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仲春，我在台湾访问了1个月，这段日子正值民进党开始第二次执政，台湾岛上人们的选战激情渐趋平静，两岸关系处于新的敏感时期。台湾知识分子在思考什么问题？台湾学者与普通民众是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台湾民主转型有什么经验教训？这些都是我所感兴趣的。尽管海峡两岸都进入了信息社会，但人们对海峡那边社会生活的理解，仍然经由既存文化的不自觉过滤。
日记中记下的，是我对自己所看到的一个真实的台湾的观感，也是一份访学者的思想实录，其中包括我在台湾的讲演与交流中表达的思想以及台湾朋友的反应。两岸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交流与碰撞，在4年后的今天，或许仍然会引发读者的新思考。
与台研究生讨论知识分子的使命
上午10时多，我在大学综合楼听上海学者S君所作的关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讲演。S君也是我多年的朋友，S君谈的是传统知识分子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分化为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的问题。他运用的是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来说明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出现的向专业化发展的基本趋势，以及这种专业化对于人文关怀的影响。他讲完后，主持人要我发言，我接过话头谈了以下几点——
一，传统知识分子（即以天下为己任，诉之良知的宏大叙事的读书人）向有机知识分子（即以特殊阶层利益集团利益为效力对象的属于特定压力集团的知识分子）过渡，是现代化的基本趋势，传统型知识分子以道德为使命，有革命倾向。也有全盘改造社会的激进革命乌托邦情结。而专业知识分子即有机知识分子，是社会上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代言者，他们是社会分化的产物，分化了的利益群体为了争取自身权益，也需要寻找自己在知识分子中的代表者，这样有机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化中就得以产生。有机知识分子，从英文字义来顾名思义，就是“被组织到结构中去的”知识分子，只要一个社会进入现代化引发的社会分化阶段，这种趋势就不可避免。应该说，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例如，在现在的美国已经很少有传统型以天下为己任，对任何事情发言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有机化或被组织化与专业化，至少不会出现20世纪初期传统知识分子向暴力革命的鼓吹者那样的转变，这对中国当下现代化避免出现革命性破坏，应该是有利的。
二，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中，出现强调自由价值的自由派、强调平等价值的新左派，以及强调秩序价值的新保守主义（或新权威主义）三大思潮的对峙。这种思想分化，可以看作是从道德型知识分子向有机知识分子转变的过渡阶段。更具体地说，主张平等至上的新左派客观上接近于下层，主张自由与法治的自由派客观上代表新兴的中产阶级，主张秩序至上的新权威主义客观上接近于代表上层技术官僚、大企业家及特权阶层的利益。这种知识分子思想分化，表明中国大陆已经从同质性的板块型的思想一体化，向思想价值多元化的转变。这种多元化是多元民主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三大思潮与民间阶层分化的多元化的对应关系，也体现了传统型知识分子向有机知识分子转化的趋势。
三，然而，知识分子的有机化，即分别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的知识分子的分化过程，存在着一种危险，那就是矛盾，即知识分子的为阶层服务的利益导向，与知识分子的良知所要求的中立性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与矛盾。更具体地说，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有机化（即被有机地组织到阶层利益集团中去并为其服务），各就其位，是社会分化的正常现象，另一方面，阶层利益也会驱使知识分子，使之为特殊阶层说话而获得自身利益，为阶层利益说话的结果，会失去了自己对真理的追求，这是因为阶层利益并不等于社会真理，为了利益说话，就会去创造为某一阶层利益而歪曲事实的虚假的意识形态。这样就会失去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与本分。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的有机化，与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功能是对立的。这是所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知识分子共同面对的问题与困境。
接下来，我谈到大陆思想界的状态。如果强调平等的新左派“有机化”于蓝领或底层劳工阶层，诉诸于民粹主义动员而不顾社会长远利益，就会引导社会回到大锅饭体制上去，如果强调效率的自由派“有机化”于中产阶级，而不顾社会公平，就会支持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夺，为有产者作无条件辩护。同样，大陆的新保守主义者如果“有机化”于大财团与技术官僚权力层，而不顾社会公正，就会把不合理的现存秩序合理化、凝固化，以政治稳定来反对政治改革。产生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作用。
主持人问，中国文化中，有没有使知识分子执着于真理与良知的精神资源？我的回答是，我在飞机上正好读到了徐复观的一篇文章中的观点，徐复观说，西方人重上帝，东方人重良心，这里的良心，指的就是儒家的“仁”，“仁”的本质就是人所固有的内在的良知良能。儒家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己欲仁，斯仁至矣”，儒家认为，只要人们把自己内在的良知潜能发掘出来，就能内圣外王，这里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然而，我对中国人能否在已经出现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断裂的情况下，继续通过发掘内在良知良能的资源，来担当社会责任的内有精神力量，仍然存疑。
