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晨惊闻柏杨先生去世，非常悲痛。数年前我去台湾参加柏老的研讨会，拜见过柏杨，后来又到柏老家里叙谈，老人当时的精神还是那么健朗，这期间我时常会与先生的夫人张香华女士联系，总是惦记先生的身体。不想岁月不饶人，数年之后，先生做古。我们这些后辈从先生那里得到的东西甚多，本来要专门写文章怀念先生。因我马上要到机场赶飞机，只好把我过去写的文章先贴在此，供大家参考，不妥之处，还望大家批评。
柏杨显然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的一生历经过中国现代动荡不宁的社会变迁。早年的柏杨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一度崇拜蒋中正。“七．七泸沟桥事变”后，他参加三民主义团，在青干班受训，并且宣过誓“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到台湾后，有过挫败的经历，但也曾担任蒋经国文艺部队“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这些政治经历无疑是表明柏杨具有相当强的政治情结。后来，柏杨被国民党当局投入监狱，理由是在《中华日报》家庭版的“大力水手”发表漫画内容“侮辱元首”，释放后又再次被捕，这次则罗织了大量政治罪名：“假事自诬”，“思想左倾”，“为匪作文化统战工作”，“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等等，于1968年6月27日判处12年徒刑（实际关押九年多）。如果根据国民党当年的定罪来判定的话，柏杨杂文明显具有政治指向。但实际上，在我看来，柏杨的批判根本着眼于文化批判。在他看来，任何政治都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文化的根基不加以修正改良的话。
在80年代中期，柏杨的名字在中国的传统反思潮流中不胫而走，而《丑陋的中国人》使柏杨的影响富有震撼力。在80年代上半期，中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焦虑，年轻一代学人崇尚西学，重新挑起启蒙旗帜，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要追赶西方，当然要反思传统及其现实。很显然，反思的余地很小，传统文化就这样成为全部反思的落脚点。在那时，可引证的权威资料并不算多，胡适是一个苍凉的历史形象，而柏杨则要现实且生动得多，柏杨就这样成为大陆青年学子津津乐道的对象。多少年过去了，柏杨的名字似乎有点淡忘，就象80年代一样，逝去得那么平静，那么没有道理。中国的历史总是被匆忙地翻过去，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丰厚的遗产总是包裹着问题被永久寄存，而对未来的奢望必然注定了挫败的宿命。80年代不应该如此被简单地忘却，柏杨也依然有其重新阅读意义和价值。2005年，苏州古吴轩出版社颇有眼力，出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这其实是柏杨的这本书第一次正版进入中国大陆，80年代的盗版图书正如它的“非法阅读”一样，21世纪，我们正可“合法性地”平心静气地来阅读一下这本震撼华人世界的奇书。古语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今天，在文化多元语境中，我们更有心胸面对这本锋芒逼人的书。
柏杨自己解嘲地说，“吴刚伐树我洗缸”。谁都知道柏杨用“酱缸文化”来指称中国传统文化，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指出中国传统至今的文化存在的问题，用他的尖锐和犀利去除传统文化的余孽糟粕。这倒是应了毛泽东诗词当年的那句话“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然而，柏杨没有那么悲壮，他一直是在做着极其艰难困苦的反思工作，就是在当年的台湾岛和海外华人世界，他承受的压力也是难以想象的。柏杨在60年代的写作异常活跃，成为台湾岛内最受欢迎的杂文家，他对国民学党的政治高压时常冷嘲热讽，由于被怀疑影射攻击蒋家父子，被罗织大量政治罪名：“假事自诬”，“思想左倾”，“为匪作文化统战工作”，“有明显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等等，于1968年6月27日判处12年徒刑（实际关押九年又26天）。