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初秋。一个晴朗的下午。
德清洛舍小镇。
青年记者张白怀，在一个叫冯缵圭的当地人的带领下，来到镇长朱春谷的家门口。张白怀和冯缵圭俩是在去洛舍的船上相识的，一看，大家好像都是文化人，交谈起来，原来冯缵圭在张白怀编辑的《民族日报》副刊“实生活”上发表过诗歌。朱家在镇上开了一家叫“朱万兴”的面店，冯缵圭就在柜台前喊镇长。镇长没有出来，只见一个年轻的姑娘坐在柜台后。姑娘是朱家大小姐朱为先，她说，父亲和家人到附近的集镇戈亭亲戚家吃喜酒去了，不知来客有何贵干。冯缵圭就向她介绍面前这位青年，说他是天目山来的《民族日报》的记者，到杭嘉湖一带游击区采访，还有带给镇长的介绍信。那姑娘见这个青年眉清目秀，目光有神，透出几许聪慧和睿智，又听说他是《民族日报》的记者，显得喜出望外，对他顿时生出几分好感，马上从柜台后边那高凳上跳下，迎了出来。她曾是《民族日报》副刊的读者，当她与这位张白怀编辑见面之时，竟然有一种“神交”已久的感觉。当时已近傍晚，父母不在家，朱小姐就自己接待来客，但让客人意想不到的是，晚饭竟然是稀饭。记者先生只能客随主便，将就着吃了。晚上吃稀饭是朱家的习惯，可见当时乡下人的节俭持家。两个年轻人就这样相识了。他们有说不完的话，有相见恨晚的感觉，等朱镇长酒足饭饱吃完喜酒回到家的时候，他们已经像熟识的老友了。
晚饭后，张白怀被带到一户人家借宿，他们在煤油灯下继续谈话。记者先生带着浓重的粤语口语，而朱小姐是一口柔软的吴语，他们侃侃而谈，谈报刊上的文章，谈在天目山的人和事，谈人生，谈现实……他们谈得忘记了时间，直到朱小姐的母亲来催她回家。
这次邂逅，日后成就了他们之间历经磨难而又坚贞不折的爱情和婚姻。这就是张抗抗父母最初的相识。
其实，朱为先也不是朱春谷的亲生女儿，是朱家从附近小镇埭溪的育婴堂里抱来的。原因是，朱家媳妇，也就是后来张抗抗的外婆，连续生了两个小孩都夭折了。朱家得知有附近唐家把新生的女儿送进了埭溪育婴堂，就去抱来当女儿。朱家确实把女儿捧为掌上明珠，从小就让她读书识字，高小毕业后，先后就读湖州师范、抗战时期办在天目山的浙西一中，一个女孩子能够这样读书，在当时德清乡下是绝无仅有的。正是有这份读书的经历，朱为先了解了外面的世界，接触了新的思想和理念，逐渐养成了与众不同的叛逆性格。
张白怀在洛舍小镇耽了三天。朱为先陪着张白怀参观了镇上的小学，还一同划船去采摘鲜嫩的菱角。张白怀感触良多，写下了通讯《水乡吟》，介绍游击区教育“弦歌不辍”；写下了小说《秋天的阳光》，献给心仪的朱为先小姐。虽然相遇只是短短三天，但对于朱为先来说，是生命里出现了彩虹，是她重新振作起来的催化剂。此前，她刚刚遭受过一次精神重创，男方是一位革命青年，他们计划一起到东北去打游击，但途中不幸被捕，经过营救，自己侥幸被释，但那位革命青年还是被杀害了。她陷入深深的自责中，回到洛舍小镇，心里一直充满了悲哀。一个鲜活的生命永远失去了，梦想也破灭了。而张白怀的出现，拂去了她心头的阴霾，重新燃起生命与信念的希望之火。
离开德清后，张白怀就去杭嘉湖游击区其他地方采访了。后来，两人在《民族日报》社的所在地相遇，约定一起去皖南，朱为先打算到迁徙到那里的上海法政学院读书，张白怀则到《复兴日报》编副刊。但让张白怀终生遗憾的是，1945年2月，他怀着报国的热情，自动报名参加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投笔从戎（这也成为他解放后难以说清的历史问题），朱为先只得一个人背起行囊，泪眼婆娑地去了皖南屯溪。
或许是时间要考验这对年轻人，或许是好事多磨。1946年春，张白怀因个人志趣与军旅生活格格不入，下决心离职，回到上海，进入中国新闻专科学校学习，一边在上海为报纸撰稿，维持生计。但纷乱的战争年代，使两个年轻人失去了联系。
他们的重新相遇真是具有戏剧性。抗战结束后，朱为先则随法政学院迁回上海。一天，朱为先走在上学的路上，因为可怜那个瘦弱的报童，买了一份《大公报》，她边走边看，忽然，她在副刊版上看到一篇题为《雪之谷》的散文，标题下赫然印着时常惦念的那个人的名字。她一口气读完了这篇文章，然后转身向大公报社方向急匆匆地赶去。从报社编辑那里，她得到了张白怀的地址。终于，在旧上海四川北路的一个亭子间里，朱为先见到了张白怀。多少个日日夜夜，思念、寻觅和等待，那个人重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朱为先是多么地激动，同时又有忧伤袭上心头，如果那一天她没有买那份《大公报》，两人或许就从此擦肩而过。命运总算公允，两个有情人经住了时间的考验，相聚在了一起。
