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如何重建中国的文化、道德、教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96 次 更新时间:2008-08-01 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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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安 (进入专栏)  

这可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大问题。经济改革以市场为取向,已达成共识,尽管有人反对。政治改革以民主为目标,口头上大都承认,尽管起步艰难。文化、道德、教育要不要改的问题都没有提出,怎么改,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总要起个头,讨论起来,才能逐渐形成共识。

自由主义的永恒价值

按照经济改革的市场取向、政治改革的民主目标,中国文化、道德、教育改革的趋问也应该以西方文明为范本。这就要接受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天地宇宙间,人是最伟大的,人的生命、权利、尊严必须得到保障,人的独立性、人的创造力、人的想象力、人的责任感、人的隐私权必须得到尊重。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教育之存在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国家的、政党的需要。所有国家之上、人民之上、革命之上、政党之上的说法都是本末倒置,要求个人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大局,当螺丝钉、做驯服工具的理论,不是教条僵化,就是别有用心。人是自由的,一切压制人的自由、剥夺人的自由的行径,不管披上多么漂亮的外衣、找到什么理由作为借口,都是反动的。这就是自由主义,或称为人文主义,或称为个人主义,成为西方文明的核心理念。

然而,从西方文明的历史和现实中,可找到无数的实例,证明人的权利受到侵犯、蚕食、损害、剥夺,西方对殖民地的掠夺、美国对印第安人的灭绝、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布什对伊拉克的侵略等等,都表明了西方文明虚伪的一面。这成为反对自由主义的主要论据。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在于,人类的历史中,理想与现实、价值与事实、理论与实际经常发生矛盾、对立、扭曲或表现为不彻底、不完全、不一致。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大都是由于统治阶级、势力集团的私与恶。自然科学可以不受人为因素的干扰,完全按设定的条件进行实验,而人类的历史却常常发生变异。但不能因为这种变异而否认理想、价值、理论的合理性、真理性、绝对性。自由主义宣扬的人的自由、自主、自立理念具有永恒的价值意义。

人的社会,人要受到尊重,这个简单的道理并不简单。几千年来人的历史、人的社会,人并没有被当作人,被蔑视、受屈辱、遭奴役。500多年前,西方哲人才发现、发明这个道理,并逐渐演化为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个人为本位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石。

中国渴望现代化,却不接受自由主义,就不能真正融入现代文明。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一是不信上帝。天地宇宙间,人为什么是最伟大的,人的生命、权利、尊严为什么必须得到尊重?西方人信上帝。人是上帝创造的,人的权利是上帝赋于的,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违背上帝的旨意、侵犯他人就会下地狱。对上帝的感恩与敬畏,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94%的美国人自认为是教徒,10人中有9个人信仰上帝,每星期要做礼拜。我在美国参加一次宗教聚会,祈祷完后,站在我前面的人突然回身与我握手。后来才知道,我参加了他们的祈祷,就都是上帝的人了。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为保平安、求富贵,急时烧烧香,临时抱佛脚。

二是不守规矩。自由主义的真谛,是倡导人的自由,又限制人的自由,更不准侵犯人的自由。中国人可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喜欢自由过马路、自由丢垃圾、自由大小便、自由大声喧哗,现在又加上自由造假、自由作弊、自由害人。总之,只顾自己自由,不顾他人自由,把自由主义理解为无法无天、个人主义曲解为利己主义。

三是不弃特权。这是自由主义的最大障碍。自由主义表现为经济上反垄断,政治上反统制,思想上反专制。自由、民主、人权都是为了限制特权、取消特权、反对特权的。可是,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一直是承认特权、敬畏特权、维护特权。中国发动民主革命就是反特权,革命胜利形成了新特权,对经济、政治、思想实行专政。专政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自由、民主、人权也就荡然无存。新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改革从经济领域起步,放弃对经济的部分统制,作为对价,特权获得了巨额的经济利益。这样,一方面改革要向经济、政治、思想领域深化和挺进,取消特权的最后领地;另一方面获得巨额利益的特权,要放弃变得更为困难和艰巨。自由主义被说成是颠覆而遭强烈的反对也就不足为怪了。