出狱后，柏杨并没有屈服，据他后来的回忆，他最试图早发表“丑陋的中国人”是在他出狱后不久。但他在台湾无法演讲，多次准备演讲这个題目都被取消。直到1984年他受美国爱荷华大学邀请做短期访问，他的演讲題目“丑陋的中国人”，听讲者三分之二是华人，三分之一是白人。据说在演讲结束的时候，柏杨感到面对山谷一样的寂静，没有掌声，连礼节性的握手都没有。很显然，听众没有认同柏杨的观点。但柏杨并不气馁，他依然固执己见，毫不留情，决不姑息，他的锋芒所向，总是直击要害，他把中国传统中的痼疾，把民族性格中的弱点揭露无遗。身为中国人，柏杨如此尖刻地批判中国人，让很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始终挂在嘴边信条与经文，人们都乐于充当民族传统精神弘扬的精英，没有人愿意揭短。特别是对于在海外的华人，都乐于把中华民族定位在勤劳智慧、互助友爱的集体。但柏杨痛感中国人存在的种种恶习，种种负面性格和狭隘心理，他直率指出来，让人中国人正视，让中国人有勇气面对。
问题的根本当然不在于柏杨说的尖锐直接，而在于他说的是否是真话？不幸的是，只要是坦诚的中国人，只要是明白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柏杨直陈的那些事实，不得不为柏杨敏锐犀利的观察和分析所折服。直到今天，那些事实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毫发无损，那些恶习丑行依然猖獗。既然如此，反对柏杨是没有意义的，那等于是重新蒙起自己的双眼，柏杨不过是让大家睁开眼来看看事实，他没有错，他是有勇气的，他有切肤之痛，他是负责的，他是真实的。
事实上，柏杨并不是独一无二故作惊人之论，他对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性的剖析，不过承继了现代中国启蒙未竞的事业而已，鲁迅先生当年猛烈批判过国民性，他对中国人爱之弥深，恨之愈切。胡适也同样深刻批判过中国传统，这不能否定他对中国民族深切的爱。批判传统，指出中国人习性的负面问题，并不意味着就要伤害民族自尊。恰恰相反，柏杨要的是更真实的、更健全的民族自尊。现在，到处盛行是“有了快感就喊”的读物，我们还有痛处，还有切肤之痛，有了痛处也要喊，这才是健全的文化。21世纪，中华民族要承担更艰巨的历史重任，要为人类做出更大的成就。在新世纪之初，我们重读柏杨的书，这会让我们有更加强健的心智，去除弊端，去伪存真，去劣存优，承担历史重任，开创中华民族崭新的未来。
当然,如果从学理上来说的话,柏杨的文化批判具有世俗批判的特征，没有人象柏杨那样深入细致地观察世俗社会，他本人就是一个世俗化的知识分子，甚至更象传统中国文人，生活于民间，既不在大学任教，也不供职于政府公务系统。他是一个自由写作者，一个卖文为生的人。这种人实际上在中国三四十年代相当多，大陆在1949年以后，就再也不可能有这种知识分子或文人存在了。沈从文当年因为没有被邀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几乎精神失常，不被体制化，在五六十年代直至80年代，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末日，直到90年代大陆才以王朔和王小波等人为首出现一批自由撰稿人。柏杨也是自由撰稿人，他的立场可说是民间的立场，是自由文人的风格。他的言说方式，显然与我们被长期体制化所规范的知识分子话语很不相同。在今天中国大陆，非职业和非体制的写作者越来越多的时期，读读柏杨这个“活化石”级的中国自由撰稿人的文字无疑是有一种亲切的感受。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柏杨其实是一个十分另类的知识分子，他就是一个“非贵族的”文人，以我的观点来看，他就是一个世俗社会的代言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柏杨始终是站立在世俗社会的立场上来发言，他不是要驯化世俗社会，而是试图建构一个本真性的世俗社会，而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应该是这个本真性的世俗社会的合理延伸。再强调一下，柏杨所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是把世俗社会提升到精英社会的水准，他首先是要建构本真性的世俗社会，其次是要把精英社会拉到这个世俗社会的水准上。