其实，那段分离的时间里，张白怀给朱为先写过好几封信，抗战胜利离开杭州前，还特地到洛舍寻找过她，只是朱为先一无所知罢了。原因可能是她的母亲，替女儿“收藏”了信件，把这一切都瞒过了。那个有着异乡口音的青年人来找她的事，压根没同女儿提起过。这个“德清外婆家”的外婆，由于对女儿的疼爱，使得女儿差点错过了自己的爱情。做母亲的，自然希望女儿过安定的生活，不要嫁给一个无产无业，又激情澎湃不顾身家性命的男人。后来，他们果然命途多舛，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人生磨难。这当然也是时势造成，并非个人性格原因。在政治的大旋涡中，一个人只能被其巨大的旋转力左右，或浮于水面，或卷入水底，张白怀属于被卷入水底的那一种，幸运的是他撑住了，把气憋到了升上水面的时候。
1948春，张白怀与朱为先在杭州正式结婚。原本，张白怀婚后马上要去解放区，但组织决定让他留在杭州坚持地下工作。他受聘为杭州《当代晚报》总编辑，并利用这个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直到杭州解放。
张白怀，原籍广东，9岁时被父亲带到上海谋生。他天资聪慧，酷爱读书，舞文弄墨，“自学成材”。作为一个抗战时期的进步知识青年，1941年离开上海，到迁至浙西的《民族日报》担任记者，曾写下过许多热血文章。1946年回到上海，加入中共地下党，围绕方震小学开展地下活动（张白怀后来介绍朱为先到方小当教师），后又受组织委派到《当代晚报》任职。建国后，任《浙江日报》特派记者。由于他在国统区地下工作期间，所涉社会关系相对复杂，1952年审干期间，结论为“托派嫌疑”、“特务嫌疑”，被开除党籍，调离省报。此后，他蹲过监狱，挖湖筑堤种棉花。“免予刑事处分”后，下放劳改工厂做车床工，到果园种水蜜桃；后来成为街道临时工，做重体力活，挑煤，跑煤球车，做装卸工，还做过白铁冷作师傅。“文革”期间，受批斗，戴高帽游大街……但张白怀从来没有屈服，他相信自己是清白的，历史终归会给予公正的裁决。几十年来，他一直在为自己的“历史问题”进行申诉。直到1980年，他的“历史问题”终于得到平反，然后重返浙江日报社工作。
关于张抗抗父母坎坷的人生经历，她在长篇小说《赤彤丹朱》和人生随笔《谁敢问问自己》都有所披露。《赤彤丹朱》虽是小说，我们不能等同传记来读，但故事大多取材于自己家族的历史和个人记忆，由此引发作者的思考，以文学的形式重新进行架构。
父母的遭遇，对张抗抗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当她渐渐懂事的时候，父亲的“历史问题”也成了她的问题，虽然考试成绩达到了杭州一中的录取分数线，但差一点被阻拦在杭一中的大门外面，在小学的老师帮助下才勉强入学，但仍被列入“另册”，在这所干部子女云集的学校受到政治歧视。到了文革时期，母亲又被“隔离审查”，失去自由，原因是她在抗战时浙西一中读书时，曾经加入中共后又脱党，二是1943年的被捕，她被保释而同伴贾起被害。解放以后“审干”时认为她有“叛徒”嫌疑。可以说，张抗抗的家庭在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十几年里，从来没有安宁过，政治的风暴让这个家庭时时处在风吹雨打的飘摇境地。但少年的张抗抗从不抱怨父母，而是从父母对生活的态度中学到了一种坚韧的人生态度。她学习勤奋，成绩优秀，赢得教师和同学的信任；从父母早年的写作爱好中接受了一些文学因子，她在小学五年级就在上海《少年文艺》上发表习作，迈出了文学创作的最初脚步。
现在，两位老人离休在家，都已至耄耋之年。朱为先老人做了一辈子的教师，桃李满天下，她年轻时曾是一名儿童文学作家，2003年还受到浙江省作家协会的表彰。张白怀老人做了半辈子的新闻记者，人生的壮年是在做体力活中度过，八十多的年纪了，仍然笔耕不辍，精神矍铄，或许这也是得益于壮年时期的体力劳动，把一个书生的身体练硬朗结实了。