承认自由主义具有永恒的价值意义,这并不等于说,自由主义是人以及人类社会唯一的价值理念。自由主义表达了对个人权利的追求,以此作为人以及人类社会的价值理念是不全面的、不完整的,自由主义所表现的西方文明更存在严重的缺陷。

儒学文化的永恒价值

近百年来,中国的传统文明受到西方文明的全面攻击和挑战,作为传统文明核心理念的儒学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和批判。中国传统文明被取代是不可避免的,而中国的儒学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新儒学在中国逐渐抬头,批判的矛头直指西方文明。

天地宇宙间,最伟大的人,从哪里来?不是上帝造的,是父母生的。人为什么不感恩实实在在生我、养我、育我的父母,而要感恩上帝?人的生命、权利、尊严是重要,但人活着就是为自己吗?就是为了吃好、穿好、住好、玩好,就是为了自己的自由,即不受干涉的消极自由和自主选择的积极自由?西方宣扬无差别的平等和博爱,将父母与路人一样看待符合情理吗?对陌生的路人表示爱,西方人的优点值得中国人学习;但是对父母的爱,没有道德的要求,可以不尽任何责任和义务,这与动物有什么区别?西方人对物质的狂热追求与对人情的忽视冷漠,已堕落成不可持续的消费动物,中国人也要跟着学吗?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将自己的传统文化连根铲除,从经济、政治到文化、道德都得照搬西方?西方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自由,值得中国借鉴,但西方文化的低俗、快感、刺激、色情、暴力、奢靡、颓废、怪异也值得中国模仿?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呈现物质与精神、利益与道德、现实与理想、工具与价值的对立,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恶化,酿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使人类陷入不持续的困境,中国还要作为样板照搬学习?日本与东亚“四小龙”作为“儒教文化圈”成功步入现代化,从事实上证明了儒学与现代文明的兼容性、适用性,证明了西方化不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唯一道路。作为儒学发源地的中国,向现代化进军中,不应该重视、继承、发扬、挖掘、利用自己的文化资源吗?

自由主义将爱自我作为人的出发点和动机,应该没有错,但人的伟大、人的价值、人的意义,恰恰是为他人。自由主义主张对他人不干涉、不侵犯,作为人际关系的准则,应该没有错,但也造成了人与人的疏远和冷漠。儒学倡导以仁爱为核心,由近及远、逐步扩展对他人的爱,从爱父母到爱兄弟、爱朋友、爱众生、爰自然。这是儒学对人的终极意义和价值的思考。世界各大宗教都对人的终极意义和价值作出了回答,不过都是否定现世、寄托来世。而儒学是在现世的生命中、平凡的生活中实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唯有儒学对人生的思考,最为积极、又最为实际;既博大深远、遙不可及,又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既是文人雅士深究的学问,又是民众日常行为的准则。儒学对人的终极关怀所进行的探索和追问,具有普世价值和永恒意义。

儒学被封建帝王用来教化民众,同时起着维护专制统治的作用,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任何一种文化都会打上阶级的烙印,尤其是统治阶级的印记。正如自由主义的人文原则,不等同西方文明的历史和现实,同样不能将儒学的仁爱精神与封建专制统治划等号。正如自由主义过去和现在作为西方列强侵略、干涉他国的借口,而不能据此反对自由主义原则。那么儒家文化成为封建专制工具的历史,也不能成为抛弃儒学的理由。如果说,自由主义所表达的爱自己的人文原则是永恒的,那么儒学所倡导的爱他人的人文原则也是永恒的。

承认儒学仁爱精神的价值意义,并不是说儒学可成为人以及人类社会唯一的价值理念。儒学将人的自我修养作为人的价值追求和社会文明的评判标准,固然具有独特的价值意义,但存在以点概全的缺陷。儒学对中华文明的延续固然功不可没,不可否认也造成了中国长期的封闭、落后。儒学的长处也正是它的缺陷。注重道德,而忽视利益;注重精神,而忽视物质;注重他人,而忽视自我;注重义务,而忽视权利;注重内省,而忽视外求;注重人治、而忽视法治;注重继承,而忽视创新;注重尊上,而忽视平等;注重情感,而忽视真理;注重直觉,而忽视逻辑;注重价值,而忽视工具;注重理念,而忽视制度……儒学原理与现代文明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存在一定冲突,同时也无法演化为理想的经济、政治制度。

社会主义的永恒价值

苏联东欧崩溃,中国改革开放,宣布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成了贫穷、落后、极权、专制的象征,社会主义的声誉跌入低谷。社会主义还有存在的根据和理由吗?

