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邵燕君】
《人民文学》第4期刊登了阿来《空山》的终结篇（第六卷），作为《空山》的收官之作，阿来将气韵贯彻至终，使《空山》成为２０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文学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在整个当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得忽视的长篇巨制。然而，出于不同的文学观念和思想立场，本论坛对该作品思想艺术价值的评价出现明显分歧，在此特辑两篇观点各异的文章，引发“争鸣”。《上海文学》近一年来海派风格渐淡而新风格未见成型，刊发新近两期点评，以窥其貌。其余诸篇，或异或偏，各有“看点”。
【争鸣】
阿来：《空山》（第六卷），《人民文学》2008年第4期。
当代创作精神向度和艺术水准的测算参照——评阿来的《空山》
魏冬峰
阿来《空山》第六卷的发表不仅意味着长篇史诗性小说《空山》的写作终于告一段落，更可能意味着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当代文坛对中国当代史的书写终于有了一个相对完美的收获，或许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在处理类似的题材领域时，《空山》都会成为测算当代作家精神向度和当代创作艺术水准的一个参照物。之前问世的五卷《空山》虽然已经显示了作者对当代历史深度把握的功夫和对当代生活谨慎描摹的定力，但最近十余年来当下文坛的写作现状总是令人在阅读太多成名作家的新作时怀有一种隐忧，这样的心理在阅读《空山》时便总是让人一边叹服一边担心，担心小说的未完成部分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或瑕疵。然而，阅读完第六卷，相信读者们始终悬着的心可以安定下来了：《空山》有始有终地以作者在中国当代史的大背景下对藏族山村生活的历史呈现和对藏族人心灵和信仰的恒定观照而卓绝于近年来的大多数当代长篇创作之上，这一方面是作者艺术探索的成就，另一方面则是作品所依托的得天独厚的地域及相关的地域文化——藏区生活传统和当地民间信仰的力量。
《空山》（第六卷）不像此前五卷那样以人物和事件为主线，某种意义上，它更像是在对此前的“历史问题”一一做出解答，虽然所有的解答也都是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事件解决的，依然葆有小说一直保持的丰富性和层次感。在此前五卷中历经沧桑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汇聚到了第六卷。他们或者依然延续或者开始反思自己之前的行为方式，支撑这种延续和反思的自然是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和应对。于是，我们看到在第五卷中为赚大钱疯狂砍树的拉加泽里出狱后开办了植树公司认认真真地栽树；第三卷中积极响应“政策”紧跟“指示”令猎人达戈惨死于熊的怀里的索波“同志”也觉得自己“年轻时，跟着上面的号召，干了那么多对不起人的糊涂事”，以至于在达戈的好朋友达瑟面前“一副引颈受戮的样子”。像前五卷一样，第六卷依然延续了作者写作观念中“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它不缺乏极具“当下”特色的符号和对虽“负面”却也不失可爱的社会现象的呈现，比如风景旅游区、做文化考察的女博士和她的助手、古歌三人组、盗割电缆的两兄弟、为获更多的赔偿款而在传说中的水电站施工前家家户户加盖房屋的机村人；但与之对应的是，以拉加泽里为首的一批机村人所做的一系列恢复树林和湖泊的工作，达瑟之死以及他留下的那些歌词对呈现机村人真实内心的作用，以及一个极可能是机村祖先的古代村庄的发掘在机村人心里引起的震荡。