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错误一定要纠正
在我们生活的蓝色星球，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期望同一个世界，都编织同一个梦想。有些国家从混沌走向秩序，从病态走向健康；但还有一些国家，从混沌走向更深广的混沌，从病态走向更严重的病态。在我看来，那情形好像某种不能控制的疾病一样,飞快地蔓延，连锁地反应，已被邪恶的病毒入侵，破坏了整个的免疫系统。
在1959年的时候，我即使有现在这样的认知能力，也说不出这样的比喻，因为那时候地球上的人们还不知道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这个名词，还没有这种把整个人体免疫系统都破坏了的疾病。艾滋病毒是在1981年发现的。而在1959年，只有一位刚果男子，得了一种病，原因不明，不久死了。那时刚果是法属殖民地，医疗条件还算不错，在为他做身体检查时留下了一份血液样本，冷藏起来。直到那个世纪的尾声，科学家们被艾滋病席卷世界的汹涌浪涛动员起来，努力寻找它的源头，才发现那位刚果男子，1959年留下的血清中，感染的正是艾滋病毒。
我的医学知识不够丰富。但如果我对艾滋病毒和跨物种传播传染病的了解再多一些，就会描绘出这样一个场景：在荒僻的非洲大陆，一群又一群土人拿着长矛到森林里捕猎猩猩，其中有人被绝望挣扎的猩猩咬了一口，有人被猩猩的血喷溅到自己的伤处。这样一来，寄居在大猩猩体液中的SIV （猿免疫缺陷病毒）找到了新的宿主，变异成了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当然，沉溺于写作之中的我，更加关心的，是人类的生存环境怎样影响到我们的命运。那种在猿类身上的免疫缺陷病毒，并不会对猿类动物造成伤害，为什么对人类会有那么大的影响？那种在猿类身上的免疫缺陷病毒，不过是百万千万病毒中很普通的一种，它们原来并不是恶魔，也不是人类的敌人，它们在它们的环境里快乐又安静地生存着。不幸的是人类的足迹要写满大地、森林、海洋和天空，那些被人类叫做病毒的生物痛失家园，又要延续种的生存，不得不变异成能够寄宿在人体的新物种。它们的不幸，变成了人类的不幸。黑死病是那样，埃博拉是那样，艾滋和非典也是那样。
许多关心人类环境与命运的作家，后来都转为对人类自身缺陷的关心。他们看到，在人的能力还很低的时候，没有那么虚荣和奢侈，没有那么残暴和贪婪，不会为一段象牙杀死一头大象，不会为一点熊胆杀死一只黑熊。在许多民族的图腾时代，人们敬畏天地，敬畏自然，与世间万物和谐相处，这种观念及其发展出的巫术和早期宗教，十分朴素又十分正确。后来呢，人变得虚荣和奢侈，变得残暴和贪婪。
就拿我自己来说，虚荣和奢侈、残暴和贪婪的东西也渐渐多了起来。几年前的夏季，朋友请我到河边的一处饭店吃饭，点了一只野生大雁，是从饭店的冰柜里拿出来的，据老板说他们饭店因为经营大雁每年都要被罚3万元，用大雁做的一道菜价格800元，得卖出许多只大雁才能盈利。至于那大雁，我吃起来并不比鸡肉更好吃，想一想应该明白，人类的本事大极了，假如大雁真的比鸡肉好吃，早就被人类驯化成家雁了。还有一个冬天我吃到了熊掌，听说那熊掌来自大兴安岭林区。在那里，捕猎一只熊的价格是5万元，捕猎者只带走熊胆、熊皮和熊掌，别的都不要了。熊掌和大雁的味道，都没有给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但我还是忍不住说起过几次，向别人夸耀它们的味道竟是如何鲜美。现在想来，其中的残暴和贪婪让我兴奋，其中的虚荣和奢侈让我满足，我和杀害熊和大雁的人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在猩猩个体中发现的猿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毒的前身）并不会对猩猩有任何伤害，为什么人类是惟一可能被此类病毒感染的动物，因为猩猩没有我们人类性格上的弱点，没有我们人类行为上的恶习。