听讲的大多数是该校研究生，应该说都是台湾未来的文化精英，我从他们专注的神情可以看出，他们对来自大陆的学者讲演慷慨激昂的高调风格一定颇感新奇与兴趣。台湾与大陆在文化上有一个不同点，大陆经历过五四文化洗礼，建国以来的革命政治文化也充满慨而慷的激情，知识分子说起话来，往往习惯于宏大叙事，激情四射。而在台湾，仍然保留着传统的那种谦让内敛之风，先生们说起话来，文质彬彬，含蓄而雍容有度，这些台湾研究生们一定会对我们大陆学者的发言有一种新鲜感。
最后，我在交流结束时，引证了从一位前苏联作家写的英文书中读到的一段话，这是我所获得的有关知识分子定义中最奇特、最深刻、而且最令人拍案叫绝的定义：什么是知识分子？那作家说：“知识分子就是：一，被大学开除出来的人；二，他热爱人民。”
这些研究生听了这样奇特的定义，也都会心地笑了。这位前苏联作家形象地把握了知识分子的两个最重要特点，一是批判性；二是社会良知。不过，我补充说，其实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未必要被开除，只要有那颗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心就可以了。当然，这指的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有机知识分子。
餐桌上讨论蒋介石与毛泽东的生活态度
中午，在政治大学附近一家餐馆用餐，政治大学主任秘书W先生请客。高华、S君都参加了，还有几位刚才听演讲的研究生。
高华是来自南京大学的中国现代史著名教授，大家自然而然地把话题转到毛泽东的人格与政治思想等问题上。在餐桌上我谈到，我在飞机上一路在读蒋介石副官翁元口述的《我在蒋氏父子身边43年》（台湾版）一书，觉得可以从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各自私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性格，作一比较，从中可以体会到两人政治上的根本性差异。大家说愿闻其详，于是我就说了以下这样一段话——
从蒋介石生活秘书翁元的口述来看，蒋介石晚年怕死真是到了极端，尿中有血，紧张之极，脸上是那样惊恐失望，黯淡无光，每次出一点血，就会紧张得半死，每次总是急声命令让人送医生看。医生说没事，他还是不放心。翁元还说，晚年的蒋介石对医生的话，就像乖孩子一样听话，他是任何医生都喜欢的好病人。
而毛泽东则完全相反，越到晚年，越是固执，即使有病，他也不让看医生，甚至政治局被迫作出决定，要他听医生的话，他也照样我行我素，有时甚至要愤怒地把插在身上的管子拔掉，说他就是“不信邪”。
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思维方式中的世俗理性，即日常生活理性还是相当发达，尤其是晚年表现得很明显，毛的浪漫主义生活态度到了晚年则愈加强烈。有世俗理性者，一般做事比较有顾忌，多少要受到客观现实条件与规律的制约，对传统与既存秩序有敬畏之心，然而此种政治家对大众的“宗教”感召力与精神动员力往往不足。相反，革命的浪漫主义政治家则是有强烈的政治魅力，天不怕，地不怕，不受任何世俗常规的制约，这种不受制约的精神元气固然可以冲破许多框框条条，甚至在最困难、最失败、最没有希望时，像那个要带人们走出困境的摩西一样，对人们具有特殊的感召力，具有这种浪漫人格的政治家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会创造人间奇迹。但是，另一方面，这种非理性的浪漫政治思维，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因为他蔑视现实，甚至蔑视规律。从毛泽东不怕生病，不信医生，不信他所谓的“邪”，到他大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其间是有着思维方式与心态上的内在联系的。
这时，台湾某教授接着说，毛泽东有着复杂的双重性格，他不仅仅是浪漫主义者，他在政治斗争上是相当现实主义的。对此你如何解释？我立即想到毛泽东身上的现实主义与他的浪漫主义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补关系。我说，毛身上的现实主义与他的浪漫主义同时存在，其实这并不矛盾，如果存在着巨大的生存竞争压力，毛就会表现出强大的现实主义倾向。但毛的世俗理性，即以功效最大化为考量标尺的常识理性，却总是只表现在战术或战略层面。但毛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现实主义者，在他身上有太强烈的诗人气质，有太多的“六经注我”的主观战斗精神，太多的非理性的因子。这种浪漫的非理性，虽然早就存在，但在建国以前，在残酷的政治权力斗争的压力，以及外部敌人强大的挑战面前，他身上这种非理性的因素实际上处于隐性的被抑制的状态。处于四面皆敌的险恶环境中,一个人想浪漫也不行。一旦这些外部压力消失了，他身上被抑制的浪漫主义就会苏醒并膨胀为乌托邦主义。对毛泽东来说，得天下之时，就是他所钟爱的浪漫主义出山之日。从1953年开始讲过渡时期总路线，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论，走向“超阶段论”，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尤其是在他的权力与威望达到顶峰之后，现实生活中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制衡他狂放的浪漫精神时，共和国时代的中国人的命运就会成为他的政治浪漫主义的牺牲品。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某种意义上也是浪漫主义的乌托邦的灾难。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邓小平对中国人的贡献。因为邓小平是使中国共产党人的常识理性得以真正恢复的第一功臣。邓小平才是中国革命史上乌托邦理想主义的真正的叛逆者。邓小平说拨乱反正，就是拨乌托邦之乱，反务实政治之正。中国大陆的现代化，也正是在大陆人摆脱了乌托邦心结之后才真正起步的。
民进党理想主义者走向边缘化
