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不想让他上电视，用我们的遭遇激发人们掺杂着好奇的同情心，我们有能力保护自己的隐私。 ——张静《珍珠》
“他的喉咙里生长着一颗珍珠。”这是张静小说《珍珠》（《西湖》2007年2期）的第一句话，也是整部小说中至关重要的一句话——如果一部小说是一辆汽车，那么这句话则是这辆车的发动机。
把长在喉咙里的肿瘤比喻为珍珠是匠心独运，有了它，小说焕发了神采。在我看来，这个比喻的令人赞赏之处并不只在于以“珍珠”比喻声带异物，使疾病的恐惧减少，不是的。仔细阅读整篇小说你会发现，珍珠与其说是一种比喻，毋宁说它是一个象征——象征了一个人面对由肿瘤/声带异物引发的困苦生活的态度。他/她没有哭泣和呼喊，即使被压垮，身上也依然有力量与尊严。事实上，在我看来，这部小说的最迷人处在于叙述人以珍珠比喻肿瘤的方式引入了一种面对困苦生活与疾病经验的态度：有尊严地书写。对于底层书写日益繁盛的中国文坛而言，这种书写态度具有某种启示。
且从《珍珠》说起。
以珍珠命名的肿瘤生活
如果你用朗读的方式去读这句话，“他的喉咙里生长着一颗珍珠”，会很快意识到，叙述人没有把喉咙里的异物称为肿瘤是有意而为，她把它叫作“珍珠”。正是这个被命名为珍珠的病毒成为了小说中“他”的发声障碍，最后成为他和“我”生活中无法逾越的巨大困难。
从发现“珍珠”开始，两个都市青年男女的生活就陷入了莫名的窘况。他再不能喊她“波波”，“他说，布布，然后扑扑，最后，嘴边只剩下喘息的泡沫‘噗……噗’”，直至最终没有了声音。正如异物阻碍了他的声道一样，疾病使他们的生活开始困顿。他们很快没有了钱，没有了收入，失语使他失去了和路边孩子交往的可能，甚至也不可能与远方的父母说话。为了抵挡这失语和困苦，他们选择用年轻的身体做爱，但做爱也是不能长久的，最终他离开了家。——像珍珠一样的异物如多米诺牌一般把他们的生活完全推倒。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相爱的情感在金钱旋涡里被慢慢吞蚀的故事——与其说这是一对都市年轻夫妇的不幸故事，不如说它是两个男女的情感经验。如果以“他”为主人公，你首先会看到，这是一个男青年在细小而又巨大的现实面前被逼到绝境的惨痛经历。
当失语的他被确诊为无法医治后，他的内心充满悲伤：“我看着他的眼睛，平常他的眼睛也是会说话的，可是，现在，好像有太多的话要从那双眼睛里说出来，而又找不到合适的言辞，他流泪了。”之后，他给妻子写了第一张字条“说话!多跟我说话,波波,我想听你说话!”他不愿意被当作病人，他做家务，买菜，多用字条与妻子交流。但他的失语最终还是使他失去了工作——失业意味着付了首付的房子将不能再交贷款，在这样的窘迫面前，“他只是紧闭双唇，扳折了握在拳头里的铅笔。”
小说没有说退房又辞职后他的反映。只是写了他的切黄瓜。“他切得很慢，厨房里飘满了酸黄瓜的味道，他低着头，站在厨房干净的白瓷砖上，站得很直，左手掏在睡衣的兜里,右手握刀,他没有像平常那样把切成片的黄瓜推在一起切碎,他一片一片地切成条,再一条一条地切碎,刀刃哧哧地划着案板,像是无聊的艺术,又像是残忍的肢解?我走过去把刀夺了下来,他洗手,顺从地用我递给他的毛巾擦干。 ”从他的故事出发，你会看到一个男人的自尊正在日益被生活拖垮。疾病使他恐惧——他兴奋地割下胳膊上的红肉皮送给她，他靠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疼痛方式来感受自我的存在，身体的存在，以及“他”的存在，但他那样做只会使她更恐惧。最终，巨大的喑哑生活吞没了他。他只有以选择回家的方式保持住最后的尊严——“‘我回家了?KISS!KISS!KISS!’字条旁边摆着我们的结婚证书,取走了五分之四的存折,还有他给我画的炭笔肖像画。”他以他的消失带走了两个人生活中的珍珠/肿瘤，也使苦难暂时从她的身边消失。这个伤心的故事中，没有一丁点文艺腔和罗曼蒂克的影子。