而后者，才是机村乃至《空山》不致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被种种商品大潮裹挟和摧垮的安身立命之本。在近年来涉及当代生活的写作中，我们读到过太多缺乏把持和坚守、顺势而下、流于喧嚣和嘈杂的“变”的小说，有鉴于此，《空山》的这点“不变”才尤为难能可贵。此外，像那个始终低调谦和的叙述者一样，《空山》不同于另一类高举神性旗帜、张扬理想风帆的当代创作的是，《空山》里的神性更为生活化，它多的是人性。即使浑身缺点却仍然可爱可敬的人们，他们的理想和信仰不是先验的，而是历经生活磨砺后才渐渐散发出璞玉般的光芒，不耀眼，却也能令人赏心悦目。
或许可以用小说中的话形容一下《空山》：“结实匀称的身板，挺直的腰身，青乎乎的腮帮，沉静的面容，坚定而略带忧郁的眼神”，这是《空山》的面孔；“什么新鲜的东西都能赶上，却像是什么新鲜的东西都不盼望”，“就像是那些新东西是自己非要找他不可”，这是《空山》的状态。“仿佛天地之间，从来如此。”
代被劫持的西藏——评阿来《空山》
闫作雷
阿来“六个花瓣”组成的长篇巨制《空山》终于“尘埃落定”（终结卷《空山》刊在2008年《人民文学》第4期上），这是阿来继《尘埃落定》之后的又一长篇。《空山》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写实路数，虽然里面也有魔幻色彩，但只是零星闪现。《空山》据作者说是回到了作者的故乡，“机村”是以作者的家乡为原型的，并且有着作者深度的感情投入。但这种情感的深度也让他不能远距离地反观和审视，而是采用了很普遍的诗意化的挽歌方式，以妖魔化另一方来反衬一方的美好，通过回忆中的诗化乌托邦达到精神还乡的目的。历史和小说都是被书写出来的，写历史的小说更是被双重书写双重建构的。阿来笔下的机村在建国前仿佛是自足自乐的，村民过着“敬天畏地”、幸福美满的生活，保持着健全的人性和宗教上的神性信仰，但是“你们国家”一来，这些都被破坏了，村民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灵与肉遭受煎熬，反正小说给我的印象是机村一下子从天堂堕入了地狱。小说中的机村处于川藏边区，然而除了有着藏族文化/历史的踪迹之外，这个小村的“崩溃史”也和其他作家描写的千千万万的乡村没有什么两样。
作者虽然出生于川藏边界，有着藏族的血统，但从小就接受汉化教育，导致其身份也是相当模糊暧昧的，阿来实际上并没有精神文化上的归属感，只是对藏族宗教/文化保持敬畏、同情，具有宗教“感”，这样，他笔下的西藏就不能不被“劫持”，他的小说也就具有了文化擦边球的性质，西藏（文化）也与作家表达其理念的工具同构为一。而且，表达藏区乡村在激进革命、商业浪潮冲击下的“崩溃史”在当今的知识界具有很大的合法性，可以说是特别主流意识形态。阿来在反思/批判中国式现代性进程的同时，也以决绝的姿态拒绝了现代性；作者挽歌式的美化写作，只是作者美学的一厢情愿，这或许与作者当下的身份境遇有关，因为只有离开了昔日的生活/文化/信仰，才能如此诗意、轻飘、虚灵地回忆过往，然而真正的机村或机村人可能并不是如他描写的那样，就是说机村过去的幸福和美好可能完全是作者根据自己卢梭式的“自然主义”、华兹华斯式的“田园主义”构想出来的（华兹华斯笔下美丽的田园实际上饿殍遍野），所以“挽歌”式的写作只是向自己的美学敞开的封闭式写作。
这样的精神原乡和审美乌托邦仅仅是满足了作者的文化乡愁，作者用破碎/零碎的回忆方式，唤起了在城里无法体验的英雄情怀，加固了先在的文化保守主义。“机村”在藏语里是“根”的意思，在这个意义上，《空山》倒很像二十多年前某些知青的“寻根小说”，在精神和文化上寻找归属感。是的，阿来为机村（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唱了一出挽歌，只不过在这挽歌声中寻到的“根”是让人生疑的。