张抗抗虽然定居北京，但父母是经常的牵挂。她几乎每年都会回杭州陪伴父母，只要父母有什么病痛，她会马上飞回父母的身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2002年10月19日，朱为先老师猝发脑溢血，抗抗心急如焚，她乘坐当晚的飞机赶回杭州，来到妈妈身边，和全家一起轮流值班，守护母亲，求医问药，一直等到母亲从昏迷中苏醒，并奇迹般康复。后来抗抗写过一篇《苏醒中的母亲》的散文，叙述母亲在逐渐苏醒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人性中最本真、最纯粹、绝无矫饰伪装的童心和善意。
近年来，我每年去探望两位老人。我记得，第一次是德清作协的姚达人老师带我去的。时间应该在朱为先老师那次重病之前。我们走进他们在浙报公寓十四层的寓所，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两位老人和蔼可亲，朱为先老师看到家乡来人，欣喜不已，给我们又是让坐又是倒茶；张白怀老师性格开朗，侃侃而谈，言语间丝毫不减年轻时的那股锐气。他们是我心目中可敬的前辈。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外婆家
外婆是张抗抗最深的德清情结。外婆家德清洛舍，在张抗抗最初的印象里是和许多小吃联结在一起的，冒着热气的肉馅糕，香喷喷的洛舍豆腐干，咬一口会流出汁水的汤包，余香久久不散的烘青豆茶……
外婆陈春舟，出生在一个小商人家庭，她的父亲在湖州城里开了一家面店，这位面店老板却是前清的秀才。她进过一所教会小学读过书，从小知书达理，十八岁嫁到洛舍朱家做媳妇。这个有教养的女子，健康壮实，却是命中无子，生下一男一女，都得了七日脐风死去；由婆婆做主先后领养了一个女儿和儿子，即后来张抗抗的母亲和舅舅，但都视同己出。她一生都保持着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每一顿饭，都要自己精心制作，决不含糊；即使在生活最艰难的岁月，依然衣衫整洁，头发光亮。张抗抗在长篇小说《赤彤丹朱》里对外婆有过精彩的描述：
印象中的外婆永远穿着深蓝或湖蓝色的衣褂，府绸面料，光滑而挺括。斜襟的搭襻用布料精心缠绕而成，一个个依次排列，像即将结茧的卧蚕。她喜欢把头发往后梳拢，抹上头油，一根根纹丝不乱，然后扎成长长的一把，再在后脑上细心挽成一个发髻，扣上丝线发网，乌黑油亮。我至今保存着一张照片，是她和我妈妈在上海外滩的合影，外婆在旗袍外罩一件开襟的绒衣，迎风而立；侧面的发髻像一件搭配相宜的饰物，慈祥的外婆风度而又风光。
张抗抗描述的应该是中老年时期的外婆。据抗抗舅舅回忆，年轻的陈春舟，头上总披盖着一块蓝印花布，有点像帽子；身上围着竹裙。竹裙是用蓝粗布做的，齐腰，腰上打着密密麻麻的褶，像折叠的扇子，也像一片片竹片，所以叫竹裙。这是当地妇女劳动的装束。可见，这个读过书的女子还是该优雅的时候优雅，该劳作的时候劳作，并未因家庭地位较高而一味地小资情调。
由于抗抗的外公在1954年就因病去世，当时张抗抗还只有4岁，外公的情况大都是从母亲的讲述中获得，她对外婆家的印象几乎都与外婆连接在一起。在她的学生时代，她几乎年年寒暑假都要到洛舍待一些时日，尤其是寒假和妈妈回洛舍过年，给她的童年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过年时，外婆家里的堂屋和灶间，竹竿上挂满了火腿、咸鱼、腌肉，还有酥糖、雪饺；吃过年夜饭，外婆开始做顺风圆，一颗颗像黄豆大小，过年吃上细巧滑溜的顺风圆，一年都会顺顺当当，一家人能够团团圆圆；初一早上，在鞭炮声中醒来，床前一定有一双大红色的灯芯绒棉鞋和一套花布新衣，那是外婆每年都要亲手做的新年礼物……
平时，外婆每隔几个月就会坐船上杭州探望女儿女婿外甥女。在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张抗抗的父母收入少，生活非常拮据，而外婆的来访，就成为重要的伙食改善。外婆的篮子里有鲜活的水乡水产品，活鱼活虾活甲鱼活螃蟹，如果是冬天，外婆还会用一只大的搪瓷杯，盛来又肥又嫩的红烧小羊肉。当然，肯定还有抗抗喜爱的风味小吃，风干老菱、糯米糕和烘青豆。
