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重新定位技术发明与革新的主体

1958年“大跃进”时期，毛泽东认为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会出现一个“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的高潮，他相信技术革命的主要力量一定是那些“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的“工人和农民”，毛泽东试图通过“大跃进”中的技术革命证明他的这个判断：

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译一本近三百年（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这个工作，科学院和大学也应当做，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当做。各方面同时并举。如果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1]

在1964年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中又说道：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

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2]

1958年5月毛泽东关于收集发明家材料的建议提出不久，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室随即编印了一本《400个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家的小传资料（初稿）》，“编者的话”中说：“为了初步地具体了解中外古今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家的情况，我们编写了这本资料（初稿）。在这四百人中，中国的有七十人，外国的有三百三十人，其中我们把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年纪较轻、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人算作一类，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八。我们相信它对于破除科学界的迷信，将会有所帮助。”[3]这个小册子基本证明了毛泽东对技术发明主体的判断。不过“大跃进”之后到“文革”前夕，工人的“技术革命”虽然受到高度重视，技术设计领域也实行“三结合”的方式，但在现实层面，技术发明与革新的主体仍是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工程师。

到了“文革”时期，将工人定位为技术发明与革新的主体被提到了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和政治信念的战略高度。与之相适应，当时的教育革命除了继续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之外，在高等教育方面最大的变化就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理工科大学要走上海机床厂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才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4]

关于上海机床厂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道路，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道路》（“七·二一调查报告”）一文。文章说：“（文化大革命之后）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关系变了。过去，这个厂的几个走资派和反动‘权威’曾提出所谓‘一对一’（即一个工人为一个技术人员服务），他们的所谓‘结合’是‘工程师动嘴，工人动手’，‘工程师出主意，工人照着干’，还是多少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那一套。他们还制造了‘工人和技术人员必须互相制约’、‘造成对立面’的反动理论，建立了管、卡、压工人的一套规章制度。一本《生产工人手册》，就规定了一百七十多条，要工人背熟牢记，条条照办。凡此种种，进一步加深了工人和技术人员之间的鸿沟。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实行了工人、革命技术人员、革命干部的‘三结合’，普通的工人参加了设计，技术人员也在第一线参加了实际操作，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双方的关系有很大改善。”

“七·二一调查报告”中所提到由工人群众、技术专家和党委领导组成的“三结合”技术革新形式来自于1960年代初期的“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文革”后期许多关于工厂技术革新的文学作品反映了这一技术攻关形式“结合”外表之下的内在紧张，即技术革新主要依靠技术专家还是“群众运动”[5]？

段瑞夏的《这不是偶然的》[6]，写新声无线电厂技术组组长陆群、攻关小组组长梁国树、机器设计专家马家骅所组成的“三结合”技术组，一起设计电视机的故事。“青年艺徒”梁国树是从“局办七·二一电子工业大学”毕业的“工人大学生”。马家骅是一个不关心无产阶级政治、名利思想严重的“技术专家”，他“是文化革命前夕进厂的一个无线电系大学生，文化革命中，正当广大工人群众奋起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热火朝天抓革命促生产的时候，他却百事不问，一心背外文单词，翻国外技术资料”。马家骅对梁国树的设计方式非常不满：“技术可是硬碰硬的！小梁也不过才读了两年七·二一大学”；他埋怨“三结合”攻关小组不懂无线电理论，“七嘴八舌、七改八改”，“我可不愿再这样搞下去了，得增加技术力量”。而陆群则是一个夹在梁国树与马家骅之间的摇摆人物，总体上他更倾向于多用技术尖子，不用“七·二一”大学生，不搞“群众运动”式的“三结合”技术小组；他说：“设计，不是表演大合唱，而是小提琴独奏。”

由此，“工人大学生”梁国树就与技术专家马家骅、技术组长陆群在设计路线上发生冲突。梁国树认为后者“没有充分听取工人群众意见，只相信洋本本”，导致设计问题不断，因此他决定推翻马家骅“关门搞设计”的旧方法，走进车间，依靠工人群众的智慧集体攻关，因为“最厚实的土地就是广大工人群众”。梁国树的设计经过一系列曲折终于测试成功。小说借梁国树之口总结道：“有人说，技术是硬碰硬的。我看，一个人的思想更是硬碰硬的，如果我们的思想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么机器的线路也会接错头，硬碰硬的技术问题也会看不清楚。”