阿来在《空山》中扮演的是先知和预言者的角色，且不说对历史书写的复制和十足概念化的重复写作，就是那种真理在握的姿态就缺乏藏族宗教里的宽容性，这本身就不是谦卑的。作者对那段历史并没有作进一步的反思，只是用几个虚漂的人物验证了对那段历史的主流认识。“六个花瓣”搭建的“宏大梦魇”，一碰就碎——其本身就是破碎的，用几个大中篇来结构一段大历史，不能不说作者的雄心大哉，但是也显示了作者丧失了把握宏大结构的能力，与其说这是避重就轻，不如说是逃避难度。六个故事剥离其文化语境和西藏外衣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主要人物都是一样的气质，都具有相同的温暖的神经质的诗人气质，看不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而且对历史的书写基本上是翻案性质的，美化一方，然后丑化另一方，对于丑化的另一方只从外部进行描写（从不涉及心理描写），采用漫画化符号化的方法，很概念化和固型化。
其实，作者对藏民的宗教信仰和革命年代的准宗教狂热的态度很矛盾或者说是双重标准：“他们（信仰这二者的人——笔者注）都是自己相信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就要天下众生都来相信。……一前一后，这些人，都要把这个世界变得一模一样。所以，他们都说毁灭即是新生。”但是，作者在小说中并没有因此对前者作出理智的反思，而是以对后者的猛烈批判方式肯定了前者。小说中还有很多矛盾之处，比如作者说机村虽然表面上被革命鼓动起来，但在地底下流淌的依旧是旧时代的风俗和人情，但是作者又不断说机村的文化/信仰被外来的革命/国家等涤荡无存，于是只能这样：革命/国家消除了机村人的神性和优良秉性，但却加深了机村/机村人的恶俗/人性恶；于是革命/国家在机村起到的功能只能是：抑善扬恶。
总体来说，《空山》以机村的“崩溃史”折射了一个大时代一段大历史，并在宏大叙事中寄寓了作者的思考、情感，作品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反映的很多问题也让人深思。但是作者的历史书写没有突破当下众多乡土/乡村叙事的局囿，没有关于历史的独到见解，基本上是1980年代思维的延续，做翻案文章，以固型化思维重复书写曾经的“宏大梦魇”。在诗化的挽歌中建构了自己封闭的审美乌托邦，顺便（不可避免地）极其简单化地妖魔了“政治”（“去”一种政治同时也就“建”了另一种政治）。本来，“西藏”这一题材是阿来的优势所在，但不幸得很，西藏也成为了被劫持的西藏。
【刊评】
看《上海文学》（2008年第3－4期）
谢 琼
也许是巧合，本次两期《上海文学》充满了各种悬疑神秘或故作悬疑神秘的故事，综合统计共有一处神秘老宅、通灵人和弱智儿各两个、三位单身妈妈或准妈妈主人公、四起反贪案或凶杀案，以及“一瞬三十秋”或是“男人钻进女人子宫”等数个荒诞情节。
第3期的中篇有二，范小青的《暗道机关》和刘建彷的《城市游鱼》。前者讲了一个房产科科长探寻神秘老宅怀厚堂及其重返故里的女主人怀彩云之身世的故事。他最终探寻出了怀家几十年前的家族情史，却被自己的老婆误认为精神失常和有外遇。不过，比怀家旧事本身的神秘更加夸张的，是主人公“我”听到这些旧事时的咋咋呼呼；比“我”的咋咋呼呼更夸张的，是“我”老婆疑神疑鬼的大呼小叫。事实上，作者曾写过不少谜一般的有关老城故人旧事的短篇小说，但对旧事的探询最后却往往消散于作者那素淡的笔触中，代之以一种或断线、或错位、或无解的结果。这样看来，这次对怀厚堂的探访，也多少延续了作者一贯的风格。