当历史渐渐进入了“文革”时期的时候，张抗抗也从一个小学生成长为一名中学生了。1968年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让许多青年学子热血沸腾。张抗抗想到北大荒去，在“学生本人志愿”调查表上，她毫不犹豫地写下了“边疆”。只是由于父母的历史问题，出身不好，她没有成为第一批去边疆的人。只好退而求其次，1969年春节后，她在外婆的安排下，来到德清县洛舍人民公社陆家湾大队下乡插队。陆家湾是当时德清有名的先进大队、富裕大队，县里的知青都希望下放到那里，名额紧俏，张抗抗和她的同学能够被陆家湾顺利接受着实不易。当然还是外婆的功劳，是她要干儿子阿庆去找大队书记陆呆大的母亲，母亲让陆书记收，他不敢不收。张抗抗还带去了杭州一中的同学燕君和李梅，和她一同插队。
在陆家湾，大队安排这三个杭州女生，住在一间堆柴火的仓库楼上，楼下有灶台可以烧饭。刚过了春节不久，田里地上没有多少活，知青就和妇女们一起在晒场上削坟砖，就是把砖头上的泥巴石灰清除掉，那些坟砖是“文革”时期“移风易俗”平掉的坟地上拾回来的。削好的坟砖可以用来修建农业水利设施。这是轻便的农活，还可以边劳动边聊天，女人们讲起“田坂野话”肆无忌惮，荤素齐全，让几个城里知青有点不好意思。农村青年也乐意和知青开玩笑，有一回从镇上搭船回乡下，抗抗她们错上了邻村的船，邻村的社员就朝她们说，嫁过来给我们做媳妇吧，可以在家歇着享福，不用再下地辛苦流汗了。弄得她们又恼又羞，上了岸赶紧落荒而逃。
当时陆家湾的大队书记陆呆大，张抗抗对其印象深刻，评价颇高，他的身上没有 “文革”干部常有的“左”的气味。当时，他很少组织知青和社员政治学习，她曾经认为他思想觉悟不高。后来回忆起来，在20世纪60年代末那种极左的革命形势下，陆书记能够专心做一个促生产的实干家，带领农民集体致富，她发现陆呆大书记非常了不起。为此，她写过一篇《再教育之门》的散文。文中记录了她们之间的两次对话。一次是关于陆书记参观了山西大寨：
有一天晚上收工后，我去他家看望他娘，他正好在家，我就问他关于大寨的事情。他板着脸说：“那有什么好讲的嘛，我不识字，看不懂的。”然后埋头抽烟，不理我。我说：“什么叫做七梁八沟啊？真要学大寨，我们这平原上怎么造梯田呢？”
他的脸有些阴沉，他娘看了他一眼，嘀咕说：“一个大寨，有啥讲不得呀！”
娘发了话，他咳了一声，总算开了口。他说的时候，有些难为情的样子，好像很为自己去过那样的地方感到丢脸。他说那个大寨你想也想不出来，人住在洞里，都蹲在洞口吃饭。那不是饭，是苞谷粉糊，碗里要倒醋，三根咸菜，呼噜噜地吃进去，转个背就饿了；那个地方出了门没有一块平地，不治坡，苞谷吃不上……不过也不白去，总算倒过北方了，半个中国走过，才晓得我们江南才真正的是鱼米之乡……
陆书记的话，让最初的大寨以问号的形式进入张抗抗的记忆。还有一次谈话，是陆书记要她体谅长辈，自食其力。当时，外婆隔几天就会从洛舍镇上坐着小船，到陆家湾大队的知青住处，给抗抗送些熟菜，一大钵蛋烧肉，或是红烧蟮段，蒸咸鱼……陆书记知道后，郑重其事地对张抗抗说：“把你自留地里的菜好好种一种啊，不要让你外婆那么辛苦，三天两头地给你送菜来……”
但是，陆家湾的平静和富足，对年轻的张抗抗并没有吸引力，反而感到单调沉闷。那时，她的心里澎湃着青春的激情，渴望参与到如火如荼的革命事业中去，觉得安逸的生活只会消磨革命者的意志。就在这年5月，北大荒农场急需大批知识青年，正到浙江招兵买马，政治条件也放宽，只要报名就能获得批准。张抗抗得知消息，心头又激起青春的热血，决定北上。在那个月光布满江南河岸，田野飘散桑叶清香的夜晚，她悄悄地离开陆家湾，离开外婆家，一个人步行近二十里地，赶到德清县城城关镇（现乾元镇），来不及同外婆道明缘由，天亮时就坐上了去杭州的头班汽车，义无返顾地报名去了祖国最艰苦、最遥远的北大荒。
在遥远的北国，坎坷的人生让张抗抗更加懂得对亲情和乡情的珍惜。在洛舍的插队生活虽然只有短短三个月，但外婆家的一切成了她北国梦里富有诗意的意象。那金色的油菜花，紫色的蚕豆花，那湿漉漉的青石板路，临水架柱的老屋以及带有窄窄廊棚的“南海”小街，还有各色让人嘴馋的小吃……这些，都成了今生美好的回忆和记挂。
外婆过世后，她去洛舍，多半是为了给外婆扫墓。2004年秋天和2006年春天，她曾两次到德清洛舍砂村外婆的墓地拜谒。外婆在她的心里，外婆的身影、外婆家的景象都走进了她的梦里心里文字里，融入到了她的生命中。在长篇小说《赤彤丹朱》中，她说：
