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原名毕培洪，1974年生。杭州临平人。2000年开始写小说，2001年发表作品。散见于各类文学期刊，如《短篇小说》、《文字客》、《钟山》等。写得并不勤快，且年限不长时断时续，却自诩“职业小说家”，因对小说的思索从不间断。可当笑话来读。

栏目主持人吴玄：毕非一的小说，有精神流浪汉的味道，他已拥有一种较为蓬勃的叙述能力，文字里深藏“拙”趣。

在古镇，张村

父母死了以后，我接到电话，说有一个住在古镇的朋友生了大病，让我去看他。放下电话，我如释重负，好像终于接到了这么一个电话，然后，我开始回忆起这位古镇朋友的一些情况，他和我的交往，如此等等，记忆模糊。我简单地整理了一下行装，背上挎包，出发了。

在开往古镇的长途汽车上，我迎着从车窗外吹来的风，再次茫然地回忆古镇朋友的往事，结果仍然迷糊。我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头枕着汽车窗玻璃，口水沿歪斜的嘴角往下流淌，洇湿了胸前的一大片衣襟。当售票员叫醒我并催我快下车的时候，汽车上早已空无一人。我在售票员孤独的讪笑声中下了长途汽车，懵懂未醒，歪斜着挎包，衣衫不整地站在古镇汽车站，茫然无措，不知道走向哪里。

我是在很小的时候跟随下乡的父母来到古镇上。我的童年在古镇度过。在我记忆里，古镇有很多长廊，高耸的马头墙，街道狭窄，硌脚的青石板路面。到了雨天，躲在青石板下面的水老鼠会把你的裤管啃咬得泥水淋漓，狼狈不堪。我也因此遭受母亲不少的打骂。那时候生活穷苦，我不记得有什么玩具，也不会有什么有趣的游戏，我记忆深刻的是暑天一村子的小孩下水游泳，摸螺蛳，寒冬腊月煨火塘煨红薯，还有放屁的罗汉豆。后来我和父母一道返回城里，据我父母回忆说，古镇人对我们一家相当不错。那时候有些知青和当地农民关系搞得很僵，吃了不少苦头，有些还留下了一生的病痛。所以我也渐渐认同了父母的说法，那就是古镇人对我们家有恩。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我的家训。我觉得这个家训很好，很正确，我打算身体力行。打电话的人告诉我有一个古镇的朋友生病了，很是想念我，我虽然一下子想不起这位朋友是谁，他和我具体有什么交情，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我还要在电话里喋喋不休地询问这位朋友的姓名，生平，他为什么想念我等等等等吗？那不是太忘恩负义了？所以我接电话后二话不说，直接上古镇寻找我们家的恩人来了。

现在，我站在古镇街头茫然四顾。

关于这位朋友我只知道他姓张，生着重病，甚至可能已经死了，除此以外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他是老是幼，是男是女，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父母的朋友，因为打电话的人说：“你们有一位古镇的朋友……”显然，“你们”有可能是我，也有可能是我父母，总之是我们家的朋友。

古镇人来人往，面貌不复从前。来古镇之前，我以为到了古镇旧地重游，我会慢慢唤醒童年时的记忆，那时古镇的一些人和事，我童年时的伙伴，和我父母交往密切的朋友，等等等等，都会在我记忆的角落里奔跑出来。结果我错了，古镇已经不复当年的古镇，当年的古镇有长廊，有马头墙和青石板，现在的古镇除了名号还跟以前一样，其余的一切似乎都已改观。我甚至怀疑这里是不是古镇。后来想想也很正常，几十年过去，哪个地方不如此，如果古镇还跟以前一样，那才叫不正常呢。所以现在我漫无目的地行走在一处名叫“古镇”的地方，费尽心思地想我家有哪些姓张的朋友，我的恩人们。

我还艰难地回忆起当年我和父母下乡的具体落脚点。

想起我父母的插队落户地我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古镇是一个小乡镇，古镇上的居民也是城市居民户口。当年我父母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插队落户”的地方必然是农村，当地居民必然都是农民，这毫无疑问。所以当年如果我们插队落户在古镇那是不对的。