别一种性别叙事
就通常的理解而言，《珍珠》中最痛苦者莫过于丈夫了。他是患病者。但是，事实上，当相爱的夫妻中一个人患病时，承受痛苦的将不只是患病的那一方，还包括他的伴侣。小说中的叙述人“我”，便是那个身体健康却又不得不承受“疾病困扰”的不幸者。所以，如果你能充分理解到“我”是一个深爱丈夫的妻子，一名年轻的女性时，你将发现，这部小说其实还讲述了一个女人的沉默、克制、隐忍和坚定。
作为叙述人的“我”，一直有条不紊地讲述着这个故事，她控制着整个事情的叙述节奏，从容地、克制地、条理分明地等待着慢慢到来的一切，也看着她的男人一点一点地被生活压垮，最终消失。
第一次感受到这个女人的坚强是在小说的开头。“他紧紧地抓着我的胳膊,我们曾经为房租发愁,也做过流产手术,也许现在也算不上是什么灾难,他只是暂时不能说话了,不过是这样而已?”但是，当丈夫写字条要她多跟他说话时，她还是伤心了，“我拿着这张揉皱了的纸片,看着他,用力点了点头,用的力气太大了,我觉得眼眶里有液体滑落下来。 ”她没有使用“眼泪”，而使用了液体指代，因为她要做坚强的女人。她像给予残疾人耐心一样等待丈夫写字条，当他得罪了主管后，她向他讲述了钱的担忧。“我把我对钱的担心跟他说了,大概他还在受侮辱的情绪里,他从来没有那么激动,着急地从日历上撕下来一张纸要跟我辩解,但他的手激动得发抖,只是用铅笔在纸上戳了几个空的黑点,他哆嗦着把纸揉成团,扔到我的脸上。”
我们和好了,带着失败者的心情躺在床上,亮着灯,我们呆望着天花板,一直以来我们肩并肩建设着我们的生活,虽然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但我们也不是没有努力过,可现在,我们又一无所有了?床头灯明亮地照耀着我们,无处躲闪,我抱紧了他,拢起嘴唇,拉开,伸长了脖子,没有声音,我说“我-——爱——你！”他听懂了,他甚至又要流泪,最后只是笑着刮刮我的脸,“坏脾气的乔安娜”！乔安娜,坏脾气的女王,在床上又叫又嚷,以前也是这样开始的,但这次我们做得很慢,很小心,慢得好像跳舞,好像是在舞台上演出。从这天开始,除了使用字条,我们还用嘴唇说话,在一起读诗,“当初我们怯生生地相聚寻开心,如借助纸飘带说话的羔羊”,他喜欢里尔克,手指经常在这一页停住,我们脸挨着脸,缓慢地吞吐着句子,咽下对方呼出的热气。
两个热爱生活、热爱文学的青年在用身体反抗整个世界给予他们的巨大压力。除此之外，他们别无所有。为了陪伴丈夫，女人辞掉了兼职，陪他游玩，放风筝。当他的父母打进电话时，她编织着善良的谎言。“挂上电话，我抬头笑着问他，亲爱的，我的表演怎么样? ”她也想了很多办法，以期除掉那个珍珠，比如让他吃蜂蜜。但蜂蜜也是无法使这粒珍珠融化的。她只有放弃。
当他把身体的肉皮割下来当作礼物送给她时，她受到惊吓，跑到厕所呕吐。“我不能了解他的恐惧,他看起来很好,身体温暖,皮肤柔软,我抚摸着他,哽咽起来,你疯了吗?他没有了刚才的兴奋,只是用友好的眼神看着我,友好得可怕。”
吃完饭,我们匆忙地赶回家在床上躺好,不拉窗帘,开着灯,有时候,我们就在明亮的窗户前面做爱,窗户对着白铁皮的大仓库,没有人,只有天上的月亮冷冷地看着我们,不知道,也许我们希望被人看到,陌生人也好,认识我们的人也好,应该有人来看看我们,我们两个人正在努力地做爱,这是不能长久的！