许多年中，我漂泊四方，浪迹天涯，但无论在何处，我都会梦见外婆。外婆从不说话，外婆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像一只无声的舢板，从我的脑海里轻轻划过，消失在海的深处。醒来后我长久地回想梦中的情形，总是怅然……
同样，洛舍小镇是那样美丽和安详：
洛舍镇坐落在杭嘉湖平原中部，……这一带湖港河渠贯通四方，织成密密的水网，雨淫则尽收，水满则不溢，年年风调雨顺，蚕桑菱藕稻米鱼虾应有尽有，是个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小街上翘角飞檐的木质楼房，高一座低一座，浮在水上、托在桥上，别有万种风情。曲曲弯弯的河港是路，带篷的大木船和尖尖的小木船便可安步当车……
从镇东到镇西，一条青石板小街横贯而过，天未亮，便有担水的男人，从河埠舀起满满的水桶，一路漾着水迹拐入白墙黑瓦的深巷，石板路终年湿漉漉很是滋润。街南的店铺，一家家凌空架在河上，从窗口甩下红木小桶，水就进了锅灶，河上弥漫着松柴喷香的烟味……
优雅的诗意或许只属于逝去的岁月。张抗抗笔下的洛舍小镇是当年江南水乡的一个缩影和记忆。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这样的景象离我们越来越远。
长篇小说处女作《分界线》
1969年5月，张抗抗悄悄离开已经插队的德清县洛舍陆家湾，勇敢决绝地踏上了去北大荒的列车，开始了长达八年的黑土地上的耕耘。对于这次青春的冲动，她的解释是，“也许是为了文学，也许是为了革命，也许是为了爱情，甚至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反正我一定要到远方去，去开拓自己的未来。”那一年，她19岁。
北大荒并不是像张抗抗预想的那样开满鲜花，而是集体生活的约束，人情的冷暖，文化生活的贫乏。一个从来没有从事过体力活的女生，面对的是北方的寒冷与艰辛的劳作：在望不到边际的原野上，为大豆和玉米垄沟铲地，经历无数的日晒雨淋；在砖瓦厂，当一名晾瓦工，每天八小时要下蹲上伸几百次，以最快的速度把一张张瓦板准确地安放稳当；代理邮递员，碰到天下雨，就得骑八里泥泞不堪的路，到邮局收发邮件，一不小心连人带车掉入大水渠，遭受“灭顶之灾”，差点“牺牲”；在小兴安岭伐木场，挥舞着小斧埋头苦干，满头大汗，也不能休息，否则湿透的衣衫被严冬的寒风一吹，就会像一块冷铁……但她从不为艰难的生活折服，时常苦中作乐，她会为一棵纯白如雪的白桦树感动，喜极而泣；她会在采摘一根根黄瓜一个个西红柿的时候，感受到丰收的喜悦；她会利用一切空余时间，读自己喜爱的书籍，写自己喜爱的文字……正是她那种达观、顽强的人生态度，使她在苦难中感悟生活，最后引领她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北大荒为张抗抗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最初的养分。从砖瓦厂一间破屋的角落，她捡来一张小桌子，虽桌面粗糙，桌脚是几根木棍，摇摇晃晃，但她在桌面铺上珍藏多年的鲁迅像，再蒙上一块透明的塑料布。这是她在农场的第一张书桌。在这张书桌上，她写出了第一篇小小说《灯》，发表在《解放日报》；她写出了散文《大森林的主人》和短篇小说《小鹿》，发表在《文汇报》上。这些成功，把张抗抗的文学梦描绘得一点点清晰起来。
1974年4月，她从北大荒农场请假回杭州就医，甲状腺结节手术治疗出院后，一部在她内心酝酿了长久的长篇小说构思成熟，呼之欲出。她延长了假期，铺开稿纸，在杭州家中开始了艰难的稿格跋涉。但她的创作条件太差了，家里房子小，没有单独的房间，来了客人还得转移到邻居家去，又加上那年杭州的夏天炎热异常，写作进展很慢。8月，好友李梅回杭州，同学相聚，互述近况，当她看到抗抗写作长篇小说的艰难现状，就说德清新市那里要凉快和安静得多，邀请抗抗到那边去写作。李梅是张抗抗在杭州一中的同班同学，1969年同到德清洛舍陆家湾插队，但不久后，张抗抗踏上了北大荒之路，彼此惜别。两年后，李梅也得以抽调到新市当了工人。张抗抗欣然接受了李梅的诚意邀请，在新市的整个夏季，张抗抗得到了李梅细致而真诚的照料，写作推进顺畅，只用了一个月时间，一口气写完了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初稿，连她自己也难以相信，几年来朝思暮想的巨大构想成了眼前厚厚的一沓稿子。
