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是西方哲学史上最伟大最重要的改革者和革命者之一，他在德意志民族备受屈辱的18世纪末所发起的哲学革命，改变了整个西方哲学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影响极其深远。这就使康德哲学成了这样一种哲学，没有它，你就无法解开从柏拉图、亚历士多德直到莱布尼茨、休谟的哲学的秘密；没有它，你就不能理解他所创始的德国古典哲学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及其发展；没有它，你就洞察不了现代西方哲学分裂的根源及其必然的趋势。而康德用以开始这场哲学革命，为整个康德哲学奠定基础，并作为康德哲学对后世经久不衰的影响的最本原的源泉的著作，就是《纯粹理性批判》。因此，英国康德哲学专家诺••康•斯密称“《纯粹理性批判》是哲学史中转折点上的一部经典著作”①是完全恰当的。然而它也属于西方艰涩难懂的形而上学著作中最不易读的一部，而为了理解康德哲学和通过它去把握西方哲学的过去、现在乃至未来走向，又不能不读它。这就是每一个有志于哲学及其历史的研究的人迟早都将遇到的一个矛盾！

1945年，我一进入西南联大哲学系，便四处寻购哲学系知名教授们的著作，所得到的当中就有郑昕先生的《康德学述》。这样，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也就随之进入了我的视野，引起了我早日阅读这部著作的愿望。然而，只是在联大撤销，我回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时，才有可能听郑昕先生讲授康德的课并读他的《康德学述》。尽管有这么好的条件，但一打开《纯粹理性批判》，就如坠五里雾中，难以坚持读下去。结果就是，也许除去熟知了一些康德知识论的述语，如对象、物如（物自体）、现象、先天综合判断等等之外，可以说什么都没读懂。直到50年代末，由于西方哲学中要讲康德哲学，这才反复阅读了其中相关的一些部分，虽说仍是“恍兮惚兮”，但也确知“其中有象”，是搞哲学和哲学史的人所不应回避和必须弄懂的。有了这样的感受，在80年代初期讲授“黑格尔逻辑学研究”课程之后，我就接着开设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认识论）研究”的选修课。从1982年到1987年，我先后在武汉大学、中南财经大学和中山大学四次讲授这门课程。只是在这过程中，我才认真反复地仔细阅读了康德的这部改变了人类哲学思维历史面貌的经典之作，而郑昕先生的《康德学述》、斯密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华生的《康德哲学讲解》等书则是我为了读懂康德的书所必须借助的指南和拐杖。这门课程毫无疑问是相当枯燥、难懂的，但是来自校内外的听众总是把教室坐得满满的，整堂课自始至终全神贯注，兴趣盎然。这是大大出乎意外的。尤其令我惊异和欣慰的是，1987年哲学系为解放军政治教员办的哲学进修班的一批学员也闻风而来，选课听课，非常专心，他们后来由衷地说，这门课对他们弄懂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理格外地有用。所有这些使我更进一步地认识到，康德的这部著作不仅对于从事哲学和哲学史研究、力图理解西方哲学的传统和精神、有心对中西哲学及文化进行比较乃至融合的专家们非常之重要，而且对于一般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来说也有极其现实的意义。这样一来，一种应当帮助初学和后学读懂康德这部著作的责任感甚至使命感也就悄然而生，内心似乎浮现了一条命令，要我不满足于对《纯粹理性批判》中的问题、哪怕是极其关键性的问题的单独研究（在此期间我发表了《康德范畴先验演绎初探》，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3．6；另一篇《康德哲学体系问题》已收入《德国哲学论丛》第16辑）。