柏杨对世俗文化展开最有力的批判在于，他用“酱缸”这一象征意象去概括中国文化的内涵本性。这个比喻十分奇特，也具有民间文化的特色。柏杨一方面指出中国文化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它在日常生活本性这点上就出了问题，而由此上升而成的政治文化更是离谱。柏杨要展开的批判就在于中国传统至今的日常性文化，这就是世俗生活本身的文化。柏杨并非没有直接批判政治文化，但他的深刻之处也许正在于，他是立足于世俗的立场来看待政治文化的弊端，只有他如此看重世俗文化，看重日常性文化。从这个日常性文化生长出来的，并且力图超越于日常性文化的政治文化，就不可能具有健全的本性。但这只是后话，只是根据这个批判的前提作出的推论。对于柏杨来说，“酱缸”就是根本，就是所有。他撞击“酱缸”，就是要还世俗文化以更清明纯净的本性。
柏杨对自己的文化立场定位十分清醒，他时常有意使自己的写作平常化，也就是平民化。他从来不把他的写作描述为要承担民族国家走向现代之重任，而是有意强调自己的世俗民间的平民立场。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柏杨先生的杂文所以能够出版问世，完全受读者先生的爱护和支持，否则，谁肯冒本利皆消，全军覆没的危险，去印无名老汉的作品也。当初猛写时，和现在的心情一样，不过为了糊口，毫无雄心大志。后来写得久啦，偶有来信鼓励者，心中稍喜。后来鼓励日多，才正式觉得有点不同凡品。” 当然，这是明显的谦词，但也由此可见柏杨自觉平民化的态度。这使他的写作，始终是在世俗社会的言论空间内，面对平民的言说。柏杨的杂文始终流宕着一股为底层平民伸张正义的激情，对社会任何不平等的现象，柏杨都给予关注，并毫不留情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也是柏杨的杂文极富号召力所在，他为所有受损害的弱者叫屈，为底层被蹂躏者鸣冤，这使得他的作品成为平民百姓最好的精神抚慰。在柏杨的杂文叙述中，“柏杨”始终把自己作为一个底层平民的角色来处理，这种处理绝无任何矫情的成份，而是显得亲切朴实，平易近人。对平等正义的呼唤，这与柏杨的身世经历也密切相关。柏杨在他的回忆录与诸多杂文中也不时地提到他年幼时的孤儿处境，他一生的艰难坎坷，这使他始终对下层民众的生存艰辛有着切身的体会，每当他看到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时，他就抑制不住他的悲愤之情。柏杨讲的平等正义并不是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不是学院派式的法理争辩，也不是革命家的起义造反，只是世俗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是新闻媒体每日翻新的奇闻轶事。柏杨谈论社会之平等正义，决没有赤化革命的意思，他没有那些高深的革命真理与伟大的革命目标，他只是作为一个平民，作为一个人所要获得的基本生存权力，理应要得到的尊重与尊严。在柏杨后来结集出版的《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收录了他历经沧桑后的一些篇章，岁月的磨洗，老先生一如既往，抨击丑陋，倡导平等尊严。可以说，柏杨后来的政论色彩更重些，但也没有失去他所具有的平民本色。
酱缸文化批判是柏杨杂文批判的重点所在。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柏杨以对中国传统的激烈反思闻名，他的反思批判直接而尖锐，彻底而击中要害，全面而痛快淋漓。可以说，反传统话语在柏杨这里达到顶峰。
“酱缸”是柏杨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尖刻而形象的比喻，这个“酱缸”酱了二千年，里面堆满了猛料，奇味难闻。但现代以来，总有些不安分的人要搅动它，让他的味道散发出来，让人们面对它，看到里面的糟粕和丑陋。从鲁迅到柏杨，无疑是最激烈的搅动者。柏杨一方面指出中国文化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它在日常生活本性这点上就出了问题，而由此上升而成的政治文化更是离谱。柏杨要展开的批判就在于中国传统至今的日常性文化，这就是世俗生活本身的文化。