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的悲哀与人的悲哀

大概是受到我所在星座的影响，我的想法飘忽不定，上下飞舞，常常出现一些奇怪的联想。有时候，我也说不清楚，这些联想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些联想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这几天偶然看到一张报纸，写到麻雀已经成为受法律保护的动物：北京一位“白姓男子自制饵料毒杀600只麻雀，被大兴法院以非法狩猎罪判处1年徒刑”。放下报纸，我就想到：假如按照杀死600只麻雀坐牢一年来计算，杀死20亿只麻雀，岂不是坐牢300多万年？

杀死20亿只麻雀的事情，在中国确实发生过了。当时报纸说，中国有95%的人参与了剿灭麻雀的人民战争，上至105岁，下至5岁。据说，在1958年3月至11月上旬，全国捕杀麻雀19.6亿只。

我喜欢麻雀。

那年春天，我骑着一只四条腿的小板凳，在自家的院子里跑来跑去，唱着从刘小燕学来的儿歌：小板凳，四条腿，我给奶奶嗑瓜子。奶奶嫌我脏，我给奶奶擀面汤。面汤里面加点油，奶奶乐得直点头。我的奶奶在我爹10岁的时候得病死了，我对奶奶的认识也是从刘小燕那里学来的。奶奶给她嗑瓜子，给她擀面汤，所以她就爱笑，圆圆的脸蛋儿笑得很好看。我记得，她来过几次就不来了，她的爹是橡胶厂的书记，我爹是橡胶厂的厂长，两个爹可能是吵了架。后来我才知道两个爹确实有了矛盾，才知道刘小燕是我这辈子喜欢的第一个女孩。

我的伙伴儿就剩下我们家里的几只麻雀了。我们北方的孩子把麻雀叫做家雀儿，因为这种小鸟是一种与人类伴生的鸟类，终生在人类左右。它们特别忠实，吃苦耐劳，不像燕子每年都飞走，鸽子常常会串窝；它们聪明机警，酷爱自由，虽然和人特别亲近，但决不会被人类驯服为鸟笼里的玩物。我的哥哥们曾经在冬天的院子里扫开一小块积雪，放一点粮食，把家雀儿引诱到大草帽下面，猛地一拉绳子扣在里面。那只家雀儿关在笼子的一两天里，面对它喜爱的黄澄澄的小米，双眼紧闭一动不动，既不挣扎也不哀叫，直到英勇就义。

刚才我说到我们家里的几只麻雀，其实是住在我家屋檐瓦缝里的几位小小邻居。我在院子里骑板凳的时候，它们唧唧喳喳地唱我听不懂的歌曲，唧唧喳喳说我听不懂的事情，却从来没有落在我伸出的手上。

在我所有的记忆里，仅仅抓住过一只麻雀。那是在我中学毕业几年之后一个夏夜的夜晚，我趴在市郊火车线路北侧的大柴堆上，那柴堆是我所在的机械厂用收购来的荆条垛成的。那是一个爽朗的夜晚，满月静静地放送着光华，天空和大地清澈如水，有一种幽香的味道让我陶醉。这时就有一只小鸟落在我的前面，不惊不惧地盯着我看。在那样的情境里，无论是小鸟还是我，都与身外的自然融合在一起。我轻轻把它抓在手里，它没有躲避没有挣扎，还是不惊不惧地盯着我看。

那是我可以零距离观察麻雀的惟一机会。它的眼睛在月光之中略微发蓝，圆锥形的小嘴向下弯出漂亮的弧线，板栗色的背部有几道黑色条纹。还有，它肩部的羽毛是褐红色的，应该是一只雄鸟。

一分钟之后，小鸟向月亮那边飞走了。

雄麻雀肩部的羽毛是褐红色的，雌麻雀肩部的羽毛是橄榄色的，应该不会错。这是我从一本很旧的鸟类常识读物上看到的。那时出于一种我以后会说到的特殊的缘分，我读到许多别人读不到的书，包括一本带插图的古希腊神话，里面写到了掌管爱与美的女神，名字叫阿弗洛狄忒，喜欢桃金娘树，喜欢麻雀与天鹅。

在另一本书里，我读到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一篇散文诗《麻雀》，写得很短却很动人。我曾经工工整整地抄过好几遍，能够流利地背诵下来：

我打猎归来，沿着花园的林阴路走着。狗跑在我前边。

突然，狗放慢脚步，蹑足潜行，好像嗅到了前边有什么野物。

我顺着林阴路望去，看见了一只嘴边还带黄色、头上生着柔毛的小麻雀。风猛烈地吹打着林荫路上的白桦树，麻雀从巢里跌落下来，呆呆地伏在地上，孤立无援地张开两只羽毛还未丰满的小翅膀。

我的狗慢慢向它靠近。忽然，从附近一棵树上飞下一只黑胸脯的老麻雀，像一颗石子似的落到狗的跟前。老麻雀全身倒竖着羽毛，惊恐万状，发出绝望、凄惨的叫声，接着向露出牙齿、 大张着的狗嘴扑去。

老麻雀是猛扑下来救护幼雀的。它用身体掩护着自己的幼儿……但它整个小小的身体因恐怖而战栗着，它小小的声音也变得粗暴嘶哑，它在牺牲自己!

