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鸣这本《乡村·影视·生活》的出版可以说是圆了我的一个梦。

我一直保存着本世纪初的一份《南方周末》，那上面的一则报道让我兴奋不已，江西有农民在自己拍摄电视剧！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经专门研究过三十年代一个惊人的农村文化现象——在河北定县的许多村子里，农民自组剧团演起了刚刚看到的话剧，而且演的是在国际上极为新潮的观众参与式话剧，还吸引了美国耶鲁大学的戏剧大师专程到定县去考察。我在决定把它作为博士论文题目时，特别感兴趣的是这样的戏剧在新时期的前景；可是，1987年当我来到定县实地寻访时，却发现当年轰轰烈烈搞了整整五年的这么大一个活动，竟连一点点影响也没有留下，只有很少几个还健在的老人依稀记得当年的情况。难道那只是“海归”教授熊佛西等人一厢情愿的“支农”项目？难道中国的农民和现代新文艺不可能建立长期的亲密关系？我心里很不愿意接受这个结论，但现实生活好像就是这样。农村普遍缺乏文化活动，在城市的文化娱乐日益繁荣甚至泛滥的近一二十年里，农村的文化艺术反而萎缩了。虽然电视这个现代媒体已经基本上普及到了所有的村落，可农民只有被动收看的份，还很难看到农村的内容，屏幕上大多是城里乃至外国的故事。属于农民自己的戏曲草台班子演的全是古装老戏，就是城里的专业剧团“三下乡”送去的也大多是传统戏曲。中国的新文化人搞了八十多年的现代文艺和农民还是那么格格不入？

就在这个时候，周元强的故事给了我希望。如果说当年定县开出的是移植进去的花朵，那么竞成的就是土生土长的草根。后来我得知郑大圣到那里拍了部记录片，听到他对周元强的直接印象，兴趣更浓了。我在上课时对研究生说，这是个极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不过心里却担心这些来自城市的学生未必愿意“上山下乡”去研究农民，所以并没把它作为任务派下去。但钟鸣立刻说他有兴趣，而且很快就开始了行动，使我颇感欣慰。我还向学校新成立的创作中心的主任陆军教授建议，请周元强来做讲座。剧作家陆军自己也曾当过基层文化馆馆长，对此十分支持，当即通过钟鸣对周元强发出邀请。老周来到学校后受到学生自发的欢迎，两次讲座和对谈互动及其热烈。我头脑又热起来，在报上呼吁文化部门的领导要更多地宣传周元强，要帮助培养出更多的周元强来。

这个呼吁如石沉大海，连个涟漪也没看到。不过，钟鸣的学术研究却超出了我的预料，收获甚丰。他多次去竞成调查，不但深入采访，还亲身参加电视剧的拍摄，获得了第一手的经验；不但全面了解电视剧的摄制过程，还发掘出那背后积淀着的文化根基——戏曲的土壤。他的研究始终围绕着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周元强的故事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也就是说，农民拍电视剧是不可重复的，还是可以推广的？当时他认为周元强是个极特殊的例子。在他的博士论文答辩通过时，全国其它地方也出现了两三个农民拍电视剧的例子，但毕竟还太少，而且有的还是城里人为主做的。

可喜的是，仅仅一年多以后，钟鸣写出了增补的第七章，类似的农民拍电视剧的地方已经增加到了十二处。最令人高兴的是，有些地方的政府和电视台给予了直接的支持——我四年前提出的愿望终于有了一丝实现的希望。也许我们不久就会有千百个农民电视剧组，我们的新农村建设中将会有扎扎实实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内涵，我们的农民兄弟将能享受到不同于城里的更加好玩的文娱活动。城里虽然有很多高档的艺术，但因为档次和价格都太高，多数市民经常性地参加的还是自发的集体歌舞活动，如合唱、秧歌、扇子舞等等，喜爱戏剧的也多半只是清唱，他们不大可能得到自发拍电视剧的许可。而农村的电视文化活动则应该，也有可能得到在城里难以得到的支持。

要让全国出现更多的周元强，既要有文化和教育部门在政策和培训方面的支持，也要有钟鸣这样的学者用研究所做的支持。事实上，学者的客观的分析研究可以帮助政府有关部门对农民拍电视剧这样的文化现象做出准确的判断，从而制定出合理、合适的政策。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周元强这样的始终和党和政府保持一致的红色文化站长固然应该得到大力支持，但万一其他拍电视剧的农民出现政治上越轨的情况怎么办？如果有无良商人介入管理不到的农村电视剧领域，制作出有违法内容的片子怎么办？这些问题是有可能发生的，但又不应该因此而一禁了之，而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和实验，探索放而不乱的办法。

也许钟鸣还应该为《乡村·影视·生活》写一部续集，为政府提出进一步的政策建议。要是他没有时间做的话，有哪位读者愿意接他的班吗？希望钟鸣能把他的邮址印在书上，以便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人和他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