哥放学回来，告诉我们他吃到豆子了。原来学校里面煮了半锅黄豆，每个班级分一小碗，由教师在每个学生的腿上按一下，如果有个凹进去的小坑不能反弹就是浮肿，就给几颗黄豆吃。有的同学眼馋那几颗豆子，用一根细麻绳系在膝盖上面让腿充血，每天都能骗过教师，吃到几颗黄豆。那个年月投机取巧的人很少，我三哥不会投机取巧的办法，我们看了，他的两条腿有些浮肿，但还不是太严重。
我大哥比较细心，就想找出其中的原因。几天之后他发现是我三哥的中午饭出了问题。原来每天中午我的二哥和三哥都回家吃饭，二哥每次在锅里蒸四个窝头，两个大的，两个小的，每次都让三哥先拿，每次三哥都主动拿小的。我大哥那天中午碰巧在家，把我三哥拦住了：你别拿小的，小的吃不饱，拿那两个大的吃。
三哥没有拿，用眼睛看着二哥。二哥马上递给他一个大的，一个小的，结果两个人都差不多吃饱了。从那一天起，我二哥做的四个窝头，再也分不出明显的大小了。三哥腿上的浮肿也渐渐消退。
后来我大哥告诉我，他们到农村参加劳动，看到的浮肿病人特别多，肿得厉害了腿上一碰就破，止不住地冒黄水，人就快死了。他们有一天收工时，看见一个男的扛着锄头往回走，后来是拖着锄头往回走，快走到村边了，身子一晃倒在地上死了。自从那次看见饿死人的事情以后，学校不让他们去农村劳动了，怕影响不好。大哥还告诉我，当初我三哥腿上浮肿，不是因为吃的窝头太小，是每天吃的饭菜营养不够。农贸市场被叫做资本主义黑市，早就取缔了，再说农村饿得更厉害，没有可以拿出来卖的东西了。国营商店里买不到肉类鱼类蛋类等等有营养的东西，买一块豆腐都要凭票。粮店里面买油是限量的，像我们辽宁，在几十年里，每人每月只供应三两油，平均到每顿饭菜，只有一滴眼泪那么多。那时候人的肠子里没有油水，就特别费粮食，粮食供应证上给的那些粮食又少，不够吃。
我大哥又说，那时你最小，想让你吃点好的，可是没有啊，什么也买不到。挨饿那年有一次，你感冒了非要吃鱼不可。我爹跑了好多地方，总算买到了泥鳅，十元钱买了五条，每条有一根烟卷那么粗，有一根烟卷那么长。那时一般工人，每月才挣三十元钱，连那几条泥鳅也买不起呀。
这事儿我大哥不说我也知道。我妈说过无数次了，说我那次发高烧，脑袋像火炭儿似的烫手。我妈还说，那几条小泥鳅用油煎了，放在一个小碟的碟心里，我吃了以后很快就退烧，保住了一条小命儿。
还有一句话，也许是我妈，也许是我大哥说的，让我的心里充满了恐惧：我们小老百姓命贱，保住一条命，多不容易呀！
粮食都到哪里去了
以前就知道中国有篇小说《狗日的粮食》，刘恒写的，他自己也很喜欢。我没有读过，找来浏览一遍，写的是一个乡下人用二百斤谷子买了别人的老婆，后来生了六个孩子，在饥饿年代老婆带了购买返销粮的小本子去买粮，把小本子丢了，找到时她已经自杀死了。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在1959年算不上新鲜事儿，实际生活里面的事情生动得多，冷酷得多，悲惨得多。
我忽然想到，这篇小说如果翻译到外国，题目就不好翻译。日，是中国地方话里对性动作的粗俗叫法。狗日的，是一句骂人的中国方言。狗日的粮食，即使译得文雅一些也是“与狗交配的粮食”或者“狗交配出来的粮食”，让外国读者怎样理解呢？我点上一支烟，再想这件事儿，又想到在1959年那会儿，中国鼓动人们用对立和仇视的目光看世界，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还说谁谁谁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后面一句翻译到国外，外国人觉得那狗是很亲切的小宠物，理会不出一丁点儿中国报刊骂人的意思。
狗日的粮食，是小说中那女子死前最后的一句话。她按照中国人特有的粗俗，表达了对粮食又爱又恨的心情。她是真的又爱又恨，如果把你投放在那个年代，如果你又是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对粮食也只能是爱恨交加。如果你是党政干部就又当别论，辽宁省就以办干部培训班的名义，让干部到上面来一个月，大鱼大肉，补充够了营养，再回到下面。
我还想起另一位作家张贤亮，21岁当右派，遭受劳教、管制、监禁长达二十二年。即使那些岁月没有改变他生活中的坚定和达观，也会留给他十分痛苦的记忆。他回想起“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每月每人的口粮标准从二十斤降到十五斤，再降到九斤！”接下来，“劳改队开始大批死人……接二连三地死人。”
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是张贤亮的另外一句话：“劳改队的领导经常‘报告’社会上人民群众的生活比劳改犯人还困难，吃的比犯人还糟糕。”在劳改队领导那里，这虽然是劝导犯人不要逃跑的理由，但无意中透露了一种真实：你们不要因为是右派就觉得难受，全国的百姓都和你们一样呢！一样受苦受难。