在它看来，狗该是多么庞大的怪物啊!然而，它还是不能站在自己高高的、安全的树枝上…一种比它的理智更强烈的力量，使它从那儿扑下身来。

我的狗站住了，向后退了退……看来，它也感到了这种力量。

我赶紧唤住惊慌失措的狗，然后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开了。

是啊，请不要见笑。我崇敬那只小小的、英勇的鸟儿，我崇敬它那种爱的冲动和力量。

爱，我想，比死和死的恐惧更强大。只有依靠它，依靠这种爱，生命才能维持下去，发展下去。

我还知道，屠格涅夫这篇《麻雀》的中文版本，是大名鼎鼎的巴金翻译的。巴金活了101岁，被称为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但在我看来，由于他的政治理想一直高于文学理想，影响到他的语言能力一直马马虎虎，从来没有写过像他翻译的屠格涅夫《麻雀》那样深刻和优美的作品。我们还可以说，他从屠格涅夫那里没有学到一位文学大师的胸襟和良知。举例来说，如果俄国政府号召打麻雀，屠格涅夫会奋起反对，但中国政府号召打麻雀， “作家巴金捧着一个铜盆，在草地上敲了整整一个下午。做事认真的巴金，打麻雀都不偷懒。” 那是在1958年初春的一天，当时巴金已经54岁，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应该知道自己是谁，应该干些什么，不该干些什么。

在同样的事情上，在同样的时代里，巴金还比郭沫若强了好几百倍。身为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的郭沫若，在1958年4月21日《北京晚报》上竟然发表了一首诗歌《咒麻雀》：“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塌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在1958年4月的北京，一场人与麻雀的大战持续了三天，总共消灭麻雀四十万一千一百六十只，很多地区已经看不到麻雀。据《人民日报》报道：

中国科学院有两千多科学家和工作人员参加了战斗。鸟类学家郑作新一面指挥一面轰赶。科学家华罗庚、钱学森等今天早晨不到五点就带着“武器”进入了“战区”。

这位郑作新先生也和华罗庚、钱学森一样，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学术影响。他出生于1906年，福建长乐人。据我看到的资料介绍，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的动物学家，中国鸟类学界泰斗，也为世界鸟类学研究与保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世界的鸟类学界誉为一代宗师。

可是在1958年中国人雀大战的前二年，也就是1956年1月8日，《人民日报》有郑作新撰写的文章《麻雀的害处和消灭它的方法》。

文章称经其试验，一只体重约六钱多的麻雀，每天所吃的谷子约二钱，为它体重的四分之一强。根据这个数字推算，每只麻雀一年中消耗谷物约四斤。——这个著名的推算，我相信是根据国家决策者的指示精神试验出来的，但又为那场对麻雀的整体屠杀提供了所谓的科学依据。

文中介绍了消灭麻雀的方法，“常见的有用铁丝夹、铁丝笼捉，用张网或拉网捕，用筛子、竹篦或木板扣，用弹弓或鸟枪打，用胶粘或用毒饵诱杀等等的方法。”重点介绍了手捕法、毁巢法、巢箱诱歼法等三种简单易行的方法。

文章结尾强调：“消灭麻雀是一个群众性的工作，必须发动和组织群众去做，并且要坚持下去，才能大量地歼灭麻雀，达到消除雀害的目的。”

看这段文章的时候，我已经知道郑作新1930年前在美国读完博士，并且以相当优秀的成绩引起世界瞩目。突然我就迷惑起来，写过这样文章的人，也算“为世界鸟类学研究与保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0亿只麻雀的鲜血在我眼前又蔓延开来，接着流淌成河。这时候，除了希望那些骨头不硬的人不要从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外，我连一丝一毫的感慨也没有了。

鞍山的工厂和新来的雷锋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要论当时在中国最有名气的城市，有时是北京，有时是鞍山，别的城市统统排在后面。

我这样说，是有1958年地图出版社编制的《民兵训练图册》为证。如果翻到四幅国内形势图中的《人民公社好》，你就会读到一首诗歌：“全社面貌像苏联，工厂林立像鞍山，苹果结得赛西瓜，棉花桃儿像鹅蛋，鲤鱼长得比船大……”其中的“全社”指的是河南省遂平县崦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他们要在1958年下半年建设工厂1000个。鞍山是他们（以及全国各地）学习的榜样，并且能和苏联相提并论，可见其在中国所有城市中的崇高地位。

