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8月，世界迎来了“风季”。
8月8日，代号“北京奥运”的旋风登陆中国；同日，代号“北高加索”的腥风登陆黑海南岸。9月1日，代号“古斯塔夫”的飓风登陆美国墨西哥湾地区四州；同日，代号“十年九相”的“辞”风再次袭击日本。
这四场风的最大亮点，还不是它们的巧合：一日两风，两日四风；而是三风皆骇世，只有一风尽欢颜。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说，奥运的“溥畅”欢乐之风，就是宋玉所说的“雄风”；而其他浸淫颠沛的“勃郁”之风，就是他所说的“雌风”，但也许我可以说，这场登陆北京的奥运雄风，虽然也像宋玉笔下的“大王之风”那样，“目旬焕粲烂”，舞松蹈柏，但它并不“起于青萍之末”，而是起于76年前远渡重洋的一个孤单背影。
一，奥运与国运
2003年12月底的一天，美国哈佛大学礼堂里高朋满座，全场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都像磁力线一样，被讲台上的一个磁场所吸引，磁场中心是一个演讲者，他讲到了71年前一个人和三个国家的故事：
“……那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们只有一个运动员能够参加奥运会，他是个短跑运动员，叫刘长春。他是坐船到美国的，他的身体已经很疲劳了，他代表中国参赛虽然没有取得优异成绩，但就这一个人参加奥运会，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
演讲者是当时在美国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他明确讲出来的一个人叫刘长春，两个国家是中国和美国，没有明确讲出来的第三个国家是日本。美国是1932年第10届洛杉矶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国，中国是向那届奥运会派出唯一一名运动员的参赛国，有日本什么事呢？
当然有。就在那届奥运会开幕前一年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占领了刘长春的家乡和中国东北全境，并且扶持了一个傀儡政权“满洲国”。日本人知道，即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10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一个机会，通过把“满洲国”申请为独立参赛国，并让中国最著名的短跑运动员代表“满洲国”参赛，就可以让国际社会认可它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假如这名运动员还可以获得奖牌，那将升“满洲”国旗，奏“满洲”国歌，这无疑是给日本的侵略行径颁奖，给它的非法附属国颁发认证证书，颁奖典礼将成为加冕典礼。
当时的日本决策层应该清楚，奥运会即使是一个游戏，那也是一个以体育竞赛为表现形式的国家主权游戏。这个游戏的最简单规则是：首先，任何一个运动员要想参加这个全球最高级别的体育赛事，必须首先，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公民，并要接受这个国家的委派；其次，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要委派一个运动员作为自己的代表参赛，这个运动员必须已经是它的公民，而且本人要同意作为它的代表参赛；第三，只有主权国家或主权国家认可的地缘实体（比如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才可以成为参赛国或参赛地区。
1932年日本统治下的“满洲”，不能满足上述规则的第二条和第三条，但占领当局想倒过来操作，企图通过造成派运动员参赛的既成事实，让国际社会追认、让参赛选手默认派出“国”的合法性。于是有了日占区大连《泰东日报》1932年5月21日刊出的爆炸性新闻：“新国家满洲国已决定派刘长春等人，代表满洲国前往美国洛杉矶参加奥运会，而且，国际奥委会已复电承认，并要求速交满洲国的国旗和国歌。”这则新闻此后被反复刊登了5次。
这期间，傀儡国政府并没有以任何形式征得当事人刘长春的同意，而此时的刘长春，已经和母校东北大学的师生一起逃亡到了北平。他立即向校长张学良将军表露心迹，绝不代表侵略当局参赛，并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则又岂可忘却祖国而为傀儡伪国做牛马耶！”
张学良虽然不一定懂得奥运游戏的性质，但他懂得爱国的价值，和他这个学生的内心清白。于是，他作出了一个决定。1932年7月1日,他在东北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宣布，刘长春将代表中国参加第10届奥运会。他当场捐出8000块银元，作为参赛费用。7月8日，刘长春和随行教练宋君复从上海登上“威尔逊总统号”邮船，启程赴美。当他在甲板上面对茫茫大海时，不知道他是否想到他其实并不孤单，他的祖国与他同行。经过太平洋上21天的艰苦航程，7月29日下午，奥运会开幕前一天，邮船到达洛杉矶码头。
刘长春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美国之行，如其说是体育竞赛之旅，不如说是他一个人对抗一个侵略国家的战争之旅，当然是不流血的道义之战。他能不能拿到奖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来了，参加了，并且表达了一个被侵略、被占领的国家公民绝不屈服的意志。有这种意志的公民组成的国家，今天快不起来，明天可以快起来；今天高不起来，明天可以高起来；今天强不起来，明天可以强起来。否则，只能更弱更贫更慢。
