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问题在康德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康德批判时期哲学的沉思和探索的重大主题之一。

在标志其批判时期开始的伟大经典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宣布了他在哲学领域中的长期研究计划是要解决这样三个问题：一是我能知什么?二是我应做什么?三是我可以希望什么?同时，他还概述和勾画了对它们进行回答的总体思路和框架。这就是：第一个问题要由“形而上学”来回答，这是进一步回答后两个问题的前提。康德所说的“形而上学”是最广泛意义的形而上学，它包括“形而上学的导论”和由“自然形而上学” 和“道德形而上学”构成的“形而上学本身”，前者称为“纯粹理性批判”，后者称为“纯粹理性体系”，而对“我能知什么”这个问题进行回答的正是作为“形而上学的导论”的“纯粹理性批判”。第二个问题要由“道德学”来回答，这一回答又是回答第三个问题的前提。只有在回答前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才能由“宗教学”来回答第三个问题。

1781年发表的《纯粹理性批判》详尽地回答了第一个问题，确定我们能知(认识)的只是现象界，即由知性先天颁布的因果必然性规律所支配的处于时空之中的自然界，而作为现象之本源和基础的物自体或本体则是不可知的。这样，《纯粹理性批判》就其积极意义而言，为康德的自然形而上学奠立了基础；就其消极意义而言，则为道德信念和宗教信仰留下了一个认识达不到的地盘。接着，1785年和1788年先后发表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和《实践理性批判》又详尽地回答了第二个问题，确定人的意志所应做的就是无条件地以纯粹理性先天颁布的道德律或实践原理为根据，自立行动的规律并出于对它的尊重而服从这个规律，从而使自己的意志成为一个自律的、因而是自由的或善的意志。这种道德上的善是“最高的善”，但还不是全部的善——“至善”。只有道德与幸福的一致和谐才是实践理性所追求的最后目的，即。至善”。由于先天的道德律只能用于本体而不能用于现象，所以自由意志或道德意志都是本体界的事，而幸福则属于尘世生活，从属于自然的因果必然性，是现象界的事。为使道德与幸福一致和谐就必须以假定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存在和人的灵魂不死(来生)为条件，这就引达到了宗教。这样，《实践理性批判》就其积极意义而言，为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奠立了基础，就其消极意义而言则为宗教信仰确立了“实践的或道德的前提。到了这一步，似乎康德就应该顺理成章地往下回答第三个问题“我可以希望什么”了。可事实并非如此。他集中精力忙于从理论上解决如何消除前两个批判所造成的现象和本体、自然和自由的对立并把两者结合起来的问题，其结果就是1790年发表的《判断力批判》。康德在这都著作中确定了反思判断力的先天原理——“自然的合目的性”，试图通过反思的途径建立起一种把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统一起来的、借助于人在现象界里的文化创造而逐渐走向“最高的善”和“至善”的道德目的论和道德神学，从而为回答“我可以希望什么”的问题从理论上展望前景和途径。正是在第三个批判问世后两年，康德才在1793年发表了他回答第三个问题的宗教学著作——《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宣称他在这里找到了“宗教与最纯粹的实践理性的结合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作为现象的宗教和作为本体的道德可以用某种辩证的方式统一起来：道德是宗教的本质，宗教是道德的现象形态，从而宗教的历史进程就可能成为人类的道德意识从不完善直到最高最理想的善的演进历程。这样康德就建立起了一种宗教的形式与内容得到统一解释的完整意义上的宗教哲学。

《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是康德以三大批判著作为组成部分的“纯粹理性批判体系”建成之后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它标志着作为康德批判哲学之本质特征的先验主义开始向着容纳越来越多的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因素的方向演进，正是在这部著作里，历史的和现实的人进入到康德哲学的视野，人的历史和现实向着康德哲学渗透。因此，在康德1793年推出这部著作时，他在致友人的书信和逻辑学的讲授中，重申了他原先提出的“我能知什么”等三个问题，同时又在其后增加了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人是什么?”并宣称“人类学回答第四个问题”，甚至说，对所有这四个问题的回答都可以看成是人类学。1798年，他在讲授了近30年(每学年讲一次)的人类学的基础上，出版了他一生最后一部由他亲笔撰写的著作《实用人类学》，这个书名就表明康德几十年来所一贯坚持的人类学是经验性科学的立场。它从人作为天赋有理性能力，即丰富的创造才能和某种道德素质的地球动物出发，依据经验和历史，力图表明人是如何作为一个类，通过在社会中的劳动、纪律和文化(政治、法律、科学、技术、艺术和宗教等等)的进步，也就是通过自己的创造活动，把自己创造成为有高度道德意识、幸福和永久和平相处的世界公民组织的。

