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建:无名氏:斯人一生都在恋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23 次 更新时间:2008-11-26 11:21

进入专题: 《西湖》2008年第11期  

孙昌建  

在哪里读过一句诗,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诗人啊,诗人一生都在恋爱……

想想是有道理的。诗人一生都在恋爱,这里既有用文字恋爱之意,又有用生命去恋爱之意。其间的区别只是,大多数诗人少年轻狂,而到老则隐蔽得比较好,而有的诗人则“一有机会就要表现我们的力量”,作家无名氏就属于后者。

二十多年前,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小说,看好后整个人就呆在阅览室了,好像脑袋被打了一棍子的感觉,晕晕乎乎的。后来我去买了那一本杂志,后来又买了以此小说为名的一本中篇小说集。当时买这些杂志和书,几乎是要花掉我一个月的零用钱啊。

这篇小说叫《北极风情画》,杂志叫《十月》,这篇小说的作者叫无名氏。当时是一个正在产生文学新星的时代,所以我便理所当然地以为这无名氏又是一个刘心武或张抗抗,否则为何叫无名氏呢,为何要匿名呢?那小说里的异国风情,那男女间炽热的爱恋,看了令人心动啊。那也是一个心动和行动兼备的年代,后来我又有点爱屋及乌,再后来,大概是十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个无名氏竟然就在杭州生活了几十年,并且知道了他原名就叫卜乃夫。他竟然就住在我当年经常去看电影的卖鱼桥一带,而我在《十月》上看到他这篇小说的时候,他也才“平反”不久,也还是一寂寂无名的老人。“杭州湖墅华光桥河下15号,一座老式的民居”,这也是我最近才知道的他当时的住址。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无名氏的《在生命的光环跳舞》一书,书里他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大运河旁自己的这个家这个房子。说起来也还是很有来历的,这个房子还是钱武肃王后代的房子,后被杭州的一大富翁买下,解放后里面住进十三户人家,从无名氏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大有“七十二家房客”的味道。有邻居对他不好,也有的请他喝“龙井十八棵”皇帝的御茶,而当他“平反”之后,以前对他不好的人又对他刮目相看了。

公元两千年前后,有关无名氏的书有关他的恋爱史的报道也多了起来。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作家,说他好的人,认为他的文学成就不说空前绝后,但至少超过了同时代的人,比如他自己就认为要比巴金厉害。而说他不好的人,比如他的第二任妻子、小他39岁的马福美,即使在他于2002年辞世之后,也绝不放过他,专门写作了一部长达五百页的《单独的新娘》,对他进行颠覆性的揭露,此书被认为是“鞭尸”之作。然而不管如何的评价,无名氏的狂放和浪漫、人如其文的风格,以及他一生都在恋爱的那种作派,这是毫无争议的。在1949年到1982年,当时的文坛没有人知道他还活着,而且就在杭州默默地写着《无名书》。没有工作,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那几十年里,有的作家不写了,有的作家都改用一种腔调写作,他却仍然以无名氏般的风格在进行写作,而且一如既往地书写着他的爱情传奇。

是的,在一些传记作家的笔下,无名氏是一位情痴,爱了一辈子,写了一辈子。他自称他小说里的爱情故事,百分之九十九是真人真事,且是自传性质的,如《绿色的回声》中,他写了他和中俄混血儿刘雅歌的爱情故事;在《抒情烟云》中,又把他跟大画家赵无极的妹妹赵无华的恋爱公布于世,此乃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发生在杭州西湖边葛岭的一段故事,当时赵无极把他的别墅借给无名氏住。

关于这一段,无名氏曾在《旅杭二十载记》有过一段记述——

明年冬(1947年)乃迁葛岭赵宅,宋半闲堂遗址也。传贾相(贾似道)战蟋蟀于此,今环佩已不可闻。此宅二亩七分,花园占其过半,风物明媚,林木葱茂。凌霄耀宇,紫藤绕屋。春放玉兰,冬吐雪梅。后窗向翠峦,前轩临西子。湖山秀气,纷披室内,烟波浩渺,悉漾眼底,诚亘古绝色也。人世倥偬三十载,平生渐入佳境矣。

这倒也让我们看到了无名氏的另一种文字风格,中国的古典的,而非他小说中浪漫的西化的长句子式的。此文写于1966年,外面正轰轰烈烈,而他还能写出如此的文字,可见其心境的修炼。

住到葛岭赵宅之后,无名氏才有机会接近赵无华,但所谓天妒红颜,赵后来死于肺病。她在杭州也只住了三个多月。远在国外的赵无极看到无名氏的文字后,非常生气,就说妹妹从未与无名氏谈过恋爱。1998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无名氏散文》,曾收录《抒情烟云》的文字。