晚上，高华邀我一起去市区在餐馆与两位台湾文学界的朋友会面，这对台湾夫妇是当年台湾的左派知识分子，他们可算是民进党中的先辈了，当年出于为台湾民主奋斗的理想，与陈水扁一起反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现在却出于对陈水扁的不满而退出了民进党。我说，西方有句谚语，一个人30岁以前不是左派是没有良心；30岁以后仍是左派是没有大脑。他们会心地笑了。其中的作家D先生是当年陈水扁高中的同学。他说陈当年是农村来的，家里穷，非常用功，只是埋头读书，看上去人很老实，谁也没有想到他后来会成为“总统”，更没有想到他会变成那样投机的人。看来，环境与机遇会极大地改变一个人。
这两位当年民进党的积极分子退出政治这一件事本身就很有意思。历史上，一开始造反的知识分子中，不少人是具有诗人气质的理想主义者，到了民进党走向争取政权阶段后，党内的官僚派政客就会取他们而代之。精于权术的现实主义政客将会在复杂的人事斗争中如鱼得水，而这些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由于不习政治水性而被迫边缘化，历史上此类“新陈代谢”的事例几乎是层出不穷。其中似乎有着某种必然性：首先，现实斗争中的理想主义者，或者由于缺乏对新的斗争环境的生存能力，或者由于不屑为之，或者由于发现现实政治与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差距太远，而无法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有的退出政治舞台，有的则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此后，只有现实主义者的政客与谋略家才会左右逢源，这些争权夺利的现实主义政客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理想主义者则对道德沦丧而痛心疾首。他们只能在边缘地位上不断发出不满的声音而己。我想，大革命时代以后，陈独秀、瞿秋白走向边缘化，康生、高岗、柯庆施之类的人物在1940年代的上升，并且在党内如鱼得水，都是这种现象的不同表现。施明德之所以被陈水扁之类的政客取代，看来也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路边小茶馆，不经意的古风与台湾人的人情味
来台的第3天，早上起来后去餐厅，才知是周日，没有供餐。于是到门房打听如何获得早点，那位看门的女士得知我没有用过餐，先问我会不会用摩托车，可借用她的车去上街购餐，我说不会骑，她说，那你就为我看一下门房，我骑车为你去购餐。我心里很是感谢。就一个人坐在门房里。不一会她骑车从街上购到餐点带回来了。我真不知如何感谢她才好——她是湖南湘阴人，1949年随家来台湾。她知道我是大陆来的访问学人，也许是看到了家乡人，对我特别友善。我心想，回大陆以前，我一定要送一件小礼物给她。
来台的第二天晚上，那位头天在餐桌上认识的大学生还特地打电话问我，在生活方面是不是需要什么帮助。台湾人的人情味，有很可亲的一面。
晚上上街进餐后，返回住所。路过一家路边小荼馆，里面空无一人，此处专卖乌龙茶，主人盛情相邀，进去后发现这是一个布置相当质朴淡雅的茶室，很有一点不经意的农家古风。主人40来岁，他说，现在的人挣钱很苦，欲望多而机会少，于是总是活得很累，不如把生活要求降低一点，生活欲望淡了，心里也就舒坦了。他的话颇有点道家思想。
这是他家传下来的老瓦房，由于不是租来的，因此也不会为挣钱而烦心。他让我尝了他自己制作的豆腐乳，其味真是鲜美无比，他说他每年只是做了自己食用，也送一些给朋友，从来不卖。如果卖就会引来许多顾客，他也来不及做，如果天天忙于生意，那分闲情也保持不住了，还不如不做。他还说他原来在外面打工挣钱，妈妈过世以后，他突然大彻大悟，才辞了工作，搬回家来住。在这里他可以重温儿时的时光。
望着那粗重厚实的木质板凳，那白色的灯笼，那瓦罐、藤椅，那桌上不经意放着的几朵红色的野花，我忽然想到孟浩然的诗：“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可惜在我们大陆这种情趣与意境已经很少看到了，没有想到在台北近郊处仍然还可以感受到这样的情趣。我想，关键还是要有小茶馆主人这样有文化又有意趣的人。在台湾，保留着比我们大陆更多的中国儒家传统，他们没有经历过五四反传统的文化冲击。台湾人几代以来都以其温和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传统生活。传统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无声无息地潜入现代人的生活，而这些在我们大陆是看不到了。台湾人自己并不一定能比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记得上海的老朋友朱学勤在给我校研究生的讲演中说，他觉得台湾人比大陆人更像中国人，这话看来是有根据的。
电视里的李登辉
来台湾的第4天，早上坐在床上看电视，第一个感觉是，台湾收不到中国大陆的中央台。这很可能是陈水扁当局“去中国化”的一个手法。尽管如此，此地仍然可以收到凤凰中文台。看来在台湾，凤凰台成了两岸三地文化交流的唯一电视民间渠道，值得珍惜。
电视新闻里，第一次看到久违的前“总统”李登辉，他看上去精神还不错，红光满面，身体出奇地健康，也许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吧。他在电视里回答听众提出的“为什么陈‘总统’就职演说没有提台湾‘制宪’”时说，他最了解陈水扁“总统”的心，这次陈“总统”之所以在就职演说中退了一步，没有提（台独）“制宪”，就是因为社会上两派意见距离太大，所以不能马上搞“制宪”，大意是条件成熟以后，陈水扁肯定要搞台独的。另外，他还说“修宪”（指重修“中华民国宪法”）并不解决问题，他在位时已经修宪6次了，这样的“宪法”已经不能再修，只有彻底“制宪”才能根本解决问题。接着他就对连战进行人身攻击，称“连战的脸部表情有点像神经病”，还说有一个医生是这样说的，讲到此处，听他讲演的人们鼓起掌来。李登辉这个人看来真不简单，可以说是个人精，其能量之大，远远超过当年人们的想象。他说话十分尖刻，连战本是他当年当“总统”时的下属，按中国人传统的礼数，绝不会与他当面对骂的。而李登辉钻了这个空子，毫不留情地极尽挖苦之能事，而且达到完全不尊重对方人格的地步。
台湾街头文化：一个没有经过五四冲击的文化
下午睡了一大觉，精神很好，晚上与高华在大学附近一家饺子店用餐，大学附近的街头小餐馆特别多，一到晚上，万家灯火，看上去不但繁华，而且既亲切又干净。我在一家不起眼的小面馆前居然嗅到了小时候久违的阳春面香气，这使我好像一下子回到少年时代,有一种时光倒错的感觉。