小说《风轮飞转》[7]同样是写“设计”问题上的矛盾。“立新工业设计革命委员会”“三结合”设计小组组长汪意发（“文革”前的大学生）只相信“科学”，他要在设计院中设计风力机；而红卫兵出身的潘高峰则相信“群众”，反对将工农排斥在设计之外，主张“开门设计”，批判“照搬洋设计”。他认为过去设计工作“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变成了少数人的专利品”。《大海捞针》[8]中新光农药厂厂党委委员兼“三结合”研制组成员的靳达梁则对不相信群众的农药专家邝中扬说：“过去你把科学技术看作个人的资本，不相信工人群众的创造；今天你仍然以为科学技术只能为少数人所掌握，不相信广大群众是科学技术的主人，这在本质是完全一样的。”他认为：“科学技术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再也不能只被少数人掌握了。”新农药的试制过程中，靳达梁依靠群众，大干快上，取得成功；而对新农药最终研制成功贡献最大的则是经验丰富的“井冈山老贫农”，而不是工程师邝中扬。《凌云篇》[9]反映即使是大飞机制造这样的“尖端项目”，离开了工人群众的集体智慧，只信任“专家”，也会走到“邪路”上去。《追图》[10]则写造船厂的资产阶级技术权威陈昌谷压制工人群众搞技术革新，他对工人老王师傅搞的焊接工艺革新不予理睬。小说同时还涉及“文革”初期的夺权，即把技术部门的权夺过来，“掺沙子”，依靠工人阶级成立“三结合”的技术小组。“工人阶级是工厂的主人，要占领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潜力》[11]表现工人是技术革新的主体，不是劳动的工具，反对延长劳动时间剥削工人[12]。

除了小说外，具有相似情节模式的还有电影《青春似火》与《创业》。《青春似火》[13]描写江南钢铁公司轧钢厂以梁东霞为首的青年工人革新小组及其支持者冶金局党委书记与设计室主任及其支持者革委会主任之间，围绕自动化设计所发生的冲突。《创业》[14]的情节与之相似，但其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让人过目难忘，影片着力呈现的石油领域中那种顽强奋斗、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展现了共和国的脊梁们为新中国的发展、崛起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在这两部影片中，从旧中国走过来的科技专家都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他们或成为青年工人革新小组的副手，或因坚持“错误”设计主张而在工人的革新成果前受到教育，《创业》中的钻井队队长周挺杉以毛主席的“两论”（《矛盾论》、《实践论》）为指导钻井、找石油，最终获得重大发现，而纠缠于“海相”、“陆相”理论的总地质师章易之则在现实面前不断碰壁。

可以看出，不论是“七·二一调查报告”还是以上小说，其行文都是辩论性的，它们急于证明：技术发明与革新的主体是有劳动经验的工人群众，而不是脱离实际的技术“专家”。

二 技术发明的专业化与资本化

众所周知，产业革命阶段是各种科技发明大量涌现的时期，蒸汽机、火车、汽车、电灯、电话等众多发明改变了世界面貌，其影响延续至今。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这些技术发明的主体是哪些人？其实不难发现，那些发明者大多是具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而同样重要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以后的各种技术发明的主体不再是这些工人了呢？这涉及到近代科学从产生到现代转变的历史脉络，其中的关键点是，19世纪中后期以后，在知识与劳动之间开始出现一个专业化的中间阶层，科学的资本化及专业技术人才和工程师的出现改变了此前技术发明的方式。

在16世纪以前，不论中国还是西方，绝大多数的技术发明与革新都是由直接参与生产劳动的奴隶、农民、手工艺人、工匠等完成的，这一阶段的技术发明主要依靠的是实践经验，科学知识的作用微乎其微；这时的“知识”掌握在哲学家、官方学者、神职人员的手里，而他们是与劳动实践相脱离的。然而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期，科学知识的持有者通过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知识的发展并产生了近代科学。从1750年工业革命开始到19世纪中期，这段时间，参与生产过程的工人将他们的实践经验与他们获得的普及性的科学知识结合起来，其结果是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的不断涌现，这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说后两个时期，手与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既产生了近代科学，又发展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

但是1850年之后，专业技术人才和工程师出现，他们将科技知识和生产实践结合于自身，这意味着技术发明的任务落到了他们这一中间阶层身上。现代技术人才和工程师的起源是经济发展和国家整体实力的要求，尤其是资本家因抵制工人罢工或预防工人短缺而对新机器和新发明的迫切需要。这些因素促使现代技术人才和工程师出现并形成一个知识-资本和实践-劳动之间的中间阶层，但他们——如马克思所说——从一开始就是资本化的，他们和科学技术一道，成为一种资本的手段、致富的途径、一种资本化的形式而同工人的劳动相对立。