我个人的看法是，艾滋病毒从侵入人类到肆虐猖狂，其实给了我们不算太短的时间，几乎是一代人从生出娘胎到长大成人的过程。根据现有的素材来看，从1959年采集到第一份艾滋病毒血样，到1983年确定艾滋病毒的存在，其间给了我们24年的时间。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实例，是著名的NBA球星，人们称之为“魔术师"的约翰逊。他在1959年出生，那一年世界上有了艾滋病毒，他慢慢长大，到32岁才感染了艾滋病毒。
而在这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人类的缺点和错误没有改正，是我们的免疫系统首先出了问题，艾滋病毒才乘虚而入。当然，我们人类获得的，不仅是生物界的报复。
世界上最昂贵的一场球赛
有一次，我在一种非常舒畅的心情里读了《彼得语录》。彼得是一位世界名人，他用平视的目光看着世界上和他一样的名人，编选他们精粹的语言。在月色星辉清亮如水的夜晚，读着《彼得语录》，我的思维和他们一起散发着银河的光华。
在彼得的目光里，中国的毛泽东是世界名人，但他的话只收录了一句：用革命的战争反对反革命的战争。
毛的这个短句让我忽然想到，古巴的卡斯特罗也是世界名人。他是世界上仅存的第一代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也是世界上持续任职时间最长的国家元首之一。他有很多话说得更加精彩，和毛的话可以互相参照来读。比如毛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卡斯特罗说：革命不是玫瑰花床，革命是未来与过去之间的斗争。
相比之下谁说得好呢？
这两位革命领袖说得一样好，都是针对自己国民的口味说的，所以都具有实际意义。
毛所在的国家是数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吃饱肚子从来是个大问题，要面子请客吃饭是个更大的问题。卡斯特罗所在的国家是个一千二百万人口（现在的数字）的岛国，吃饭的压力很小，冲动和浪漫才是个大问题——古巴曾经是西班牙经营了几百年的殖民地，古巴人的冲动和西班牙人的浪漫，早就粘合在他们的面孔之上。如果卡斯特罗不说革命不是玫瑰花床，古巴人肯定会把革命当作玫瑰花床。
至于卡斯特罗说革命是过去和未来的斗争，而不是说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是因为说这话的时候是1959年，他对古巴半个世纪的牢固统治才刚刚开始。那时候的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仅仅是一位战争英雄，一位运动健将，一位民族主义者，一位天主教徒，一位演说家，一位情人。
我在拍摄于1959年的一张老照片上，看到卡斯特罗乘坐公共汽车前往广场演讲的情形。我看到路边的古巴人，脸上的兴奋中有一分面对历史的迷茫。他们怎么能不迷茫呢？古巴与美国仅仅隔着一道佛罗里达海峡，却无法得到安稳富庶的美国生活。美国在1898年已经强大起来，打胜了一场把西班牙殖民者赶出菲律宾、古巴等国家的美西战争。于是古巴有了1902年的独立，有了自己的民主宪法，有了第一位总统。让古巴人很迷茫的是，那总统谁都想当，谁都能当，所以就一次次发生政变，一次次更换总统。
卡斯特罗的前任是巴蒂斯塔，一个看来比较儒雅的人。虽然他的政权被当作独裁政权，但那种独裁已经是相当温和。我们读到的文字说他杀害了约两万人，不过并没有举证。他赶走前一位总统并没有费一枪一弹，在哪里杀的两万人呢？他连卡斯特罗都不肯杀，还会杀谁呢？卡斯特罗原本同他一个阵线，没有当上总统就反目成仇，办了公开反政府的报刊和广播电台，政府也不去查封；卡斯特罗组织武装暴动失败后被捕，可以聘请律师，可以在法庭上发表长篇演讲，可以接见记者发表反政府讲话，可以阅读数百种图书，可以写文章拿出去发表，还可以在监狱继续指挥反政府运动。即使这样，巴蒂斯塔总统还亲自去监狱探访卡斯特罗，并在他仍然坚持反政府立场的情况下，判刑两年就给予特赦释放。推翻巴蒂斯塔这样的“独裁暴君”的革命，对于民众的幸福生活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在1959年的老照片上读出了古巴人脸上的迷茫：他们不是拥护革命，仅仅是喜欢革命的冲动和浪漫、喧闹和快感。