不同的是，过去的短篇小说多为第三人称，充满悬念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作者书写故事的笔触却素淡悠远；这一次以探寻者作为第一人称叙述人，他不断地设问、评论加上他和老婆之间的冲突颇为热闹，反倒显得怀厚堂的陈年隐情本身平淡无味了。这种不均衡的对比也许是作者的有意为之，但作为小说表层故事的旧宅寻疑，本该承担起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快感的重任，如此一来却多少有点失色。刘建彷的《城市游鱼》，写“我”、副市长陈风、号称“女巫”的酒吧女店主、副市长陈风的初恋情人“红披肩”、我那四处勾引高官的表姐，以及对“我”示爱的男人林男之间的权、钱、情的纠葛，多角恋爱和多角交易勾勒出一副乱世没落的图景，但故作的神秘、繁复的关系和过分的巧合让小说就如同小说所描述的那个污浊的世界一样，反而让人理不清线索。
短篇中，刘庆邦的《摸刀》讲村人普同庆为协助警察调查其同乡普同生的杀兄案而下河寻找杀人凶器，最后却又摸出一具无名女尸的故事。就“摸刀”这样一个农村的片段场景而言，作者写得惟妙惟肖，引人入胜。但是，文章既然以“摸刀”为题目和核心情节，又处处渲染凶器悬念，自然会引起读者对凶杀的阅读期待，而杀兄案的讲述处理得相对草率，读者该不会太开心。吴君的《陈俊生大道》写自视甚高的打工者陈俊生和同宿工友关系不和，以至于无人愿意在他和探亲的老婆做爱时主动回避。他只好四处寻找能够和老婆做爱的地方，却屡屡碰壁。这让他最终放低了心态，愿意和工友和解。于怀岸的《夜游者》写村人谢家旺的夜游偷情史和偷情泄露遭打史，结局则是主人公在扒自家排方模拟偷情时坠地身亡。这两篇小说似乎都是要借性爱来说点什么，但连接性爱叙事和那“点什么”之间的桥梁，却不够明确和坚实。吴文君的《微风一息》以基本写实的笔法写“我”和弱智儿子木西安的生活片段，片段的结尾却是我在与熟人偶遇攀谈的一瞬间，人世过去了三十年，木西安脸上生出了皱纹。这个结尾也许自由深意，但读者接受起来恐怕多少有点困难。除此之外，小说对那个有些自闭的中年女主人公的刻画还是非常微妙细致的。
第4期的《上海文学》要比第3期好看。小说以中篇开卷。凌洁的《水里的月亮在天上》，写中国南部渔家女苏拉的情感生活，其间又牵涉到作为难民逃回中国的侨民戚秀兰、林进，苏拉的渔警丈夫李伟，以及自称是越南人的马格的生活。苏拉在嫁给李伟之后，不堪李伟的侮辱折磨，带着女儿和身孕逃回家。与此同时李伟一直在和马格勾搭，却又为了能同时掌控马格和林进两人而强迫他们成婚。世事沧桑，李伟因受贿沦为阶下囚，林进出于报复强奸了苏拉的女儿，苏拉在爱情梦再次破灭后，为了儿女的将来，下嫁给了远方的老男人。北海的女作家凌洁写过一系列侨港小说，对那个特殊群体的生活困顿、身份迷失和坚韧的生存能力进行了体贴细致的书写。这一篇也不例外，侨港女人的宿命、悲苦和坚忍跃然纸上。但我个人更重视的是作者对时代背景的暗示——苏拉的母亲戚秀兰、马格的丈夫林进，都是1978年中越战争前夕被越南当局驱赶回国的华侨难民。他们的难民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他们以及他们后代的悲剧命运。侨港的个人恩怨，也就由此得以成为一个战争年代的悲剧。但是，作者似乎并没有要有意识地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小说中的时代背景暗示模糊不清，全文亦以苏拉和马格的爱情悲剧为主。作者当然有权利选择如何构架自己的作品，但是，我想，对这个特殊时代的产物，这些混杂身份的人们，以及这一切给他们带来的内心矛盾、冲突、混乱，也许可以有更深的揭示。
海佛的《呓语者的韶光》，以非常传统的表姐向“我”讲述故事的方式，向读者讲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文革武斗和青春感伤的故事。这是一篇令人难以评价的小说。初看表姐的叙述似乎是在以一种直白而朴素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文革武斗参与者大喜大悲的直接经历，颇能给人带来一种粗砺的感动。但是细细推敲，却可看出对当下价值观和写作套路的生硬照搬，有简单套用“革命+性爱”范式发泄一己情怀之嫌。