我想起来了，我终于找到一点童年印象了。当年我们插队落户的地方不是古镇，是古镇东南面很近的一个村庄。我想起来了，那地方叫古镇大队一队，和古镇贴隔壁，逢年过节的时候，甚至在平时，我也经常跟着村里其他小孩或者我父母，上古镇，古镇上有油条摊，有面店，还有茶店剃头店，我们到古镇，步行也只要五六分钟时间。

我内心充满喜悦，我终于找到一些关于古镇的记忆。我还想起一个姓张的古镇朋友，那是我的一个老师。我和我父母插队落户古镇的时候，人们之间的称呼只有名和号，绰号，比如说跟我父亲常来往的一个叫年根，一个叫有福，有福大家背后都叫他“铜板”，因为头上长着一块铜钱大小的瘌痢斑，不长头发。跟我玩得来的两个小孩一个叫“麻子金水”一个叫“胜利大会”。那时候只有教师有姓，我们称呼教师总是张老师王老师的，不带名字。我想起张老师应该是我三四年级时的美术教师，因为我三四年级以前的美术课都是班主任老师兼的。在我印象中，我读一二年级时不光是美术课，所有的课都是班主任老师兼下的。班主任不姓张，姓赵，我们都叫她赵老师，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凶得要命，我们都很怕她。我接到的电话里说的这位姓张的朋友会不会就是我读小学时的美术教师张老师呢，我不能确定，心情微微有些激动。

因为相对来说总是地方好找一些，所以我决定先去寻找古镇大队一队。我问一位路边行走的老人，以前的古镇大队一队现在在哪里？老人听了我的问话之后，顿时来了精神，他停住脚步，说，这位大兄弟，你问对人了，你如果去问年轻一点的人古镇大队一队现在在哪里，十有八九说不上来。以前的古镇大队一共有九个小队，也就是古镇大队一队二队三队四队五队六队七队八队九队，这九个小队，现在是一个队也没有了。以前的古镇大队一队，在古镇街道的东南面，一炮仗的路，现在稍微搬过西面一点，因为东面造路，造城里一样四通八达的大马路，所以搬到西面一点。现在不叫一队，现在叫张村，二队叫罗庄，三队叫赵家坝……反正队里什么姓氏的人家最多就叫什么村或什么庄什么坝。我又问老人是哪个村的。老人说他以前是九队的，现在叫王家庄，今天是到二队罗庄的大女儿女婿家里做客，现在吃了晚饭回王家庄家里去。

我在这位来自王家庄的老人的指点下来到以前的古镇大队一队，现在的张村，天色向晚，跟我记忆中的样子大相径庭。

在我记忆中，有一条绿水茵茵的小河横贯村庄，冬天结厚厚的冰层，太阳在冰层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春夏秋三季，村里的女人来到小河埠头，淘米杀鱼石板上搓衣服；我们小孩子整一个夏天都泡在河水里，钓黄鳝摸螺蛳打水仗，几乎是我们所有的乐趣。向晚时分，红日西堕，浮光跃金静影成碧，小河宛如黑褐色的老人，又如凝固的时光，默默地流淌。整个村庄一片呼鸡唤狗声。我从记忆中的古镇大队一队回到现在这个所谓的张村，浑身的不自在。我看到河流干涸，河道里堆满了各类生活垃圾，晚风吹来臭气，人们习以为常，漠然自处。我想既然张村的人都姓张，那么我小时候的玩伴麻子金水就应该叫张金水，电话里的这位姓张的古镇朋友很有可能就是他了，于是我敲响一户人家的大门，问道：

“请问张金水家在哪里？”

“张金水，我们村没有人叫张金水。”

我又失望又奇怪，就问：

“那这里是不是张村啊，以前叫古镇大队一队？”

“是啊，我们这里是张村，以前叫古镇大队一队，但你找的人我们张村没有。”

我提醒道：

“张金水小时侯大家叫他‘麻子金水’，那时候这里不叫张村，那时候这里叫古镇大队一队。”

“哦，那是罗金水。他不是我们张村人，他是罗庄人。罗庄的罗金水几年前就死掉了。”

“啊，怎么死的？”