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吧，当班上的同学和友人，特别是我的挚友、当时还是讲师的黄见德教授，渴望我能将“纯粹理性批判”的讲授内容整理出版，以便作为学习此书的引导时，我也未尝没有动心过，甚至暗中想到它可以命名为《〈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但由于当时我正患白血球减少症，精力极端不支，始终没有相应的行动。大约在1989年—1990年间，黄见德教授从华中理工大学来又热心地谈到此事，并慨然允诺协助我进行整理。他花了很多时间与精力，根据我的讲授提纲、他自己几次听课的笔记和当时的硕士生冯俊教授的笔记，整理出了一个约20余万字的初稿。原来我对这样出书还很有信心，可是面对着这个可能会拿出去的作品时，我就不免惶惑起来了。主要是因为我讲授的内容，由于听课者（大多为本科学生）的需求和时间的限制，我只能讲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线索，即序言，导论、先验感性论、、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许多部分如先验方法论、分析论和辩证法各自的附录根本没有涉及，而且就讲了的部分来说，也是粗线条的，未按章节申说，特别一些重要章节如范畴先验演绎和纯粹理性的谬误推理的内容，也没有详细按照第一、二版的原文予以分别阐述，如此等等。虽然就内容的深度和阐述方式的新度来看，出这样一本书也许还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就其内容的范围和有利于读者读懂全书而论，这样的书的作用、意义和价值就不那么大了。当时一种新的想法突然呈现出来：如果说我国的读者和学术界当前在这方面还有什么新的、迫切的需要的话，那就应该是一本逐章逐节解读《纯粹理性批判》的书。这样的书也许有几分类似于郑昕先生寄希望于后学为康德这部巨著所作的“长编”②吧。而当我尝试着以此为目标来修改了一章以后，就清楚地意识到我面临的不是小修小改，而是要依据原著的框架重新来过。这一巨大的工程，不是我一个人在现有情况下一朝一夕完成得了的。可是，黄见德教授又正忙于《西方哲学东渐史》续编等等的撰写，且又身在华工大，我就不便再有劳于他了。

从1989起，我就和邓晓芒副教授（不久破格晋升教授）联名招收德国古典哲学的硕士研究生（主要由他指导），他同时还协助我指导德国古典哲学的博士研究生（1993年他本人也增列为博士生导师）。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研究生的必修课，这样我们就有机会经常在一起研讨书中的许多问题。当他了解到我关于《指要》的想法后，表示愿意协助。有他这样与我朝夕相处、志同道合、学有成就的中年学者自愿参与，这是何等难得而值得庆幸的事！不过，在我看来，不是他来协助我的问题，而是需要我们共同担负起撰写这样一部《指要》的重任。这样，我们就商定把这个课题作为我们承担的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的科研项目。从1993年到1995年，他本着我提出的宗旨的要求，根据我原先的讲授提纲，参照讲课记录整理稿，而以康德的这部原著为最终的依据和准则，引文均需从德文原本重新译出，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陆续提供出了一个逐章逐节进行解说的初稿。在得到初稿后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不得不日夜兼程、全力以赴对初稿（包括所有译文译名）进行逐字逐句的斟酌、推敲、校正与修订，特别是就一系列的重点章节和问题作了仔细的修改。然后，我又请他对我修改后的稿子进行再推敲和再整理，并对我作了记号和提出问题的那些地方再加考虑和改写。最后又由我对修整后的全文再次进行审阅并就一些重要的问题和部分作了较大的修改，这样才最后定稿。在撰写和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就所碰到的各种问题（如译名、译文、原文的释义以及涉及观点和义理的种种疑难）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为了达成共识有时仅就一个问题或一个观点的讨论就持续达两个小时，甚或改日再继续讨论。我们两人事后都深深体会到，书稿的这种写作和反复讨论、修改直至最后敲定的过程，也是我们一次最认真、最深入和最有成效地重新学习、研究、探索和领悟《纯粹理性批判》的各种问题、观点及其奥义的过程。通过这样跨度达三年之久的进程，这部由我们共同心血浇灌，凝结着我们共同识见的《指要》终于脱稿了！

我们撰写这部《指要》所抱定的宗旨是，逐章逐节地解读《纯粹理性批判》，既要指要，又要解惑，以帮助读者参照着原著逐章逐节地弄懂，这样地循着原著固有的框架和线索而最后达到读懂全书的目的。从这一宗旨出发，我们在解说时虽然必须考虑和尽量地吸取国内外有关的研究成果，但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是立足于对原著的本意的理解，以原文为依据和准则去正面地解读，而避免陷入繁琐的历史考证和众说纷纭的岐义争论。在整个解说过程中牢牢地抓住系统地阐明康德这部著作的根本目的、中心问题和基本线索这个纲，避免因逐章逐节解读而容易陷入的“见树不见林”的误区。我们的目的是要对原著、原文、原意作“客观的”解说，引导读者去理解真义和把握真相，但我们是从人类认识已经达到的当代高度来解读的，因此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对康德著作中所展示出来的各个基本观点的是非得失、经验教训作出简要的评论，使读者在读这部“康德书”（海德格尔的用语）时能始终保持更为广阔的视野。这本《指要》当然是为决心去读《纯粹理性批判》的人写的一部向导性的著作，但对于那些没有机会和可能去进入原著实地游览一番的人来说，通过它也可以对这部集人类哲学思维的历史和本质之奇观异景于一体的洋洋宏著有一个梗概的了解。然而，既然康德连他自己写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都警告读者只能把它用来作为研究《纯粹理性批判》的“提纲和线索”，“而不是作为原著”③，那么，我们的这本《指要》就更不用说了。想要真正懂得《纯粹理性批判》的人，必须抱着下地狱的决心，不犹豫，不怯懦，不畏艰难和困苦，亲自去读一读原著，啃一啃这个“苦果”，在这个意义上应当像康德奉劝的那样，“必须逐字逐句地去理解批判哲学”④。何况，由于康德此书艰深晦涩，疑难丛生，常常难以掌握其确凿意义和要旨，加以我们水平的限制，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不足、不当、乃至错误都在所难免。这就更需要读者们随时参照原著，予以批判地校正。既然全部书稿是由我最后敲定的，这些缺点或错误都理当由我负责，我诚恳地希望读者和专家们能不拘方式地向我们提出，以便再版修正，使《指要》得以臻于完善。