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这种特别好闻的面汤香味之所以在大陆失传，很可能是因为公私合营与文革造成的传统经营文化的断层。我对高华说，台湾没有经历过公私合营与公有化，各家都把自己祖传的经营秘方与看家本领一代一代保留了下来。各家店铺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着自己在长年累月的市场竞争中形成的看家本事。店面再小，却都各有其特色。这些面馆的小老板对自己从父辈手中承继的祖业小心维护，传统的经营文化已经深深凝聚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比方说，店主说起话来轻声细语，洋溢着一种传统的待客之道。我们大陆在计划经济时代正相反，先是把过去惨淡经营的小业主文化当作资本主义的根苗全部摧垮，经过文革灾难以后，才让一部分人重新从事小业主生计，大陆1980年代以来的个体户，都是白手起家，他们早己失去传统百年家风、店风的继承。我们大陆日常所见的只有那种原始的赤裸裸的、粗鄙的拜金主义，惟利是图的贪婪与奢华气势。那种气势看上去颇为豪华，格局似乎很大，很有霸气，但实际上内在的文化内容很单薄。台北的夜色中，那些灯光下的小店，有一种难以言表的人情味。台湾店家与大陆店家经营中的这些微妙差别，只有来到台湾实地比较之后才能感受到。
高华说，林毓生先生（从台湾赴美留学的著名中国思想史学者，中央研究院院士）先生有一篇文章说，台湾与大陆相比，在对传统的继承方面，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经历过五四激进的全盘反传统运动。看来，这一点林先生说到点子上去了。台湾人没有对自己祖先传统的妖魔化过程，也没有经历公私合营与公有化。
我们一边散步一边漫谈，高华指着一家餐店的名称“汤馔”，这两个充满古人意趣的字，结合到一起，真有一种古典文化的美。中国汉字传达的一些极为精致的意思，常常通过这样一些餐铺招牌为人们所感受到。我想起一位上海朋友准备为即将出生的孩子起名字，总觉得找不到合适的字，其实，唐诗宋词中有多少优美而丰富的汉字，人们为什么会想不到呢？
高华说，一位台湾朋友告诉他，台南那些地方，尤其是农村，那里的农民真有点宋明人的遗风，他说一位大陆学者第一次到那里去，许多村民都来看这位“共匪”，纷纷说，要把“共匪”请到家里来做客，因为当时没有适当的词来指称大陆人，只好借助国民党反共宣传的称呼——也是趣闻。
台湾比大陆更像中国，我也体会到这一点。许多从大陆来的学者住过台北之后，离开时都会说，对台北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也许就是这种与传统不曾中断的文化联系在其间起作用吧。台湾人对来自大陆的人对台北的亲切感，一定不会有深切的体会。
雨中挥舞国民党旗的老兵
今天是来台湾的第5天。上午7时出发，乘车去郊外参观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接着又去蒋介石草山行馆，那是蒋介石来台湾后的上世纪50年代长期居住的地方，整个公馆整体是日本式风格，格局不大，但窗明几净，有一种恬淡之美。记得20年前在一张政协小报上读到过蒋介石的警卫写的回忆，说上世纪50年代蒋介石在草山过生日，颇为俭朴，让警卫下山在老百姓家里买了两只活鸡——我对此印象很深。
回市区路过国民党中央党部，在7楼党史馆参观，一位国民党的义工为我们讲解国民党领袖建国的艰难。此地参观者很少，整个大厅只有我们几个人。我总觉得整个气氛是人去楼空，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落寞之感。
这时外面正好下起大雨，在滂沱的雨中，国民党党部大楼外，聚集着几十个退休老人，在大楼门外仍然还不肯离开。有两位老人，在雨中用双臂挥舞着国民党党旗，颇有一种悲壮伤感的气氛。
这些属于深蓝阵营的老兵们，似乎想以这种雨中挥旗来表达他们对已经失去政权的国民党的支持。据说连战现在就在此地楼上某一层办公，真不知选战失败后的连战看到这些老兵雨中挥旗的场景，心中会作何感想？国民党要再等4年，才有一次新的机会重整河山，他们那时会有所作为吗？从现在的样子看，实在令人难以对他们产生信心。
与泛绿学者谈两岸关系
今天是6月7日，来台湾已经10天了，下午应约去D大学政治学系与4位泛绿教授座谈。两次来台湾，我所接触的台湾学者绝大多数是泛蓝人士。正因为如此，今天的座谈对我来说具有特别意义。能近距离了解具有不同观点立场人们的想法，把握他们思想的脉络，彼此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可以获得许多启示。
几天前，我请台湾大学S教授介绍我与一些属于泛绿阵营的学者认识。S教授之所以选择D大学介绍给我，是因为台北市大多数大学都是泛蓝人士占多数，只有这个大学教师是绿营人士为主。
中午我如约到了D大学的政治系会议室。不一会，系主任W教授，资深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博士M教授，法学博士H先生，助理教授巴黎大学博士C先生都到了。白桌布上放了些小甜点，平添了一些温馨的气氛。然而，说起来这确实是一种很奇特的气氛，我是客人，却没有任何人引荐，一个人独自来到这个陌生的会议室，面对几个从未谋面的泛绿派学者，共同讨论双方共识度并不多的两岸关系问题。
我很不希望讨论者会变得感情用事并使气氛紧张起来，一旦出现那种情况，连调节气氛的人也没有。幸好，一见面，年长的M教授就对我说，1998年他在美国柏克莱大学一次会议上听过我的讲演，那年我应美国政府邀请第一次访问美国，曾在旧金山介绍过大陆的新权威主义思潮，他当时也在座——总算座谈会上并不全是陌生人。
我的开场白是先作了一点自我介绍，然后说自己这次来台湾从事访问研究有两个目的，一是实地了解台湾的政治发展与现代化转型；二是希望对台湾朋友在两岸关系方面的看法有深入的了解。我接着谈了大陆改革开放是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140年来第一次真正获得的好机会。大陆提出和平发展就表明我们大陆人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历史机遇，而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台湾问题，如果台湾出现独立，两岸一旦诉诸战争，大陆实现和平发展的目标就很难实现。同样，这对于台湾现在正在实现的民主化来说，也构成致命的打击。接下来我谈了10天来对台湾的观察，并说希望就教于各位——