“车祸死的，我们这里造马路的时候罗金水骑一辆摩托车经过，被一辆运石头的解放牌大货车撞死的。当时事情闹得很大，两个村庄的人差点都打起来了。这个事情我们这里的人都知道。”

“哦，是这样，”我放下心中的震惊，又问，“那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张老师，他以前在村里的小学教美术？”

“张老师？教美术，教美术的张老师。”我看到这个和我年纪相仿的人拿出一张农村里常见的长条凳，让我坐在他家的屋檐下，他不断地看我，“那你是……”

我把自己的情况向他做了简要的说明。

听完我的介绍，这个人有点激动起来，他对我说：

“我是张有福的儿子，当年知识青年下乡，你爸和我爸关系很好。”

“张有福，张有福，”我高兴地说，“我知道，我爸和张有福很说得来。你爸张有福我们背后都叫他铜板有福。”

“对啊对啊，我爸是叫铜板有福，他头上有一个铜板大小的瘌痢疤。我叫张永亮，我们小时候还一起玩过……”

“是啊是啊，我们一起玩过。”

这样说着我们相互辨认起来，依稀可以看出些儿时模样。

“你比以前胖了。”

“你也胖了。”

……

“你爸呢？”

“前年死了。”

“我也是，我爸妈都是去年去世的。”

……

我坐在铜板有福儿子张永亮家的屋檐下，两人说起童年往事，言辞激烈，互相补充。夜色降临，三三两两的人群从村外回来，好像倦飞归巢的鸟雀。我说：

“张永亮，麻子金水怎么会不是张村人呢，他那时候不是和我们一起玩啊读书啊，我们不都是一个队古镇大队一队的吗？”

“那时侯‘麻子金水’是一队的人，后来土地改私有包产到户的时候，队与队之间重新划分土地，换了名号，‘麻子金水’家在马路旁边，靠近二队，又姓罗，所以划到二队去了。二队改名叫罗庄。相应的，靠近一队的几户原来属于二队的张姓人家就划到一队来了。”

“属于调换性质。”

“对，调换。”

我又问，那你刚才说麻子金水被解放牌大货车撞死的时候两个村庄差点打起来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张永亮说张村东面的大马路当初建造的时候两村的矛盾就闹得很大。造路是为了联系外面世界，方便大家共同致富，但造路的费用张村和罗庄却意见不一，张村要求造路费用两村平摊，罗庄不干，罗庄要求张村的路段张村出钱罗庄的路段罗庄出钱，因为大马路在张村的路段要远远长于罗庄。对于罗庄的说法张村的意见是这样的：张村说大马路给两村带来的经济利益是一样的，你罗庄要按路段出钱明显是想占我们张村的便宜。张村说你们罗庄不想平摊造路的费用也可以，那就按两村的人口比例出钱。这个事情闹得很僵。麻子金水是造路的负责人之一，他骑着摩托车看施工情况时在罗庄的路段出了车祸，罗庄人要求张村赔偿，至少是两村平摊，因为解放牌大货车是运石头到张村去；张村人说哪个路段出的车祸哪里负责，口气上还有点幸灾乐祸。矛盾越闹越大，两村人差点械斗起来。

原来是这么回事。

“麻子金水”也死了，我的古镇朋友又少了一个。电话里说的这位生了重病的朋友到底是谁呢？他的范围表面上看是缩小了，至少又排除了罗金水，实际上却在无限地扩大，又是谁给我打的电话？

张永亮说你不要再去烦这些问题，先吃晚饭，吃饭后我再带你到张村各处转转。

晚饭后我和张永亮行走在张村。

夜色漆黑，张村的房舍显得模糊。几十年了，我没有再来过，张村变得面目全非倒也让我心情愉悦。晚风里吹拂来河道上垃圾的气息，有一些浓郁。就这河的旧迹还在。我说永亮，你们受得了这气味？习惯了。永亮吸着纸烟，烟头夹在手指缝间一闪一闪的，在黑暗中发出熠熠的火红光泽。他比夜色还沉没。

小河在村西头绕了个弯，水域阔展些。按当地的说法，这一湾河水叫做“漾”，这里叫螺蛳漾，听名字就知道盛产螺蛳，是江南鱼米之乡的特色。在过去的那些饥荒年代，螺蛳漾一类地方往往是孩子们的乐园，既可以玩耍，又可以给家里的饭桌添加一道不用花钱的可口菜肴。