作家关注的是现实和想象中的现实，学者关注的是理论和新建设的理论。作家和学者不一样。
我知道的经济学家不多，只能以阿马蒂亚•森为例。他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还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穷人的经济学家”。以前的学者认为，饥荒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解释就是食物短缺。但是在研究了中国和其它一些地方的饥荒之后，他说“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因为“农作物的歉收的发生并非独立于公共政策，即使农作物歉收了，饥荒也可以通过认真的再分配政策来抵御”。遗憾的是，世界上还有很多不像他说的那种地方。
他的《以自由看待发展》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出版，分析了政治自由与防止饥荒的关系和规律。他新建设的理论是：“大饥荒不会饿死人，只有人祸才会饿死人。”
阿马蒂亚•森在10岁之前经历了孟加拉国大饥荒，那次饥荒饿死了大约三百万人。我在10岁之前经历了中国大饥荒。与阿马蒂亚•森相似的经历，让我觉得也应该承担起对饥荒年代进一步思索的责任，尽管我不会比他做得更好。
饥荒是从1959年开始的，但我们先要回到1958年，那是个风调雨顺的丰收年景，不幸的是那一年夏季开始，中国的所有领导者都近乎疯狂，抽调了将近一亿的强壮劳力大炼钢铁。成熟的庄稼来不及收获，很多很多都糟蹋在田里，“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的日子怎么过呢？还有，为了钢铁元帅升帐的荒诞游戏，砍光了树林和竹林，严重破坏了庄稼生长的生态环境，以后的庄稼怎么种呢？
虽然丰收但实际减产，已经是够可惜的了，但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各省市都大幅度虚报粮食产量，让中国领导人天真地担心“粮食多得吃不完怎么办”，接连做了几件糊涂透顶的事情：一是根据虚报的数量按比例征收公粮，留给几亿农民的口粮所剩无几；二是把原本不多的粮食集中在人民公社大食堂里，放开肚皮吃了几个月就吃个精光；三是真的以为粮食太多，1959年竟然减少了粮食生产的耕作面积；四是将搜来的公粮，出口换汇和支援国外，仅用来收购黄金（购买特殊军备的硬通货）和交换水泥（修三门峡水库水泥需要进口）的粮食，就分别能让几千万人保住性命；五是收回了农民的自留地，把他们自己种植口粮的活命路子堵死了。
更要命的还在后面。为了上交公粮，大多数的省市县都把农民当作瞒产藏粮的落后力量。先前成立人民公社，已经将农民的鸡鸭猪鹅萝卜白菜全部充公，现在又派民兵挨家挨户搜粮，全部带走。那是怎样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呀，据1993年出版的《静宁县志》，1959年甘肃静宁县在反瞒产斗争中，斗争一万多人，逼死一千多人。当年该县人口二十五万人，如果扣除未成年人后，大约7%—10%的成年人被批斗。另据1981年出版的《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河南省信阳地区在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间，为了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局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监狱，短期拘留10720人，其中667人死在拘留所。有一个公社团委书记亲自打死农民4人，打伤后死去的8人。还有，1988年《十月》杂志发表的纪实文学《依稀大地湾》，写到了甘肃省定西地区的官员们，忙于搞阶级斗争，召开“千人斗争大会”、“万人斗争大会”，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刮粮食。“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野兽，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类似这样的恶行，据事后省委派去放粮、调查的工作组统计，竟有一百二十八种。可怜那些当年“用小推车车轮滚滚地推出新中国”的农民，一不小心就变成了革命的敌人。
即使这样，农民还不至于老老实实地饿死，他们还有两条路可走，逃荒和反抗。