无名氏一生都在恋爱,他后来曾写《光棍自述》一文,说前半生打光棍出于主观原因,因为怕结婚影响写作,后半生打光棍出于客观原因,因为没人愿意嫁给他,这说得倒也基本符合情理。1954年,无名氏在杭州有了第一次婚姻,这是他跟一姓刘的女子结婚,结婚时他37岁,妻子小他12岁。妻子是他母亲的养女,他对她一直是以表妹相称,当时她是上海的幼儿园的教师,所以他们也是聚少离多的。妻子的工资曾是他的生活来源之一。这段婚姻保持了十八年之久,直到1972年,他们才算正式分手。至于说离婚的原因,除了政治上的之外,也有聚少离多没有子女等原因,还有无名氏性格上的原因等。据说无名氏去上海看妻子时,也会因为去探访朋友而彻夜不归。几十年之后,无名氏曾著文怀念妻子,因为不管怎么说,那些岁月里,他基本就是一废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他是靠妻子微薄的工资,以及在香港的兄长的接济而生活的。他也把妻子跟他离婚的原因归咎为妻子那些小姐妹的怂恿,因为在1972年,是他最为落魄的日子,他也曾被打成“反革命”,去劳改农场劳动,时达十四个月。

离婚后,也就是说无名氏在55岁时重又成了孤家寡人。当时他住在大运河边,一直陪着他多病的老母。据说他被抓走的时候,老母曾追到街上去寻死,但没有死成。在老母生命的最后阶段,是无名氏陪伴在一旁的。老母过世之后,无名氏曾借小说中的人物写过这么一段——

那条长长运河就在大门外。浑浊的河水,黄滚滚地波动着。每一次兀立河边,他对它总凝视许久。但他并不想跳下去。他只是好奇,为什么这片河水流了一千多年,个人生活竟变得如此缓慢?

“一切都是命”!这是他每一次凝望河水时的结论。他现在似乎有点相信宿命论了。

湖畔诗人汪静之曾经对无名氏开玩笑说,说无名氏一生享三大福,一享结婚而过单身生活,二享婚后断子绝孙,三享数十年不工作……现在看来,这于无名氏还可能真是有福了,如果当时妻子在杭州工作,他就不能过他的“单身生活”,那么很显然生活中的磕磕碰碰可能早就磨灭了他的理想或幻想,或者说他有可能早就过正式的“单身生活”了。而如果我们从关心女性的角度来说,你跟一生都在恋爱的诗人谈谈恋爱是可以的,但如果谈婚论嫁,却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而无名氏选择居杭州而写作,他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解放前夕,他的几乎所有的亲人都去了港台,他也完全有这个条件去那里,但当时他不走,不走的理由是他要陪他的母亲,但我以为这只是他的借口罢了。其实留在大陆,还是他内心的需求,因为他知道他正经历着时代的巨变,而大作家的大作品,无一不是写大时代的剧变的,他想经历并见证这一巨变,另一方面他以为杭州又是他写作的最好的居所。

时代的巨变,他的内心当然也是矛盾的,他是目击者和亲历者,但他却不想跳入这时代的大潮之中,他只是站在岸上静观其变,这是他的选择。他当时要竭力让自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所以拒绝参加文联作协的一切活动,不跟任何组织发生联系。当整个社会都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改造之时,他把自己改造成了一个无业人员,没有工作,户口关系只落在街道里。为了让人们不惦记他,他甚至不惜装病,且一装就是几十年。他在桌子上放着有关医学的书,他甚至让保姆替他穿衣服,目的就是为了给人一个假象,一个他已病入膏肓的假象。

这样的作家,在解放后那是绝无仅有的。

所以其实不是说社会有意忘却他,而是他故意要玩失踪和遁形,说起来这跟李叔同入佛门还有得一比。但是李叔同成为弘一之后,社会并没有忘记他。而无名氏呢,真的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从1946年无名氏迁居杭州起,他的小说就大多以杭州为背景了。我们知道他的小说大多是风花雪月才子佳人,所以他认为杭州是最好的恋爱故事的发生地,当初他要迁居杭州的最大的动因是因为要写一部叫《海艳》的长篇,他在此书的再版序言中提到过当时的创作状态——

那时,我下榻杭州慧心斋,生活如古僧,禅室是书斋,窗明几净,空寂如簌……西湖虽距二十分钟路程,我却不时去采集湖光山色,青峰绿水遂由我的眼移入室内,白堤苏堤上的鸟语花香,更由我耳我鼻带进庵内。这是一片真正绝缘的植物性空间,每立方厘米全盈溢宇宙大化意,执笔写《海艳》爱情故事时,自然就流露出一脉空灵情,一片空灵境,一派空灵格调。

将身性与自然环境完全融为一体,这是无名氏的做法。他的作品,也就是一部杭州的导游地图,在西湖葛岭、在玉泉、在平湖秋月、在灵隐、在苏堤、在茅家埠,男女主人公的眼睛里,全是西湖的山水,全是空灵二字!