从康德对他提出的四大问题的长期哲学探索过程，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宗教问题是康德哲学的重大主题，它在康德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它可以说是康德对人类理性能力进行先验批判所指向的目标，宗教问题在他那里是只有在解决了我能知什么和我应做什么以及所知的和所应做的如何可能结合起来等问题之后才能从理论上可以完全回答的，为此康德花了近10年的时间，写出了三大批判著作，作为解答这个问题的理论准备。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说，康德最终完成的宗教学著作又是他力图突破先验主义的局限，而在对人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研究上也同时采取某种历史主义——现实主义观点或力图把先验性研究和经验性(历史的和现实的)研究结合起来的一个转折点或路标。由此可见，宗教哲学在整个康德哲学思想体系中，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或无关重要的东西。相反地，为了全面深入理解康德哲学的实质和发展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就必须对其宗教哲学进行一番认真的研究。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外学术界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在国外，近10几年采，康德的宗教哲学虽然日益受到众多学者们的关注，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其中包括像Clement C．J．Webb的《康德的宗教哲学》 这样的专著。但也有不少学者不承认或否定在康德哲学中有所谓相对独立的“宗教哲学”，如E．Cassirer在其《康德的生平与思想》 一书中，就只把康德的宗教哲学看做康德的伦理学的“推论”和“附录”而已。更有甚者，如W．H．Werkmeister在其《康德哲学的体系和发展》(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1980年)一书中，竟只字不提康德的宗教哲学。国内学术界对康德的宗教哲学思想几乎没有专门的研究，最多也只停留在对其道德神学思想的简单化的叙述和评论之上。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康德哲学研究中的一大缺憾。

在这种情况下，广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谢舜博士的著作《神学的人学化：康德的宗教哲学及其现代影响》，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哲学界的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它是我国系统研究康德宗教哲学的第一部专著，是我国对康德哲学近一个世纪的研究所达到的一个新成果，填补了我国康德哲学研究中的一项空白，对于我国康德哲学研究向着更全面、更深入和更高层次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面对国际国内对康德宗教哲学研究的现状，作者在本书的“导言”中就不能不首先为康德哲学体系中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宗教哲学”进行辩护和论证。作者在一般地说明了宗教、神学和宗教哲学三者的区别之后，着重地阐明了康德的宗教哲学同道德哲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因而它也就是不能被道德哲学所代替的独特的部分。具体来说，就是《实践理性批判》不能完全囊括康德的宗教哲学，因为它只表明和论证了宗教信仰的本质是道德，而并没有、也不可能解释宗教信仰的所有方面。只是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中，康德才就宗教的内在根据和宗教的外在形式作了统一的考察和说明。作者的这个观点对于康德哲学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如果康德哲学体系是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宗教哲学，那么它的根本原则是什么?作者认为，康德对宗教问题的讨论虽然体现了“批判哲学”的一般原则，但却表现出了其知识论和道德学所缺少的历史主义倾向和现实主义倾向。如果说，康德的人本主义在知识论、道德学上表现为对人的问题作先验主义(或先验的理性主义)的考察，那么在宗教学上对人的问题的考察就还同时抱着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态度，因而在这里就已经是一种把先验主义、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并列地包含在自身之内的特殊的人本主义了。立足于这样的人本主义来考察宗教，就是要把神学问题变成人学问题，或把神学变成人学的一种特殊形式来讨论——作者把这概括为康德宗教哲学的“神学的人学化”原则。这个原则的基本要求就是：一方面以人的理性说明宗教的本质是道德；另一方面以人的有限性说明宗教的外在形式是非纯粹形态的道德，是人的道德本性趋向绝对完善的社会历史途径。这样一来，康德就使宗教神学所包含的全部问题都能够在人学的范围内，以人为最高的原则来加以讨论和解决，从而实现了神学领域中的哥白尼式变革。作者对于康德宗教哲学根本原则的这一新概括和新表述，十分准确地把握住了康德宗教哲学的本质和灵魂，是探索康德宗教哲学的主要内容及其诸方面的统一性的可靠指针，也是理解康德宗教哲学在西方思想进程中产生的变革性转向及其深远影响的重要线索。这一新观点的提出是理论上的一种新创造和新贡献。