本节简单的结论是，能不能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是个主权资格问题；能不能在奥运会奖牌榜上位于前列，是个国家实力问题；能不能成为奥运会举办国，则是个国际地位问题。一个国运兴隆的国家，自然有资格，有实力，有地位，自然能在奥运会上大展身手。
在刘长春生活的年代，中国只有资格问题，也就是说中国面临着生死存亡，还谈不上别的问题。他代表中国实现的第一次奥运之旅，显示的是这个民族生命力中最顽强的部分：在任何恶劣情境中生存下去，并显示自己的存在。
二，大球推动小球
1907年10月24日，当时的南开大学校长、全国体协董事张伯苓，在全校运动会闭幕会上作了一个演讲，他在演讲中提了3个问题：“……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派出一个选手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派出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才能举办一次奥运会？”
回答他第一个问题，中国花了25年：1932年，中国终于有一个人远涉重洋到了美国；如果不算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装的样子，回答他第二个问题，中国花了45年：1952年，中国派出140人的大型代表团，参加第15届赫尔辛基夏季奥运会；回答他的第三个问题，则整整花了一个世纪：2008年8月8日，奥运季风第一次登陆北京。有趣的是，每回答一次，中国就跨越一个时代，3次回答，跨越了3个时代，这很像是中国这名超级运动员，在历史田径场上的三级跳远。
第一级跳跃，是从帝国到民国。1907年，中国还被称为大清帝国，4年之后发生的辛亥革命，把中国变成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从理论上说，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变革，国家主权不再是皇帝家族的私产，而由全体国民分享，所以国号为“中华民国”，政府自封为“国民政府”，执政党自名为“国民党”。这样一来，有两种现代国民意识开始觉醒：一种是作为结束异族统治的结果，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兴起；另一种是作为结束君主统治的结果（这种君主统治被认为无力应对西方列强的欺凌），平民爱国主义激情得到释放。
因爱国，而希望国家强大。于是全体国民就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强国梦，有实业强国梦，有军事强国梦，有教育强国梦，当然还有体育强国梦……上文提到的张学良将军大概是当时的国人中梦做得最多的人之一，他做军事强国梦，所以做了少帅；他做教育强国梦，所以办了东北大学，自任校长；还做体育强国梦，所以培养刘长春，把他录入东北大学，专门为他举办中、德、日三国田径邀请赛，他还代行中央政府职能，出资让刘长春临危受命，出征美国。
不过，正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里所说的，那时的国民政府“仅仅代表最大的富翁，并不代表老百姓，并不把老百姓放在所谓"国民"之列”。因此有中国在大陆上的第二级跳跃，从民国到人民共和国。这次跳跃在体育上的最伟大成果，就是回答了张伯苓的第二个问题，中国于1952年派出140人的大型代表团，参加第15届赫尔辛基夏季奥运会。
也有两个遗憾，一个是，当时的中国是“站”起来了，但还没有“壮”起来，所以还要被人害，受人欺负，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因受各方阻挠，到达赫尔辛基时许多比赛项目业已结束，仅有3支球队与芬兰队进行了4场比赛，也就是意思意思。吴传玉参加了100米仰游比赛，成绩为1分12秒3。整个代表团算是留下了一个成绩，但没有获得一枚奖牌。
另一个遗憾是，有人在国际奥委会里玩弄主权游戏，要让台湾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因为中国大陆当时在联合国没有合法席位。中国对此做出强烈反应，先是主动缺席1956年的第16届墨尔本奥运会，后又于1958年8月19日，由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表声明，中国自即日起断绝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关系。这就是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资格还没有被国际社会，主要是联合国认证，作为中国唯一代表向奥运会派代表团资格的合法性受到怀疑。
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体育问题，与一个国家竞技体育水平没有关系，而与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有关系，也就是说和国际政治有关系。对这一点，毛泽东应该是看得很清楚的。当时主导世界秩序的美国打不赢朝鲜战争，特别是后来，深深陷入越南战争泥淖，让它感觉到了中国的力量，再也不能把中国看成小菜一碟；中国与苏联决裂，让它看到了中国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不介入霸权冲突的独立与和平倾向，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返回国际舞台，可以缓和东西方的紧张对峙。