且看这一段《海艳》中的描写——

船在水中行走。塔在水中映。树在水中浮。山在水中弯。这是一个淡淡阳光的下午。湖像一大片蓝色裙子,在船上人眼里飘起来,是一个舞女探身下跪撑满舞裙如伞的静姿。

二十分钟后,船靠平湖秋月,泊下来,大家上岸,拣一扇柳树荫下,傍湖的座子,泡了茶。瞿太太从船上取下两只描红花的杭式竹篮子……

瞿太太笑道:“西子的特色,就在这点柔媚无骨,女人气,假如它后面是高山峻峰,西湖山水就不再是杏花烟雨江南了……

所以在无名氏的晚年,在他离开大陆十数年之后,他最想定居的已经不是台湾,而是杭州西湖了。

而当年在杭州的岁月,他跟一批艺术家打成了一片,包括艺术家身边的女性,自然是会让他心动的。赵无极的妹妹,林风眠的女儿,等等,但是后来赵无极为何要否定他呢?可能这跟无名氏的个性很有关系,他当时也是极为张扬之人,喜欢把自己的私密之情事公开化,这一点跟郁达夫有得一拼。

爱情如过眼云烟,爱情只存在于文字中。在经历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沉寂之后,七十年代的后期,无名氏突然时来运转了,因为另一个时代开始了,他也终于结束了装病蛰居的岁月。

1982年,真的爱情又一次降临到无名氏的头上,就在我从《十月》杂志上看到无名氏的作品时,港台已经刮起了一股无名氏旋风。这一年他获准得以去香港探亲,在那里他收到了一名台湾女子的信,写信者叫马福美,公开地向他求爱。后来无名氏又去台湾探望兄长,并在台北定居了下来,于是便开始了他和马福美的忘年之恋。1985年两人结婚,是年,无名氏68岁,马福美29岁,也算是一树梨花压海棠,据说婚礼上,无名氏曾高呼“结婚万岁”,一时传为佳话。但是好景不长,围城之内很快就是吵骂不断,这时我们才发现梨花有梨花的活法,海棠有海棠的习性,两者结合在一起,摆起甫士来倒是一景,但真要油盐酱醋茶,又是何其难也——这也是所谓诗人作家难食人间烟火的一种常态吧。很显然无名氏又想过“单身生活”了,他悄悄地来了个胜利大逃亡,偷偷地从家里面一箱一箱子地把东西搬出去,这些东西中包括一些书画等。

光环褪去了。然而妻子为什么还要不依不饶呢?即使在无名氏死后,还要到处张罗出版她的《单独的新娘》,并且声明放弃对无名氏遗产的继承权,这看来不会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名或者说为了出一口气吧。无名氏生前曾责怪妻子把他几十万美元的稿费拿去做生意,但最后却什么都做不好。而在马福美的笔下,丈夫甚至不愿意妻子外出去参加社交活动,晚上回来晚了他都不肯开门。而且在马福美的书中,还专门附了无名氏给杭州一位地下恋人的十来次电话录音的光盘……夫妻间的是是非非,那种翻脸之后的恶语相伤,其实是没什么可说的,这是言情世相小说的素材,而无名氏的文字似乎已经超越了这一点。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无名氏一生都在恋爱,他在27岁时,就已经写出了《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而在他八十高龄时,他曾经与山东的一名在校大学女生通信过很长一段时间,两人曾以兄妹相称,无名氏还给这女生寄过钱,每次寄都是一百美元,只是说因为无名氏的信中用语过于大胆火爆,后来这个女生把他的信给烧了。后来无名氏把他的部分书信也整理发表了。这女生现在也早过了而立之年,据说也尚未婚嫁。

正如黄昏恋就是初恋似的,诗人一生都在恋爱。更为稀罕的是,我们现在读无名氏各个时期的文字,特别是他晚年的文字,觉得他80岁写的文字跟二三十岁时写的文字没有什么区别,除了经常提醒自己已经垂垂老矣之外,他的抒情还是一如既往地汹涌澎湃,所以我以为读他的小说,最好是青春期的时候去读,人到中年之后,他的文字就很难再看进去了,他的那种华丽恣意,他的浪漫气质,我不敢说空前,但似乎是绝后的了。比如他写过一文,曾经谈到两百年后杭州的生活。当时无名氏曾往返于海峡两岸,跟各地出版社谈出版事宜,而且他都已经打算在杭州买房定居了,因为他觉得杭州这个地方相对比较安静,适合他的写作生活。在他的想象中,两百年后的杭州一半都是花园,人都住在半空中的房子里,人们都过着一种带着电子芯片的生活……