我说，首先，台湾民主化得益于三个条件：一是国民党三民主义意识形态有着对民主的承诺；二是台湾广大中产阶级的兴起，台湾社会没有出现极贫与极富之间的极大的两极化差异，而这种贫富差异是非常不利于民主正常发展的；三是民进党作为反对党的出现，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权威主义要走向民主，往往遇到一个巨大的困难，即独大党（Dominant Party）系统下，很难发展出强有力的竞争性对手。竞争性民主只有在势均力敌的较量中，才能形成竞争性的多元均衡，而民进党以台湾“民族主义”为诉求，则恰恰形成一种聚结为反对党的组织力量，来与国民党抗争，这种反对党的组织力量，有意无意之中，恰恰起到多元均势的功能。这种有利条件在其他地区与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并不多见。这方面台湾应该是得天独厚。说到这里，我觉得他们意识到我并没有敌意，因为我是从民主化所需要的多元制衡的积极意义上，来看待台湾民进党的功能的。接下来，我进入了主题——
一开始，人们原以为，台湾民主会起到大陆民主化的示范作用，但事实却并不如此。对于竞争性政党来说，通过竞选追求本党利益的最大化本无可厚非，然而，民进党是以一种特殊的不合理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民进党要取得选票优势，就以族群划界，并诉之于族群悲情主义，因为它觉得这样最有利于它获得台湾的多数选票。这种情况之所以在台湾出现，是因为民进党恰恰是以本省人为主体的党，它可以声称代表本省人利益，而本省人又恰恰是占台湾人口70%～80%的多数人群体。要使这一多数群体产生“我族认同”，又只能不断地强化“二二八”的悲情与受迫害者的历史记忆。在陈水扁看来，由于本省人在台湾占人口85%以上，只要诉之于本省人的悲情，并以多数群体与少数群体之间的划界为选举战略，在选战中就很容易获得多数票，并因此而取得执政地位。台湾2000年与2004年的两次选战均是如此，虽然民进党在政绩上乏善可陈，但居然也能取得胜利。其原因就是这两点的结合：民粹动员，悲情意识，族群划界。
然而这样做，民进党又不得不付出另外的消极代价——那就是形成信任危机。一是大陆不信任，陈水扁言而无信，一到选战，就会煽动台独情绪，以争取多数族群意识，大陆很难与之建立互信关系；二是台湾本地中另一半人的不信任，泛蓝群众总是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我认识的一位原先属绿营的学者后来成为激烈的反陈水扁派，其原因是他认为这种竞选是不公平的，他说，把少数人作为攻击对象，和当年希特勒压迫少数犹太人有什么两样？他还说，这种民主恰恰是法西斯主义的民主，希特勒就是以多数票上台的。族群分裂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且美国不愿意为陈水扁的冒险族群主义背书。
我特别担心的是，政治家为了求得权力的保持会不惜一切走这条路，因为有了权力就会有如此大的资源，这种诱惑力强大到足以使他宁愿牺牲规则，冒极大的风险，进一步煽动分裂，这样下去肯定会形成恶性循环。煽动悲情——族群分裂——取得多数票得胜——族群进一步分裂……如此循环。两岸关系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前所未有的困难与危险时期。我担心台湾民主会走进死胡同，进入一种陷阱之中。两岸关系解决不好，影响了中国大陆的和平崛起，也影响台湾民主化的正常发展。这正是大家共同心忧的。我这次来，就很想听听不同观点的朋友的意见，看看能不能找到避免两岸走向战争的办法。我想知识分子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但对困境的思考是知识分子不可推脱的责任。
当我结束我这段开场白以后，原先曾在旧金山有过一面之交的M教授第一个发言。他首先问我来了多少天，我说正好是10天。他问我见了哪些人，他们是哪一派，我说主要是蓝营学者。接着我特别补充说，正因为我想全面了解台湾情况，所以特地来到贵系，很想与绿营学者交流一些个人想法。他说：“你能在10天里对台湾作出这样的判断，可见你的观察是敏锐的，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有些看法我并不同意。首先美国并没有失去对陈水扁的信任，他们鼓励台湾购军火就是例子，其次，台湾日常生活中并没有什么族群分裂。”
法国归来的博士C先生接着说，大陆方面应该反省一下这样一个问题：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人，为什么在台湾越来越少？C先生说，这个数字从1992年的26%，下降到现在的7.7%。而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的，则从同期的17%上升到43%。如果把这种变化完全归因于李登辉、陈水扁的挑动是说不过去的，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他们也只是一种社会心态的在政治上的代表。
C先生还说，我们的生活方式、语言、风俗、都来自中国，我们的祖辈也来自唐山，这一点没有人否认，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C先生认为，这与大陆的“逼迫”有关。每一次大陆的逼迫与“打压”，都会把台湾人逼得产生逆反情绪。第一次是1996年飞弹事件，李登辉正是在这种民众的逆向心理下，选票过半。第二次是2000年大陆领导人在台湾选战前讲“不怕流血”的话，实际上也起了对陈水扁“助选”作用。第三次是2003年沙斯（SARS）事件时期，某位中国大陆官员在国际场合回答台湾记者“台湾是不是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问题时，傲慢地一挥手说“谁理你们啊！”然后扬长而去，这一形象在电视上反复播出，怎么会不激起台湾人的悲情意识？！台湾人就联想到，国民党从大陆来，就搞了“二二八”，现在共产党还是如此，这对选票倾向怎么会不产生影响？
M教授接着回应说，本来，台湾人对“中国人”这个概念并没有特别的感受，无所谓喜欢或讨厌。但大陆对中国的解释，过于狭隘，既然“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全世界都这样认为，那么，至少现在并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辖范围内的台湾，从理论上说，就不是“中国人”了。台湾人可以认为自己是华人，对这一点没有意见，但不是政治意义上的中国人。