可以这样说，当时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需要，远远大于中国对美国和西方的需要。所以才出现了毛泽东的表侄孙女、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王海蓉描绘的中美“乒乓外交”那一幕的序幕：
“1971年3月21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于28日开始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在日本，美国队提出访华要求。消息传回北京，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上交总理，认为目前邀请美国队的机会尚不成熟。4月4日，总理在报告上面批注"拟同意"后呈报外公（即毛泽东——本文作者注）。
“4月6日，外公圈阅报告，退外交部办理。美国乒乓球队无缘来华似成定局。因为4月7日世乒赛就闭幕了，各国代表团将陆续回国。”
本来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一个传奇故事似乎到此就夭折了，不过，美国球员科恩主动与中国球员庄则栋之间的友好互动，激起国际舆论热烈反应，毛泽东从《参考消息》上看到报道后，4月6日晚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到底是什么东西触动了毛泽东，使他改变了原来的决定，现在已不可考。可考的是，美国乒乓球队于1971年4月10日至17日访问中国；可考的是，半年后的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通过2758号决议，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把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除；可考的是，一个月后，乔冠华率领中国代表团正式参加第26届联大会议。
这就是史称“小球推动大球”的中美“乒乓外交”美谈。把它当做外国记者的一个噱头这样说说也无妨，但假如把它当做一个严肃的国际政治事件来分析，就本末倒置了。如果没有中国国家实力，特别是核打击力量的增强，如果没有中国在美苏争霸的全球政治中发挥的缓冲作用，如果没有中美两国在遏止苏联扩张野心方面的相互战略需要，那只小小的乒乓球就不可能飞越太平洋。
因此，是大球推动了小球，而不是相反。不过，作为一个象征，1971年4月间在中美两国运动员乒乓球拍子之间弹跳的小球，可以被看作当代中国和平崛起和奥运记忆的一个新起点。
三，第三级跳跃
按道理讲，1971年10月，中国大陆恢复了联合国席位，成为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恢复国际奥委会成员国的席位应该顺理成章，或者用俗话说，是分分钟的事情。值得玩味的却是，从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开始算，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只花了半年时间，恢复在国际奥委会成员国的席位倒花了8年时间（1979年11月恢复），莫非国际奥委会比联合国还牛？
不是更“牛”，而是更“软”。联合国是个硬性国际政治组织，它硬就硬在必须在利害之间作出及时选择。让台湾退出联合国虽然在价值方面违背西方理念，但那是软的，长期的；让中国大陆进入联合国，并出任常任理事，对于防止东西方两大阵营由冷战转变为热战利益大，而且是硬的，当下的。所以，联合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当年就作出了选择。
奥运会组织则不然，它是软的。它的利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较硬的利益：扩大成员国，这不仅能扩大它的影响力，还可以增加它的收益；另一个是较软的方面：贯彻它的宗旨。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它的宗旨是，使体育运动为人类的和谐发展服务，以提高人类尊严；以友谊、团结和公平竞赛的精神，促进青年之间的相互理解，从而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美好与和平的世界。用6个字来表达这段话，就是和平、友谊、进步；用8个字来表达，就是和平、友谊、尊严、公平。尊严和公平是“进步”含义的延伸。
显然，在国内政治中不尊重个人尊严，在国际政治中让弱小为强大作出牺牲，都不符合奥林匹克宪章。或许因为前一个原因，苏联才缺席奥林匹克运动31年（从1921年到1952年），它能被邀请参加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那可能还是因为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为自己赢得了道义积分；可能因为后一个原因，中国大陆8年后才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席位，那还得感谢倡导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猜想当年，国际奥委会显然不愿意接受恢复中国席位的联合国模式，那意味着开除台湾奥委会，体育运动不愿意接受让弱小为强大作出牺牲的政治思维；中国当时也不愿放弃“两极思维”，这种思维反映在台湾问题上，就是势不两立，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从而形成了维持现状的僵局。