那种地位的基础，是那些到处冒着黑烟、到处降落粉尘、到处飘出汽油味儿的工厂。它们在鞍山遍地都是。

现在的鞍山，恐怕只有几位70岁以上的老工人，还记得那些令他们骄傲的日子了：1958年6月14日，鞍山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100马力的拖拉机和推土机，型号都是红旗80。当年7月24日，拖拉机轰轰隆隆地开进中南海，向党中央汇报。 7月28日，朱德同志特意为鞍山题写了厂名：鞍山红旗拖拉机制造厂。在那几年，每当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庆典，就会出现红旗牌拖拉机高大威武的身影。据说，雷锋在鞍山工作的时候，最早驾驶的是苏联生产的斯大林八十推土机，后来就用上了中国生产的红旗牌推土机。更大的工厂是鞍钢，也就是雷锋工作过的工厂。那时候的鞍钢，不仅是新中国的钢铁摇篮，也是新中国国营企业的龙头老大。1958年的职工人数已经超过了10万人。但是还不够，还要再扩大。他们招工招到了湖南省的望城县，雷锋就跟着来了。雷锋原来所在的团山湖农场就要改为人民公社，他的拖拉机手很难再当下去。

雷锋来的那天是1958年11月15日，鞍山刚下过一场雪，一夜之间全变成白色，包括鞍钢化工总厂煤场的黑色煤堆。碰巧煤场的主任也姓白，就在那个白色的煤堆前面，和刚来的雷锋见了面:“你在农场开拖拉机每月工资多少？”“32元。”“你知道在这里学徒，每月工资多少？”“我没问过，不晓得。”“我告诉你，在这里学徒每月只有22元，比农场少拿10元，你不怕吃亏？”“吃亏？不，我不是为钱来的。” “那你大老远地到鞍钢来为什么？”“为了炼钢嘛，为了1070嘛！”——1070万吨钢是中央为1958年确定的全国钢产量。

这段对话摘自《我的好徒弟雷锋》，作者是雷锋学开推土机的师傅，姓李。看来李师傅的回忆是比较可信的，但是和雷锋自己写的文章《我学会了开推土机》参照着看，就在关键的地方出了问题——雷锋在那里几次提到的是1800万吨钢，他是为了1800万吨来的。据我了解，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关键的地方能够被掩饰、被修改、被编造、被用作欺骗，非关键的地方也一样能够被掩饰、被修改、被编造、被用作欺骗。那些年月里，中国的宣传机构任意改变一切已经成了习惯，还有什么文字是可以信任的呢？当然，由于他们的疏忽、慵懒或低能，在关于雷锋的宣传中，就有类似的许多矛盾和漏洞（包括雷锋在1962年的死因），需要以后不断地修改与补充，一次比一次顺畅一些。

在以往的宣传里，有一些数字始终没有改动或不需要改动，始终被大家接受，但不等于就没有问题。

比如说雷锋的获奖情况。

只在鞍钢工作了不到一年零两个月的雷锋，1次被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3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5次被评为标兵，18次被评为红旗手。其实这也挺让人奇怪的，一是标兵、红旗手、积极分子、先进工作者都是同义反复的概念，鞍钢怎么就爱做这些重复性的工作？二是怎么才能让一个小徒工获得枪林弹雨般密集的荣誉，平均十多天被评上一次？三是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么在雷锋努力工作之外，别人都是怎样干活儿的？

为了搞清楚第三个也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我找到一些被宣传机构回避的资料，看到了我不愿意看到的另一面事实。在全国一片你追我赶、先进经验每天爆出的大跃进年代，放不出“卫星”就是保守、落后、右倾，就会危及当地党政领导的政治前途。所以，1958年的鞍钢，在工人中普遍开展了“献工”、“献点”活动——就是动员工人发扬共产主义精神，“主动”、“自愿”延长工作时间。同时呢，还开会动员人们减少劳动报酬，“主动”、“自愿”给国家节省更多的资金。比如，在雷锋来到鞍钢的1958年11月，原先实行计件工资的27个厂矿，已有24个取消或准备取消计件工资和津贴，这样一来，就有约占总数三分之二的鞍钢生产工人，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的工资收入，而他们延长的劳动时间，根本就无法统计。那时的工资制度是最低限度的生存工资制度，一旦减少了许多工资，他们和他们家庭的生存就很惨了。

