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高中同学相比，我是一个“因祸得福”的人，虽然高考是高分，但由于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复杂，没有考上大学。所幸的是，我高中毕业的那年是1965年，正是三年大饥荒结束后，国民经济开始好转的一年，上海工厂大量招工。于是我在高考失利以后，没有成为“社会青年”去支疆，而有幸成为位于市郊嘉定的上海第一齿轮厂的代训学徒。
本来说好三年满师后，要分配去湖北恩施地区的大三线，去那里的中国第二汽车厂去当机械工的，后来却由于全国开展文革，就留在本厂当工人了。这一际遇才让我在上海有了十二年后考研究生的机会。我开玩笑说，我们是十年动荡的“既得利益者”。命运之神对我个人来说，实在太“友好”了。
另外，我的知识结构与思想状态，与上世纪60年代的一般高中生相比，还是有些不同，属于比较另类的那种高中生。这是因为，在高中三年里，我有幸结识了一位比我大好几岁的大学生朋友。
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一位思想超前者。他是建国前上海一位法官的儿子，是我小学同学的哥哥，毕业于上海中学。当时正在中国纺织大学读书，因为他太孤独了，又怀才不遇，在同辈中找不到可交流的知心人，这个高材生回过来与我这个比他小很多的正在读高一的中学生交上了朋友。
他弟弟陪着他第一次到我家来，他就推荐我看王阳明，陆象山的书，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听到宋明两个大哲人的名字。此时，我正在读苏联科学院编的哲学教科书，他却建议我直接读欧洲哲学史，他还提到康德，还谈到尼采与叔本华。他还借给我一本英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柏克莱的著作。此外，他还是个文学爱好者，他抄录了泰戈尔、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纪伯伦以及许多文学大师的名言警句，并借我阅读。至今我还记得其中有几句纪伯伦的名言：“希望是半个生命，淡漠是半个死亡”，“一个人永远不会失去他的朋友，除非他的心灵同意时”，“当你背对太阳，你永远只看到的是自己的影子”。
我至今十分感激的这位大学生，他在大学里学的是他最不喜欢的印染专业，他戴着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他性格有些忧郁，举止姿态多少有点神经质，（天份高的人大概都有）。他很喜欢写诗，大多数是自由体，但他的诗过于悲观，似乎还少了一点形象思维。在当时文化环境封闭条件下，他的思想很是超前。我最羡慕他的是，一本厚厚的西方古典哲学书，一周就可以在大学的业余时间看完。
我们经常一起在虹口公园讨论美学、文学与哲学，辩论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我们还经常到我在初中时的另一位好朋友朱伟灵家的阁楼里，在那里听古典音乐老唱片。至今记得我们都喜欢德国作曲家韦伯的大提琴独奏曲。（朱伟灵后来考上中国社科院的经济学研究生，后来成了张劲夫的助手，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引进跨国大企业作出贡献。）
在这三年里，我从他那里得到的，要比他从我那里得到的要多得多，其实他是我的亦师亦友。我成为他的“忘年交”，实在是我的幸运。
我的这位“忘年交”是已故的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门生李永琪的学生。李老师也是我初中的历史老师，李老师就住在吕家，这样，我的这位大学生朋友可以从山阴路吕家借出许多旧平装学术书。他读好以后又借给我读，于是我就陆陆续续看了不少此类的书。（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我当年读的都是吕思勉先生本人的藏书，所以我也可以自称是吕先生的“私淑弟子”。）
那些书页大多数已经发黄，发脆，我记得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上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幻想小说《红毛长谈》。书中讲的是一个外国人，过了50年后又再来中国，小说通过幻想叙述，那时已经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让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细节是，这位洋人他在电影院门口遇到一位正在等退电影票的中年人，攀谈之后才知道那是上海市的市长，与普通从一样，在等退票。只不过别人没有认出他而己。
此前，我正在读的是苏联版的哲学教科书。我在他的启发下，开始接触欧洲哲学，他认为学哲学一定要从欧洲哲学史入手，于是我开始读大量哲学著作，如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美学》等等。虽然大多数书并没有读懂。
我最喜欢的还是费尔巴赫。因为只有他的著作我基本还能看懂。至今我还能大段地背诵费尔巴赫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的华彩篇章：