从地图上看，面积有三个台湾岛大的古巴，像一条游动的鱼，正在墨西哥湾里挣扎。位于古巴西北的首都哈瓦那，差不多就在鱼眼的位置。那座城市曾是布满西班牙精美建筑的历史名城。1959年的广场上，一个古巴人爬到高高的电灯杆顶上坐着，为的是听卡斯特罗那充满神经质的自我亢奋的演说。在凉爽的海风里，他的演说可以持续七八个小时，从上午一直到夕阳西下。受他的情绪煽动，被他的言辞激励，广场上的古巴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位目光如电、魅力四射的大胡子领袖，竟然是古巴革命的终结者。
我翻开一本1976年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集》，看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古巴人口是八百五十五万。我不知道1959年卡斯特罗开始掌权的时候有多少万人，但他掌权以后无限量地驱赶对他的政权不满意的人（古巴人在民主体制下生活过几十年，养成了对不是民选的总统不买账的性格），流亡到美国的人就有三百多万。我看到的一篇文章说到了这件事，接着又说：“美国不得不以每年批准两万古巴逃亡者进入美国为条件，换取卡斯特罗取消无限量驱赶的政策。”
现在想来，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卡斯特罗在上台一个多月以后，就前往美国访问，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艾森豪威尔竟然以和别人约好了打高尔夫球的借口避而不见。在林肯纪念堂里，33岁的卡斯特罗摘下军帽，仰望着他崇敬的林肯塑像，心里有了对艾森豪威尔和现行美国政治的轻视。回国以后，一首歌颂卡斯特罗的古巴歌曲《美丽的哈瓦那》就轻声细语地唱着“我决心当一个小民兵，保卫新古巴，假如美国强盗他再敢来，一定要消灭他”。接下来，他自称马列分子，宣布古巴走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国有化了美国在古巴约8.6亿美元的财产，征用了美国在古巴的所有银行和企业。而在此之前，美国资本控制了古巴公用事业的80％、采矿业的90％、牧场的90％、石油工业的几乎100％、公用铁路的50％、制糖业的40％及银行存款的25％。
美国吃了大亏，丢了那么多财产，还要接受和安置人家驱逐的人口，并且在一些年后，还要允许那几百万古巴裔美国人把他们在美国的收入寄回故乡。
艾森豪威尔的那场高尔夫球，真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一场球赛。
没有文学作者，哪有文学大师
有作家型的学者，也有学者型的作家，当然也有单纯的作家和学者。最近我才想到，他们都不会回避历史，好的学者，作用在于正确地说出和分析历史，而好的作家，作用在于正确地描述和感悟历史。在我的一厢情愿里，不想做好学者，只想做好作家。
我常常犯一厢情愿的毛病。我知道，在并不适合的时间和空间，把自己升华为好的作家，比从恐龙蛋化石里孵出生命还要困难。我还知道，在1959年的时候，想做一个好的作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比如南美洲，也比在中国容易多了。为什么想到南美洲呢，就因为我在前面刚刚描述了古巴的卡斯特罗，有了积极投入的心理惯性，情绪上一时转不过弯来。
在注意到古巴革命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对于那个面积只有三个台湾大的古巴岛国，很多人甚至说不准它属于北美还是南美；对于那个靠反政府武装斗争上台的卡斯特罗，甚至连自己都不能确定是资本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可是，西方和东方都投入了出乎意料的关注，让这世界沸沸扬扬，仿佛一个隆重的节日。
