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家都在讲“创新”，刚结束的“挑战杯”大赛给了这个话题一个极好的载体。中国科技、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都必须依靠自主创新，而创新确实应该从学校抓起；但是，仅仅靠一年一度的“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是不够的，要把挑战杯的精神贯串到各类学校的日常教学中去，关键在改革课堂教学，使之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可以说中国人非常善于学习，学西方的东西甚至比西方人还快，可多半还是模仿性的学习。学美术的普遍长于写生，写实功底远优于西方人，但我们有几位世界级的油画大师？我们的舞蹈和杂技演员常在技巧性的国际比赛中战胜西方对手，却鲜见能和国际舞台经典媲美的原创作品；我们的中小学生在国际数理化奥林匹克竞赛中频频拿大奖，但强调原创的诺贝尔奖就是与我们无缘。为什么？

我们的教育历来不鼓励创新，最好的学生多半是那些听得最用心、记得最认真、考得最全面的“复读机”。教育界虽也有过不少讨论，但大多集中在“教什么”上面，很少研究“怎么教”。当然，这也是由于条件所限，中国地大物薄，财力不够，绝大多数学校没条件搞小班教学，一堂课几十几百号人听，只好填鸭式满堂灌。不像在发达国家，从小学到大学都尽可能实行小班制，讨论式上课，鼓励学生发表意见，特别是和老师不一致的意见。我在美国读了五年研究生，又在大学任教十年，还从来没听到过现在国内颇为时髦的“逆向思维”的说法——学生之间乃至师生之间的辩论本来是课堂上的正常现象，根本谈不上什么“逆向”。

如果说中小学生还有些理由把主要精力放在模仿性地学基本功上，那么大学就完全不应该了。大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已经可以成为科研的生力军，学生和学生、教授和学生之间的“逆向”互动往往是催生创新灵感的最好环境。可中国的学校里最典型的“逆向思维”还停留在孩子们课余斗嘴玩的“脑筋急转弯”上，上课铃一响，立刻就规规矩矩。这样的“创新”并不是教育的功劳，反倒是针对压抑创新的教育制度的逆反。少数逆反的天才可能成为杰出的艺术家，例如韩寒，但韩寒这样独来独往的怪才也未必适合于创新的科技和产业，因为那需要创新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结合。而在以灌输知识为使命的课堂里培养出来的学生可能有很多应试高手，但动口动手能力普遍较差，好一点的大多也只是外国创新者眼里称职的文书、画匠和工匠。

事实上我们的历史上也曾有过很多非常出色的创新成果——多半是在朝廷直接控制的主流文化之外和知识产权概念出现之前，例如多姿多彩的陶瓷工艺和猴王孙悟空的形象，无论从经济和艺术角度看都堪称经典。在近代产业中，我们也有过堪称世界首创的新项目，例如商人黄楚九创办于1917年的上海“大世界”，帮助催生了沪剧、越剧、滑稽戏等不少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剧种，创出了周密编排的全日制演艺超市这种全新的文化企业，比当今创意产业的旗舰迪斯尼早了将近半个世纪。过去的这些创新后来往往碰到问题，一旦被主流收编，就失去了原先的新意，开始陈陈相因，例如某某表演大师的流派，只能老老实实继承，休想妄言发展。更有甚者，有些原来的好东西连继承都不能继承，被种种条条框框限得动弹不得，只有死路一条——上海大世界就是这样。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的成就举世震惊，但多半是靠的拷贝别人发明的技术，我们自主创新的成果总体上还乏善可陈。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拷贝也许是条绕不开的路，就像小学生要从模仿性的描红学起一样，但是进了大学就绝不能再满足于拷贝别人了。借用一句伟人的话，要发展中国人的创新精神，也应该从娃娃抓起。当然，具体如何创新很难在课堂上直接教授，重要的是要在我们的学校里制造创新的气氛和条件，关键在一种校园文化的转换——把我讲你记的“独白文化”改变成互听互动的“对话文化”。对话是思想的碰撞，对话能让学生通过积极的思考来学习，而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从课程设置来看，除了在各类专业课中增加讨论课以外，演讲课和戏剧课是鼓励对话交流、激发创新灵感的有效方式，适用于所有学生，不仅教人能说会道，更重要的是教人思维敏捷，善于出新。新加坡有位IT行业的年青亿万富翁，念念不忘他早年受过的戏剧训练，特在他名为“创意源”的公司大楼里拨出两层并捐款数百万新元，给当年的老师办戏剧学院。美国有一千好几百个提供学位教育的戏剧院系，而我们的大学长期以来完全排斥戏剧（两三个专门的戏剧学院除外），直到近年来才办起了一些，也还是以传统的戏剧文学教育为主。整个教育体制中戏剧实践所占的比重微乎其微，学生到哪里去进行“对话”的训练和实验？

不要指望创新有几个聪明人在课外拍拍脑袋就可以想出来，创新来自思想的碰撞，来自开放的头脑经常性的对话。这些需要条件，这样的人才需要长期训练。而这样的训练应该从学校的每一天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