或许应该重复这段话。“没有人,只有天上的月亮冷冷地看着我们,不知道,也许我们希望被人看到,陌生人也好,认识我们的人也好,应该有人来看看我们,我们两个人正在努力地做爱,这是不能长久的！”每句话都有内容，每句话都有分量。所有的情感都浓缩在此。这是小说中最让人触动的一幕。疾病、贫穷与卑微、热烈而又孤独的性交合在一起产生力量——哪怕这力量倏忽间又毁灭也是好的——它触动你内心最隐密的柔软。此刻，这两个努力做爱的人不再只是一对夫妻，而是都市生活中日益困窘的大千世界男女。
事实上，她曾企望过他的离开。“他回家了，留在桌子上的字条比我预先猜的多了几个英文单词。”她没有去找他，在现实生活面前，容不得半点浪漫和缠绵。她甚至没有给他的家里打电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应该和他的妈妈在电话的两端一起哭泣,来交流我们的痛苦吗?”她想过他会重新结婚，跟一个乡下姑娘，或者哑巴姑娘。“但不管怎样,千万不要有人捧着几颗珍珠来找我,从腐烂的肉体上割下来的爱情的纪念品,要我一定要收下！如果我不幸见到他的礼物,我会毫不犹豫地吞下它们然后把自己杀死,我们在一起经受过的折磨会给我足够的力量和勇气！ ”在小说结尾，张静以平静而克制的声音讲述了一个事实，即使“我”和“他”相爱也将不能再在一起，因为他们被苦难折磨后已无路可去。
我想，会有读者为这个结尾不解，也会有人为此指责“我”的冷酷。但是，让那些假模假式的小资情调和赚人眼泪的结局见鬼吧——这本就是惨烈的人生和现实，尽管我们都不承认。我愿意把他的消失视作“他”在苦难面前保持了一个男人的尊严——在两个人折磨了许多痛苦和不幸后，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个“好的”“合理的”结局呢？
我想着重指出叙述者的性别。正如阅读时每个人所触摸到的，“我”是女性。我是一个年轻的都市里的职业女性。整个故事都是在她的注视下发生发展。换言之，这部小说其实是一名女性眼中日益溃败的生活，一个在肿瘤面前慢慢消失的情感经历。事实上，我也相信，很多读者在阅读时会忽略叙述人的性别，或并不那么敏感。是啊，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女性叙述者的口吻常常是柔情似水，会感叹生活的际遇，会袒露和倾诉自己的种种为难和曲折。比如，就这部小说而言，她第一次听到他生病时为何会落泪，她退房款时的无奈，她在丈夫失业时的迷茫与无助，她为什么要辞掉兼职去陪他到处游玩，做爱时他再也呼不出“坏脾气的乔安娜”时她内心尖锐的痛楚，那在月光里做爱时的不长久感……几乎她遇到的每个困境都可以成为赚人眼泪的“好故事”，几乎每一个故事都可以使这个可怜的妻子看起来更贤惠、坚强、令人心生敬意，而这所有的小故事小情节交织在一起，你将会发现在另一种风格的书写者那里，“我”很有成为“当代刘慧芳”的可能性——这个小说完全有可能写得很琐屑，很柔软，很通俗，很讨好。可是，令人赞赏的是，小说家没有使故事向更琐屑处蔓延，而使之向更深更暗更尖锐处开掘。小说的力量在一个细窄的入口处汇集，撞击着人的心脏。呯，呯，呯，就如同叙述者那简练而有重量的语言一样——这小说不是一个赚人眼泪的小说，它只是让你失语，惊讶，或无言。
当张静使自己的故事向更深、更暗、更出乎常人想象的地方发展时，事实上她完成了别一种女性叙述，那种有别于我们通常印象中的、与自怜、倾诉式保持距离的叙述方式，她敬业地保持了一种冷静、隐忍、节制和从容的文学方式。我以为，这是小说最值得关注的地方。这已不再是一种叙述方式的问题，还意味着另一种女性叙述方式的浮现。是的，这是浮现，不是发生。因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前辈女性作家早已完成了一种冷静、克制但同时又保持敏锐性别之眼的叙述方式——借助于这样的表述方式，张爱玲和萧红到达了一位优秀小说家的高度。