他们能往哪里逃呢？如果遇到的是自然灾害，还可以逃出去投亲靠友或乞讨活命，但不幸的是遇到了人为的全国性灾害，逃到别的地方又能怎样？能逃到香港、缅甸和苏联的，在那几年不过几十万幸运者而已。况且在那几年，逃荒是违法的。在1956年，中国发布《关于农村户口登记、统计工作和户籍工作移归公安部门接办的通知》，依据这份通知，农村户口的登记、统计工作由内务部和各级民政部门移交公安部和各级公安部门接管办理，涂上了专政机器的强制色彩。紧接着于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共和国主席令”的形式颁布施行，私自出逃的人就成了无处容身的“黑人黑户”。195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抓到“盲流”（那时起中国有了盲流这个词语）一律收容，一律遣返原籍。在为数不少的地方官员那里，只怕外出逃荒的人暴露了当地饥荒的真相，危及自己的官运前程，就把逃荒定性为污蔑社会主义的反革命行为。那时，从乡村通向外面的许多重要路口，都有民兵把守，让逃荒的人无路可逃。
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他们的力量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敢于反抗，更是自寻死路。至此他们已完全陷入了悲惨世界，如果给他们留下一条活路，也不会硬生生地饿死了。
1959年开始的饥荒，让我在回首往事的时候感到痛楚，眼眶里时时被泪水充满。真是应验了那一句话，做一个有良知的人很受折磨。我在想，我如果在1959年饿死了，也不至于承担这样大的心理压力，顶多在饿死之前，有气无力地问一句；“粮食都到哪里去了？”
你抽到的是不是死签
我在公开出版的《顾准日记》里，看到了1959年底的景象。这位外貌和内心都很像堂吉诃德的学者，划为右派后下放到河南省，无意中成了饥荒年代的见证人。他在日记里写到的饥荒，竟然在几个月里发展得十分凶猛：
“饥饿限于慢性，死亡起于肿病，医生若说是饿死的，医生就是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者。”
“上次进城离今日不过三天，城内食品供应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卖酱的卖咸菜的也没有了，卖饼子的停止发卖了。蔡璋说，住在那里的食品加工厂的厂长说（的），乡里一窝窝的饿死，还能做饼子卖？”
“现在农村流窜犯比城市流窜犯多。人们都往南山跑。青年妇女，分不清是姑娘还是媳妇，只要有吃的，自愿留在那里给人当媳妇。这算是流窜，但南山不易找媳妇，人们同情找到了媳妇的人，有时也马马虎虎算了。男的流窜犯又如何处理呢？那就不得而知了。饥饿是可怕的！饥饿推动人们做出看来做不到的事情。”
“除民间大批肿死掉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十九日城内公审，据说二十日要公判。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
在《顾准日记》中看不到那两个吃人的人的结局，他的大部分日记在文革之中烧了，剩余下来的已经不多。
我觉得那两人的结局，比悲惨还要悲惨：他们为了活命吃掉自己的亲人，即使一时躲过严厉的刑罚，也要永久承受噩梦的惊悚。类似的例子在河南还有，小弟弟饿死了，姐姐吃了他的肉，然后被公安以“破坏尸体罪”捉到监狱，太虚弱了死在里面。
中国学者和作家研究“人吃人”的不多，鲁迅算是半个，他在小说里面写到的是制度吃人，有下面的话为例：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但鲁迅的话提醒了一些人，要把“古来时常吃人”的事情搞清楚。有人编纂了《中国食人史料钞》，有人撰写了《中国食人史》，还有人搜集当代被遮掩的吃人事件，虽然只能是极不完整的统计，就已经够多的了：
“从夏朝到毛泽东时代一共16个大朝代，发生人相食事件纪录次数依朝代先后为：（1）夏朝471年1次，（2）商朝496年1次，（3）周朝727年3次，（4）汉朝410年15次，（5）三国46年4次，（6）西晋52年5次，（7）南北朝316年4次，（8）隋朝38年3次，（9）唐朝290年20次，（10）五代53年5次，（11）宋朝321年8次，（12）元朝98年1次，（13）明朝277年25次，（14）清朝296年14次，（15）民国（大陆）38年3次，”至于新中国，“1958至1962年连续四年出现17省至28个省的大面积饿死人和人相食……”
从那些事件来看，饥饿的人，吃光了草根、树皮、秸秆、鸟粪、棉絮。在春天播种的时候，他们甚至把刚埋进地里的种子扒出来吃掉。那种子怕他们吃还特意拌了毒药，但是毒死和饿死又有什么区别？到这个时候，他们抛弃了一切人的尊严和道德，往往就到了吃人的时候。有一篇发表在1988年《人民文学》的纪实文学《依稀大地湾》，荣获“中国潮”报告文学一等奖，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这一户农家只剩下父亲和两个娃。父亲一动不动地偎在炕上，苟延残喘。娃娃们的忍耐力并不一定比大人强，但最后一点可以吃的东西是尽娃娃们吃。现在，只有他们还能动弹。女娃比男娃似乎更多一点气力。