但在《谁敢问问自己》一书中，张抗抗对新市的生活着墨不多。看得出来，在新市的那段时间里，她完全沉醉于长篇小说的尝试，心无旁骛，除了写作，似乎对环境和身边的事物都没有多少兴趣。可是，我作为一名文史工作者，却对这段历史产生了深入了解的渴望，我立即兴冲冲给张抗抗老师写信，希望直接从她那里得到第一手资料。她在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简略回忆并回答了我的问题，并建议我再去找她的同学李梅做些补充。
李梅对当时的生活还记忆犹新。她曾是新市五金电机厂工人。抗抗来到新市，因厂里宿舍太小，李梅就向传达室门卫丁大妈借了一间房，供抗抗写作和生活。房间位于新市西河口附近的老房子楼上，与南栅轮船码头不远。这所老房子旁边有庭院，院中有水井，周遍风光恬静，还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精致古朴的小桥，四通八达的流水，悠长宁静的弄堂，粉墙黛瓦的人家。房子好像是从前大户人家传下来的，有高高的封火墙、威武的马头墙。借居的楼上房子足有十五六平方大，很阴凉，是一个适宜写作的环境。李梅说，抗抗非常用功，整个上午她孤零零地在这间老屋里，单枪匹马地顽强写作，中午，到新市电影院附近的陆家食堂用餐；下午，继续奋战。李梅下班或者是休息日，两个人就聚在一起，常常自己动手，做些可口的饭菜。傍晚，她们就一同乘凉聊天。李梅还特别提到丁大妈，她的境遇并不好，寡居，只领养了一个女儿，但人挺好，仗义，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张抗抗2007年给我的邮件中，我听到了她关于水乡新市的美好回想曲：
振华：
新市的生活已经很遥远。
记得住在一个老式的旧房子里，可能是工厂的宿舍。从窗子可以看到老镇上别人家的黑色瓦顶。房间还比较大，地板一走会响……房子离河很近，所以我经常到河埠头去洗衣服洗菜什么的，是一种非常宁静的标准小镇生活。在新市我整天写作，基本不出去，所以也不认识什么人，也没去过什么地方。印象中，70年代的新市，还保留着江南水乡老镇的一些风貌。李梅每天回来就给我讲厂里的事情。她经常说起一位看守工厂传达室的老婆婆的故事，（门房）好像是姓丁，丁大妈守门，尽心尽力，不让任何人把工厂的公家的东西带出厂外去。常常要同人家吵架的。李梅很敬重丁大妈（师傅？），我还曾经想以丁大妈的素材，写一个小小说，题目都想好了，叫做《门》。但终究因为我自己不熟悉“门”方面的事情，最后也没有写成。
我在那里写完了初稿，就欣喜万分地回杭州去了。
所以，李梅在我最初的写作道路上，是很重要的。不过，她当时并不是因为预见到我将来会怎样怎样，也不一定相信我真的是能够写成功的。我觉得她主要是因为看不到我在北大荒有什么前途可言，很想帮助我；而当时我在杭州写作挺艰难，天气那么热，房子也小，有点“罪过”，又挺同情我的。李梅是一个重情而善良的人，她对我抱着一份毫无功利之心、实在、朴实的友谊和感情。对此我一直感念在心。
我知道那段时间张抗抗在写作新的长篇，忙得无暇他顾。但她还是忙中抽身，了却了我心中的期盼。她的回忆与李梅的叙述基本相符，但可以看出来，三十多年前，那个迷恋并沉浸于写作的女人，对实现梦想的狂热，远远超过了对新市的热情。在小说《分界线》中，张抗抗塑造了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青年耿常炯的形象，表现耿常炯和他的战友们如何扎根北大荒，如何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贡献。但知识青年中也在发生分化，人人面临着新的选择，是去还是留在北大荒？同时，国营农场的发展困难重重，许多的矛盾纠葛在一起。小说经过几番修改后，于1975年10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分界线》是张抗抗的小说“练笔”。