螺蛳漾比以前小了许多。我问永亮，这里的螺蛳还多吗？

“不多了，现在水质差，河里养不活鱼虾，螺蛳也一样。”

永亮小心翼翼地接下去说：

“你还是放不下那件事来的古镇吧？”

是啊，那件事几十年来我何曾放下过？

我想把它忘却，有时还努力地不去想它，想起了也故意岔开去，我一遍遍地对自己说，都过去了，可它就是没有过去，它不肯过去。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坐在他床头，父亲拉着我的手，唤着我的名字说，人哪，早晚都是个死，早死晚死还不都一样。我知道父亲是在说这个事情，父亲是在开导我，他在最后一刻还是放不下我纠结在这个事上，告诉我如何把事情看开一点。我让他失望了，我做不到，有时我也以为我做到了，可最终还是没有做到。

事情是怎样开始的？

那一年我要走了。我跟随我父母离开古镇，我们一家要返回城里去了，我父母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生活要结束了。我和麻子金水和胜利大会也要结束了，我们依依不舍，难以分离。胜利大会还请求我父母带他一起到我们城里去，我也在一旁帮腔。当然这很孩子气，不可能。我们意识到分离不可避免，于是就筹划在分离来临之前搞一次聚餐。当时定下参加我们聚餐的还有教我们美术的张老师。那时候张老师刚辅导我们美术参加古镇小学里的比赛，得了不错的名次。我们几个美术兴趣小组的成员和大我们没几岁的张老师关系铁得像哥们，我们聚餐的地点就定在张老师学校里的宿舍。

那一天礼拜六，阳光明媚，天气好得像我们的心情。我们下午不上课，抽签分派任务，张老师和麻子金水去地里掘马铃薯，摘菜豆，顺便去队里的瓜地偷几个地瓜。我和“胜利大会”去螺蛳漾捉鱼，摸螺蛳。

我和“胜利大会”同级不同班，胜利大会和麻子金水同班，二班，我是一班。张老师是我们共同的美术教师，他在黑板上唰唰唰几粉笔，一只小鸟一条游鱼就出来了，真的一样，令我们非常崇拜。我们是张老师美术兴趣小组的成员。虽然我和“麻子金水”和“胜利大会”不同班，但我们是最要好的朋友，比同班还要好。“麻子金水”是因为脸上长了不少的麻子，那“胜利大会”呢，我有一次问他，你为什么叫“胜利大会”？“麻子金水”在一旁听了哈哈大笑，他抢着说，我们村里总是不断地召开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胜利大会”他妈有一次在我们村里开胜利大会，那次大会人又多，拥挤，气氛又热烈，“胜利大会”他妈受不了，在大会上当场生下了他。你看，“胜利大会”他多胜利，多会赶时间那！哈哈！哈哈哈！

我和“胜利大会”戴着芋艿叶帽子，为我们最后的聚会来到螺蛳漾。

我们钻入水底摸螺蛳。螺蛳漾的螺蛳远近有名，螺蛳肉肥腴鲜美不说，由于螺蛳漾水质清冽，螺蛳壳里绝少泥沙污垢，让人吃得干净放心。附近许多湖塘也盛产螺蛳，但那水连着泔沟粪道，干净讲究的人不要吃，不敢吃。

我潜入螺蛳漾水底摸螺蛳，我摸到一把螺蛳，然后探出水面把螺蛳放入浮在河面上的芋艿叶帽。芋艿是江南农村常见作物，长在水边湿地，叶子肥硕阔大，像芭蕉，像莲叶，像水边亭亭玉立的芭蕾舞女。摘一片芋艿叶子折叠，用叶柄刺穿折叠之处，再串起来，就做成了一顶尖尖的三角形芋艿叶帽。我们常做来玩。雨天芋艿叶帽可以遮雨，暑天可以挡太阳，我们在螺蛳漾摸螺蛳的时候，还可以漂浮在水面上，晃悠悠地像木莲盆子一样，用来盛放从水底摸上来的螺蛳。