柏杨并非没有直接批判政治文化，但他的深刻之处也许正在于，他是立足于世俗的立场来看待政治文化的弊端，只有他如此看重世俗文化，看重日常性文化。从这个日常性文化生长出来的，并且力图超越于日常性文化的政治文化，就不可能具有健全的本性。但这只是后话，只是根据这个批判的前提作出的推论。对于柏杨来说，“酱缸”就是根本，就是所有。他搅动“酱缸”，就是要去除杂质，去其糟粕，还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的社会以更清明纯净的本性。柏杨痛心疾首地认识到中国人身上的文化重负太多了，温文尔雅的态度改变不了“丑陋的中国人”，而是应该下猛药，击中火力毫不留情地进行抨击，即使用太夸张、绝对的批判态度，才能对现状有所改变，类似于鲁迅提倡的大的、剧烈的变革。这也是他作为一个“野生的知识分子”的决绝态度。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产生了“酱缸”，柏杨阐述道：“夫酱缸者，侵蚀力极强的浑沌而封建的社会也。也就是一种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斲丧，使中国人的灵性僵化，和国民品质堕落的社会。”（《酱缸特产》）柏杨接着详细分析了酱缸的构成， “至少，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势利主义，应是构成酱缸的主要成份。因为这些成份，自然会呈现出来几种现象，这就跟猩红热患者一定呕吐、喉痛、发烧、满身红疹一样。” 而且浸泡在酱缸文化中的中国人民和民族，渐渐沾染上“酱缸文化”产生的后遗症，“曰‘权势崇拜狂’，曰‘牢不可破的自私’”，曰‘文字魔术和诈欺’”，曰‘僵尸迷恋’”，曰‘窝里斗，和稀泥” ’，曰‘淡漠冷酷忌猜残忍’”，曰‘虚骄恍惚’”。──写到这里，谨作揖致歉，盖‘曰’得太多，有信口开河之嫌。其实这只不过临时心血来潮，顺手拈出来几条。如果仔细而又努力的想上一想，可能想出一两百条，那就更不好意思。”（《酱缸特产》）柏杨追根溯源，发现了酱缸的“病源”——是中国推崇了几千年的儒家文化，这种观点和态度使我们想起“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吴虞等新文化先驱们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两者是相似的，目的都是用全盘否定旧的而来创造一个新的民主时代，这是可以理解的。孔子和孟子被柏杨戏称为“吃冷猪肉”的“圣崽”，正是中国的大小“圣崽”的温床产生了中国的“官崽文化”，崇拜权力，追求升官发财，使中国知识分子沦落为“官崽”的毫无骨气的帮凶，也使酱缸文化能够“化淫棍为圣明”，因为“一旦崇拜权势，就不能崇拜是非。有权的就有理，不但没有人敢吭一声，还更进一步的替有权的朋友制造理论根据。于是乎，有权的朋友遂洪福齐天，而化淫棍为天子圣明，化杂交乱交为正式国家的法制和社会规范。”（《化淫棍为圣明》）只有改变了把中国和中国人酱成了僵尸的“酱缸文化”，打倒了道貌岸然的“圣崽”和“官崽”，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才有希望出现。
柏杨深刻反思和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在于他痛切地感到“发现政治改革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文化上的恶质发酵。”推古及今，用杂文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拥有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的世俗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柏杨的反思传统是基于他的社会理想，他显然是带着理想主义的态度来反思中国世俗社会的习惯势力，权力崇拜，陋习旧俗。柏杨并不带着政治理念，也不是学理式的清理；他始终保持着他世俗知识分子的立场，立足于文化批判，犀利的笔调，哂笑怒骂，冷嘲热讽，在令人捧腹的同时，也让人掩卷思考。
柏杨对国民性痼疾的批判同样不遗余力。鲁迅早就抨击过中国人的冷漠、麻木、嫉妒的性格和看客心理，多年后尽管社会状况改变了一些，但是这些弱缺点仍然惊人地存在着，而且与以前极其相似。妒嫉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后果，窝里斗、不团结甚至造成了死亡的悲剧，是国民劣根性的最极端表现，所以被柏杨称为“万恶之源”，极力批判。柏杨亦关注人性的缺点，在多篇杂文中，他都对人性的各种弱点不留情地加以揭露，长期历史地形成的习惯如何造就了各种各样的变态的社会心理。