回到1959年4月，卡斯特罗访问北美的时候，美国的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他热情追捧，以至于在他所到之处，都有人高声呼喊“卡斯特罗万岁”。这种强大的声浪，很快就抵达欧美的知识界和文学界。我尊重的一位大牌作家，法国的萨特访问古巴以后，看到那些西班牙人留下的精美建筑和美国人留下的先进机器，也看到古巴人改朝换代激发的热情，赞扬古巴革命是“直接民主”，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我特别尊重的另一位大牌作家，美国的诺曼•梅勒，竟然激动地欢呼起来：“菲德尔•卡斯特罗，我向整个纽约城宣布，你让所有那些在这个国家孤独无助的人感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英雄。”
他们是从哪里看到的“民主”和“英雄”呢，是从自己的内心看到的。他们从内心里渴望人类的进步，渴望民主，渴望英雄。他们看到革命后的古巴对文化极其重视，专门设立“美洲之家”机构及同名杂志，屡屡举办会议和文学奖，把哈瓦那变成文化革命风云聚会的天空。那时候，南美洲的优秀小说家们，阿根廷的科塔萨尔、墨西哥的富恩特斯、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和秘鲁的略萨（日后美洲“文学爆炸”的四大人物），全都热情支持古巴的文学建设。还有聂鲁达，还有阿斯图里亚斯、帕斯、何塞•多诺索等更多的南美作家，纷纷聚拢在“美洲之家”的旗帜下。卡斯特罗“革命就是艺术”的概念，融入了他们年轻的热情，鼓舞他们写出了有着革命锋芒的艺术作品。
我说的是有着革命锋芒的艺术作品，不仅有着革命锋芒，而且必须是艺术作品。我买过他们作品的中译本，放在我的书架上，有的认真读了，有的只读了一半，确实都还不错。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以南美人的神秘感知方式和魔幻文化特征，写了一个小镇一个家族的情境和生态。书中有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看完了也就被我忘记了，那个细节是马贡多小镇的许多年轻人上街游行，一阵刺耳的枪炮声音之后他们都失踪了，几天后有人摆了很多的七八成新的鞋子出卖。后来我所在的北方城市，新翻修的火车站前，也有人摆了很多的七八成新的鞋子出卖，一下子触动了我对《百年孤独》的记忆，也触动了我对许多年轻人命运的悲叹，在此前不久的一场变革里，他们下落不明。
在极为特殊的时候，小说家有没有起码的良知，有没有最低的勇气，是他们应不应该写小说的关键。这可能与对他们的道德要求无关，但与对他们的人格要求有关。这叫我想起几十年前，我和那一代中国少年读过的小说，曾怎样深深影响到我们的心灵。我们都读过《红岩》《红日》《红旗谱》《苦菜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它们大都是1959年出版的——那一年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出了一大批长篇小说。
在1959年那批小说和前后几十年的小说里，集中体现了政治对文学的战胜，体现了中国文学的命运。在没有电脑电视、又很少看到电影的年月，那些小说在我和那一代中国少年中互相传看，看到最后缺皮少页，仍然被我们当作宝贝。那些小说与报纸和广播一起，让我们学会仇恨，学会斗争，学会冲动和激情（那种邪恶的冲动和激情，最终在文化大革命中爆发，把整个民族拖入浩劫）。那些小说以及同时代的其它文学样式，说穿了不过是一种裹着文学外衣的政治用品。而那些文学家们，比起南美洲的作家们，他们虽然同样为革命斗争所鼓动，但是在道德和人格上，有他们自己难以理解的巨大差距。
就在几天前，因为有人说中国的巴金等前辈作家文笔不好，又引起网络上的一片争吵，好像说他们文笔不好的人，对文学大师是怎样失礼和亵渎。其实真不是亵渎，那只是许多事实中的一部分而已。在那几十年（1949年到1979年）的中国，找不出几位真正的文学作者，又怎能出现文学大师？巴金值得我们尊敬，是因为那些捞取政治资本的伪文学，他写得不多。在那些年代，他已经有了很高的位置，是中国政治客厅里最显赫的一只花瓶，明亮温润，光可鉴人。
这个世界是一间牢房
闲来无事，随便找些东西阅读，有一首诗歌忽然引起了我的注意，并且把我拉回到那个遥远的年代。
一望无际的祖国大地，锦绣如画的林野山河。
五星红旗处处飘展，万户千家喜笑高歌。
我们热情歌唱，歌唱共产党，歌唱毛主席。
有了你们的正确领导，才有幸福快乐的新中国。