工人不是有工会吗？怎么就不替工人说话呢？记得我在读大学之前，在一篇批判文章里看到被批判的布哈林的一个观点。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苏联不久，布哈林说过的一句话足以让他被枪毙许多次。那句话的大意是：工人阶级能夺取政权，却不能执掌政权，之后会从工人阶级里面分化出一个新的阶级，在工人阶级的头上执掌政权。我知道在中国有着工人运动光荣传统的上海，1957年5月下旬还有30多家工厂的工人上街请愿，但随后发生了超大规模的打击“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运动，工会的职能就顺理成章地转变，由代表工人群众的利益，变成代表管理工人群众者的利益。

1958年的鞍山，曾经有勇敢的工人创造了带着高压电作业的人间奇迹，但不会再创造带着高压政治作业的人间奇迹。雷锋带着高昂的理想踏进鞍山不久，鞍钢的生产开始显现危机，原材料、电力严重紧张导致生产时断时续。到了1959年2月，鞍钢三个轧钢厂被迫停工，其余几个主要轧钢厂也只能开两班。更为严重的是：由于1958年一年大量的献工、献点，许多工人吃住在车间，已经疲惫不堪，很难再坚持下去了；由于取消计件工资、津贴减少了工人收入，加之粮食和食品困难，工人体力急剧下降，生产事故接连发生。据说鞍钢领导想出了一条妙计：每天向所有工人免费提供一顿大锅饭，作为取消津贴和计件工资的一种补偿。几年前，我在一家小饭店里吃饭，邻座是一位黑红脸膛的老人。他指着面前的饭菜说，现在好哇，58年那年（鞍山的老工人常常把挨饿的1958—1960年统称为58年那年），我在鞍钢高炉干活吃不饱啊，厂子里给一顿饭，开始时候还挺好，后来就不行了。我就问怎么不行，他又说，一顿饭喝好几大碗小米稀粥，肚子撑得溜鼓，两泼尿就撒出去了，还饿。我又问，那怎么干活儿呢？他说，干啥活儿啊？吃啥饭，干啥活儿；小米饭，大仰壳儿。见我有些迷茫，他补充说道，大仰壳儿，就是躺在那块儿歇着呗。按照老工人的说法，58年那年，还有不少新进厂的工人吃不了那份苦，更害怕出工伤事故，私自卷起铺盖卷儿，跑回农村老家了。

相比起来，那时候的雷锋是最幸运的了。他是个孤儿，所有的工资一个人享用，不像同来的湖南老乡要把大部分的工资寄回去养活老人孩子。特别是鞍钢的一条土政策，把从技术熟练工人身上刮下来的钱补到非熟练工人身上，在全国首先大规模缩小了贡献不同者之间的工资差距，让雷锋确实受益不小。转到弓长岭铁矿后，他每个月能开到五十多元，能有钱买皮鞋、皮夹克、料子裤、进口表了。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别人都又累又饿，不能干也不想干活的时候，雷锋又能干又想干，不一定就是和鞍钢的工人阶级唱反调儿对着干，而是他的幸福感和乐观精神给他带来了那么多荣誉。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南方人到北方来发展，吃苦耐劳又不计报酬，和到美国发展的墨西哥人有些相似，所以当年鞍钢要不远千里去湖南招工，看来是招对了，起码招来了一个伟大的雷锋。

雷锋来鞍钢的时候才18岁，个子矮矮的，身材瘦瘦的，一副娃娃脸，梳着刘海头，很精神很聪明也很可爱。一次厂里的女青年演出高跷秧歌，雷锋混在其中扭啊，浪啊，把一些老工人看得迷迷糊糊。他的文艺和文化功底都不错，写过和发表过诗歌散文，在鞍钢还兼任职工夜校的业余教员，教工人语文。还有就是他能熟练和标准地使用报纸上的官方语言，政治觉悟远远高于鞍钢的普通工人。

那时候还是阶级斗争年代，政治决定一切。1958年的新观点，是把过去留下的知识分子划到资产阶级一边，再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划到剥削阶级一边。鞍钢的老技术人员多，对阶级斗争当然要重视。由于大跃进以后干活累、工时长、工资少，出身好的工人也纷纷出了问题，他们的工作热情降低，还有说不完的牢骚怪话，前面提到的“吃啥饭，干啥活儿；小米饭，大仰壳儿”，很多人都抑扬顿挫、理直气壮地说过。据一篇资料说，那时候的鞍钢采取了三种办法：1.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大跃进的怀疑和动摇；2.在所属各厂矿设立肃反机构，开展肃清反革命的斗争；3.对一般工人根据思想和政治表现进行“排队摸底”。现在想来，如果我看到的资料基本准确的话，鞍钢把中国1949年以后对社会知名人士、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摸底排队的做法，拓展到一般工人那里去了，实在是我们城市的一大创举，应该在新中国政治运动的“光荣榜”上留有显赫的名字。