本书以“神学的人学化”为中心，讨论了康德宗教哲学的三个基本方面：对传统神学的批评，奠立宗教的真实基础和重新阐释基督教。

第一章、第二章“康德与基督教神学”和“康德与启蒙运动”是对康德宗教哲学的根本原则“神学的人学化”产生的历史—理论前提和必然性的考察。作者不仅系统地阐述了康德对基督教神学的“知识论”基础的批评，而且展示了鲜为人注意的康德对神秘主义的批评。通过这些批评，康德为神学打开了一条新的出路，那就是不能把宗教信仰建立在“知识论”基础上(无论是直接的知还是间接的知)，而是要建立在人的实践理性或道德理性的基础上，确立一种与实践理性或道德理性要求相一致的宗教信仰。在考察康德与启蒙运动的关系时，作者对英、法、德三国启蒙运动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康德对启蒙运动既批判又继承、既超越又汲取的复杂的态度，从而表明康德的最终意图是要立足于一种包容理性主义的独特的人本主义上来实现神学领域中的哥白尼式变革。

第三章、第四章是要展示“神学的人学化”原则和神学上的哥白尼式变革的理论内涵。在“奠立宗教的人本主义基础”的第三章里，一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康德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中“对上帝存在的道德论证”，即其道德神学的基本内容，进而阐明了康德是以道德、实践理性作为宗教信仰的内在根据：另一方面又根据《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极富创见地阐明了康德把宗教看做是非纯粹状态的道德。就是说，宗教总是以感性的、历史的形态体现着理性的道德要求。前一方面同人的理性关联在一起，后一方面同人的有限性关联在一起，它们正是康德所强调的人是“理性的有限存在者”或“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二重性的表现，而这就是康德为宗教所奠定的真实基础。

第四章“对基督教的人本主义阐释”是“神学的人学化”和神学上的哥白尼式变革的理论内容之更深入、更具体的展开：一方面指出康德《圣经》的“非神话化”以发现和揭示基督教的教义(如创世、原罪、复活等等)在神秘外衣下所包含的理性原则(宗教的本质是道德)；另一方面阐述了康德关于基督教及其教会可以作为理想的道德宗教的历史载体，从而可能成为人类向理性的道德理想前进的现有的最佳途径、手段或辅助者。作者的分析极富独立思考的精神和个人的独特体验，因而十分吸引人和有启发性。

本书的最后两章是要讨论康德“神学的人学化”的内在矛盾和对后康德哲学及其“神学的人学化”倾向的深远影响。作者以整整一章的篇幅，通过对大量现代西方哲学的材料的分析和综合，相当深入和广泛地论述了康德哲学对后康德哲学产生的种种影响的特点，表达了作者对康德哲学本身及其与后康德哲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的独立见解，是很富启迪性的。把这两章的内容同作为本书的“附录”的“哲学问题的演进与消解：康德与海德格尔的比较研究”联系起来一读，就不难发现，作者对康德宗教哲学能提出“神学的人学化”这样深刻而新颖的观点，是同作者对现当代西方哲学，首先是海德格尔哲学的理解和把握分不开的。

