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王国维任教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史事已为世人所熟知，但人们对他与北京大学一波三折的瓜葛却往往不甚了然。实则王氏结缘于清华始自与北大的关系，其间，静安先生那种挥之不去的学者情怀与环境使然的“遗老”自律之间的矛盾心境，展露无余，颇堪玩味。
有记载云：还在清末光宣之际，罗振玉以学部参事而兼职京师大学堂，曾荐举王国维担任文科教习，为总监督刘廷琛所拒。看来，被拒的理由不外乎资格不够，其时王氏仅区区一秀才而已。可是，十年之后，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斐声学界的王国维迅即成为重点邀聘对象。
蔡元培与罗振玉素有交往，戊戌年间亦曾志同道合。罗氏创办《农学报》，每期寄赠予蔡,二人曾就办刊事宜函札往来，互通心曲。此后，又同在沪上办学办刊，时相过从。蔡闻知王国维其人，甚而与之谋面，似应在此时期。王在《教育世界》上撰文介绍西洋哲学，阐发美育主张，评论《红楼梦》，均是蔡深感兴趣之点。若干年后，蔡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等文中屡屡提及王的观点，可见其印象之深。不过，由于嗣后政治抉择的歧异等因，蔡与罗、王的关系自然难以深化。
尽管如此，在北大倡扬“学术至上”的蔡元培，将“学诣”作为聘用教师的唯一标准，像王国维这样深研古学、令世人服膺的大学者，更在延揽之列。然而，静安长期依傍罗叔言，非但生计所需，思想理念亦深受濡染，民国之后沉湎遗老圈内，难以自拔。故而对于北大方面的热诚邀聘，反应甚为低调。1917年秋，亦即胡适、周作人等一批新人正式受聘北大之际，蔡元培便通过王国维的旧时同窗、时任北大教员的马衡(叔平)函邀王氏北来任教。王国维对于北大此举颇为重视，曾先后商之于罗振玉、沈曾植二位。沈持赞同意见，“谓其可允，其如有研究或著述事嘱托，可以应命”。罗的态度稍嫌爱昧，然尚无反对之表示。倒是王本人囿于某种“障碍”，难以跃入新天地，所谓“我辈乃永抱悲观者，则殊觉无谓”，多少透露出对于“北学之事”曾存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心理。联系到前不久发生“丁巳复辟”，王与北大方面的立场迥异，或可作为解读王氏心理的一个注脚。王国维终于婉言回绝了北大的邀聘。翌年，北大再次函邀，王仍旧婉辞。稍后他致信罗振玉谓：“前此亦屡以己不能离沪为辞，未尝言及哈园事也”。就在这—年，王氏开始兼任设在上海哈同花园内的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一职。
此后，直至1921年，王国维对北大的“频年孜请”才作出较为灵活的回应。2月
间，他复函马衡称：俟南方诸事略作整顿后再北上，以“略酬诸君雅意耳。”在此之前，北大方面似乎加大了邀其“出山”的力度，先后托请罗振玉、张尔田(盂劬)诸人促王应聘。已在北大任职的张尔田不时向王函介校内情状：“此间国文一班皆有旧学知识，驯良可教者多，校中同事虽新旧杂糅，与我异趣者尽可不相往来。鄙意此席似当可就。……此校尚有优礼学者遗意。”其实，王国维何尝不知北大“优礼学者”的诚意?他对这所最高学府的内心感受本来就颇为复杂：作为孜孜治学之人，无疑看重北大的权威强势，可是“新文化”风潮又令其困惑不安，即如对于新“典范”胡适，一方面甚不以其白话主张为然，另一方面又对其水浒、红楼的考证心存赞许；蔡元培校长容纳众家、唯学是崇的治校风格固然真切可感，令人心仪，然而观念和人际的羁绊，又使他在可能的选择面前举步维艰。当然，就王的性格和处境而言，“以迁地为畏事”，并非完全是对北大的设辞敷衍。值得注意的是，当罗振玉率先应允北大的邀聘之后，王国维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即明显松动。同年12月，王致函马衡，商洽请北大诸人集资影印《唐写本切韵残卷》事宜，得马首肯。显然，有此愉快合作，王氏应聘北大恐怕仅是时间问题。
1922年初，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国学门，蔡元培兼任所长，沈兼士任主任。随后，校方正式致函王国维：“今春设立研究所国学门，拟广求海内外专门学者指导研究。校长蔡元培先生思欲重申前请，……先生以提倡学术为己任，必能乐从所请。”由于研究所导师不必来校授课，研讨问题可用通信方式，王氏居沪不受影响，因而“万难再却”，终于应允。王的门人赵万里所撰乃师《年谱》载曰：“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函聘先生为通信导师，强之乃就。”一个“强”字，道出了北大方面的殷殷之情，也似乎透出静安先生的几分勉强。其实，仔细考量这段时间王与北大的关系，王氏并非一味被动，他对大学尚有些许朦胧的希冀，这便是致函罗振玉时所谓：“保此一线关系或有益也。”