但那段历史已经封存起来，不会轻易向我们打开。好在还有一些意外的线索，比如鞍山出过共产主义名人雷锋，他在1960年11月的一次忆苦思甜报告里，说起了在鞍山时候的一件事，为当时的鞍山留下了一段严酷的记忆：

厂里开展社教以后，一次工会副主席对我说：“工厂是集体的，你不要那么认真，要注意身体。”那天我睡不着觉想不通，他是工会主席为什么这样？又过了几天，他又找我谈：“小雷，工厂大鸣大放，叫大家提意见，你要放就放几条，过去旧社会什么东西都有卖的，有鱼肉，现在什么也买不到。”我想在旧社会吃鱼肉的是地主，穷人哪吃得起呢！心里对他有意见，但是不敢对他提意见，他是工会副主席。李书记说大鸣大放要站稳阶级立场，听党听毛主席的话，我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我就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工会副主席进行了分析，看到他不是我们的人，我就将情况向李书记反映了，李书记要我以后注意他的言行。有一次在厕所，他又对一个新工人说过类似的话，我听了很气愤，又马上报告了党委。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他是一个混进党内的异己分子，当过土匪。后来（他）被开除了党籍，进行劳动改造。这件事对我教育很深。

大食堂?摇共产风

上一个周末，好像是进入这个冬季最冷的一天，我正走在抚顺这个据说辽宁省最冷的城市。前面不远就是一家小旅店，住宿的客人几乎都是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亲属。说来他们都是我的姻亲，再准确一点说来，是我孩子姥姥家的亲属。

每隔三两年，他们总会从各地赶来，相聚在一个特别的日子。每次相聚的内容虽然不同，或者新生，或者婚嫁，或者寿宴，或者葬礼，但结束的方式从来不变，都是几十个人开一个家族会议，重复和提倡他们的传统：对老人要孝敬，对孩子要关心，对知识要尊重，对工作要认真。

那天吃奶的时候——对不起，敲错了键盘，应该是吃饭的时候，他们其乐融融地说着说着，就说起以前的事情来了。年龄最小的姨说，早先的时候，一个大家庭生活在一起，28个人同吃一锅饭一锅菜，是1958年分的家。

为什么是1958年分的家？我问。

分家以前是什么样子呢？我又问。

分家以后的生活好过了么？我又追问。

其实，他们生活经历我已经知道了一些，但由于我的《自传与公传》刚刚写到1958年，就对他们在1958年分家的事格外关心，想访问到更多的细节。

东边是丘陵，西边是平原。那个村庄离太子河很近，站在稍高一点的地方，甚至可以看见河水在太阳底下的反光。进了村子不远，就有一个很宽阔的四合院落里面，大大小小12间房子，住着他们一家大大小小28口人。

小姨那一辈儿人兄弟5个，姊妹10个，总共15个兄弟姊妹，他们不是同一个父亲的后代，是同一个爷爷的后代。特别有意思的，是其中的5个叔伯兄弟，各自成家后生育的子女总数，不多不少也是15个，可见整个家族有一种遗传复制的本能。如果我们放大了说，具有这种坚定不移的遗传复制的本能的，可能是整个民族，也可能是整个人类，还可能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种群。

就说这个叫做中华的民族吧，很早以前是个以农耕社会为主体的封闭结构，最重要的事情是在祖辈居住的土地上种植粮食，并且认真地守护它们，不被那些挥舞马刀的游牧民族掠夺。这件事情持续了几千年之久，构成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性格。从另外的视角来看，这个民族又细分成一个一个的家族，组织生产，抵御灾害，在平原、丘陵、高山，以及各种严酷的条件下都能生存。还有，他们一般不反对京城里的皇帝，那个从没见过面却把他们打下的粮食拿走十分之一左右的人，就像现代的小商小贩不反对黑社会一样，以为交一些保护费十分正常。

说到农耕社会，就必然说到农民群体。他们只想安守本分，自食其力，很少关心更重要的事情。1949年改朝换代，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年代开始了。1952年底以前，农村的土地重新分配，对于农民群体来说，这是他们听说过的事情，历史上许多次改朝换代之后都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再分配，可是用不了很多年，零散的土地又会集中到能吃苦、有经验、会管理的那部分农民手里，失去土地的人再次成为那部分农民的雇工。但时代不同了，意外的事情在1954年以后陆续发生，首先是通过成立初级社和高级社，分给农民的土地以及农民原有的土地，全都归了集体。从有些学者关心的角度来看，这样一来，所有农民的身份都成了集体的雇工，所有农民的劳力都成了集体的财产。

