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进入工厂当了十二年工人，这十二年中，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有一天会去考研究生。郑天挺先生是改变我命运的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时我通过朋友介绍，已经认识了复旦大学的中国经济史教授伍丹戈先生，他住在虹口区溧阳路附近，离我住的余杭路不太远。

我周末从工厂回到市区家中，经常有空就去他家，向他请教与聊天。伍先生过去曾经是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热血青年，我也是一个关心国运的青年工人，喜欢历史，我们很谈得来。他把线装本的《东华录》借给我阅读，这是一部根据清实录摘编的满族入关前的史料汇编。

图片伍丹戈先生是引导我进入历史殿堂的指路人

有一天我在他家，临告辞时，他儿子伍继祖刚下班回来，偶然向我提起，说这几天《文汇报》上有一篇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郑天挺写的短文章。呼吁加强清前期史的研究。你注意到了没有？

我说我没注意到这篇文章，回去后会找来读。小伍只是偶然提到这篇文章，没有想到他的提示，却是改变我命运的起点。（三十年后，我在日本访学时见到小伍，告诉他，当时他那句话对于我是多么关键，它甚至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回到厂里，正好在报栏上读到了郑先生的这篇文章。此前，我就知道郑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后来才知道，他是西南联大的教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

于是不揣冒昧，就提笔给郑先生写了封信。信中说自己是上海工厂一名正在自学明清史的青年工人，正在读《东华录》中记载的后金社会的史料，对后金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很感兴趣，觉得它很像马克思提到过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描述的东方专制社会。在信中还谈了我的一些十分粗浅的看法。

没想到老人家很快就给我回信了。我一直珍藏着他的这封信，从他的字迹可以看出，老人家动笔已经有些困难了，字写得很大，笔划看上去还有些抖动，文字也很简略，有一种写得很吃力的感觉。这就是我与他的通信的开始。此后，我们有了多次通信，他每次来信，都是鼓励我。

十年动荡结束了，各大学开始招考研究生。有一天我收到了郑先生的一封来信，信还是那么简短，我记得全信只有一句话：

“功秦同志，你好，现在已经开始招收研究生了，你愿意报考我的研究生吗？”

此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进大学读书，我是1946年出生的，已经超过报考大学的年龄段，我连大学都没有读过，根本没有想到过，可以去直接报考研究生。郑先生的鼓励让我兴奋激动，我决定以同等学力的资格去试一试。

那几个月是废寝忘食的日子。也是充满未来憧憬的日子，此前，说实在话，我连大学教科书的封面是什么样都没有见过，如何考研究生呢？

然而，命运之神仿佛对我特别青睐，几个月以后，我参加了南开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初试，初试居然录取了，不久后乘火车去天津南开大学参加复试。

在复试笔试开始前，我看到考场门口有一位白发老人，他轻声问监考老师什么，监考老师指了指我的位置，这位老人就径直走到我的桌前。这就是郑先生。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轻轻拍拍我，无言地表示对我的期望与鼓励，就离开了教室。

第二天，在面试现场，我才正式见到了郑天挺先生。他是一个像祖父一样的老者，和蔼可亲，记得他在复试中问了我一个问题，大意是，“后金“这两个字，是当时人的称呼，还是后来的称呼？

我想了一下，就老实地回答说，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记载，但我猜想，应该是后来的称呼，因为“后”字在古代汉语中，不够辉煌大气，当时的统治者为自己的政权命名，不太可能使用“后”字，我猜想是后来的史家为了区别历史上的金朝，而把东北的满族（女真族）政权称之为“后金“。如同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唐、后梁、后晋的国号一样，都是后来的史家称的，当时的统治者都直接称自己是唐，梁，晋。

郑先生点点头，表示满意。接着，他还问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后来我复试还得了优，看来，郑先生是有意要接收我了。

然而，回上海两周以后，我却得到了南开大学招办“不予录取”的通知。

没有录取的原因直到后来才得知，原因是，我的政治考试成绩，被南开大学的一位不负责任的批卷老师写错了。成绩应该是85分。但批卷人却把正面的成绩50分忘记加了上去，于是我的卷面成绩就变成了35分。这样，我的总名次就跌到录取线以下了。看来，郑先生作为导师，他也无能为力，当时他无法了解这些细节，也并没有决定权。

不久后，郑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他的信的大意是：你没有被录取，也许我比你还难过，希望你明年继续来考我的研究生，你是一个自学的学生，我知道你有很大的困难，但是，我是相信你的能力的，你需要什么书，我给你寄过来。

南开大学没考上，我的考卷资料被转到了第二志愿，南京大学元史专业。我本来以为不会有什么录取的希望的。

然而我居然被南京大学录取了。命运对我微笑了，我成为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元史学家韩儒林先生门下的学生。

后来我才知道，我在南京大学有幸被录取，郑天挺先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得知我的考试材料已经转到我的第二志愿，即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专业，就特地写了一封推荐信给韩先生，郑先生同时也把这给韩师的信，转抄了一份寄给我。大意是，这位考生是他发现的很有培养前途的学生。韩先生是郑先生当年燕京大学的老同学。郑先生的推荐，无疑是关键因素。

韩先生与元史研究室的其他几位老师，在收到天津寄来的我的考卷以后，当时就很好奇奇，这个考生其他成绩都不错，为什么政治考试怎么就只有35分的成绩呢？然后再一翻阅我的南开大学考卷，一查竟然是由于考官的疏忽，硬是给我少算了整整50分。他们对此颇为不平，对我也深表同情。

此外，我的俄文成绩确实不错，考了93分的高分。这也大大地帮助了我。元史室有大量的俄文资料，他们正需要一位俄文好的学生，将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虽然我报的专业是明清史，还是被元史研究室破格录取了。于是我就有了两个改变我命运的恩师。是他们共同改变了我的命运。

后来我把考取南京大学研究生的消息写信告诉了郑天挺先生，我还告诉他，一直抚养我长大的姑母，看到我的录取通知书，当时就激动地落泪。姑母当时说的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话是，“现在我终于对得起你爸爸了”。

郑先生也非常感慨，他还在信中提到姑妈对我的殷切期望。他说，你有韩先生这样的好老师，韩先生又有你这样的好学生，真是值得庆喜的事，他自己也十分欣慰。

我入学后不久，就在上海成婚，郑先生还专门托南开大学历史系的一位青年教师，把一副缎面带给了我，我也把自己在1973年的万里旅行中，在民间收集到的汉武帝陵的一块完整瓦当，托这位研究生同学带给老人家，据这位同学说，郑先生就把这个瓦当一直放在书架上。

在我研究生快毕业前不久，得知郑先生在北京开会期间，宾馆因暖气开得太热，回天津家中后，患上了感冒，并转为重症肺炎而不幸去世，享年82岁。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这位恩师了。我暗中想，一定要像老人家对我那样，去对待我自己的学生。这一定是他期望的，也是我对他最好的报答。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老一辈学者对青年人的爱护，是中国文化的古老传统，我是这种文化的受益者，也有义务把这种知识分子传统继承下去。中国数千年的文脉，就是以这种方式传承下去的。

(本文选自 萧功秦:《热爱生命：学术人生随想录》，本书已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