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强调自由交换、自由竞争,认为这是最有效率的、最公正的、也是最公平的,反对第三者的干涉,主张看不见的手。但由于人与人的秉赋、条件、关系、资源、机遇等等因素的差异,竞争的结果必然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社会主义理念由此而诞生,社会不能放任不管,必须运用看得见的手,照看社会公共利益。与主张劝说、示范的空想社会主义不同,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暴力革命,推翻现存制度,消灭私有制,实行计划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

马克思的价值理念是为了人的自由、解放,从字面上讲,马克思说的人的自由,与自由主义没有什么区别。恩格斯说:在马克思和他的著作中,最适于用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的一句话,就是《共产党宣言》中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1)恩格斯解释说:社会主义就“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2)恩格斯还说过:“自由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根”。(3) “人生来就有的自由要求”。(4)但是,人怎么才能实现自由呢?自由主义主张看不见的手,马克思主张看得见的手。自由主义认为人人为自己,就会带来普遍的福祉。马克思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必须有人照看,否则社会就会崩溃。

照看社会公共利益,就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计划经济、公有制就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途径和手段。实践证明,计划经济、公有制作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途径和手段错了,但照看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并没有错。号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社会主义。美国财政支出中,公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占了75%,就是用国家干预这只看得的手,照看社会公共利益。德国实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即“市场的自由原则和社会均衡原则相结合”,也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北欧等国推行社会民主主义,更是把照看社会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做到了贫富差距最小、社会保障水平最高。

这是值得深思的。叫着要搞社会主义的反倒没有成功,喊着搞自由主义的反倒学起了社会主义。关键是社会公共利益能否真正得到照看?实行自由主义,尊重个人的权利和选择,建立起市场经济制度、民主政治制度、自由文化制度,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为照看公共利益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对政府的选择和监督,迫使权力不得不顾及公共利益。这叫做逼上梁山,被动搞社会主义,美国就是如此。德国接受社会主义比较主动,看到自由主义的长处,也认识自由主义的缺陷,以社会市场经济作为模式。社会民主主义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搞社会主义更为自觉,在维护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创建社会主义,取得了成功。所以,自由主义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而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就是因为摒弃了自由主义,蔑视个人的权利和选择,看得见的权力的手在经济、政治、思想领域到处施威,不受任何限制,反过来要求个人无条件服从。失去自由主义基础的社会主义,无一例外地都变了质。

社会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socialis”,意为社会的、公共的、共同的、集体的。照看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是永恒的,不能因为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怀疑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在这里,价值与事实、理论与实际、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对立和异化再次重现。原因是没有制度的保障,照看社会公共利益的名义有可能被滥用或盗用。所以,叫不叫社会主义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照看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是不是真正得到贯彻和执行?不去做,再叫社会主义也不是;做到了,不叫社会主义也是。

西方文化的精神支柱是敬畏和感恩上帝,儒家文化的精神支柱是敬畏和感恩父母,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过去中国是敬畏和感恩毛主席,现在的答案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可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解释和理解存在着严重分歧,甚至完全对立。这意味着照看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得不到精神支撑,执政为公没有精神动力,以权谋私没有精神约束。社会主义有理念、有实践,但还没有形成社会主义文化。

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的现状是哪个文化都有一点,哪个文化也不是主流。自由主义、儒家学说、社会主义各唱各的调,各打各的锣。要重建中国文化,需要解放思想、百家争鸣,才能逐步形成共识。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先由哲人提出、再由政权推广、最后为民众接受。缺一个环节都形成不了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由孔孟提出,汉朝以来的皇帝推崇,最后教化民众。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化是由洛克、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提出,欧美国家作为治国理念,最后成为民众的价值追求。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是喊喊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能解决的。应该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创建真正能为广大民众接受的精神信仰。

这个任务无疑是最艰巨的。但是,真要搞社会主义,必须找到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精神支撑。

