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复旦大学出版社来信，邀请我参加易中天《帝国的终结》的新书发布会，并请我发言，我同意了。

我第一次见到易中天是几年前，那时去长沙参加湖南卫视举办的一个嘉宾谈话节目。记得一到长沙宾馆，就有一位中年人来我的房间拜访，他介绍自己是易中天，在厦门大学任教，我当时还真孤陋寡闻，居然不知道他已经是一位有影响的公众人物。他说看过我的一篇文章，印象很深。我谈到自己的清末研究，并说以后会把自己的一本关于清末改革的专著寄给他。事后才知道他已经非常有名，可他却一点架子也没有。

第二天，我们参加湖南卫视的嘉宾节目，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听他讲演。他在聚光灯面前，有我们一般学人难得的从容与幽默，强烈的聚光灯照射对于我们多数学者可能都是一种心理负担，但对于他，则起到触发思维活跃的激励作用。在几个嘉宾中，他是最能临场发挥的，他语言的机智与幽默感发挥得特别出色，他这种在强光下从容表达和妙趣横生是一种非常可贵的能力，这真是幸事，而我则不行，虽然我讲课时的感觉还不错。

在我看来，易中天有三个优点，第一，他是有学问的，绝非戏说历史，更非游淡无根，有一位老前辈说，易中天不过是个“新式说书先生”,我对此并不认同。易中天不同于一般说书先生，在于他有较扎实的学术积累作为基础，而且颇有创见。这一点可能比作为文人的余秋雨要强。虽然余秋雨也并不是一无是处，他也有其他方面的优点。

第二，他有真性情，有坦诚的一面，而不像有些人那样矫情。

第三，与其他有学问的学者相比，他又有善于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谈学术问题的能力。虽然有时会让人觉得有点过于“俗”了，但这是个人选择的风格问题，这种雅中有俗的风格使他拥有广泛的受众。

基于他有学问，有真性情，有通俗化的本领，因此，我认为他的演讲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绝非哗众取宠，也并非所谓的媚俗，应该把他与媚俗区别开来。

可以说，每个人天生都具有对历史的好奇心与兴趣，长期以来，这种朴素的兴趣却被教条化的历史教学体制压抑住了，后来又被商品化的戏说历史扭曲了，易中天能激发青少年对历史与文化的兴趣，我们甚至可以说，易中天的出现起到了重新点活人们对历史的朴素兴趣的作用。

尤其可贵的是，他的演讲能激发人们的“求异思维”，激发人们从不同角度来对习惯的定见提出质疑，例如有一次他讲到空城计，说空城计根本不现实，然后列举了许多言之成理的理由。这就是求异思维的具体表现，能给人以启发。尤其是初中生、高中生应该多听听易中天的讲演，这对于长期以来受高考制度的“求同思维”束缚，而越来越丧失自己独立判断力的青少年一代而言，实在太重要了。自科举制度建立以来，中国人习惯于求同思维，这种求异思维正是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

今天下午，去复旦的美国研究中心，参加易中天新书《帝国的终结》的发布会。这是三年来第二次见到他。他走到我跟前与我聊天，他烟味甚重，说对我来参会很高兴。我说你已经是大名人了，平时生活也不太方便吧。他对此很是感叹，说他连一个小馆子都无法去，也不敢去。我说他的书以常识理性来洞察历史是一个大长处，看来这句话比较中听，但我说的也是事实。

我是第一个发言，我的发言大意是《帝国的终结》这本书，体现了中国学者在21世纪的起点上，通过自己的探索，来重新建构历史大框架的一种努力。此书从一开始就提出，中西历史发展路径的不同，体现在城邦制度和邦国制度两者的不同，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是邦国制度，发展趋势是帝制，希腊是城邦制度，其发展趋势是共和。邦国制之所以发展为帝制，因为它实质上是权力社会、武力社会，归根到底要集权，集权的结果就是一个帝国。

城邦社会为什么发展成为共和呢?易中天认为它是财力社会，是商业社会，商业社会的契约需要法律，最后的发展结果就是共和。这个思路把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提出的一些观念与顾准先生的一些研究结果结合起来了，而且他用雅俗共赏的语言把这种不同表达出来了，很清楚。

再比如说，他指出商鞅变法是走向专制的变法，是从领主社会向专制社会的集权政治的变法。我觉得他的这些判断是清晰准确的。

书里面还有一些精彩的东西，比如作者认为中国从秦汉建立大一统帝国以来，就是有学问而无思想，这个判断似乎是惊世骇俗的，但想想也有道理，秦始皇以后中国其实就没有原创性的思想了，剩下就是与圣人之道相关的学问了，而且这个学问的“问”，易中天说并不是怀疑，不是质问,更不是批判，而是请教，所谓“学”就是承顺先王之道，并不是经过自己独创的分析与经验，去对人类的真理有所把握，而是通过熟读圣人的经典，去接受圣人的教化。

又比如他谈到中国其实没有思想家，他认为只有六祖慧能可能算得上是一个思想家。这本书中还提到，“王夫之是学问大于思想，李卓吾是情绪大于思想，王阳明是姿态大于思想，朱晦庵是解说大于思想”，这些判断看上去似乎有些极端，也可以说是一种片面的深刻，有一些实质性的东西值得读者品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易中天这种洞察力不是通过纯粹理论的形式表达出来，更多是通过常识理性，这里指的常识理性就是一个正常人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判断时所使用的那种健全的理性，世俗的常识理性每个人都有，但一进入学术领域，不少人就会下意识地从意识形态来解读历史现象，要恢复常识判断，还需要付出努力。

当然，易中天也有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局限性。例如，他对历史的解读更多的是从人的精神状态、人的心态的多重性、人的智谋、人们在人际关系的复杂环境中如何适应等角度来切入的。这也许是与中文系学者在人文性的知识结构上，更注重于人的内心世界的思维取向有关，他较少从社会大背景、历史的内在逻辑、特定时代的矛盾与困境如何导致社会的变动等方面涉入问题，这方面更需要其他领域的学者，例如历史学者、社会史学者、经济史学者从不同角度来进入。这种多元化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