而在当代女性写作中，尤其是九十年代个人书写、身体写作泛滥后，一种自怜自艾和私语式的叙述成为了女性写作的标签，仿佛不那样写作便不是女性书写——在闺房中端详自己的蕾丝吊带睡衣和讲述如何与男人之间的身体/情感纠葛成为了女性写作金光闪闪的招牌。但是，那样一种对女性书写的理解与想象是否太狭隘了？女性写作难道总是哭哭啼啼、自伤自怜的吗？女性写作难道总是絮絮叨叨毫不理智吗？事实上，每一位女性，每一位读者都应该深刻认识到的是，理智、冷静、坚忍、从容和强大的评语丝毫没有性别含义，它属于每一个作家都应该具有的美德——《珍珠》提供了另一种女性叙述的范式。小说中冷静（甚至在许多人眼中有些冷酷）的叙述，暗含的是一位有智商的女性对另一种女性叙述方式的认知、追求与理解，也暗含了现代社会一位独立女性面对生活的态度和她对苦难的理解，就此而言，我们不能不注目而视，保持尊重。
有尊严地书写吧
必须承认，在这部不足5000字的小说中，有一句话深深抵达我的内心。“我可不想让他上电视，用我们的遭遇激发人们掺杂着好奇的同情心，我们有能力保护自己的隐私。”这是一段卓有意味的表白，这也是我深以为然的生活态度。因而，面对整个被肿瘤侵扰甚至摧毁的生活，她寻找各种排遣方式，面对不断溃败的生活而不惊慌的态度便有了答案。某种程度上，形式就是内容，它们互为表里，当张静选择一种冷静、克制、隐忍以及从容的叙述语气时，那其实含有了某种内容——那是一个独立的、理智的、有判断力和应变能力的现代人（包括女人）面对个人遭际、人生困苦时应有的态度。这既是有尊严的书写，同时，书写的也是一个人的“尊严”。所以，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她会把丈夫声带里的“异物/肿瘤”唤作“珍珠”的意图了，这样的修辞手段，与其说是一种指代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面对这个异物，她选择了某种冷静、幽默和举重若轻。
从这里出发，这部小说的核也将被我们触摸——肿瘤是如此地可怖、可怕、可憎，可他们，无论是他还是她，都还是保持了在生活敌人面前的“尊严”：尽管整篇小说虽然书写的是疾病生活面前一个人慢慢被推到溃败的极致，但这个过程中你没有看到喊叫、愤慨、怨天尤人，没有歇斯底里也没有痛不欲生。换言之，《珍珠》书写的就是一对青年（又或者是80年代青年）面对困窘的大都市生活的冷静和决绝（尽管将有很多人不能理解这种冷静甚至于会认为这是一种无情）。无论是他的离开还是她的坚强，都是一种捍卫隐私、不愿被好奇的同情心窥视的、对人的尊严的坚持。
我知道，在当代中国，对底层的书写与关注已成为文学创作的某种潮流——我丝毫不否认这种书写对于一个社会的价值，在整个社会已经卷入金钱化漩涡的国度里，在一个已习惯以人的资本/权利为价值判断的时代里，给予底层人——那些生活贫困者、无家可归者、饱受疾病折磨者以关注是一个时代所应具有的良知与责任，也是文学家应有的承担。尽管我并不愿意使用底层来指称某一群体，但我却对提倡书写这一群体深为认同。我想说的是问题的另一面。即如何书写苦难、底层以及如何面对苦难与底层。
老实说，在阅读诸多书写底层生活的小说时，我很遗憾地看到那些暴露——对人的苦难的展览和对人的痛苦的撕裂与剥离，阅读这些小说时，大多数时候我是困惑的。我看不到文学本身的尊严，有时候也为这些小说中人物的生活方式所困扰。甚至，我常常会这样想：假如我是那个被书写者与被讲述者，假如我被要求讲述自己的困苦生活和我的痛苦，我将怎么办，我将如何对待？我不会以自己的流泪激发别人的流泪——我将扭头离开，我会拒绝，我会沉默，我会高贵地昂起自己的头——我拒绝那些试图从我的生活中获得好奇的同情心的人，如果我愿意，我还会给他们一个白眼，我会对那些给予我廉价的同情心者以不屑！