幸运的是，1978年，中国开始了20世纪的第三级跳跃，从封闭到开放。毫无疑问，这级跳跃的伏笔是毛泽东埋下的，是他在晚年让国门对美国开了一条门缝。但是，意义更为深远的对内开放，和范围更为广阔的对外开放，则开始于1978年。这次开放对于中国有全方位的意义，单从体育上就能看出端倪。在中国网编辑的“中国体育大事记”里，1977年可记载的事只有寥寥3件，1979年则记载了16件大事，其中就包括：
——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会议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全国性奥委会；设在台北的奥委会将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机构留在国际奥委会内，但它不得使用它目前所使用的歌和旗。这项决议有待于国际奥委会各国委员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予以批准。
——10月26日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以通讯表决的方式批准了此决议，此后，游泳、田径等国际体育组织相继恢复我合法席位。
这几行字虽然轻描淡写，但它描述的事实在当代中国发展史上，却浓笔重彩。首先，中国“软”化了自己过去的立场，用开放思维代替了两极思维，在台湾放弃主权诉求的前提下，保留了它在国际奥委会的席位，这是在解决香港问题之前的创制行为，可以称之为“一会两制”，它为后来解决香港和澳门回归问题的“一国两制”提供了成功的探索。
其次，中国开始生产“软”力量。这里的“软”，并不是软弱的软，而主要是非暴力非对抗的和平力量。在中国当代的三级跳跃中，前两跳（从帝国到民国、从民国到人民共和国）是“硬”跳，因为它们是通过革命和战争完成的跳跃，第三跳是“软”跳，因为它想通过不流血的渐进改革道路，完成中国与世界的接轨，和向现代化的转型。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反对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主张协商与和解。
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梦寐以求的国际奥委会席位恢复以后，中国反而忍痛割爱，没有派代表团参加第二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22届奥运会（不是因为准备不足，中国早在1979年2月就开始了准备）。除中国外，还有美国、加拿大、联邦德国、日本等65个国家参与了抵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就在距离奥运会开幕还有7个多月时，也就是1979年12月27日，苏联军队突然开进其南方邻国阿富汗国土。一面请各国运动员来给自己装饰太平，一面却派自己的士兵去别国领土杀人，这虽然有点黑色幽默，但不是中国喜欢参与的游戏。
从1956年到1980年，中国主动缺席了两次奥运会，一次是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另一次就是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同样是缺席，意义可不一样。第一次缺席是为了宣示自己主权的神圣，第二次缺席则是为了宣示奥林匹克宪章的神圣，套用一首诗来说，就是：比赛诚可贵，金牌价更高，若为和平故，两者皆可抛。从宣示主权，到宣示和平，表明中国的国家实力从硬到软都开始增强；开始从拒绝别人干涉，走向主动参与国际事务；开始担负一个大国的责任，担负这个责任的代价就是牺牲参加一次久违的奥运会。这同时还表明，再一次在奥运大舞台上亮相的中国，向世界亮出的是和平姿态。
遗憾的是，并非所有高谈大国责任与和平价值的国家都愿意付出这种牺牲。就在中国、美国和其他65个国家的运动员一起退掉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机票后不久，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国旗却不止一次地在莫斯科的某个地方升起。这让我忽然想起俄罗斯伟大诗人莱蒙托夫的两句诗：
“我们也在恨，偶尔我们也在爱，
不管对于恨、对于爱，却一点都不愿牺牲……”
这说的仅仅是诗人生活的那个时代吗？
四，咖啡与伴侣
我在本文第一节的结论部分提及奥运与国运的相关性，但是，就像咖啡与伴侣也有相关性，但不能说咖啡就是伴侣一样，我们也不能说奥运就是国运。
历史有时比人们想象的更有戏剧性。1932年，中国第一次出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只有一个人，而且没有进入决赛；1984年,中国再一次出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有225名运动员，获得了15枚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在金牌榜上排第4。如果说洛杉矶曾经是中国跌倒的地方，半个世纪后，它又成了中国爬起的地方。不过，爬起归爬起，还不能说是崛起。