它明显带有那个时代“左”的政治烙印，人物理想化，突出高大全。她后来不止一次地自我批评，《分界线》严格意义上不是文学，而是某种政治概念的诠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和传声筒。但当时，她真诚赞美了那一群脚踏实地、建设边疆的青年，文笔生动流畅，故事富于生活气息，以至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一位研究“文革文学”的汉学家，认为《分界线》是文革时期较好的小说之一。《分界线》甚至影响作家阎连科走上了创作之路，以至他始终认定《分界线》改变了他的命运，是“一部异常伟大和不朽的著作”。
北大荒的生活为张抗抗的创作提供了素材，而她却在江南小镇新市，用这些素材构造出了长篇处女作。多年后，连她自己也感到惊讶，原来她与“德清外婆家”真是有那么多、那么长、扯不断的故乡之缘。
此后，她一发而不可收。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的文学“新时期”以来，她创作了《夏》、《淡淡的晨雾》、《隐形伴侣》、《赤彤丹朱》、《情爱画廊》、《作女》等有影响的作品……她从不懈怠，一直走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前台。
游子文化
张抗抗怀念外婆，也深爱外婆生活过的这片土地。近年来，她为德清写了《防风神茶》、《下渚湖湿地探幽》、《清溪德音》等文章，颂扬德清文化。然而，我们从张抗抗在德清“游子文化”品牌的打造上，所倾注的全部心血与真情回报，才会知道她对于“德清外婆家”的爱有多深。
唐代诗人的著名诗篇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作者孟郊，曾在江苏溧阳为官。该诗是他返回祖籍武康（1958年武康县并入德清县）接母亲同赴溧阳时有感而作。2003年，德清县委、县政府，为弘扬传统文化，提升德清地域知名度和美誉度，决定举办以“孟郊”命名的游子文化活动，交给县委宣传部与县文联承办。2003年10月8日，我去杭州参加浙江作家节。第二天，在杨公堤花圃“无我茶会”上邂逅张抗抗老师。她也是南下来杭州参加作家节的。与她的交谈中，我就说起那项以诗人“孟郊”命名的文学征文活动，一切正在酝酿中，希望她能够出任评委。听到德清要举办活动，并且是文学活动，她当即表示支持，还盛情地约我10日晚到她杭州家里详谈。
其实，张抗抗常年定居在北京，杭州的家是她父母的居所。在那里，我有幸再次见到了张白怀、朱为先两位老人，还遇见了张抗抗的妹妹、儿童文学作家张婴音。我与张抗抗老师探讨了征文活动评委人选，也探讨了征文的主题、体裁、范围以及合作媒体的选择意向。对于德清提出的征文主题“慈母心、游子情”，张抗抗非常赞同，她建议征文体裁定为散文，把征文范围扩展到世界各地的华人，并且要借助报纸和网络双重的传播力量，希望能够得到国内最强大的网站之一——新浪网的合作和支持。
我把张抗抗的建议带回德清，德清的相关领导充分肯定。随后，首届“孟郊奖”全球华语散文大赛的筹备工作在北京和德清两地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张抗抗在北京落实了邀约的评委，聘请著名作家、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为评委会主任，她和黄亚洲老师为副主任，同时确立了与新浪网的合作意向。她还为大赛专门写了《今日游子，面对父母可有感恩之心？》一文，作为征文的发刊词，在新浪网刊登，大有领军呼唤之意，希望更多的网友关注和参与。并且，通过朋友把大赛的启事转发给台湾、香港以及海外的媒体，使大赛的受众面更广，关注和参与的人更多。为办好征文，张抗抗真可谓不遗余力。我们知道，一个作家，她的生命是文学作品，而新作品的诞生，需要作家对人生对社会生活的感悟，也需要时间和精力。作为一个作家，她参与策划这项重大活动，牺牲了许多宝贵的写作时间。