我无意标榜自己。我只是想以这样一种例子来提醒一个事实，人是有尊严的。苦难者也是有尊严的。当我们每个人都试图以“底层”、“苦难”作为书写话题时，我们是否需要清晰而严肃地认识到如何书写苦难是所有书写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的大问题？我们真的理解、真的愿意理解那些被苦难包围的人，我们是否想过书写苦难的方式也将是对“底层”的一种尊重，是对文学本身的尊重？我们将如何传达对苦难者最大的尊重与理解？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如何书写苦难以及如何有尊严地面对苦难，其实有着经典的范例。就现代文学史而言，萧红是一个典型。作为一位有着诸多苦难经历的小说家，在三十多年的生命旅程中，她经历了自幼被父母歧视，少女时代被父亲逐出家门的经历，也经历过饥饿、贫穷、堕胎、失婚、疾病等诸多折磨，当然，对于一位年轻女性而言，她也经历过两性关系中的欺骗、抛弃、离婚等诸多情感风波，而那些个恋爱对象，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文人。最终，她因一次医疗事故，在无人陪伴和无法言说的境遇下孤独死去。萧红的每一个苦难经历说出来都会令人动容，每一个都可以成为自传小说不可多得的素材——事实上，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小说家们，有不少人喜欢自我苦难化，以使自己成为传奇，使自己获得同情。但是，翻开萧红作品，你会发现，她的书写都远离了自我，她从不自怜，也从不咀嚼自己经历的苦难。她书写另一种历史与人群，当她书写那些天下的受苦人时，她的笔触克制而冷静。即便是面对东北土地上那不尽的鲜血，她也比同时代的诸多左翼作家们保持了一个小说家应有的克制，她不喊叫、不哭泣,进而，她使自己的创作在面对人类的苦难时保持了文学本身的尊严。在当时，尽管萧红的作品不如某一类作品讲述苦难的声音响亮和雄浑，但在越来越长久的阅读史中，萧红获得了一位小说家应有的尊重与理解。
而就中国当代文学史而言，一位历尽苦难的文学形象恐怕是余华《活着》中的福贵。事隔多年，作为一位读者，我依然对《活着》的一个细节记忆深刻。那是有庆的死。福贵把儿子的尸体埋在树下，而妻子此时还不知道儿子已经死了。“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余华以“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的比喻为福贵无限悲苦的内心注入了尊严。他没有让他大哭、诅咒，也没有借用他的悲剧来引发普通读者浅薄的同情心，他给予了小说人物以最大的尊重和理解，而这种尊严地书写当然是有质量的——福贵的苦难撞击着每一个读者的心，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形象。尽管小说家书写的是底层，是苦难，是不幸，但是，那不是“苦难展览”，“苦难秀”，苦难并不是一个人活着的资本，我们也不是为了苦难而书写苦难。无论书写都市还是乡村，无论书写城里人还是乡下人，说到底，文学最终书写的还是人的尊严。
那么，如果你问我细读完《珍珠》之后的最大感受，我会告诉你这部小说引发了我对人的尊严和文学的尊严的理解与想象——让我们有尊严地书写吧，一如我们要有尊严地活着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