现代意义上的工程师的先驱是土木工程师。土木工程师之父约翰·斯米顿于1771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程师社团——土木工程师社团。1856年德国工程师协会成立。工程师社团组织的目标是“希望工程师成为一个被社会所承认的新职业，而且这个职业的从业人员应当具备特殊的专业知识，从而区别于手工业者，又不同于企业家”[15]。同时，国家（主要是欧陆国家和北美）开始主导对技术人才和工程师的专业培养；这些新型的专业技术人才和工程师一方面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的具体应用，另一方面又去了解具体的生产实践，然后用实验和不断“试错纠错”的方式实践他们的想法；他们逐渐取代具有长期劳动经验的技术工人成为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的最重要力量。1794年法国建立了培养现代工程师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同时，“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独立的工程师培养教育在美国兴起，而工程师学校在这个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6]。

国家培养出来的专业工程师相较于技术工人的优势在于：专业技术人才和工程师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习到科学理论知识及这些科学知识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情况和应用方式；同时这些新型的人才又被要求了解具体的设计、建造、生产等实践过程，因此可以说，他们将以前一直存在的科学理论和生产实践的分离统一于自身（当然，这种统一更多的是在实验室中完成的）。至此，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的方式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即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变成专业的了，专业技术人才和工程师通过实验和建立模型等方式，直接将生产机器或技术难题在实验室中通过不断的改进和“试错纠错”来加以解决。以往技术工人往往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和不断在实践中增加试验次数才能有所发明革新，比如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但是专业工程师们采用团体合作和分工的方式集体攻克技术难关，这大大缩短了发明创造的时间，这些新的技术发明和革新不仅产生的速度更快，而且效能更高。

专业工程师的出现标志着科学成为了资本的手段（资本开始自觉地“占有科学”、“利用科学”），科学本身也成了一种致富的手段。科学的资本化，改变了世界，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它导致了影响深远的经济、社会后果。

首先是专业技术人才和工程师这一阶层的出现使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的门槛提高，这使生产实践中的普通工人乃至技术工人的技术发明几乎成为不可能性之事。工人如果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或受过足够的工程技术方面的教育，就无法再对这些技术发明有重大革新，更谈不上创造新发明和制造新机器了。因此，工人已不可能像其前辈那样以技术发明来改变自身命运，位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失去了通过技术发明向上层流通的途径。

19世纪中期之后，科学知识的不足成为禁锢工人发明创造的万里长城，此后他们就只能在专业技术人才和工程师们所发明的新机器旁劳动，资本家已经不需要他们的创造性，因为创造的任务早就由工业企业的研发部门或相关科研机构完成了，工人们需要的只是劳动，像机器那样劳动。[17]

总之一句话，专业技术人员和工程师通过将知识与实践（科学实验、生产考察意义上的实践）结合于自身的同时，又将知识与实践彻底分离。在知识和实践之间出现了一个垄断二者结合权力的中间阶层，即专业技术人才和工程师；从此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社会就彻底分裂为劳力者与劳心者两个阶级：劳力者被剥夺了知识和创造能力——在这里，知识与实践彻底脱离；劳心者则掌握了知识和权力——在这里，知识与权力完全合一。

第二个影响是，专业技术人才与工程师出现后所发明的新机器、通信和交通设备使资本主义进入大工业生产阶段，整个世界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现代”的降临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物质面貌和社会关系；机器生产和生产过程的分工所产生的流水线作业，使工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或彻底沦为机器，工人如同死物一般成为马克思所说的“异化”机器：

科学及其应用，事实上同单个工人的技能和知识分离了，虽然它们——从它们的源泉来看——又是劳动的产品，然而在它们进行劳动过程的一切地方，它们都表现为被并入资本的东西。使用机器的资本家不必懂得机器（见尤尔的著作）。但是，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而事实上，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18]

通过科学的专业化、资本化和劳动分工，资本主义将整个社会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对立阶级，而位于知识与劳动之间的技术专家这一中间阶层，也成为资本的手段而与工人和劳动相对立。“自然力和科学，直接变成了一种武器，这种武器部分是用来把工人抛向街头；把他变成多余的人，部分是用来剥夺工人的专业和消除以专业为基础的各种要求，部分是用来使工人服从工厂中精心建立的资本的君主专制和军事纪律”，这就是马克思说的“铁人起来反对有血肉的人”，“活劳动”被“死劳动”所支配[19]。——在马克思看来，在科学以资本的手段并入劳动过程之后，“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了[20]。