这位一生都在恋爱的作家,与马福美结婚时除了高喊“结婚万岁”外,还曾当场赋诗——她是一条船,悠悠驶入我的港湾;这一刻,宇宙像一朵玫瑰,静静在我心园里开放;这一刹,幸福像一道闪电,悄悄亮在我身边……这至少是席慕蓉的水平吧。无名氏喜欢用“宇宙”一词,他写的爱情故事乍看之下带有浓重的言情色彩,如鸳鸯蝴蝶派一路的风格,然而他又确实不是鸳鸯蝴蝶派。深究他的整体风格和追求,那是有着浓重的思想家般的追寻和探索的,他的两百六十万字的《无名书》就是在探索他的宇宙观,只是笔者也没有完全能读完他的书,因为实在是读不下去的。他特立独行又自视甚高,在他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没有人能超过他的了。夏志清教授说“《无名书》是毛泽东时代单一作家完成的最辉煌的作品”,更有学者说这是新文学诞生以来最伟大的小说,也有说他的《无名书》可与但丁的《神曲》和歌德的《浮士德》媲美……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的作品看不下去是有道理了,因为我现在也还看不懂《浮士德》。

历史自会评说。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和他同时代的作家相比,他不拿国家一分钱,不管在什么时代和环境里,他都坚持写作,包括他曾在杭州的尼姑庵里苦行写作,1949年到1982年,他也曾在杭州坐牢和下放劳动,但都不放弃写作——从这一点上来说,无名氏比起那些体制内的作家要独立多了。据说他写《无名书》用了十五年的时间,其书稿也曾被抄家抄去过,但后来竟然奇迹般地被发还回来了。他当时曾经恳求来抄家的人,不要把那些“废纸”拿走,因为他是要用来发煤球炉子的。这些“废纸”就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写作的心血,然后又是不间断地偷偷寄给香港的兄长,据说曾经用过十几个不同的地址。如此这般,他的二百六十万字的《无名书》才得以陆续出版。

直到1981年,他被浙江省文史馆聘为馆员,每月工资六十元,但他还是不愿无功受禄。因为其兄弟等在港台,他自然也成了统战对象,当有关方面负责人找他谈话时,他有过六点意见,第一他坚信自由创作;第二他认为过去并未且从未犯过错误;第三他不想做国家干部;第四他也不想拿政府的钱……

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无名氏都是一个奇人。1949年后他自己没有经济收入,但是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有教幼儿园的妻子时,他用妻子的工资,然后他就靠海外兄弟的接济,虽然我们无法知道他的生活境况,但从他留下的文字中,家里仅一桌一凳一煤球炉子来看,生活还是如当时的普通居民般清贫的,但是在清贫的生活中,他保持着清洁的精神。

倒是后来,在他海外拿的稿费越来越多时,他的精神可能起了质的变化。至少他对钱的态度,发生了质的变化。

无名氏去世后,人们对这位一生都在恋爱的作家褒贬不一,包括他的好朋友也说他人生有三大悲剧的因子,一是好名,二是好利,三是好色,这似乎讲得都有道理,包括他为稿费的事情,后来都跟兄长反目;而针对龙应台等人对他作品的不佳评论他更是暴跳如雷。但是你仔细想想,我们普通的凡人能逃脱好名好利和好色这三项吗,而诗人作家更是在名利场中滚打的人,又岂能免乎?至少无名氏身上,他对名和利,对色的追求从来就没有放弃和掩饰过,当然,他的大半生都是落魄的,一代情圣的晚年有过幸福但也有过悲哀,只是他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自己的后事,就突然离世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他还在忙于跟各剧组联系,洽谈影视改编等事。其实早在几十年前,他的《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都被搬上过银幕,只是现在很难找到这些片子了,或许以后会在碟市上找到DVD的版本。

诗人一生都在恋爱,换句话说,可能诗人一生都没有长大,他的一生都是青春期——这是我对无名氏的最直观的印象。至于他的作品,既是他本人的罗曼史,又是人类罗曼史的一个章节吧。至于说人一宽脸就变,忍得住寂寞又忍不住荣华,在什么地方说什么话,或者说话不算数,这大概也都是文人的毛病吧。环境宽松了,也就不当一回事情了;如果什么都拔高来看,那么无名氏盖棺也未必能安耽的。

而且一生都在恋爱,跟一生都在创作,其中肯定有着必然的关系。好多评论者说,中国作家的成名作一般也都是初女作,一般作家过了30岁之后就难出好作品了,且不要说到六七十岁还创作长篇小说的,评论者也说到了体制等问题,但是我想,这跟一个作家体内荷尔蒙是否有关呢?一生都在恋爱,说明其荷尔蒙的活跃和蓬勃,反之只靠写写回忆录和工作报告那是不需要激情的。创作是需要欲望的需要动力的,恋爱就是其中的一大动力。所以一生都在恋爱的人,也等于说一生都在创作,无名氏就是这样一个作家,这样一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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