本期的短篇则多有逊色之处。黄土路的《谁在深夜带着墨镜》，用警察、小姐、犯下贪污罪的原副市长三个人的视角，分别讲述了这个副市长堕落的故事。叙述方式有趣，警察篇和小姐篇的叙述语调也颇具个人特色，但是三个部分结合呼应得并不太好，仿佛在讲三个故事。此外，贪污副市长在与小姐做爱的过程中，竟一下钻进了小姐的子宫，然后在母体的温暖中回顾自己的仕途坎坷。这一荒诞情节不可谓毫无意义，却因与全篇其他部分无大呼应而显得孤立突兀。台湾作家马千惠的《双月城》，写未央和月季深藏心中却无以表露的母女情沁人心脾，而未央和月季正是题目所说的“双月”。司屠的《草丛中》和殷建灵的《山水印》，一个写一件男人到死也没搞清强奸了谁的强奸事，一个写女人在通灵人的启发下回忆起过往恋情，都有些故作神秘。
【看点】
陈谦：《特蕾莎的流氓犯》，中篇，（《收获》2008年第2期）
点评者：晓南
小说从“青春期”的角度切入，思考“文革”对于“青春”、“爱情”与“性”的扼杀。特蕾莎与王旭东都有一个发生在1975年的广西的青春期故事，初恋与性的萌动这些今天看来正常而平凡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却往往演变成决定命运的严重“事件”。这经历成了他们一生中各自的隐痛，在“原罪”的躲避与追寻之中，两人在海外相遇。同样是回望1975，同样是广西，同样注目于两性成长，这篇小说自然令我们想起林白去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致一九七五》。作为中篇，《特蕾莎的流氓犯》显示出叙述上的精巧：先在特蕾莎的叙述中将读者“误导”为王旭东就是特蕾莎的“流氓犯”，再通过王旭东的叙述，发现了另一个大同小异的故事。最后，才抖出“包袱”：王旭东并不是特蕾莎的、而是另一个女孩的“流氓犯”。这“剥洋葱式”的复杂纹理不仅令阅读饶有解秘的兴味，也使小说浮现出深厚的意味：那个年代的“青春期”之痛是如何贯穿于所有彼时的成长之中，因而具有怎样的普遍意义。与特蕾莎的忏悔相比，王旭东的叩问不仅伸向历史与时代，还透入了自省与人性的刻度，亦令小说升腾到更高处。
周晓枫《墓衣》，“跨文体写作”，（ 《大家》2008年第2期）
点评者：陈新榜
《墓衣》仍旧延续作者一贯的在散文中融入虚构元素的路数，以一贯精致、通透的笔调发掘看似平常事物之下的幽微底蕴，给人不少启悟。本篇分为三个部分，虽然勾连不多，然而都是在死亡阴影下对生命意义进行苦苦求索，通过主题的聚焦，使几部分成为一体。《江蓝》讲述的是“我”年轻的同事江蓝突如其来的死亡和她无疾而终令人怅惘的爱情，“我”则由于为她试穿寿衣而使那个品牌成为自己的禁忌。淡然的笔调只是描出生命的冰山一角，埋藏其下的冥漠隐约可见。《病榻》中丈夫原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在妻子缠绵病榻性情大变的无休止折磨下不断萎缩终于变质。关于爱情和死亡的思辨，与既定情境之下的人物心理浑然一体，环环相扣，充满了紧张感。可惜《骨灰》在写了两个片段后就完全进入了主观抒发的轨道，虽然金丝玉屑般的思绪和深刻洞察随处可见，然而由于抽象得没有可触感显得冗长，从而使第一部分开始的一股劲没能贯穿到底。
姚伟《血殇》，中篇，（《大家》2008年第2期）
点评者；陈新榜