在那个年代，同样内容的颂诗太多了，但都没有这一首景象开阔，层次分明，文字通畅，语法正确。其实更吸引我的，还是这首颂诗的作者，爱新觉罗•溥仪，中国最后一位皇帝。换句话说，诗歌的独特之处，是前一朝代的君王，在间隔了另一个朝代之后，再为新的一代领导者大唱颂歌。
这种热情就让人感动。头脑中出现这首诗歌的时候，溥仪正在一列南行的火车里来回走动，兴奋的样子像一个少年。溥仪知道，中国的几千年朝代革命，每一位开国皇帝都极其风光，每一位亡国皇帝都极其悲凉。革命，就是革除性命，如同革除稗草。他想得起来的那些亡国皇帝，大都以头颅作为新朝代的祭品——能够活下来为新朝皇帝大唱颂歌，实在是太奢侈的想法。
他，有三次特殊的机会，占据了中国最后一位皇帝的编制。一是在1908年他刚刚三岁，从他的家族继承了满清皇位。三年以后，广东起义迫使他退位，但新建的共和体制颇有君主立宪的味道，至少保留了对皇室的优待。二是在1917年他十二岁，有个叫张勋的辫子党联合了康有为的保皇党，宣布溥仪复辟，又让他做了十二天身不由己的皇帝。再过几年以后，他被赶出了紫禁城皇宫。三是1934年他29岁，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本来想去欧洲留学，没想到去了中国东北，做了十多年有名无实的大满洲帝国的皇上。
在他第三次坐上龙椅的1934年3月，他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那是一幅由肖像画家精心绘制的彩色肖像，溥仪身着黄色龙袍，手持如意，头顶宝石皇冠，身后是七彩光芒。时代周刊记者还报道，溥仪登基的前几天，“卡车满载粮食而来分发给30000个贫困家庭。同时，还向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
这大满洲帝国又被我们叫做伪满洲国，他去之前已经在日本军人的统治下。虽然那些军人让他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国际上承认的不多。当时约有80个独立国家或政权，承认满洲国的有23个，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的苏联。中华民国虽不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但在溥仪称帝一年之后与其建立了通邮、通车、通航及贸易联系。
一个在日本军刀下发抖的国家。一个失去满清皇室尊严的政权，一个被称为傀儡的君王。在那段年轻的岁月里，战乱的烟尘到处弥漫，窒息着溥仪的呼吸。
我以前匆匆浏览满洲帝国的一部分历史，觉得那很像日本人的殖民国。在建设满洲国的十多年里，日本投入了大约60%的国力，还计划将四分之一的人口移民满洲（实际上已经移民一百六十多万人）。我注意过我的故乡鞍山的发展历程，与日本人有着密切联系：1933年，日本拓务省就把鞍山制铁所转给了由满铁株式会社全额持股的昭和制钢所，并在原有三座高炉的基础上，扩建了炼钢设备。到1937年，鞍山制铁所年产生铁达到70万吨，钢锭58万吨。也是在那一年，溥仪皇帝颁发403号敕令，把鞍山设为市级建制。在那一年，我相信日本人一定参与和指导了鞍山的城市建设，并且规划的思路还比较清晰，理念也算是先进。比如整个城区大约四十平方公里，他们把十多平方公里的真山真水留作公园，让这个以冶铁为特色的工业城市具有良好的绿化环境。那时主要街道两侧还保留了很宽的空地，为未来的城市发展准备了空间。
我爹我妈在十多岁时开始在满洲国生活，他们结婚后，我的大哥也出生在满洲国时期。我听他们说起那时候的许多事情，给我的印象是他们的生活还比较稳定。据我的猜测，一个原因是山海关里面的中华民国连年内战，民不聊生，敌对的党派都有军队，今天你打胜仗，明天他打胜仗，死亡的士兵都是年轻百姓，承受苦难的都是他们的家庭；另一个原因是日本人想利用对满洲国的军事控制，也利用满洲国优越的工业资源和巨大的市场资源，获得长期的经济效益，所以得让满洲国的百姓感觉到生活稳定，有好的前途。比如，满洲国对教育数量和质量都比较重视，前韩国总统朴正熙就毕业于满洲国军官学校。其政治也比较宽松，在书店里甚至能买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但对于普通百姓，不管是封建帝制还是民主共和，能吃饱肚子，能挣份工资，也就够了，所以还有大批的关内百姓，携儿带女逃难过来。