我和胜利大会在螺蛳漾摸螺蛳，河面上漂着盛放螺蛳的芋艿叶帽。我冒出水面，把摸到的螺蛳放进芋艿叶帽，然后又一次地潜入水底，这时候我的小腿肚忽然抽起筋来。巨大的疼痛使我抽筋的左腿失去了知觉，不能动弹。我又是疼痛又是惊慌失措，连灌了两口水。喝了两口水之后我倒是慢慢冷静了下来，我意识到我抽筋了。这事父亲跟我提起过，父亲看我夏天的时候跟着村里其他小孩整天泡在水里，就跟我强调了游水最怕抽筋一事，以及抽筋了不要惊慌，如何应对。我按照父亲的教导，在水里翻了个身，使身体仰躺在水中，然后用手使劲拉拽脚掌，使腿伸直。我的左腿慢慢伸直了，但依旧疼痛难忍。我忍着剧痛，全身虚脱一般，双手奋力划水，终于浮出了水面。我喊：

“救命！”

“胜利大会”听见我的呼救，向我游来。

我仰躺在水面上，抽筋的腿依旧疼痛难忍，我几乎快要失去知觉。“胜利大会”一手在水中托我身体，一手奋力向岸边游去。由于离岸较远，我们挣扎着游到岸边时，两人都已经筋疲力尽。

我的手搭到了河岸上，可浑身虚脱，连爬几次都没有上岸。“胜利大会”在后面推我，但力不从心。我疲倦已极，右脚下意识地向后蹬了一下，终于艰难地爬上岸。我瘫软在螺蛳漾的河岸上，大口吐水喘气。

我听见身后“啊”的一声叫喊，马上回头一瞥，我看见“胜利大会”正急速地离岸远去，他的脸上充满了惊愕与不相信，很快，河水把他脸上的悲愤淹没。我隔着河水望见了他痛苦的眼神，我永远忘不了那眼神，那个救我上岸，却被我一脚踹入死亡深渊的张胜利，他在永远沉入螺蛳漾底之前，隔着清冽的河水，向我投来的凄切目光，那么绝望，撕心裂肺。我不知道这目光中有没有痛悔，痛悔自己被背叛的救助。

我们离小说有多远（创作谈）

毕非一

看了往期《收获》上贾樟柯的一个访谈，很喜欢，俗一点讲，我开始心里猜测：不知哪个电影人能成为中国电影的良心。

从《小武》到《站台》，我看贾樟柯的电影总联想到两点，一点是人，台湾的大导演，侯孝贤；还有一点是文学，是小说。我无法不把他们进行比照。如果以绘画来作个比喻，侯孝贤是水彩画，贾樟柯是碳素钢笔写生画，在我看来，两者都淡化故事情节（或者说不追求那种戏剧化的夸张效果），体现出生活流小说强调呈现原生态的生活的特质，或许也有人会冠以“新写实”的称谓。都是在追求真实。

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童年往事》，风格是很淡定的、素雅的。画面，视觉上是精致的。一切了无痕迹，水彩画面下蕴藏、涌动的是国画的诗意。这是一种伪装了的生活流，或者说是一种刻意取舍、精心修饰后的生活。

到了贾樟柯，《小武》，《站台》，画面，视觉，更加粗砺，更加“生活”。再现了中国的乡镇（的生活），再现了一种现实。贾樟柯从视觉上对《英雄》的否定，对那种虚伪的视觉鸦片的抵制（更厉害的是《十面埋伏》），体现了他的美学追求。也可以看作是一场艺术的“真”“伪”之战。这种观点也曾一度深刻地影响过我的小说，淡化故事情节，避免夸张、过味、过火（做作）的语言，不避粗糙，追求整体诗意化的韵致。

这是“真”吗？

贾樟柯的粗砺不也是一种伪粗砺吗？他的取舍不也决定了他的粗砺是另一种的素雅精致吗？

有人说真正的生活流不存在于小说中，真正的生活流只存在于生活中。屁话。

有人说我们不能到达真实，我们只能无限逼近真实。

有人说小说就是虚拟，你管他真不真实。没事找事你累不累啊！

没有出路。

没有“人”的“真实”。或者说有，但无法直接再现、表现。

不知怎么的，我想起了昆德拉。

昆德拉的《搭便车游戏》、《旧鬼让位给新鬼》，给我最大的震撼是：描述一种生存境况（情境），然后再把“人”置身于其中，让人自由表演。从而达到勘探人的可能，存在的可能。在此背后的信念是：