“你知道，真理不会敲锣打鼓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会在鲜花与掌声中到来，它总是在偏僻地角度里，在哭声与叹息中诞生，你知道，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都是一些普通人，而不是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
不过大多数哲学著作，对于一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来说是过于艰深了，记得高二时，由于用脑过度，一段时期还患上了神经衰弱，好几个星期头昏脑胀。也许正是这场神经衰弱症，让我的思维方式有了关键的提升。
现在想来，我真的很庆幸自己那么早就接触了西方古典哲学，虽然我自己都很难说到底从中真正学到了多少东西，我也没有能力概括这些哲学大师的哲学观念，但在高中思辨能力最需要培养的时期，我确实是受到了概念的组织、抽象与思辨能力的实实在在的自我训练，收获了思辨本身给我的快乐。
这种思维能力，这种“思之乐”，恰恰是我们教育中最为缺乏的，也是国人的学术文化传统中最需要提升的。高中时的抽象思维的自我训练，对于我一生都大有裨益。在政治学与历史学领域，现在我能比较从容地创建自己的概念。我先后提出过“大闷锅效应”、“制度决定论”、“急诊室效应”、“后母情结”、“猴山结构”、“严复悖论”、“政治浪漫主义”、“新权威主义”、“薄壳效应”等等，来表达自己发现的历史现象与政治现象。这种创造概念的能力肯定与青年时期这种哲学自我训练的经历有关。我很早就摆脱了教条式的思维习惯，应该是受惠于这位年长朋友。
由于我逐渐习惯了这种思辨式的学术思维，使我受文革思维的影响相当有限。（记得文革开始时，作为充满激情的青年人，甚至写大批判文章与写大字报时，我都无法使用那种流行的“革命左派”话语，只能照抄现存在大字报中那种“红旗飘飘，战鼓咚咚”的用语。这说明此前的学术思维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工厂十二年的时间里，我正是私下运用这种“经验——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中国问题，在文革结束后，我成为最早从这种文革话语中脱离出来，并运用新话语来思考问题的人。
研究生毕业三年以后，我开始了学术转向，我放弃了元史研究，告别了成吉思汗与元朝皇帝，进入近代史研究领域，那是1984年，我每天骑着一部破自行车，从虹口区骑到南京路上的上海图书馆。每天在那里阅读近代线装书的文集资料，花了一年时间就完成了《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中国士大夫与挑战挑战》。这部13万字的书稿是我的处女作，并有幸由著名的《走向未来》丛书出版。初版就印了十万册。这是改革开放后，国内最早从文化冲突的视角考察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之一。
我之所以能得风气之先，能比较从容地从文革意识形态语言中摆脱出来，并在当时青年知识界脱颖而出，正得益于我高中时打下的理论思维的基础。
我之所以能轻松地实现学术转向，与自己的思维方式方面的训练有关。用后来一位朋友的话来说，我具备了一种“思”的能力。在高中阶段就有幸结识的那位大学生朋友，正是他引导我对哲学发生兴趣，在思辨能力最需要培养的年代，通过自学，获得了学理思辨能力。
后来他毕业以后，分配到了河南中部一个很偏远的城市的印染厂。那里他已经无法拥有上海这样的条件，我们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很久以后，我从网上偶然得知，他后来成为那个工厂的厂长。我不知道他现在怎样了，我曾多次向郑州的朋友打听无果。应该说，他就是我的启蒙者，我始终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怀念他。很希望能见到他，我深知，时代与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命运是多么重要，只能默默地祝愿他过得好。
一位学生听我谈过我青年时的这段人生故事之后，他说，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一书中提到，他和他的伙伴们在十几岁的时候，经过阅读和沉思，而获得了一种“精神的内在理解力”。他说，“人的这个年龄段一过，再想补回这一课就很难了。”他说我的经历与茨威格很类似，而我的许多同龄人就缺少这一环节。
我的这段人生经历，对于现在的青年学生来说，可能有点特殊。我只能衷心地希望，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中，都可以争取到一种精神自由状态，并凭借它，走出自己的路，在阅读中发现自我。我希望，青年人可以在知识的好奇心、陶醉感的引导下，形成自己的思想力，运用它来理解自己周围的世界，为争取更美好的未来做自己努力，这或许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人生。
（本文载于萧功秦《热爱生命：学术人生随想录》，本书已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