世界范围内,已有了自由主义加社会主义的模式、自由主义加儒家文化的模式,还没有自由主义加儒家文化加社会主义的完整模式。中国最有条件创建这个模式,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自由主义倡导爱自己,儒学倡导爱他人,社会主义倡导爱大家,构成了人以人类社会完整的价值理念。

人首先爱自己,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既没有物质欲望,又没有精神追求,还能存在吗?还是人吗?这是对人的认识的第一原理。所以,一个理想社会的基础和前提就是要尊重、维护人对物质与精神追求的自由和权利。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简单、明了、浅显的道理。可是,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还需要启蒙,还没有成为社会共识。一种是从理论上、原则上、价值上就不承认人有这种自由和权利,被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还加上颠覆政权的罪名。一种是从政策上、体制上、方针上不承认人有这种自由和权利,被说成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破坏社会安定。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中国少部分人拥有追求自由和权利的优先权、垄断权不愿放弃。这是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的难题,而不是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接受的弊端。

人必须爱他人,一个只爱自己,不爱他人的人,没有道德,没有情感,没有修养,虽能存在,但是人吗?这是对人的认识的第二原理。自由主义的爱自己,宣称爱自己就是爱他人,或尊重别人的自己。自由主义把爱自己放在第一位,对他人是不干涉、不侵犯,实在引伸不出对他人的爱。自由主义很容易滑向利己主义,或者使利己主义者找到借口。中国在自由主义的启蒙中,片面地宣扬利己就是利他,利已是理性、利他是愚蠢,对中国极端利己主义的泛滥负有责任。在西方,爱他人是宗教精神,是上帝的要求。西方的人文主义、自由主义是从反神权开始的,但没有反上帝。宗教对西方社会的维系起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接受自由主义,必须找到替代上帝的人,这就是孔子。孔子比上帝更实际,爱他人就从爱父母做起,并且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父母有恩于我,我要爱父母,由此引伸,所有有恩于自己的,都不要忘恩,而要感恩。自己有今天,能离开老师、朋友、同事、领导的帮助吗,能忘了故乡、母校、祖国的培育吗?再扩展,没有大自然给予的土地、空气、水、动物、植物、矿物,我能生存吗?所以,我要爱他人、爱祖国、爱自然。孔子及其儒学把爱他人,提升为人的价值追求,从而完善自己、修炼自己、约束自己,对现代人的道德修养的提高,人际关系的改善,生命意义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这是对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补充、完善、升华,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的有机组成部分。

人还必须爱大家,人生活在社会中,社会公共利益是维系社会所必须的。自由主义的爱自己、儒家学说的爱他人,都不能提供公共利益服务的价值理念。国家机器有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中国的封建政权建设水利工程、灾荒时济世赈民,这是作为维系阶级统治的需要。而社会主义把照看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价值理念提出,并且以此建设一个美好的人类社会。这是马克思的贡献。现代社会越来越需要公共利益的服务,现代人也越来越需要有公共道德、公共意识。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但要与传统社会主义划清界限。维护公共利益,不能成为维持经济垄断、政治极权、思想专制的借口。关键是公共利益及其代表者源于自由个人经过民主、法治程序作出决定和选择,而不是自称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越俎代庖。自由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保障。儒家文化为社会主义提供道德基础。经儒家文化的熏陶,自由的个人,尤其是公共利益代表者,具有爱他人的道德情操,有助于公共利益的决策形成和真正实行。

人性的完全、自觉复归

自由主义、儒家学说、社会主义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整的价值理念。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呢?自由主义、儒家学说、社会主义三大块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可不可以缺一个呢?

这就回到一个终极的话题,为什么要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的、本质是什么?

重温马克思的话深受启发。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定性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5)那什么是人性呢?人与动物一样首先求生存,但人又与动物不同,还要求幸福。“鹪鹩巢林,不过一夜;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而人不同,不仅要吃饱,而且要吃好,吃出花样来;不仅要穿暖,还要时髦,穿出个性来。人存在对物质无限性追求。人不仅要吃好、穿好,还要寻求情感的满足、思想的快乐、精神的自由。人存在对精神的无限性追求。所以,求幸福是共同的普遍的人性。自然,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幸福,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幸福;富人有富人的幸福,穷人有穷人的幸福。但能否认他们都有追求幸福的要求、愿望、动机、目的、权利吗?