但溥仪并不快乐。他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他知道，依靠日本军人在中国重建大清王朝的梦想，已经彻底破灭了，他做这个有名无实的皇帝已经毫无意义。这种感觉很不好受，打个比方来说，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皇帝，如果自己知道所谓的新衣根本就不存在，也不会比溥仪的感觉更低沉、更无奈。他只是在受骗的时候没有穿衣服，而溥仪好像连一件衣服都没有，是一位从来都赤裸着的皇帝。
我大哥出生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45年，溥仪的皇帝梦终于做到头了。那年秋天，日本军人向打进满洲国的苏联军人投降，溥仪也成了苏联军队的俘虏。此后他在苏联当了五年战俘，又引渡到新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了九年战犯。
他获得特赦的那一天，是1959年12月4日，这是他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日子。在那一天之前，溥仪的人生有两句话就可以概括。一句是：“我是皇帝，我要复辟。”另一句是：“我是罪犯，我要改造。”我想，由于有了1959年的特赦，让他有了此后八年的平民生活，似乎还应该加上一句话：“我是平民，我要小心。”
人是环境的产物，或者说，人只能在环境中生存。小心也好，不小心也好，都只能在别人的支配下生活，这是他无法摆脱的命运。早在1934年3月美国《时代》周刊就说过：“溥仪一生软弱无助，总是成为这个或那个代理人手中的一个工具。”在我读到他写于1959年12月4日的日记之前，一直想象他被释放那天的高兴心情。实际上我后来在那页日记中看到的，只是他的平静，一如他外貌上的波澜不惊。我忽然想到，溥仪来到人世间，从出生到死去的六十一年时光，无论身边的环境怎样变换，对于他来说，都像是一间牢房。
比雨果的悲惨世界还要悲惨
许多人写文章喜欢引用名人的话，往往是因为名人的思维比较特殊，有些话说得比较精彩。比如智利作家聂鲁达，他对南美洲另一位作家说过：“真是不幸，我们用生命去保卫的，是一个我们不能在里面生活的国家。”
我努力想象着聂鲁达，他文学革命的热情十分高昂，一旦被专制独裁打败之后，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以南美洲人的性格，看问题很直接，有观点不掩饰。他的神态应该是有些痛苦又有些释然。
如果换成一个亚洲人呢，还会说出他想说的话吗？
我想到1959年的彭德怀。
那年的一个炎炎夏日，彭德怀在参加庐山会议的途中，闷坐在包厢里，很长时间不说一句话，吃饭的时候只是勉强拨拉了几口。随从人员问他是不是病了，彭德怀用手指着窗外说：“你看看他们，叫人怎么吃得下去！”这时候火车正停靠在武汉车站，车窗外的站台拥挤着许多农民。他们衣衫破烂，蓬头垢面，一个个面带菜色，有的背着肮脏的行李卷儿，有的怀里抱着瘦弱的孩子。回过头来，随从人员看到彭德怀，这位曾经统帅过千军万马的革命元帅，脸上淌下两行清晰可见的泪水。
这两行泪水，在1959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那时候，新中国建立十年了，所有的报纸广播和诗歌小说、戏剧电影，都在大肆宣传十年来的巨变，歌颂国家和人民的富强。
新中国确实有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举例来说，我所在的城市鞍山，只有一个叫台町的地方是高级住宅，大约三四十幢满洲国时期建造的两层洋楼，全部分配给本市级别最高的官员。他们的工资才是工人的几倍，但他们并不靠那些工资生活，因为他们有政府安排的小汽车，有政府负担的司机、秘书、保姆等各种服务人员，有政府特供的烟酒和食品。而台町以外的低级官员和普通百姓，只能实实在在地依靠可怜的工资，维持一种低调、低微、低贱的生存。那些特权阶层的优越生活，他们连想都不敢想。