为什么民进党现在不愿意在“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来谈两岸关系问题？他们解释说，这是因为如果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台湾事实上并不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台湾事实上已经是“独立的政治实体”。
之后我提出第二个问题：目前我们暂时谁也不能说服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好两岸关系？如何使两岸关系不至于进入战争状态，而又能使双方找到对方也能接受的办法？虽然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人微言轻，但知识分子的良知要求我们要应对这一问题。我的看法是，如果大家都按自己的原则去要求对方，一场中国人内部的战争就不可避免。在我看来，在找不到合适的办法以前，台湾绝对不能单方面去宣布独立，宁愿把台湾前途留到未来某一个时期来解决。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就是逼大陆的中国人通过战争解决问题，那并非中华民族之福，大陆不愿意因为台湾问题而失去现代化的机会。
比较有意思的是，他们对于独立的愿望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强烈。他们认为，从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陈水扁政府也不会宣布独立，因为美国反对，宣布独立缺乏可行性。其次，他们还说陈水扁就算是一个台独派，也没有关系，因为他是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必须根据环境变化来决定下一步取舍，而现在的客观环境就是台独行不通。陈水扁即使心有余，其力也不足，4年以后陈水扁也要下台。没有必要把他看得那么重要。这一段话，是他们的共识。
讨论了1个多小时，大家还算是心平气和。当然，他们并没有对我很热情，只让一位学生送我出门，但也算是以礼相待了。我总算了解了他们思想的逻辑：在他们看来，台湾独立与否还在其次，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平等地位，对他们来说则是不可缺少的。如果大陆独占了“中国”，他们就以“台湾既然不能称自己是中国，那就只能称自己是台湾了”来应对。要解决这一问题，看来还需要在“两岸共属一个中国”这一点上，而不是“大陆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上，多下些工夫。事实上，前几天新华社播发的“5·17”声明，实际上已经在强调“共享一个中国的繁荣”——这句话很有新意。另外，在建立共识以前，两岸要少谈些分歧，多谈些共性的东西，要在感情上建立起良性互动。只有这样，才能化解多年来的矛盾。
台湾民主的教训：先制度化，再扩大选举权
晚上与高华去一位台湾教授家做客，两位台湾青年学者也来相聚。交谈中，留美归台的W博士说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认为，台湾民主化的教训在于，台湾出现了强烈的以族群为基础的民粹主义倾向，这并不是民主的正常发展，而是以多数族群压迫少数族群的“多数人专制”。长此以往，冤冤相报，在特殊的气氛下，外省人甚至会如同当年德国犹太人一样，被指责为应具有“原罪感”，民进党人以为只要煽动悲情主义，就可以激活占人口多数的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族群分裂，并以族群为基础的利益划界。长此下去，其严重后果甚至可能是出现“法西斯式”的对作为少数族群的外省人的压迫政权。由于有这种选择的人占人口的多数，陈水扁将在绝对多数人口的本省人的支持下成为胜出者。台湾南部是大票源，那些南方山民，一天到晚听的是地下电台的台独电台的鼓动性宣传，如，“让中国加入世贸就等于让南方的水果烂掉”，等等。
W博士的观点是，看来大陆以后要搞民主，不像台湾那样，一步到位地去搞直选制民主，而应该学习英国的民主经验，一步一步通过试错过程，先在小范围内形成约定俗成的、人人认同的游戏规则，然后再进一步扩大民主选举的范围。这样，使新的民主参与者就自然受到已有规则的约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民主游戏的规则保持权威性。而台湾则相反，先是扩大普选，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民粹潮流。民粹主义成为本省机会主义者得心应手的获权工具。
W博士的观点有其启示性。然而，后发展国家的民主化很难像18世纪的英伦三岛那样，先在少数人中建立民主游戏规则，然后逐渐吸收更多的人进入民主竞争，使民主规则对参与者的约束力始终有效。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大多是一步到位实行普选，其结果很难避免民粹化。台湾流传的说法是，在台湾，十个不识字的老太婆可以决定九个博士的命运。韩国是如此，拉美也是如此。这实在是一个民主的难题。
我谈到民粹化政治是20世纪民主政治的一大困境。民粹主义产生的机制是，只要存在着“人民公意论”，只要实行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只要底层平民的同质性程度较高，社会分化与多元化程度较低，同质化的底层平民就会形成巨大的票仓，那么，谁掌握了底层的平民人心，谁就拥有多数票，这一巨大的票仓就会吸引野心勃勃的政客，为了在选战中获胜而提出迎合大多数人的口号来吸收选票。于是有魅力的领袖与同质化的平民之间，就会形成相互依存的民粹主义势力。台湾的民粹政治则表现为，台独政治家有意煽动对外省与大陆的仇恨，以此来形成多数与少数的对立，以此来获得票源。我说，21世纪的民主潮流很难绕开民粹主义问题。也许这是普选制民主本身的困境。
以“政治景气论”看食洋不化
今天上午在某大学研究中心听了一次学术讲演，演讲者是一位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的政治学博士，这位博士以“政治景气理论”来解释中国大陆1980年代“经济扩张与党代会召开”的关系。在我看来，这纯粹是食洋不化的教条主义。首先，西方这一“政治景气理论”的关键，是经济景气对政治选举的影响。然而，中国大陆实行的是列宁主义政党体制，根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那种一人一票的选战制度。经济扩张与否，与政治精英如何接班并无必然联系。这正如同一个人用了某种新牙膏，同时又出现牙痛；第二天用旧牙膏，牙没痛。于是就得出结论说：新牙膏与牙痛存在着相关性。其实，牙痛的真实原因是，一个有蛀牙的患者第一天吃了糖却喝了冰水；第二天就没有喝冰水。整件事与牙膏用什么牌子无关。看来，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存在着学术上对西方主流理论食洋不化的通病。其实，一个学者的悟性往往比理论更重要。在我看来，要创造中国自己特点的政治学，就要打破西方理论的现成框架，要运用西方政治学的理论元素，包括它的范畴、概念与方法来作为思考与分析的工具，并根据现实因子之间的客观结构，来建构自己的理论。