撰写这本《指要》时，我们依据的是：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 PhB37a , Besorgt von Raymund Schmidt , Felix Meiner Verlag , Hamburg , 1976) ,《指要》中的全部引文都是从这个版本译出的。在编写和译文时还参考了： Immanuel Kant ’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 tr. By F. Max Müller, 2nd edit. , The Macmillan Company , New York ) ; 同时还参照过蓝公武先生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59年版）和韦卓民先生的中译本（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在解说方面得益最多的书是：Immanuel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mit einer Einleiturg und Anmerkungen, hrsg . von Dr. Erich Adickes ,Mayer ＆ Müller , Berlin ,1889 ) ,此外还参考了诺••康•斯密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绰然译，商务印书馆 1962年版）和约•华生的《康德哲学讲解》（韦卓民译，商务印书馆 1963年版）。国内阐释康德这部著作的书，主要得益于郑昕先生的《康德学述》（商务印书馆 1984年第二版），其他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面对即将问世的《指要》，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我之所以能挑起撰写《指要》的那份无法推卸的重担，饮水思源，能不从内心深深地感激我的老师们？郑昕先生引导我进入了康德哲学的门槛，他那部“堪称我国认真介绍康德哲学的第一部专著”（齐良骥先生语）——《康德学述》，使我真正接触到了《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思想的精髓。汤用彤先生不仅以其关于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的精深讲解为我理解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奠定了扎实的历史的和理论的基础，尤其是他因我有志于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而特别赠给我的那部名贵的德文原版的 Adickes 校注的《纯粹理性批判》，在我贯通和掌握全书上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贺麟先生关于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应不分轩轾和平分秋色的思想引导下我终于发现了康德哲学对于黑格尔哲学的那种可以说是更胜一筹的永恒的魅力，先生关于康德哲学的论著，特别是《康德名词的解释和学说的概要》一文，不仅为我解决了不少康德研究中的疑团，而且给我确立了一个中国学者应该怎样去研究西方哲学的范型。而最最宝贵的是先生们为学为人的高尚精神对我的熏陶，使我受益终生。

《指要》的书稿来之不易。它的完成十分得力于邓晓芒教授撰写的初稿，它提供了一个可以进一步加工定型的良好基础，其中的好些部分和段落可以说只字未动；同时，邓晓芒教授对康德某些术语的译法也作了很好的改进，如Gemeinschaft 一般译为交互性或相互作用，他根据此字的本意和康德所赋予的原意而将其改译为“协同性”，这就更其恰当了。此外，书稿中关于康德某些观点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的许多独到的观点，都应归于他。说到这里，我不免要在这里表示一点歉意，由于严格地将解说限于《指要》的宗旨，我不得不忍痛割爱，删去了初稿中对康德观点的某些过多的引申或发挥，希望他以后能以论文的形式阐发这些观点，以飨读者。黄见德教授整理的讲课纪录稿是《指要》产生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他的善意与辛劳，我将铭记在心。湖南教育出版社副编审龙育群先生，以其发展学术的卓识和胆识，及时向我们约稿，使本书得以面世，特别值得我钦佩和感谢。

1995年12月12日于武昌珞珈山麓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原序，绰然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

②先生在《康德学述》的弁言中说：“康德之学，博大精微，且行文艰涩，说之者复纷歧浩繁，苟有人焉，肯为此作长编，一如焦里堂氏之于孟子，其学术价值，诚未可衡量也。” 商务印书馆1984年。

③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第182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

④ 《康德书信百封》，李秋零译，第2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原载 杨祖陶 邓晓芒著：《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6年12月第1 版；

人民出版社 2001年 12 月 第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