三 “又红又专”与社会主义现代性困境

在共和国前三十年，知识与劳动相结合被认为可以防止知识成为“脱离现实”的特权。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二者都应做到“又红又专”。但1950-1970年代的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相较于苏联），主要决策人毛泽东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除了可以改变那种“不问政治的倾向”、杜绝官僚主义、坚定政治理想之外，还可以摆脱对“资产阶级专家”的依赖，掀起一场工人“技术革命”的高潮。他的主要理论依据就是，西方产业革命阶段涌现出来的那些伟大发明家都是知识与劳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工人，而不是知识分子和“专家”，既然中国也处于工业开始腾飞的产业革命阶段，因而中国的技术发明的主体也将是这些具有丰富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

事实上，《400个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家的小传资料（初稿）》也并非完全为了迎合毛泽东的论断。那占总数58%的发明家几乎都生活于产业革命之前或产业革命时期，小册子的结论如果限定在这时期，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产业革命阶段之后技术发明方式的变化被它忽略了。当时中国技术设计领域越来越转向产业革命时期的经验论，而整个外部世界（也包括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在采用以国家主导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和工程师的方式来进行科学创新和技术发明，此时中国的高等教育革命、技术革命就显得特别另类。

落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重要困境就是，为了发展和“现代化”不得不运用一些资本主义因素。苏联为了追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上不得不靠所谓“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在科技领域不得不严重依赖“资产阶级技术专家”。而一个脱离实际的、高薪的技术专家阶层的出现正是当时的中国指责苏联“变修”的证据。

马克思曾预言：“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科学从统治阶级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工作者！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21]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科学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他认为新社会必然要求科学应用的新方式，它应该同工人阶级的权力和劳动人民的福祉合而为一。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应该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旧分工，即改变知识与劳动相分离的局面：“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作用范围将和在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22]“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位置。同样毫无疑问，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工人的经济关系，是同这种变革酵母及其目的——消灭旧分工——直接矛盾的。但是，一种历史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历史道路。”[23]“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保证多方面的技术训练和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24]在这个崭新的社会中，工人不再是一个异化的劳动机器，而是“又红又专”的新人，他们不仅具有社会主义热情，而且具有技术发明和革新的创造精神。他们将重新拿回被资本家“占有”的科学，将科学从资本化的牢笼中解放出来。

因此，1958年毛泽东将技术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地位较低、学问较少”的工人身上，也是为了改变“现代”以来知识与劳动分离的不合理状况。脑体的对立在一个声称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必须直面的问题。如何培养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即“又红又专”的新人），以铲除对“资产阶级专家”的依赖，进而铲除位于知识和劳动之间的那个高薪的中间阶层？“技术专家”及其所代表的工具理性，不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都倾向于作为同工人相对立的力量而存在[25]。而在“文革”语境中，“去政治化”的技术理性是一股延宕社会主义理想、导致“社会主义危机”的力量，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它又是不可或缺的。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与现实发展政策的矛盾是“文革”技术发明与革新的主体之争试图解决的问题。

如果上海机床厂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是真实而有效的，那么它确实可以解决工业革命之后因科学资本化所导致的知识与劳动的对立这一现代问题。可问题在于，它如何保证基础理论的创新，以及它如何在中国现有科技水平的基础上“撑破”整个外部世界的那种发明方式？也就是说，上海机床厂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竞争对手，并不仅仅是国内那些被认为“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技术专家”，而是整个外部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方式，它如何才能战胜后者？——这一悲壮窘境为历史转轨之后转变发展道路（技术发明方式、科教政策）提供了理据。

结语

在1970年代中国，将技术发明与革新的主体定位为有劳动经验的工人还是定位为专家，反映了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不同构想。依靠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热情和创造精神，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技术发明与革新，还是依靠专家的技术理性，在“文革”时期上升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前者意欲消除现代以来“科学资本化”所造成的知识与劳动的对立，打破无产阶级异化劳动的宿命，恢复其创造精神，从大的方面说，这也是为无产阶级管理国家做准备；后一条道路是依靠技术理性和官僚体制形成一个中间的管理阶层，知识与劳动的对立、“三大差别”等问题会被凸显出来。前者侧重于“红”和平等、后者侧重于“专”和效率；前者要求“继续革命”，后者客观上会延宕乃至搁置社会主义的未来目标。二者的冲突是内在于社会主义现代性困境之中的。