我关心的角度与他们不同。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化之后，占这个民族九成左右的农民群体，与他们祖祖辈辈的生活联系被生生切断。那么，这个民族是否可以说被彻底颠覆？他们的道德，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经验，必然像煎鱼一样，发生翻覆的变化。怎样变化，我很关心。

如果不是1958年秋天发生的事情，小姨的一大家人就不会分开，还会继续那种已经习惯了的和睦的生活。那年秋天玉米上场之后，应该分给各家各户的口粮不分了，全都集中在一个新成立的组织那里，那个组织叫人民公社，是一种军事、政治、经济、生活合一的体制。我考虑之后觉得，在这种体制里面，排在前面的还是军事化的组织方式。那时候的执政领袖，是依靠军事得到全国政权的，还想继续使用军事的方式治理百姓。

比如，军事化的组织之内，没有私有财产，都在一个食堂吃饭，男女分开睡觉，人民公社就取消了私有化，建立了大食堂，甚至在一些地区还拆掉百姓住屋，老人住进养老院，孩子住进幼儿园，青年和中年男女住在各自编成的民兵队伍，中小学的学生干脆实行统一的军事化组织，设立营、连、排、班的编制集中住宿。这种指导思想和组织方式看起来很有创意，但不知不觉地，就与此前一百年的洪秀全太平天国比较相似。

在我看来，所有的革命中最为相似的，还是对于革命的宣传。1958年的宣传工具，曾经将人民公社大食堂的优越性总结为十个方面，如打破了几千年的私有观念，集体主义思想大大增长，等等。当然对农民群体的宣传，还要采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比如当时的一首“新民歌”：

公共食堂真是好，省劳力来节约粮；厨房饭厅宽又大，男女老少喜洋洋。老人吃饭桌上请，小孩有馍又有汤；老少照顾都周到，个个吃得饱又好。吃起饭来人人喜，内心感谢毛主席；只要苦战再苦战，幸福生活乐无疆。

农民的私有观念确实被打破了，因为那是军事化的年代。建立大食堂的年月，只要干部（相当于军事首长）在大会发了号召，不论你是否同意，家家都要把粮食交出来，家家的鸡、猪等家禽家畜抓去“共产”，家家的铁锅全部上交砸碎，家家的大酱要连缸一起搬走。还有，每家的房子已经失去私有的意义，由干部统一安排，可能被当作养老院、幼儿园、缝纫组等公用设施。这种情况在全国都很普遍，太子河边的村庄不会不受到影响，小姨的大家庭不会不受到影响。按她的说法是分家，实际上，很可能连家的概念都不存在了。

那时候没有电视机、收音机，但家家的屋门里面一人多高的地方，挂着一只电喇叭，神圣地传达干部们的指示和命令。很多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那个年月的一首民歌，既是写电喇叭的，也是写大食堂的：

电喇叭，电喇叭，你成天瞎哇哇。鸡被抓，猪被杀，仓里没有米，铁锅也被砸，半碗稀粥照影影儿，你还哇哇个啥？

其中的“半碗稀粥照影影儿”，写的是大食堂办了几个月以后，粮食没有了的情景。

外国的卫星和中国的卫星

想起了一个听来的笑话。

说是1958年，中国吉林，有人在深山老林挖了一棵人参，比以前挖到的都大，赶紧向国家报告。总理说送到北京来吧，于是送到北京。总理看了，确实是个宝贝，第二天就向领导汇报，说是要搞个展览，让全国人民都来参观。领导拍拍肚子说，不用了，昨天晚上，叫我吃了。

见我没有笑，讲笑话的人也收起笑容说，那是真的，当时全国各行各业都在放卫星，吉林也要放，还是敲锣打鼓送到北京的呢。这时我就笑了，因为我想起了大跃进时候各色各样的卫星，每一个都比这棵人参卫星的笑话更有趣。

比如创造一个新动物的卫星。某大学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一头牛和一口猪交配成功，然后眼巴巴地等了很久，一直等到那个不猪不牛的东西生下来。他们是准备放卫星的，还想等它再长大一些，好看一些或者结实一些，再拿出去展览。但这个歪歪扭扭的怪物就是不争气，时间不长就一命呜呼了。

生产新的动物不容易，生产新的人物很容易。1958年冬天，河南省某县的一个乡，本来地处半文盲的山区，本来只有3万人左右，忽然放出来三千多个人才卫星，共有科学家、发明家、学术家、画家、音乐家、歌唱家、文学家、说唱家等十二类，占了乡里人口的十分之一。

在当年各地的人才里面，文学家是最容易涌现的，激情一上来，谁都挡不住。在安徽省一个以花鼓闻名的县里，1958年总人口40万，不知道出了多少文学家，竟然写作了200万首诗歌。其后的两年没有饭吃，还饿死了好几万人，但诗歌卫星仍然冲上天去，1959年的产量是300万首。