晚上，去重庆南路购书。只有到了这条书店街，才能感受台湾出版业的发达。2300万人口所出的书籍如此琳琅满目，令人称奇。如果大陆13亿人的的思想文化才智也发挥出来，那将是何等壮观的文化景象。我一口气花了四五千元台币购书，约合人民币一千元左右。与大陆图书相比，一本书大体上要贵一倍左右，但书印制精美，纸张好，反正自己平时消费也不多，这点书钱也就不那么在意了。
让外国政治家来“承包”台湾？
来台湾的第23天。上午参加一个演讲会，主讲人是政治学者Z教授，他的讲演大意是——
政治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和平、发展、尊严、安全。陈水扁却偏离这一目标。陈水扁大谈“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一切以此为原则，而不问台湾老百姓的生计与安危。正因为如此，“究竟要自己人的政府还是好的政府？”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放在台湾人面前。Z教授认为，民进党当政者陷入了被他称之为“我执”的政治迷思。用他的话来说，民族主义，族群主义，一旦成为“原则”，就变成“宁愿生活在自己人统治的地狱，也不愿意生活在他人统治的天堂”的迷思。他认为，台湾人应该考虑让外国人来“承包”台湾。让出职位来，这样就使台湾“全球化”了。
我是这次会议上唯一的大陆学者，我的发言大意如下——
Z教授的观点，对我们日常思维颇具挑战性冲击力，很前卫，很另类，有助于我们摆脱思想固化。我们常常生活在“我执”中而不自觉，因而Z教授的观点是很有启示意义的。然而，我并不认为Z教授推荐的让外国政治家来“承包”台湾的建议具有实际价值。Z教授的哲学出发点可能是柏拉图式的乌托邦，他认为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思辨设计出、建构出某种好的制度，但制度是一个民族在长期适应自身环境中形成的集体经验的产物，是根据不同条件进行试错的产物。让西方人来当台湾人的“总统”，西方人就更懂台湾？这是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我执”？
Z教授这种奇谈怪论居然能在台湾登堂入室，并能著书立说，实在令人不解。会间休息时，我把这一疑惑求解于一位参加会议的S教授，S教授的回答颇为意味深长——只要你理解了当下台湾人在政治上的失望与痛苦，你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如此怪异的观点出笼于台湾。更具体地说，Z教授其实表达了这样一个意念：无论谁当权，总比阿扁当权要好得多。
会上一位发言者说的话颇有意思。他认为，中国大陆打台湾实在没有必要，因为台湾根本不可能独立，民进党唱“台湾独立”是假，唱台独只是为了拉选票而己。
与韦政通先生一席谈
过几天就要回大陆了，今天晚上与台湾著名思想家韦政通先生谈，他特地请自己的女儿开车送他到高华的寓所，我们3人在这里见面后并到附近餐馆用餐,以下是他的一些想法——
为什么台湾民主发展到如此令人不满的地步？韦政通先生说，事先台湾民主化并没有通过全民的教育。民主是突然的，当一人一票实现时，结果就会出现扭曲。英国走的是渐进式的发展道路。台湾则是通过仇恨，通过斗争，一旦斗争者得势，就会反过来打击自己的敌人。其次，台湾三权分立只不过是形式，行政与立法最后是相互交换利益/各得好处/私下解决/黑道政府。
我在餐馆里对韦先生说，10年前我第一次见到韦先生时，回来后的第一个感觉是，我的老师一辈的人应该是韦先生那样的人。然而，时代没有给我们这一代以那样的老师。我们的价值、知识、志趣，等等，全是在艰苦的生活中无师自通的结果。
韦先生是一个传统的自由知识分子，思想清晰，实在，没有那种食古不化，食洋不化，能以常识为基础。韦先生与牟宗三的分手，使他避免了把儒家意识形态化为教义的危险。韦先生的思考始终是清明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明智。与他谈话最令人称奇的是，他已经80多岁，头脑仍然如年轻人一样清晰明快。他一年前因夫人去世，很不适应那种孤独生活。他说有一段时期甚至连一个字也读不下去，生活变得索然无味。然而，当他应聘到广州中山大学给研究生上课，此后就变成了另一个人，有着使不完的精力，中国大陆有那么多求知若渴的大学生围在他身边，听他讲道论学，这是他在台湾根本没有享受过的乐趣。从大陆回来后，他又重新回到了知识生活中来了。韦先生身上，似乎透露出知识分子与一般人不同的东西，那就是知识、思考、探索、求真，本身就是愉悦的来源。用儒家的话来说，那就是“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希望我老年时也能像他那样。
与民进党官方人士的交流
这些天来，交流的对象大多是泛蓝人士，今天是离台前的最后一天，下午14：30,总算有了一次机会，与一位民进党学者兼官僚的C先生约在一个咖啡厅聚谈。 C先生是台湾的知名学者，早在20年前，我就听说过他的学问很好，是一位前辈学者最欣赏的后学之一。他对我那么老远赶过来与他见面表示歉意，说如果知道我住得那么远，就会约一个更中间的地方会面。他是小胡子，小平头，西装革履。他的外表很像是一个刻意打扮过的日本商人。而且看上去像是一个很发达的日本商人。他已经具有政治人物不自觉的那种威势。他谈话缺少与别人交流的愿望，只要你讲个头，他就会以慢条斯理的声音谈起来。语言是很沉稳，很有逻辑的，也很有些看法，但这不是交流，不是对未知的东西的一种探寻。
他说，两岸问题的难处在于，一方面大陆经济上崛起，有了足够的实力；另一方面是，台湾已经民主化了。如果两个因素中少了一个因素，两岸关系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紧张。例如，如果大陆经济军事实力不足，台湾方面也就不在乎大陆，可以自行其是，反正你们拿台湾没有办法。现在台湾方面的变化是，由于台湾民主化了，因此，任何台湾执政者都不可能在民意不同意的情况下按大陆的要求统一。问题是这两者正好碰到一起，问题难就难在这里。