终于，整天整天死闭双眼再不说话的父亲这一天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他给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女娃被赶了出去。临走她看见弟弟躺在床上。等她回来，弟弟不见了。锅里是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她吓坏了，整日呆在院子里不敢进屋。她看见了，灶边扔着一具白白的骨头。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怕极了。
隔了几日，父亲又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这一回他几乎是爬着给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然后，他招招手，用女娃从没听见过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唤：“来，来。”
女娃吓得浑身发抖，躲在门外大声哭。父亲还在唤她。女娃哭着说：“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这只是我听到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真实片断中的一个。而这，则是1958年到1962年在通渭这块中国大地上的一种真实存在。
我读到这一段文字欲哭无泪，接着想到了清顺治九年（1652年）的事情。南明将领李定国率兵攻新会县城，城中粮尽，守军杀居民为食，被围困八个月，吃掉民众近万人。有一位姓梁的穷书生被守将抓去将被烹食，他的十岁的女儿请求代替，守将被感动了，把他们父女一同释放。这位清军守将，对十岁的女孩动了怜悯之心，只能说还有别的百姓可吃，不能说比新中国那个吃掉自己儿女的农民多了一点人性。
我还觉得人类辛辛苦苦发展为灵长类动物，可能是个错误。如果我们还是停留在低等动物阶段，没有严密的社会组织，就可能没有那么大型的人杀死人的战争，那么残酷的人害死人的政治。大约一年前，我才读到美国布什总统的精彩演说。布什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我知道布什的意思是统治者很容易变成比狮虎更凶残的猛兽，只有把他们关进笼子，他们才可能按照人民的意愿领导国家，没有机会施行那些反人民、反人类的罪行。
我还觉得两千多年前中国孔子的演讲也很精彩：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是在中国，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一直在历届统治者那里，都将孔子的话做了有利于统治者的歪曲：人民哪，只能让他们听从支配，不能让他们知道更多的事情。我知道，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人民要让统治者听从大家的支配，而不是只让统治者知道大家的意见。二百多年前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伟大创举“把统治者关进笼子”，其实是完成了中国孔子的梦想。
我还想起我读过的外国文学作品，里面也写到人吃人的事情，比如拜伦的长篇叙事诗《唐璜》中，遇到海难的一船人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他们没有像动物一样互相撕咬，他们还是人，没有失去理智。经过简短的讨论之后，他们决定抽签——抽到被吃签的人只能自认倒霉!
有一部外国小说，不是恐怖小说却显得特别恐怖。同样是遇到海难，没有水和食物的船上，四个人决定用抽签的方式选择一个人作为食物。他们把三支完整的木签和一支折短的木签握在手里，谁抽到短的就被杀死吃掉。小说用了好长篇幅写他们抽签时的心理过程，让我看得非常焦虑、非常恐惧，让我的内心和他们一起在绝望中挣扎。这部小说是我二十年以前读到的，后来把书名记错了，以为是雨果的《海上劳工》，实际上是爱伦•坡的《阿瑟•戈登•皮姆的故事》。
从那时起，我对自己的幸运与倒霉都不那么在意了，在必将到来和偶然发生的苦难里，我们是吃掉别人还是被别人吃掉，又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那区别仅仅是你抽到的是一支活签还是死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