通读马克思的著作,观察马克思的一生,他的全部学说归结起来,就是为了人的自由、解放,人自由、解放又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人的幸福。

青年马克思写道: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就不会被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6)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相互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7)

为了人的幸福,这一思想贯穿始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述为:“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了人的幸福,“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8)由此出发,马克思建立了他的理论体系,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提出了未来社会的构想。

这祥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我们就有了一个标准,凡是有利于人幸福的,就坚持、继承、发扬、挖掘,凡是不利于人幸福的,就反对、放弃、批判、决裂。确立了这条原则,就能明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建中国文化的思路、心境和胸怀。

为什么要接受自由主义,人要幸福必须爱自己,拥有追求幸福的自由和权利。为什么要接受儒家学说,人要幸福必须爱他人,人生才有意义和价值。为什么要接受社会主义,人要幸福必须爱大家,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维护。自由主义、儒家学说、社会主义所倡导的价值理念是人性复归的完整的全面的要求。能延续2500年的儒家文化、能延续500年的西方文明、能延续近200年的社会主义运动,都是人性的某一个方面的反映,都存在合理的内核,不应该抓住错误的、扭曲的、异化的一面,而全盘否定;也不应该,夸大某一个价值理念的作用,而否认其他。所以,全面西化、全面复古是错误的;尤其是拒绝西方文明、又否定传统文化的全面专政更是错误的。

对人的生命的敬畏和感恩

自然演化出人,人生产人的生命。这实在是令人敬畏、感动的奇迹。一个人的生命的诞生,认真想起来,真的不容易。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仅要爱自己,活得快乐、潇洒,也要爰他人,活得有意义、有价值;不仅有物质追求,享受生活,更有精神追求,有理想、讲道德;不仅注重外求,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也重视内省,认识自己、约束自己;不仅维护好自己的生存环境,也要关心下一代人的持续发展。总之,既热爱自我,又超越自我,人才能活得幸福。敬畏和感恩人的生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新文化的精神支撑,既包含了传统文化的敬畏和感恩父母,也肯定了追求自我的权利,因而更全面、更完整、更理性;比之西方文化的敬畏和感恩上帝,则更科学、更真实、更觉悟。

人人都在追求幸福,可什么是幸福,各人有各人的理解,认为这纯属主观感受,没有客观标准。其实,人觉得幸福的感受是主观的,而反映的是人的需求的满足,这种需求具有客观性。

人的幸福来自物质性需要、人际性需要、精神性需要的满足。物质享受、受人尊敬、理想实现等重大需求的满足,或需求虽不大但能持续满足,都会使人感到幸福。我也曾把幸福归结为身心健康、情感满足、潜能发挥、物质财富。当然,也可把幸福归纳为获得的幸福和付出的幸福,物质性幸福和精神性幸福。但不管怎么分类,人的幸福来自自我的满足,人有追求物质性幸福和精神性幸福的权利;来自自我的实现,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最终取决于对他人物质性幸福和精神性幸福需求的满足。人的终极意义是实现永恒。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人能对他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提供永恒意义的供给,人的生命就具有了永恒的意义。社会公共利益的最终目标,是保障人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保持追求幸福过程中的和谐、减少追求幸福过程中的风险。

人需要文化、道德、教育,就是为了使人得到幸福,“给人指出最持久、最实在、最真实的幸福和快乐,并且向人证明应当宁取这种幸福而不要那暂时的、表面的、骗人的幸福。” (9)

现代文明告诉人,国家发展经济、民众有了金钱就一定幸福。这种物质幸福观、消费幸福观、金钱幸福观固然促进了经济繁荣、科技进步、政治民主,但是也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恶化,人的不持续、人的不幸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重建的中国新文化,不仅要使人人得幸福,而且使人人得到持续的全面的真正的幸福。

注释

注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9页。

注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5页。

注3:转引自魏小萍:《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平等和正义的话题》,《哲学研究》2003年第9期。

注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页。

注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注6:《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49页。

注7:《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注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页

注9:引自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第88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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