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恒古以来，农民种地是锄“草”、护“苗”。农民烦心的是，草老是来捣乱，要锄掉它，实在很辛苦。更烦心的是，地不是自己的，收获的“苗”要大部分交给人家。过了很多很多年，忽然有一天，上面来人要他锄掉“苗”，收获“草”。农民问：把苗锄掉了，我吃什么？上面来人说：不是还有草吗？农民说：草是不能吃的！上面来的人，不管农民说什么，放下一句话“如果你硬要那个苗，就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就走了！那些老实听话的农民，后来都饿死了。活下来的农民庆幸，辛亏没有听上面人的话，在自家的一块地上种了苗。这样，又过了很多年，上面的政策变了，种什么是农民的事。这一下，农民高兴了。虽然，农民还有很多烦心事，但日子比过去好多了。可是，最近以来，不知怎么啦，不断有人蹦着个脸来问：“你究竟要苗，还是草？”农民细打量，来的人不像当官模样，也就不害怕。于是，就回答了一句：“还用问我，你们是吃苗，还是吃草？”
二
天下不会发生无缘无故的事。要“苗”还是要“草”，这个问题虽然很荒唐，但发生是有原因的。这与农民最烦心的两个事有关。
农民最烦心的是草老来捣乱、苗收获得少和地不是自己的、大部分苗要交给人家。
欧洲开了一家姓“资”的公司，跑来对农民说：我们带领你们把地要回来，作为交换条件得用我公司发明的锄草长苗剂，苗的70%交给公司。农民一算合得来，就与这家公司达成了协议。果然把地要了回来，那个锄草长苗剂效果也不错，苗的产量增加不少。可是，苗的大部分都给公司拿走了。农民很有怨言。
后来，欧洲开了一家姓“社”的公司，不久就分了家，变成了两个姓“社”的公司。一个主管是伯恩斯坦，一个主管叫列宁。
伯恩斯坦的公司将业务定位在欧洲。对农民说：我们也供应锄草长苗剂，但只要苗的50%，主要用来建立社会保障，让干不了活的、能力弱的农民也有饭吃。本公司不以盈利为目的，公司的收入、成本以及公司员工，从领导到职员的工资全部公开，接受监督。如果服务不好，本公司以及所有员工都可撤换。农民很高兴，与这家公司签署了协议，并执行得很好。这家公司生意很火，欧洲的大多数农民都愿意与它合作。不过，农民还是有不高兴的地方。好的地方是贫富差别小、社会也安定、当领导的很清廉，但收走的还是太多，养了一帮懒汉，能干的人积极性受影响，生产效率不是很高。
三
列宁的公司业务定位在穷的俄国。那里农民的土地还在地主手里，先发动农民用暴力夺回了土地，农民很高兴。不久，列宁死了，斯大林接了班。谁当领导人根本不征求农民的意见。可接下来的事，几乎没有一件让农民高兴的。先以集体合作的名义，将分给农民的地收了回去。农民种什么都得听指令，收获了只留下一点口粮就统统拿走。做什么用了，给谁用了，农民都不知道。有些胆大的农民提出了质疑，但没有一个好下场，不是被处死，就是被流放。这样，过了很多很年，忽然集体农庄解散了，地还给了农民。来兜售锄草长苗剂的公司很多，农民不知道怎么办？
四
毛泽东学列宁，在落后的中国也办了一个公司。起先说这个公司姓“资”。于是，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发动农民用暴力夺回了土地，农民很高兴。没多长，中国这个公司就改姓“社”。接下来的事，也是几乎没有一件让农民高兴的。先以集体合作的名义，将分给农民的地收了回去。农民种什么都得听指令，收获了只留下一点口粮，甚至口粮不够就统统拿走了。做什么用了，给谁用了，农民都不知道。后来就更离谱，把草当成苗，搞大跃进。又说宁要草，不要苗。把农民都搞糊涂了，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啦？再后来，邓小平接了毛泽东的班，总算弄明白，要苗不要草，让农民放心地锄草种苗。邓小平还打处打听那个锄草长苗剂，放出话来，只要有利于长苗的办法，统统可以试。
中国就派人从世界上姓“资”的公司买回锄草长苗剂，效果还不错，就是代价高。那些代理商，一个个有来头，要价都很高。农民一开始还有好处，后来渐渐地少了，被姓“社”的总公司和那些代理商拿走了。到国外走一圈，发现欧洲有个姓“社”的公司办得不错，从农民拿走的，干了什么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公司领导一点不摆架子、也不讲排场，没有任何特权，看上去与农民一样；更重要的是选择公司和领导的权利掌握在农民手里。有人回来说，中国应该办成欧洲那家姓“ 社”的公司。这一下炸锅了，要是这样，中国姓“社”的公司怎么办？
毛泽东时代就在中国姓“社”的公司工作的人，本来对邓小平“宁要苗、不要草”的做法不满，弄得“宁要草、不要苗”的他们很没有面子、也没有了好处。现在说欧洲那个姓“社”的公司好，那还得了，真要学这一套，什么都公开、什么都由农民做主，还要我们干什么、我们还能干什么？于是，老招数、老套路，又是开会、又是发文，称欧洲那个公司不姓“社”，而姓“资”。只要说清楚这一点就好办了，我们的不可动摇的原则是“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然而，再讲清楚，中国姓“社”公司与它们的根本区别，就是公司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公司领导的地位也不能动摇。
五
农民对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早就听腻了。一句话，我们要苗，不要草。能够多长苗、多分苗，老了、病了有保障的，就拥护；少长苗、少分苗，老了、病了没保障的，就反对。
经过一番讨论，不难形成共识，有这么几点：
第一、 中国姓“社”的公司还得办下去，应该理解中国姓“社”公司的难处，有这么多老关系户，不能一子都清除掉。
第二、 中国姓“社”的公司还在探索之中，应该谦虚一点，多学习人家的长处，尤其不要把自己的短处作为长处来肯定。
第三、 欧洲那个公司姓“社”还是姓“资”，不是根据我们的标准，而是看是否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富裕、公平、民主、平等、法治。
第四、 欧洲那个公司已取得了事实上的成功，消灭了三大差别，贫富差距很小，公共服务很好，社会十分安定，官员非常廉洁，民主法治健全。这都是我们想做而做不到的，很有参考价值、借鉴意义。
第五、 当然，欧洲公司的经验再好也不能照搬。经济上的高工资、高福利，我们就做不到。但是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保障制度迫在眉睫。政治上的多党竞选、三权分立，我们也做不到，但党内民主、差额选举、言论自由、权力制衡还是应该尽快起步。
第六、 社会主义的理论要抓紧进行开放式研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得弄明白。不要本末倒置，不要再闹笑话。用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党的领导，来证明是社会主义，等于是自己证明自己，用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来证明是社会主义，早已被实践所否定。至少不要把自己的缺陷当长处，硬把草说成是苗；相反，视而不见人家取得的成功，硬把苗说成是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