金牌榜不能等同于国家实力排行榜，更不能等同于国际地位排行榜。1984年，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国际影响力，中国都还没有上升到金牌榜所在的位置。更有趣的还是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如果仅仅根据奥运来推测国运，你会得出一些经不起时间检验的结论：第一，苏联是世界第一帝国（它高居金牌榜首位，获得55块金牌，比排名第3的美国多了近20块），第二，西方阵营输给了东方阵营（苏联和民主德国排名前两位，共获得92枚金牌，美国和排名第5的联邦德国加起来，只有47块，刚过一半）；第三，韩国已经是世界大国，它不仅是本届奥运会举办国，还在金牌榜上排第4；第四，中国从1984年以来国家实力下滑，金牌总数从15滑到5，排名从第4滑到第11。
谁都知道，这些推测都不是真实的，还没有等到下届奥运会，苏联就分崩离析，东方阵营成了历史记忆，中国又超越了韩国，韩国距离世界大国还是有一段越走越远的路程……
如果像某些西方评论家所比喻的那样，冷战时期，奥运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当成了替代性战场，那么就可以说，苏联和它的卫星国赢得了体育之战，但输掉了经济之战和价值之战，最后收获了金牌，但输掉了国家。从任何意义上说，在国际政治俱乐部的咖啡座上，经济实力和普世价值是咖啡，奥运成绩只能是伴侣。咖啡没有了，只剩下伴侣，是调制不出一杯好饮料的。
当代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第三级跳跃的最伟大之处，就是把国家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咖啡上，而不是放在伴侣上。放在咖啡上的含义，就是放在中国的和平崛起上：一是经济平稳高速增长，二是“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胡锦涛主席2008年5月访日结束时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前者是国家的硬实力，后者是国家的软实力，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只有软硬兼施，才能和平崛起。
作为这些追求的具体步骤，中国在经济上把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在社会方面开放并扩大了个人在迁徙、择业、婚姻、就学、出国等方面的自由，在政治上废除干部终身制，扩大非共产党员参与权力结构的渠道，下放权力，实行村级直接选举，缩小政党对行政、经济和社会生活干预的范围；在与国际接轨方面，中国加入了WTO，签署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国际事务方面，中国扮演调解者和劝和者的角色，而不是扮演冲突的一方，在“朝核”和“伊核”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所有这些，表明中国一直在努力同步推进增长持续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多元化，只要这个过程不停顿，中国的和平崛起就是可以预期的。
中国之所以对世界许下和平崛起的诺言，是因为中国的决策者了解，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中国才能崛起；只有中国崛起了，世界才会更和平。对后面这一点，邓小平有很清晰的表述：“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他接着说，有人认为中国是“好战”的，这不对，中国最希望和平，我们反对霸权主义，是为了和平，因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
推崇“民主和平论”的西方评论家可能不同意邓小平的看法，在他们看来，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打仗，中国还没有变成民主国家，她的崛起还福祸难卜。这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一个国家的侵略倾向与和平倾向与其国内政治结构确实有关系，民主国家一般比非民主国家更倾向于和平；但还有另一半，一个国家的侵略倾向与和平倾向如何，第一要看它的政体的动态演变趋势，第二要看动态的国际格局。为什么美国人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中国却在帮助美国促成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为什么中国在举办北京奥运和平盛会，俄罗斯军队却在格鲁吉亚境内动手？这只能说明，一个在国内推行渐进民主化的大国，比那些在国际上推行“单边主义”的民主大国，更没有侵略性。
我强调了作为国家实力的咖啡的作用，并不是要轻视作为其伴侣的奥运的作用。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世界各国运动员和观众品尝到了又香又浓的中国咖啡，伴侣的贡献功不可没。在此之前，很有些国际人士并不认为中国要请世界品尝的是一杯美味咖啡，而更可能是一勺毒药。现在留在他们记忆中的，应该是青岛海面上相互触吻的点点帆影，而不是相互对峙的艘艘军舰。
这就是我们要与世界分享的奥运记忆，它不仅是关于一个国家的美丽传说，也是关于她和平崛起的一个侧影。
（吴稼祥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部高级研究员）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