他还谈到，台湾民主并不成熟，由于蒋氏时代的威权政治具有压迫性，使台湾社会内部并没有为民主到来做好必要的准备，因此带来许多矛盾。当他谈到社会上流传的仇视大陆人的一些传闻时，很激动地说，台湾人骂大陆人是“中国猪”，“支那人滚回去”，这不能说没有，但肯定不仅仅是少数，而且可以说是极少极少数，少得不值得一提。可能蓝营人士为了刺激大陆而故意挑出来说的。最有意思的是，他说，如果两岸统一，那请问，在目前大陆的一个中国框架下，中华民国往哪里摆？换一种说法，中华民国如何放在一个中国框架里来？我注意到，他以中华民国为挡箭牌，来说明为什么不能接受一个中国。这反过来表明，民进党当家以后才知道“中华民国”这块牌子的重要性。
我的总的感觉是，C先生认为现在两岸的问题不是台湾方面造成的，而是大陆方面造成的，一切应由大陆方面来解决。这是典型的绿营中间派的观点。
与一般台湾知识分子不同，他谈问题已经不是讨论性的，而是阐述性的，一切已经是固有见解。也许他已经习惯于采取同样的方式来谈两岸问题。临走时，我送给他一套袖珍本的线装李清照词选，他表示谢意。
一个大陆学者对台湾人的期待
再过几天就要回大陆了，晚上在电脑上写作访问总结，以便在离台之前寄交给东道主台湾中华基金会。以下是报告的内容摘要——
这次是我的第二次来台访问。知识分子尽管人微言轻，但学者自我承担的责任与良知，要求我们为自己民族解脱面临的困境尽自己一分心力。两岸关系不仅仅是政府之间的事，更是民间的事。
这次到台湾，最深切的一点感受是，台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留，使台湾比大陆在许多方面更像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以至于要了解传统中国社会人文，大陆人可以在台湾获得具体入微的体验。我在屏东、高雄各地的祠堂、村落庙宇与农村访问时，也感受到这种传统人文环境的影响力的持久不衰。而在大陆，传统人文遗存几乎荡然无存。究其原因，与大陆自五四以来产生强大的激进反传统主义的人文思潮有关，这种思潮在政治上发展为把传统视为封建主义的遗留而予以全盘妖魔化，这对文化的继承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而在台湾却没有出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与妖魔化的过程。以至于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至今在台南地区还保留着一些宋明遗风，这一点只有长期在大陆生活过的人才会有深切体会。
根据我的观察，台湾民主化有成绩，也有其矛盾与问题 ：一方面，民进党以台湾民族主义为诉求，恰恰在客观上形成一种消解独大党体制的组织力量，这种反对党的组织力量恰恰起到多元均势作用。然而，另一方面，台湾民主化过程中，也出现了民粹主义动员与族群分裂等消极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民进党为了发挥自己的动员优势有关：民进党争取选票的过程，往往会强化族群界线，并成功地运用悲情来激活选民的族群感，从而获得更多选票。其结果，形成了台湾社会的族群裂痕，产生了少数族群与外省人的被压迫感。以族群划界也会产生对悲情主义的政治诉求，这又会引发台独的激进主义，例如出现“支那人滚出去”“中国猪”的声音，这又会激发大陆对日本侵略深刻的痛苦记忆，这就如同在大陆人的精神伤口上撒盐一样，引发大陆人的“受害者的悲情主义”，如果大陆13亿中国人的的悲情主义被激活，两种悲情主义之间的非理性的两相激荡，其结果会不断引发两岸关系进一步紧张，甚至产生战争的悲剧。
台湾民主化是社会进步的趋势，但台湾民主化过程出现的民粹动员，悲情意识，族群划界，以及社会分裂，在两次选战中都周期性地出现，绝不能以偶然性来解释。一个真正为台湾人民谋福的政党，应该有以政治为天下公器的责任伦理精神。应该有为民族未来负责的态度，这些都是值得台湾当政者深思的。
感谢中华发展基金会给予我这次宝贵的机会，在两岸关系处于复杂多变的时刻，作为一个生长在大陆的独立学者，深感两岸交流的重要性，也深感有责任运用自己的知识能力，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冷静、客观、全面如实地介绍给大陆朋友与普通民众。同时，也诚恳地期望台湾人不要走向台湾独立。世界上有些事情是可以争取的，有些事情是无法通过争取来实现的。台湾独立就是不可能通过争取而成功的事。虽然两岸关系有许多敏感复杂的因素，虽然大陆方面的一些具体做法，可能使台湾人产生误解，也可能在某些方面有意无意中伤害了台湾人的感情，其中也有历史与现实环境造成的过节儿与误会，但大陆人希望两岸统一的愿望是出于至诚。正如两个打过架的兄弟总会和好如初，回到已故母亲的灵前来共同祭祀，我也看到两岸关系发展的许多重要因素与契机。
最后，我感谢所有台湾朋友对我的帮助，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也盼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两岸人民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回家前的感想
过几小时就回到家了，此刻我坐在香港候机厅读一份香港报纸，报载大陆知名学者N教授关于两岸问题的文章，这位学者断言,2008年台湾势将独立，中国大陆必须做好统一战争的准备，言下之意要先下手为强。据我所知，此君从来没有去过台湾，对台湾当然没有实际的感觉。令人担心的是，这位大陆强硬派学者的思维方式，却在我们大陆的网络上，成为主流，长此以往，可能左右人们思考问题的路径。
记得正是这位学者曾经发表过一个怪论，大意是，即使收不回台湾，我们也可以把台湾炸平了再说。这真像是一种赌输了同归于尽的心态，完全不顾台湾人的死活，实在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非理性的心态。虽然他不能代表大陆大多数知识分子，但其言论却能影响众多愤青与网民，并占领民族主义话语的至高点。
我深恐此类思维会披上民族正义的冠冕堂皇的外衣，来影响国人的思维与选择。相信中国的当政者不会片面听信此君的不负责的言论，中国的命运决不能交由此种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摆布，至少不能让他的声音毫无阻力地在社会上不受制约，如入无人之境。我想，一个有机会到台湾访问的大陆学者。应该把自己的切身感受让更多的人了解。用政治学者与历史学者的眼晴，把我在台湾的所见所闻写出来，实际上正是实践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责任。
来源：《领导者》，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