在德清游子文化的重要活动中，我们每次都可以见到张抗抗的身影。2004年1月的新浪网聊天节目，她与网友交流了一个“游女”的思乡情怀，也宣传了首届“孟郊奖”征文。同年7月的首届中华游子文化节“孟郊奖”征文的颁奖晚会上，她风采照人，让人感受了江南清丽与北国豪迈交融的女性气质；在游子文化论坛上，她智慧闪烁，再次呼唤现代社会人和人之间的真诚、亲情、关怀、尊重和悲悯意识。2005年10月，CCTV4套的“让世界了解你”关于游子文化的专题访谈，张抗抗捧给观众的还是一颗游子寸草心。这年岁末，第二届“孟郊奖”全球华语散文大赛又让她操透了心。为扩大“孟郊奖”的影响，她既打电话，又亲自给国内和海外的媒体发出一封封的电子邮件，几乎遍及海外华人聚居的国家。2006年4月，在第二届中华游子文化节论坛上，张抗抗和余光中、余秋雨两位先生共论游子文化，畅谈对他乡与故乡的人生感悟和思考。
德清的游子文化活动，尤其是两届中华游子文化节的举办，既传播了游子文化，又推介了德清，有力地提升了德清的知名度。在这些活动中，张抗抗不仅是一个参与者，更多的时候她还是一名重要的策划人。首届中华游子文化节举办前夕，游子文化论坛的主题和嘉宾人选的确定，文化节组委会都派人与张抗抗商讨，其中论坛重要嘉宾韩美林、冯骥才、张颐武等都由她出面邀请，只是冯骥才先生后来因工作原因未能前来，寄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第二届游子文化节筹划期间，她和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一起探讨论坛的主题，最后确定为“故乡与他乡”。而论坛的嘉宾，著名诗人余光中、文化学者余秋雨的邀请，还是得力于她的交情，由她先出面联系到本人，确认他们二位能有时间和兴趣前往德清，然后再由文化活动组委会出面具体联络和邀请。为了德清游子文化，张抗抗耗费了许多额外的时间和精力，穿针引线，做了许多繁琐细致的事务性工作，并且做得精密有序、颇具成效，又无怨无悔。这些，除了我这个“当事人”之外，恐怕很少有人能体会其中的辛苦。她为德清外婆家的事，求助于许多朋友，为此欠下很多债，文债，人情债，应酬债，活动债……这些都需要她自己慢慢地去“偿还”。
在第二届游子文化论坛上，她说：“他乡对我们来说更多是付出，而故乡在我们的心目中只有回报……他乡和故乡，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安放无限的心灵。”尽管她的祖籍在广东，出生在杭州，在北大荒度过了最青春的岁月，现在又定居在北京，但在她的心目中，德清外婆家已经是故乡的一部分，是让心灵漫游与休憩的宁静花园。也许，在她的心灵深处，还藏有一份隐秘的歉意，为自己在19岁那年毅然离开了外婆去往“他乡”，她愿意多多地“回报”德清，作为情感的一种补偿。
张抗抗不止一次说起，德清这片丰饶的土地，拥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充满蓬勃的现代气息，不断进取，走向富裕与和谐。这里，有德清人洒下的心血和闪烁的智慧，更可以洞见德清人干事的风貌，踏实，创新，锲而不舍。这，让张抗抗油然而生感动和敬意。为这片土地出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与富有朝气的德清人相处共事，她感到是一种快乐。
多年前，我曾编辑德清文联会刊《吴越风》，张抗抗老师给刊物撰文《德清外婆家》。文中最后一句话说：“没有外婆的德清，它仍然是、永远是我的外婆家。” 外婆在亲人与亲情中，是最为温暖和安全的怀抱。她是歌谣里的澎湖湾，是摇过小船的石拱桥，是从童年流来的清澈的小河……外婆既是张抗抗生命最初的德清结，而由于德清的“游子文化”，她与德清结下了更深的不解之缘。
德清史志办在2008年刚刚编撰完成新的《德清县志》（续），邀请张抗抗作序。其中，她这样写道：
“谦和的德清，是一个善于创造奇迹之乡。
温和的德清，是一所文化积淀深厚之城。
祥和的德清，是一片生态和谐、以人为本、安居乐业的福地。
……
在我幼年时期的印象中，德清人友好善良、温雅质朴、安于现状、与世无争。然而，面对如今这个焕然一新的新德清，我看到了德清人文化性格的底蕴中，潜藏着一种隐忍坚韧、开拓进取的顽强精神。”
从张抗抗的笔下，我们看到了她对德清和德清人的由衷赞美，也看到了她对德清的深挚感情。德清是她永远的外婆家。能不爱德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