在某种境况下（游戏规则，制度中），人只能说此而非彼的话，做此而非彼的事。从而揭示人性的“真”。

如果搭设好了一个舞台，人会自己拿起那把解剖刀，把自己一层一层地剖开来。

一个虚拟之境，可以创造真实，甚至是，假的比真的还真实。

这是昆德拉的真实之境。

他没有离开人。人的可怜在于他的有限，在于他的受制于“境况”。

他由勘探“人”（包括存在）的“境况”，挖掘到了人性的“真”。他不再去刻意描写人，去挖掘人性，他只是为人搭建一个舞台（境况），而人会在这个舞台上自行演出，人性也就暴露无遗。或者说他人和社会（舞台、境况）皆得了。

在昆得拉的小说《不朽》的开头，由一个泳池里的女人的一个手势，由于“人的动作的有限性”（类似于人的脸型），而引出阿格尼丝。这也可以看出人的一些基本境况：人，法西斯，推销宣传的伎俩、手腕也是雷同的。

卡夫卡是更早描述人的生存境况的。人于城堡之中。在我看来，他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在昆德拉境况下的人物，知性化，生活味不浓，因而不为（我们）喜欢。在卡夫卡境况下的人物，以最认真的姿态，一招一式，实实在在，因而也就僵化呆板地走着迷宫。卡夫卡做到了最抽象（写意）和最具体（写实）的不可能的、无可思议的统一，他集最迷茫与最清醒于一体，他是一个奇迹。卡夫卡的小说粗砺，筋骨嶙嶙，像一个最笨拙的农夫，却又具有最浓厚的诗情与诗意。

而诗意，我认为是好的小说的内在标杆。小说，好的小说，说到底是一个精神贵族所书写的，一首“悲天悯人”的诗。回到文章的开头，我认为“良心”还是一个伪命题，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人的悲悯情怀，在我看来，“良心”更多的是道德层面的话题，“悲悯”才是艺术的问题。所以，撇开技术技巧的话，小说艺术的终极悲悯，来源于人的可怜，人性与存在的可悲，“真实”迷一般充满悖论的、诗意化的存在。

无厘头时代的疼痛事件—— 毕非一小说读后

夏 烈

对于中国当代小说——我说的是正每天每月每年生成的作家们的最新作品，我们还期待什么？

从阅读经验上看，另一个事实——小说的重复——首先让我们的期待感日益变得疲软不堪。虽然每篇作品都会重新命名它的主人公，篇幅也各有长短，并试图结构出属于自己的叙事和人物，但都被轻而易举地吞噬了。一个新的小说刚一诞生，就像被旧的灵魂占有了一样，有时候，我们可以说它根本就没有诞生过。这意思一方面是指以下这种情况：当我同上一辈文学批评的行家交流意见时，只要我说起现下的一些小说，那位就能指出，这种玩法和类似的故事已经在十年前、二十年前由谁完成了，并且水准还更高些。而另一方面，同时代的作家在自我或者群体仿拟，所以，大家都挤兑在了性爱、婚变、底层、无聊感、荒诞感等题材与主题的表达上，而表达的方式也很有限，最后，只能通过个体的文学能力来较高下。他们把大量的文学的可表现领域奇怪地让出来，也许是因为世俗发表和出版的好恶所限（？），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小说家们可能忘却了什么，从观念上就简陋、狭隘、俗气和缺损起来。

毕非一的小说按我上述这段没来由的抱怨而论，也不能免俗。他是一个新面孔，但他一开口写《我要坐牢去了》，我就觉得熟悉。所以，我决定换个思路，从熟悉的那种感觉来看待《我要坐牢去了》，这样，我就觉得非一的文字是好的，有些戏谑的拙趣，个别地方还有余华小说的气息。