同年8月，北大遣人送致薪金二百元，王国维坚辞不受，理由是“无事而食，深所不安”，实欲与该校保持一种“留名去实”的关系。蔡元培等任事诸人巧称此乃通信导师之邮资，并非“束修”，王只得收受。有人认为王氏此举出自遗老“不食周粟”心理，未免言过其实。既视作“新朝”的大学，邮资津贴与束修究有何本质的不同?实则传统文人无劳不取酬的心理在起作用罢了。正因如此，静安先生将大学送款“暂存”之后，便立即任事，忙碌起来。至于他入值南书房，“食五品俸”之后不得不调整与北大的关系，当属后话。
王国维接受北大的聘约后，即向马衡表示：“弟于经学、小学及秦汉以上事或能略备诸生顾问，至平生愿学事项，力有未暇者尚有数种，甚冀有人为之，异日当写出以备采择。”不久，他将拟订的研究题目报送沈兼士，计有：《诗》《书》中成语之研究、古字母之研究、古文学中联绵字之研究、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四项。其后，北大学生何之兼、李沧萍、安文溥等数人与静安先生建立了通信指导关系。同时，王还主动建议大学应开设满蒙藏文讲座，重视东方古国文字学研究，并将《五代监本考》一文投寄校内的《国学季刊》。这期间，郑介石、顾颉刚等青年教师先后拜访王氏，登门讨教。王向马衡称赞“二君皆沉静有学者气象，诚佳士也。”但私下对罗振玉却谓：郑、顾为学尚有条理，亦能用功，“然其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此亦自然之结果也。”似在抱怨北大的新潮学风。敦厚如静安先生，在观念深处，仍是“内外”有别。
王国维与北大的联系多以马衡为中介，与校长蔡元培似无缘接触。其实，蔡、王于1923年暮春时节在上海曾直接往还，此事鲜为人知。近年刊布的蔡氏日记对此有所载述： “四月二十六日，往爱俪园。访王静安住址不得，但知其仍往园中授课，因投以一函，嘱约期晤谈，拟借《隶缜》，并托购日文《陶偶录》。”“四月二十九日，王静安来。”“五月一日，看静安。彼对于西洋文明很怀疑，以为不能自救(因我告以彼等已颇觉悟)，又深以中国不能防止输入为虑。我询以对于佛学之意见，彼言素未研究。询以是否取孔学，彼说大体如此。彼以为西人之病根在贪不知止。彼以为科学只可作美术观，万不可应用于实际。”这是一则弥足珍贵的史料，其时，蔡辞职离京返沪，主动造访王，二人曾作内容广泛的长谈，蔡撮录了王氏观点，却未加一字点评。从若干迹象推断，这不是二人的首次见面，却可能是末一次的晤谈。
蔡、王晤谈后不及一个月，王便举家迁京，就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虽然身份上多了一层皇家色彩，但客观上他与北大诸人的交往更为直接、宽泛。北大为他来京举行了欢迎会，自此，王国维留着发辫的身影便时常出没于最高学府。王家住地安门内织染局十号，适与北大教授马裕藻(马衡之兄)为邻，藏书不丰的王氏不时向马借阅书籍，甚感“反较沪上为便”。胡适与王国维亦时相过从，除论学之外，亦偶有杂事相托，胡尝致函王：顷得孙中山秘书处杨某电话，查询“内务府”宝熙、绍英、耆龄、荣源四人表字，请静安先生告知。可见胡、王交往之一斑。《观堂集林》印行后，销路不畅，王的友人看重北大的购书能力，预测“必有百部可销”，王本人亦深信校内的学术需求，设法推销，《北京大学日刊》甚至为该书刊发了广告。由于王在国内外学界享有盛誉，校内人士曾酝酿请其出任研究所主任之职。然而，既已成为溥仪小朝廷的“近臣”，他自然“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1924年春王氏致蒋汝藻函称“弟去年于大学已辞其修，而尚挂一空名”。显然，王已“食五品俸”，推却民国国立大学变相的束修亦在“情理”之中。皇室侍从的身份，使他在涉及与北大的关系时愈加审慎，所谓“以远近之间处之最妥也”，实则不即不离。可是随后发生的事情，使他不得不旗帜鲜明地作出取舍。
同年秋，北大考古学会《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见诸报端，内中痛责皇室破坏古迹，“指斥御名至于再三”，王国维怒不可遏，立即致信沈兼士、马衡提出抗辩，斥该宣言为“不智不仁”，并称“大学为全国最高之学府，诸君更以学术为己任，立言之顷不容
卤莽灭裂如是也”。继而声明：“弟近来身体孱弱，又心绪甚为恶劣，所有二兄前所嘱研究生至敝寓咨询一事，乞饬知停止。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名义，亦乞取销。”并撤回拟登大学《国学季刊》的所有稿件。实际上断绝了与北大的关系。此后，王与马等人虽仍绵续私谊，但他与北大的缘份就此终结。从王致沈、马二人信中的内容推测，此事显然发生于溥仪被驱出宫之前，而非其后。
王国维与北大的关系为时短暂且曲曲折折，不甚自然。这固然与清末民初社会转捩情态相关，亦是静安矛盾的思想和性格使然。北大视王为纯正学者，余所不计；而王视北大为学术与政治的复合体，取舍两难。双方不易协调，症结在此。随着溥仪的出宫，王国维的皇差亦无疾而终，面临失业之虞，北大同人胡适援之以手，力荐其去清华，终于成全了这位国学大师。当初，王氏希冀与北大“保此一线关系或有益也”，焉知静安先生无先见之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