更为成功也更为传奇的卫星，应该是各种农作物的卫星，从1958年就接连不断升上天空。

这一年的１月和２月，广东省和贵州省分别放出了晚稻亩产3000斤、早稻亩产3025斤的高产纪录。

到了6月7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最醒目的文章标题是写河南省的：《卫星社坐上了卫星 五亩小麦亩产2105斤——在过去亩产一百多斤的低产区创造了高产新纪录》。开始的时候农村的干部还算老实，才把几亩地或十几亩地的庄稼悄悄迁移一块地里计算亩产，后来一看挺好，还受到鼓励，还可以升官，那贼胆子越来越大，就逐渐把亩产扩大到几十倍、几百倍。不信你就翻开1959年8月——9月的《人民日报》，那些高产卫星的报道越来越密集，越来越离谱，越来越惊人。

8月13日：湖北麻城早稻亩产36958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中稻亩产43075斤；

9月1日：湖北谷城中稻亩产52658斤；

9月9日：云南红河中稻亩产60479斤6两3钱；

9月18日：广西环江中稻亩产140217斤4两。

亩是什么，亩是中国的面积单位。在中国农村有一种简单的估算土地方式，让一个人迈着大步向前跑，然后数着他的步数，“长十六，宽十五，不多不少整一亩”。如果说得标准一点，一亩地折合的面积为666平方米；如果说得直观一点，大约是一个篮球场再加上半个篮球场的面积。这样一个面积生产14万斤稻子，或生产8万多斤小麦，无异于天方夜谭，如果用一句中国土话说，简直就是“糊弄洋鬼子”了。

据说，当时还真骗到了外国人，比如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等一些国家，纷纷联系中国政府，要求派人前来学习粮食高产技术，解决他们的粮食紧缺难题。假如，中国政府真的不知道这些粮食卫星都是谎言，真的允许外国人参观学习，那玩笑可就开大了。关于1958年与以后相继发生的事情，我读过一些公开出版的专著，几天前在网上搜索一下，挑剔以后粘贴复制的就有四百多页，几乎不能停手，几乎让我失眠。我说的挑剔，是选择那些经过论证的、趋向一致的、非情绪化的、立场宽泛的材料。看着林林总总的素材，我觉得奇怪，极少有人分析过一个很明显的问题，这些漫天飞舞的卫星谎言，究竟对谁有利？现象背后的实质又是什么？

以前，我看到有人回忆伪满洲国的文字，说到那个由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建立和管理的地方，每个县只有一个日本人担任副县长，县长和其他领导还都是中国人。有的县长树立个人政绩，多报粮食产量，以至于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把百姓的粮食搜刮一空。我没想到这种丑陋的现象，20年后几乎中国所有的县都在泛滥。

从这件事情来看，1958年的政府，如果不知道中国已经全面进入丑陋的谎言时代，那将是严重的糊涂和失职。实际上中国政府还是十分清醒和尽职的，那一年各地上报的粮食产量之和，超过了一万亿吨，政府觉得其中有很大的虚报成分，对外公布的只有７０００万吨（再去掉一半就与实际产量接近了）。但作为当时的政府，不去制止全国范围的谎言泛滥，相反却用尽所有的媒体和宣传力量，传播、推广、鼓励这种谎言，如果不是这谎言的最大受益者，还有什么更好的解释呢？

对此，一般的看法停留在比较浅近的程度，觉得放那些谎言卫星，自然是对那些放卫星的干部有利，因为一些说真话的官员被批为右倾然后撤职严办，一些说假话的官员可以保住职位然后继续爬升。当然，中国在许多年前就在施行这种道德逆淘汰（我新搭建的词语，以后会细一些描述）的潜规则，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绝迹。但这种看法实在是忽略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在中国文化的大范围之中，有一类文化几千年来一直蓬勃发展，这就是治国文化（这个词语看起来有点陌生，但是容易理解）。

我们先来举一个相同类型的例子，比如谎言与欺骗，看一下外国与中国在治国文化上的差异。

在《皇帝的新衣》这篇外国故事里面，那件不存在的新衣是谎言与欺骗，由此受害的是统治者个人。官员们面临着一种测试，如果看不见新衣就意味着对国王的不忠，可能会被撤职。在这种压力之下，他们容易产生看见新衣的幻觉，或者把没看见新衣当作幻觉加以否认。其中也有另一种情况，有些官员和国王的关系挺随和，知道了也不说，看看他的笑话。不管怎样，似乎并不深刻关系到高尚勇敢还是卑鄙怯懦的道德问题，即使错了以后还有改正的机会。