非一在《我要坐牢去了》里体现的“拙”很有意思，“拙”本该是“钝”的近义词了，但小说里的这种“拙”结果却有尖刺似的疼痛发生；同样，小说中个人（“我”）的溃败感渲染出了基调上的冷色，但小说中又分明有“暖”在“我”的心中扎根萌芽，像粉红的扁桃体，它最敏感地在一些情境中预报着内在的伤害，它的发炎是代替整个身体来报告健康（“暖”处）正遭受着俗世病菌的侵袭，于是它红肿着，流着哀伤的液体——这令我想到王维的诗句“日色冷青松”，汉诗的组合造就着文字的多义，但这句诗最妙的一种解读法可能是“阳光冷却了青松”，这就仿佛非一在《我要坐牢去了》里埋藏的一个意思：温暖让“我”感觉寒冷。（而我们，注定在寒冷里沉沦？）

《我要坐牢去了》显现了毕非一较为蓬勃的叙事能力。也就是说，你把人物放到那个位置之后，他将怎么活下去，毕非一努力而旺盛地推动着“我”的命运。而非一在他的创作谈《我们离小说有多远》里分明意识到小说真实与生活真实的不同，因此，人物怎样有小说味地“活着”（“存在”）是考验一个作家能力的关捩。《我要坐牢去了》整体上能够纠缠着人物而得到事件情节的丰厚，但一个直觉，还是铺得太散，有不少累赘不干净的叙述。所幸作者很智慧地用一句若有深意的口头禅“来了，来了”结起了情节单元之间的联系，并带来了一种节奏感和幽默感。

与《我要坐牢去了》相关的一些联想是心理小说和流浪汉小说。我的意思是，《我要坐牢去了》在人物心理上有不错的层次构造，并且显出毕非一很重视的“小说真实”来。小说真实，在某种意义上就基于人物的心理真实。不是环境的生活化仿拟就能给小说带来真实构造的，而是环境里的人物的心理真实——那些心理的可能性——逐次、精准而冒险地推出与推动，将给小说带来最棒的艺术效应。《我要坐牢去了》中的“我”常常令人恻动或者牵带出我们类似的细节记忆，关于“我”生命记忆中最暖色的孙老师的记忆以及这一记忆每次召唤所带来的灵魂躁动是真实而有深度的心理活剧。当然，小说中的这种心理真实与略显夸张、变形的情节、语气交糅在一起，也许是这代人（作者）观念中“无厘头”与“真实的疼痛”间水乳杂养的结果，所以小说一开头，就提到“我”的情况好像周星弛的无厘头电影，“叫人捧腹大笑之余不免掉些眼泪”，这手法等于古诗词中的“比兴”。而这种当代人的悲喜剧杂交意味及其表现方式，确实值得毕非一做更多更深的思考与试验。

而小说倒叙而后的大量线性叙述结构，让一个个事件情节的单元鱼贯而出，使这个以“我”的经历和心理为核心的故事有了几分流浪汉小说的感觉。这当中，写得出内心的流浪感，是小说的优点；而情节的鱼贯似乎多少让人感觉结构上不够高明，事件写地有些“流浪”了。

同《我要坐牢去了》相比，《在古镇，张村》简直有点像没有写完的东西。小说散淡写来，有几分散文味，从我接到一个电话求助就决定回童年古镇张村，到最末揭开了那个无意中被我害死的下水救我的小伙伴的心理暗痂——这二者间原是大有张力可以展开想象的，甚至可以把虚构、悬疑整合为有趣的心理小说，指出童年创伤与遗忘与幻觉间的关系……

PS：毕非一的创作谈有个好名字《我们离小说有多远》。个中的思考是自我真实的知见及其略带质朴的书写。我仔细阅读了创作谈，这让我再一次进入我们经常会感到的境地，作者们的创作谈常常会比小说写得好。这样看来，小说还真是一门越来越有难度的活，国内新锐作家在小说语言和自我心理上过分地经受着“影响的焦虑”，而事实上，他们读书、观影、思考了不少东西，也许。这些结果对这个时代的小说家而言，却只能更好地表达在创作谈上？如果是这样，也就难怪他们会抢了同样病相丛生的批评家们的不少风头，他们为彼此的作品所写的不长的评论往往胜过评论家的长篇冬烘——这无厘头的时代，总是给我们带来真实的疼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