“文革”时期将技术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又红又专”的工人身上，无疑是想超克社会主义现代性困境，走出一条崭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然而，整个外部世界科学技术的专业化和资本化，让依靠生产实践经验进行技术发明与革新的方式失去了竞争力。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尤其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口号的提出，对于谁才是技术发明与革新的主体，已经无须争论了。中国融入所谓世界，也就认同了那个世界的“现代”逻辑。工人阶级的命运已然非常清楚。然而对于那场超克社会主义现代性困境的悲壮尝试，我们应该投以敬重的目光；对于将技术发明与革新的主体重新定位为“有文化的无产阶级”这一逆“现代”逻辑而动的壮举，我们应有一个历史和理论的视野，认识到它是“现代”世界状况以及社会主义政治信念和现实政策无法找到平衡点的反映。

【注释】

[1]毛泽东：《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1958年5月18、2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36页。此篇文章是毛泽东受到1958年安东机器厂工人试制成功三十马力拖拉机的鼓舞所写。

[2]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1964年2月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3页。

[3]参见毛泽东《关于印发四百个科技创造发明家小传材料（初稿）的批语》（1958年5月21日）一文“注释[2]”，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41-242页。

[4]毛泽东：《关于大学教育改革的一段谈话》（1968年7月1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05页。

[5]当时总结教育革命经验的文章说：“搞好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还必须大搞群众运动，坚持开门搞科学研究。毛主席早就说过：‘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科学研究是关门还是开门，是发动群众来搞还是由少数人包办垄断，这是区别毛主席革命路线和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一个标志。科学研究不仅要调动教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且要充分发挥校办工厂工人、工农兵学员的作用，大搞群众运动，才能搞得生气勃勃，进展显著。//开门搞科学研究，还必须把科学研究的成果及时应用到工农业生产中去。”参见复旦大学教育革命组：《搞好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载《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0期。

[6]段瑞夏：《这不是偶然的》，《朝霞》，1975年第7期。

[7]左鸿恕：《风轮飞转》，《朝霞》，1976年第4期。

[8]江华南：《大海捞针》，《朝霞》，1975年第8期。

[9]刘绪源：《凌云篇》，《朝霞》，1976年第2期。

[10]中华造船厂“三结合”业余创作小组：《追图》，《朝霞》，1974年第2期。

[11]俞云泉：《潜力》，《朝霞》，1974年第4期。

[12]另外涉及这一题材的小说还有王金富、朱其昌、余彭平的《试航》（《朝霞》1974年第4期）、袁航的《东风扑面》（《朝霞》1974年第4期）、郁俊英、沈金祥的《钥匙》（载《朝霞》1975年第4期）、杨淼、董德兴的《无产者》（载《朝霞》1975年第10期）、蒋子龙的《势如破竹》（载《天津文艺》1975年第3期）、林启茵的《铁手》（载《朝霞》1974年第8期）、徐根生、董国新的《阵地》（《朝霞》1976年第4期）、高启道的《书记拜师》（《朝霞》1976年第8期）等。长篇小说有李云德：《沸腾的群山》第一、二、三部），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于1965年、1973年、1976年；程树榛：《钢铁巨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刘彦林：《东风浩荡》，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13]《青春似火》，彩色故事片，董克娜、辛静导演，马鞍山文化局《青春似火》创作组编剧，北京电影制片厂，1976年“文革”结束前上映。

[14]《创业》，彩色故事片，于彦夫导演，张天民执笔编剧，长春电影制片厂，1974年上映，但不久遭禁，后又开禁。

[15]基斯·基斯蓬：《被缚的普罗米修斯：1750-1945年的英、美工程师》，见凯泽、柯尼希主编：《工程师史——一种延续六千年的职业》，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28页。

[16]基斯·基斯蓬：《被缚的普罗米修斯：1750-1945年的英、美工程师》，见凯泽、柯尼希主编：《工程师史——一种延续六千年的职业》，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38页。

[17]参见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相关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56-1974年中译第一版。

[18]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6-1974年中译第一版，第420-421页。

[19]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中译第一版，第566-567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6-1974年中译第一版，第708页。

[21]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草稿》（初稿。——公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1956-1974年中译第一版，第600页。

[2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6-1974年中译第一版，第431页。

[2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6-1974年中译第一版，第535页。

[24]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第317页。

[25]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采取了权宜之计，即一方面严重依赖以前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专家”来进行国家建设；另一方面通过“综合技术教育”培养社会主义的技术人才。但是他没有注意到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和技术人才也会有中立化的趋势，没有解决知识与劳动的对立问题。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实践证明了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