那时候，按照新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全面遮蔽和修改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都是压迫，都是仇恨，都是造反。为那种意识形态考虑一下，有些地方确实需要遮蔽和修改，比如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都会让国家休养生息，让民众积累财富，如果遇到一段没有战争的和平时期，十年二十年里，国家和民众就很快富强起来，进入太平盛世。
但以往的历史和外面的世界，身为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彭德怀不会不知道。他们那一代革命者，是以对人民大众幸福生活的许诺而赢得支持和胜利的，如果没有堕落和腐败，仅仅十年，还不会把那些许诺忘个精光。还有，彭德怀刚刚访问过世界上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一定会看到它们在斯大林死亡和赫鲁晓夫执政后发生了很好的变化（不再与人类文明作粗暴和盲目的对抗，那应该是民众的幸福所在）。所以在1959年的夏日，他看到火车站上贫苦的、拥挤的、哀伤的逃难百姓，良知的泪水就淌了下来。接下来的庐山会议，彭德怀把自己对大跃进的了解和思索写了出来，交给最高领袖参考和斟酌。没想到就是这一封信，招致了他的不幸。
有一段时间，我把中国两个著名人物的命运联系到一起，并且感到深深的疑惑，他们在1959年的命运为什么相去甚远。一个是曾任大满洲帝国皇帝的溥仪，按照新观点，是勾结日本人对中国百姓造成巨大伤害的战犯，罪行累累，难以饶恕，但就在那一年和许多战犯一起得到特赦，恢复了人身自由。另一个就是在中国十大元帅排名第二的彭德怀，是平江起义、百团大战、抗美援朝的卓越领导人，对解放中国人民和支援世界革命都有巨大贡献，但就在那一年被定为反党集团的头子、里通外国的颠覆者，从此以后不仅结束了政治生涯，还要在失去人身自由十五年后死在监狱。我看到的资料里，有他一生惟一的牢骚：“无缘无故地关了我这么多年，有谁来看过我一次，又有谁找我谈过一次话，我枪林弹雨中征战了一辈子，到如今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苍天啊！你真不长眼！”
这就让人想起决定他们命运沉浮的人，他也是一位名人，他的一句精彩名言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毫无疑问，在需要个人崇拜的1959年，他已从中国革命的最高领袖转化为中国革命的惟一化身。现代中国政治家中，还有谁比他更理智、更精明、更会审时度势？政治家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十年以后新政权已经稳如泰山，坚如磐石，他的敌人和朋友就发生了改变：经过改造的各类战犯已经没有威胁，可以放他们走出监狱；敢提意见的党内人物成了最大隐患，必须让他们闭嘴。
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斗争，从中央一直发展到基层，演变成全国范围的一场斗争。有的地方叫“反右倾斗争”，有的地方叫“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大辩论”，还有的地方叫“整风整社”、“整党整团” 运动。一场混战之后，全国有360万党员和干部群众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由“我们的朋友”变成了“我们的敌人”，再不敢提出意见和建议了。
我看过的一篇文章说，在新中国的政治风云中，1959年是个与1957年同样重要的年份。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彻底肃清了党外的不同意见；1959年以反彭德怀开始的反右倾斗争，把战果进一步扩大，彻底肃清了党内的不同意见。在我看来，不管被肃清的意见是不是真正的不同意见，但遭遇了1957年和1959年两次政治灾害之后，可怜的中国和中国人民，再遭遇什么样的悲剧都已在情理之中。我在许多人的回忆和描述中看到，庐山会议之后的1959年秋天，中国各省市相继出现饿死人的局面，比雨果描述的悲惨世界还要悲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