这是一篇机智有趣、结构精巧的小说，充满智性，颇有博尔赫斯的味道。它熔所多玛的毁灭、比拉皇帝荒淫生平、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等历史和传说于一炉，通过对史料的戏拟，以煞有介事的旁征博引混杂历史和虚构，将三个柏拉图式对话体故事和“人皮遗书”、“忏悔书”、“地狱书”等三篇自传式伪经纽结编织在一起，讲述了一个吸血鬼始祖的奇特故事。播散在故事中的是一系列关于文明、社会制度、伦理、人神关系的思辨，引人入胜，发人深思。三段对话体以奴隶状告父母、祭司绝育乱伦、贵族状告巫师独占水源而巫师反诉贵族占据财富等三场控辩分别探讨了奴隶制的合法性、人伦习俗根基、财富分配制度等问题。由吸血鬼自叙的“人皮遗书”显示一种强烈的“超人”意识——普通人只是由智者或美少年变成的吸血鬼的食物；热爱表演和艺术、沉湎酒色之欢的比拉皇帝（无疑是影射臭名昭著的古罗马皇帝尼禄）的“忏悔书”揭示的是专制者的空虚；所多玛大祭司在“地狱书”自叙其乌托邦试验失败和后来成为吸血鬼始祖的经过。作品各个分部具有相当大的开放性，表面上看似散漫，然而实际上作品整体结构却很严整，各个片段的人物互相关联、主题互相指涉，勾连紧密。在这种有机的框架下，作者可以放手施为，集结所有材料，去营造一个魅惑的虚构时空，其才情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展现。本篇讨巧的结构使得故事、叙述、思想等诸个层面贴合得相当不错。然而，摊子铺得太大，养分便不免稀薄，作者不得不凭借统一的堂皇语调勉力支撑着叙述，仔细梳耙不难发现作品的诸多缝隙，苛刻些看，作品还是稍嫌不够厚重。
韩松：《地铁惊变》，科幻小说，(《西部•华语文学》，2008年第4期)
点评者：谢琼
《地铁惊变》是严肃文学刊物中不多见的通俗题材，刊物特别在目录中以“科幻小说”一栏单列，表现出一种打破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界限的尝试。当然，所谓通俗和严肃，本就无明确界限，所选的这篇韩松的作品，又具有相当的严肃文学色彩，放在严肃文学刊物中也并无多少突兀之感。小说描写了一辆脱轨而出、以高速奔向宇宙空间的地铁中各节封闭车厢的迥异面貌，似乎每一节车厢都是一个孤岛，在展开一场特殊境遇下人性和社会形态变异的试验。在科幻小说的序列中，这篇应属于软科幻，不着重进行科学推理，而更多以特殊境遇中生发出的关于人生和宇宙的哲思打动读者。但是，这么多车厢中各异的巨变挤在如此短的篇幅中，多少使得每一次、每一种的巨变都缺乏有理有力的过渡、铺垫和展开，而带有任意理念化的倾向。
娜彧：《礼物》，短篇，(《当代》2008年第2期)
点评者：闫作雷
这篇小说将一个传统的三角婚恋故事翻出一些新意。妻子送给丈夫迟浩的礼物羊毛衫成为二人离婚的催化剂；而离婚时送给他的留念礼物打火机却使他念念不忘。“第三者”小魏这个孙柔嘉式的人物苦心经营的婚姻围城，最终还是在前妻的那点“小手段”面前倒塌。“礼物”（打火机）实际上让这对夫妻在离婚后达成了更深层次的默契，成为摧毁丈夫和“第三者”将错就错婚姻的潜在力量。在人物刻画上，作者对妻子连念和“第三者”小魏二人的褒贬倾向太明显，人物性格由作者急不可待地直接交代出来，作者的生硬议论也不时跳出来，这都显出叙述的急迫。
钟求是：《一生有你》，中篇，(《当代》2008年第2期)
点评者：闫作雷
小说呈现了一个很常见的都市欲望主题。患了儿童孤独症的儿子在家里和学校的异常行为导致了夫妻的争吵，丈夫因无法忍受，离家出走。不过，这只是故事的引子，小说其后着重的是对丈夫出走后妻子邱静的精神、欲望层面的描写，丈夫出走及因儿子受到的委屈，使她的情感和现实生活面临双重危机。小说的叙述在逻辑上虽然做得很严密，能让人信服，然而这种欲望与勾引的模式并没有因其合理而获得新意和突破。而且，其后，邱静与老克不断发生关系是因为他的残腿，不仅装神弄鬼，而且牵强。或许儿子的“残缺”造成的精神失落要通过老克的“残缺”得到某种安慰和平衡？这种对残缺偏执的爱和近于变态的迷恋，虽然很现代主义，但也莫名其妙；虽然将邱静的复杂情感和微妙心理呈现了出来，但也显而易见作者“做”的痕迹和一厢情愿。都市欲望也仅仅因为这点有限的超越才没那么放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