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缺点，都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不存在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和罪性。中国人当下最重要的不是反思自己的所谓劣根性，而是切实地进行制度建设

柏杨先生的逝世很可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像鲁迅一样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的研究与批评，代表了中国知识精英在中西碰撞过程中强烈的自审自虐倾向。

中国的知识精英从来高高在上，作为一个阶层具有坚实的自信和自负，几乎不屑于自审自省。可是，在与西方列强的交往过程中，他们节节败退，羞恼无以自持，终于不得不低下头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于是他们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国民劣根性”。这种国民劣根性乍一看当然是指整个民族，但在实际的言说中常常偏重于底层人，也就是主要体现在闰土、祥林嫂、七斤、华老栓、华小栓、阿Q等等小人物身上。当我们批评“丑陋的中国人”时，脑子里浮现的形象，多半是这些不幸的人们。

穷人的缺点总是最多的，因为富人的挑剔总是最有权威。失败者的品格总是可疑的，因为这一切由胜利者说了算。西班牙人奴役中南美洲时期，那里的印第安奴隶因为不堪折磨常常集体自杀。西班牙学者在总结印第安人“国民性”时，赫然写上一条：他们不热爱生活，天生具有结伴自杀倾向。中国人的“国民性”首先是由西方的传教士和鸦片贩子以及枪炮手发现和描述的，中国的知识精英从梁启超开始逐渐接受了他们的批评。鲁迅沿着梁启超的思路狂奔猛进，对他所深爱的国人进行了最深沉的反思、最猛烈的批判。“国民性批判”成了鲁迅一生最主要的学术事业和贡献。

鲁迅的思想影响至为深远，在鲁迅的时代及其以后，中国最深刻的作家大多数都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他们对准中国文化、对准中国国民性，进行了狂轰滥炸式的扫荡。柏杨先生是继承鲁迅衣钵，用杂文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最有影响力的当代中国作家。

事实上这几代知识精英所发掘的所谓国民劣根性，绝大多数都不是独属于某个民族的缺陷，而是人性的缺陷。西方列强在进行殖民掠夺的过程中，大肆宣扬欧洲中心论、欧洲优越论，甚至不惜虚构了“文明”与“野蛮”、“文明性”与“野蛮性”的对立，进而进一步虚构了人性的二元论，即欧洲人的人性和野蛮人的人性是不一样的。

中国社会在西方强盗持续百年的屠杀、掠夺和凌辱之中，深深体会到了文化的溃败和自尊的伤痛，于是不可自控地出现了以“国民劣根性”批判为代表的“自虐”倾向。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这种倾向的集中表现。

这种倾向一旦出现，迅速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我们这几代人所受的教育，都是“五四文化”的教育。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于“西方性”的趋近和向往，成了我们的基本心理倾向。

由于这种强烈的自虐倾向，我们的教育资源中，仅仅列入西方文化，本民族文化则完全排除在外。我们长期停留在国民劣根性的审视中，而放弃了对于人性缺陷的深入研究，而人性的缺陷是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西方人的。在研究近代史的过程中，我们只看到了出于自尊自卫本能的排外倾向而看不到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屠杀和掠夺。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我们一百年来长期沉溺于“国民劣根性”的自虐体验中，从而大大耽误了我们对于制度建设的关注和努力，这是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

中国人应该及早从这种自虐倾向中摆脱出来，挺直腰杆做人。中国人的缺点，都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不存在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和罪性，全人类只有一种人性，而人性的缺陷都是相通的、相同的。中国人当下最重要的不是反思自己的所谓劣根性，而是切实地进行制度建设。

自审总是令人尊敬的，自虐则往往导致严重的自伤，谁愿意永远这样“自伤”下去？谁愿意看见自己的民族这样“自伤”？但愿鲁迅和柏杨的时代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