作者的这部著作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深化和扩展而写成的。这篇博士论文在评阅和答辩的过程中得到了钟宇人、叶秀山、梁志学、黄见德等国内知名的西方哲学专家的高度肯定与评价，认为：论文把康德的宗教哲学作为专题加以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尝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开创性的理论工作”，“填补了国内学术界的一项空白”，“对于全面理解康德批判哲学的丰富性及其对现代当代西方思潮的巨大影响以及历史演进都有重要作用”等等。我和邓晓芒教授对于谢舜敢于挑起这个难度很大的课题的理论勇气，对于他广泛搜集康德哲学的资料(包括未翻译过来的康德原著和其他外文书刊)，并不厌其烦地进行挖掘清理、精心研讨的严肃态度，以及在我们与他数不清的反复讨论中表现出来的悟性、理论修养和独立思考，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博士论文突破了国内康德研究中的一般论述，引出了一系列富有新意和启迪意义的论点。叶秀山教授曾经这样地评价了这篇论文：选题“跟踪了国际学术的新趋向”，论文“实为近年来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难得的佳作”，“特向作者及导师致贺”。对于这篇博士学位论文，钟宇人教授在答辩会上用一句话集中表达了答辩委员们的共识：“这是一篇有开创性的学术论文。”但是，谢舜虽然为专家学者们对论文的高度肯定评价激动得热泪盈眶，但却没有陶醉于其中，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对论文的缺憾或不足的批评上。这主要是大家都认为论文的最后部分对“后康德宗教哲学思想。的评述和分析薄弱了一些。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注意多方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在这次成书时特别增补了一章，专门讨论康德哲学对后康德哲学的影响及其特点的问题。

谢舜在报考我的博士生时，正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任《社会科学动态》杂志的编辑。当我看了他任编辑期间写作和发表的有关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关于“希望神学”的论文和译文后，令我惊讶的是，这个青年可不一般，居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拥有一种对于形而上学进行沉思的渴望、兴趣、爱好和奉献的精神。这不正是我所企盼的作为一个西方哲学博士生所应有的素质吗?果然不出所料，他以优秀的成绩被录取了。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单位不同意他在职“定向培养”，而必须去职“脱产学习”，日后重新谋职或分配工作。这对于依靠现有这点微薄的、但却是固定的收入养家糊口的他来说，是个大大的难题。我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与肖静宁教授一道骑车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找到有关领导“求情，当然没有结果。谢舜在这关键时刻毅然决然地作出了再困难也要“脱产”攻读博士学位的选择，给我们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他一家住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一间临街的斗室里，窗外是泥泞的马路，在我们逗留的短暂时间里，不断扬起阵阵尘土，而他无论多么勤快也难以拂去不断袭来的灰尘。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在向着形而上学不断地追求和探索。多么可爱的青年人啊！可是，命运之神对于这位一心向学的学子竟是那么无情，刚入学不久，他的父亲就身患绝症而卧床不起，却又不同意他放弃学业去照顾他，作为独子的谢舜为此深感内疚。不久，父亲病故，他又赴浠水乡间奔丧。丧父的哀痛，生活的重负，有时也使他陷入迷惘，但都从没有能够动摇过他攻读博士学位的决心。他始终记住父亲(一位普通的农民)在病中对他的殷切希望和嘱咐：一定不要放弃攻读博士学位这样难得的机遇，要尊师重道，克服各种困难，努力完成学业。他没有辜负父亲的教导，而是迎着困难前进，选择了康德宗教哲学研究作为学位论文的主题。为它呕心沥血，憔悴消瘦，终于写出了高学术水平的学位论文，圆满地通过了答辩，取得了博士学位。把这样有功底、有研究能力的人才推荐给高等学校或高级研究机构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是我的心愿，也是我应有的职责。当他由于种种原因而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任《开放时代》杂志编辑时，我不禁感到有些失望。但回头一想，他的路只能由他自己去走，现实的社会生活和工作对他的为学也许是一副必要的补药和清醒剂。临别赠言，我只有一句话：做一个与博士学位相称的正直的、有学问的编辑。一年以后，当我得知他将到广西大学哲学系任教时，内心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又可能继续从事形而上学的沉思和研究了。他终于有时间和精力来扩充和加深他的博士论文，使当年知名专家学者们如此器重的“神学的人学化——康德宗教哲学研究”论文以专著的形式问世。这是令人感到欣慰的。当然，身为广西大学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院院长，由于工作的需要，谢舜博士的研究领域从西方哲学扩大到了管理科学、比较社会学、经济伦理学等等。他在这些领域里究竟会漫游多久，谁也不知道。但我仍然愿意相信，如他在本书“后记”中所说的那样，他对康德哲学的那份热爱不仅存在于他的过去，也会存在于他的将来。我更要希望，他在来信中说的“今后不一定没有机会对康德哲学作更深入的研究”这份心愿能够成为现实!

杨祖陶

1997年6月于武昌珞珈山麓

原载 谢舜著：《神学的人学化：康德的宗教哲学及其现代影响》，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商务印书馆即将出修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