在中国有一个“指鹿为马”的故事，几千年前，有个当权者把一头鹿说成一匹马，同样是谎言与欺骗，但由此受害的是整个社会。那个当权者是执政集团的首领，生杀大权在握。卑鄙怯懦的官员们说马，就继续升官继续发财；高尚勇敢的官员说鹿，就丢掉官职丢掉性命。升官和被杀之后，他们再也没有改正的机会，还要引起社会的道德指数全面下跌和崩盘。如果把敢于说真话的人清除干净，如果让懦于说真话的人追随左右，当权者的统治再怎样糟糕，也变得容易多了。

凡是懂得中国历史的人都会向你指出，其实中国的谎言，不是从1958开始的，已经在几千年的血泪历史里一次次复制粘贴，只是在1958年形成了横扫到全国、普及到全民的一次高潮。

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锵，咚咚锵。

1958年夏天开始，锣鼓的声音一次次在我耳边响起。城里也在放各种各样的卫星。每隔三天五天，就有抬着很大卫星模型的人们，高声大气地唱着歌曲，从我家的门前走过。他们的卫星模型是一个圆球，有四条很长的腿，像一种我家里就有的长腿蜘蛛。我一直当作条腿，直到那一年秋天才知道卫星是不用走路的，那几条像腿的长东西是天线。那一天，大哥从信封上剪下一块来，连同上面的邮票泡在水里，还告诉我水里的邮票叫做“苏联人造地球卫星”。我凑过去仔细看看，说我认识那几条腿，大哥就笑了，说那是天线。

我看到人们抬的卫星模型，原来是按照苏联的卫星样子制作的。他们唱的歌曲之一，很久以后我在某个歌本上看到了，是当年中苏友好的热门歌曲：“胜利的旗帜哗啦啦地飘，千万人的歌声地动山摇。毛泽东、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像太阳在天空照。红旗在前面飘，全世界走向路一条……”其实1958年是赫鲁晓夫执政，斯大林个人崇拜和乱杀无辜的罪行已经被清算，他不能是苏联人的太阳了，只能是中国人的太阳。

就在1957年年底和1958年年初，苏联和美国的几颗卫星接连进入太空，把人类的千年梦想变成了美好现实，把人类的发展进程领进了太空时代。这是一件大事，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有关他们卫星的事很多，只选择几件写在下面：

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叫“伴侣”号，球形，直径55厘米。“地球是球形，所以第一个卫星也必须是球形。”有人说，它的诞生借了导弹项目的光。那时苏联工程师研制了可以携带氢弹的弹道导弹，由于未被告知携带弹头的重量，造得推力极强，无意中成为发射一件物品进入太空的完美载体。

“伴侣”号发射成功，很多人都没有立即感受到其中的巨大意义。包括苏联的工程师们，“当时我们无法充分理解我们创造了什么，直到整个世界都为之疯狂的时候，我们才感到狂喜” 。也包括赫鲁晓夫，“只是觉得苏联在技术领域又取得了一项成绩，就像造出一架新客机或建成第一座核电厂”。还包括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面对新闻媒介一篇又一篇的赞美之辞，他不解地问报界人士赫斯勒：“为什么围绕这个‘铁块’大做文章?”赫斯勒意味深长地回答：“因为这个‘铁块’使人类生活进步了几个世纪。”

赫鲁晓夫找来导弹的设计师，对他说：直到现在我才相信，你不是幻想家。此次成功是史无前例的，但是为了庆祝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苏联人民期待着更好的礼物。坐在一旁的米高扬建议道，再搞一颗卫星，要能在太空播放《国际歌》。赫鲁晓夫很生气：放什么《国际歌》，卫星又不是手摇风琴。于是，一个月后发射的第二颗卫星，没有在天空播放的国际歌，只有被用作实验的流浪狗。

在卫星上天之前，苏联的赫鲁晓夫确立了和西方国家和平共处的发展原则，而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日益意识到核战争的毁灭性，思考重心从如何赢得核战争转向如何避免核战争，因为核军备竞赛继续下去，会导致美国社会的军事化。他知道，应该限制军工业以减小政府的规模和国家军事化以及核战争的危险。

卫星上天之后，艾森豪威尔任命温和派科学家担任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专职的总统科学顾问，同时任命了一个温和的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来帮助协调和统筹联邦科技政策，控制军备竞赛。这种灵活的科学顾问制，既使得总统直接与科学界取得密切联系，又避免建立一个庞大的科技官僚系统。

还有，卫星上天之后，美国掀起了长达10年的科教兴国运动，另外，现在的世界能够成为比较和谐的“地球村”，与当时美苏之间在太空和其它领域的和平竞争策略，可能有重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