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柏杨先生是在1986年，他的一册《丑陋的中国人》曾经风行一时，成为那个时代的标记之一，我也曾读得如痴如醉。二十多年来，他的著作在大陆陆续出版，一直没有离开读者的视线，在他生命的暮年，我们还有幸读到他“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这样掷地有声的诗句。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们尤其能感受到这样一个人存在的独特意义，他留下的不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他身上体现的知识分子精神。

柏杨先生显示了可贵的独立批判精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因言获罪，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熬过了9年零26天的黑暗岁月，却在里面写出了《中国人史纲》等著作。出狱之后，他没有萎靡退缩，反而更加大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直言台湾的社会弊端、制度缺陷，他站在一个人的角度，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批判暴君、暴官，也批判暴民，他的思想言论从而越过台湾海峡，在大陆、在海外华人中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他之所以能直面中国人的丑陋，不断地揭示民族性格中的负面因素，就是他身上有一种强烈的自我反省精神。他毫不留情地自曝家丑，不回避，不苟且，绝不是因为他舍弃自己的民族，也不是因为他对人性的绝望，相反，他对自己的民族怀抱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他对基本人性和高贵品德非常在意。他的反省本身就是一种呼唤，一种拯救，就是希望更多的同胞反躬自省，认识到真问题的所在。他说：“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么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后，再去追求强大不迟。”我相信，这是他经历动荡乱世、坎坷人生之后反省出来的，不是在不食人间烟火的书斋里构想出来的。这样的思考，这样的言论，也许算不上深刻，却很清晰、很质朴，无疑比许多宏大的高论更合乎人性。

他在1984年说过，自己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10年，写杂文10年，坐牢10年，接下来将写历史10年。说到自己为什么从小说转向杂文时，他解释，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而他为此付出了长期的牢狱代价。追根溯源，他要到历史中寻找答案，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肆意蔓延、不受制约的权力给中国人造成的伤痛，把历史的真相一一破解，从而摸索出一条通往现代的道路。因此，他的历史研究是指向现实的。

在海峡对岸，当他以89岁高龄在睡梦中安详离世时，马英九对记者表示难过，“柏老去世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不会忘记对柏老的承诺，上任后一定会扮演好角色。”他的大半生，正好遭逢台湾从一个缺乏言论自由和人权保障的前现代社会，向一个符合人类文明标准的现代社会转变，他以自己的方式，以那支带有锋芒的笔，参与了这个进程，奉献了自己的心力、青春和自由。他的全部努力都已融入这段跌宕起伏的大历史当中，他不仅是历史的研究者和写作者，同时也成了历史的创造者。他亲身参与创造的这幕历史，必然也要成为后人研究、评说的对象。

作为一个作家，柏杨先生有自己的独立品格，不仅与权力保持距离，不向权力谄媚，而且对权力保持批判。他有自己的角色定位，即使在台湾完成社会转型之后，他也没有离开原来扮演的角色，最终以一个作家的身份走完他的一生。有些人被社会大变化的浪潮裹挟，卷入各种复杂纷繁的纠葛之中，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有些人为各种各样的利益诱惑，变来变去，晚节不保，失去了社会公信力，成为人间的笑柄。而柏杨没有变，他还是那个写《丑陋的中国人》的柏杨，那个曾以锋利的杂文和直言不讳的演讲引发千万中国人共鸣的柏杨，一个比较纯粹的读书人。“只为苍生说人话”，就是他留给后世最有力的一句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