中国历来被赞为所谓的“礼仪之邦”，但柏杨却敢于提出 “到底是什么邦”的疑问，因为看到：“太多的中国人，满身都是倒刺，肚子里全是仇情敌意。爱国之士最喜欢自诩中国是礼义之邦，我想仅看纸上作业，古书上说的多啦，中国固是礼义之邦。但在行为上，我们的礼义却停顿或倒退在一片蛮荒阶段。”（《到底是什么邦》）除此之外，很多其他“不正的妖风”也被纳入柏杨的视野。在公共场所“脱鞋露脚”的坏习惯，绿油套裤心理造成的在“公众之地，高谈阔论，唾沫四溅，旁若无人”现象，文坛中“脱裤文学”产生的“妖风”，等等诸如此类的“恶风陋习”和现象，同时组成了柏杨对传统反思的一部分。
身为中国人，柏杨如此尖刻地批判中国人，让很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始终挂在嘴边信条与经文，人们都乐于充当民族传统精神弘扬的精英，没有人愿意揭短。特别是对于在海外的华人，都乐于把中华民族定位在勤劳智慧、互助友爱的集体。但柏杨痛感中国人存在的种种恶习，种种负面性格和狭隘心理，他直率指出来，让人中国人正视，让中国人有勇气面对。
柏杨和杂文带有相当强的时效性，在当时他几乎天天写专栏，这些专栏文章针贬时事，体察民情，观察世故，都有一种尖刻幽默风趣在其中，读来让人趣味盎然又痛定思痛。不要以为柏杨都是怒目张飞，其实他还时常写女性，写得妙趣橫生。关于女性审美，柏杨的论述常常出人意料，很难设想他一个历经风雨的人会对女性审美有如此见地，其中谈到女性的装束、女性的美容、妇性的身体乃至于肌肤，更细致的谈到女性旗袍开叉、高跟鞋的误区、使用文胸的效果，肤如凝脂的种种谬说……等等，这些读来无不令人忍俊不禁。柏杨的谈论当然不是描述性，他更侧重于揭示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特别是男女构成的矛盾有关系。关于女性的情感，柏杨着重在探究女性的爱恋婚姻所表现出的种种现象，这部分可以说相当吸引人，它不是泛泛之论，几乎都是由精彩的小故事构成，对人和事进行具体生动的叙述，从中引申出对传统价值观和流行的社会风气进行分析评判，柏杨往往能够一针见血点到要害。他尤为注重揭示女性在婚姻中的弱势地位，这种地位经常促使女性采取不恰当的方式进行自我保护，结果总是事与愿违。读起来象是一组黑色幽默小说。对女性心理分析其实涵盖了女性生活的多方面内容，这些心理多半是成问题的，于是成为柏杨笔下揶揄的对象。例如，关于处女心理，这是中国文化长期形成的一种奇怪心理，但西方也同样有些奇怪的心理情结，看来是男权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类社会中设想出来对妇女的压迫与歧视招数，但偏偏妇女就与男性合作来加强这种偏见。对某些奇特的女性心理，例如，老夫少妻，这在中国古代不算什么新鲜事，柏杨关注的是在现代文明发达的当今社会，年轻女性为何喜欢成熟乃年长的男性，柏杨居然分析出七点理由，这些理由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条条是道，令人拍案叫绝。柏杨有着非常好的古典文学和历史修养，他的渊博是公认的。在他论述女性的这些文章中，不少就信手拈来古代的典故传奇，说起古代的女子，古代的那些婚恋奇事，柏杨说得照样趣味盎然，既针贬旧弊，又发人深省。
仔细阅读柏杨的文章，不难发现，柏杨也不是一味嘲笑讥讽女性，在他的言说中始终贯穿着平等尊严的思想，而男女平等是他女性批判中的根本立场和价值追寻。他激中火力攻击的主要是男尊女卑的思想，这就切中了存在于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中的顽固病症。就是到了20世纪中后期，也依然存在种种性别歧视。柏杨对这类现象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对大男权主义的批判，令人惊异地与女权主义者如出一辙。在女权主义者看来，男权主义就是集权主义的根基；在柏杨的批判中，集权主义就是男权主义的延伸。女权主义者是把性别政治化；而柏杨则是把政治世俗化。集权主义的本质就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本性中，日常生活中就压迫处在弱势的女人，在社会统治中，当然也就压迫弱势的平民百姓。正是在日常伦理中存在的异化，构成了专制集权的最牢固的根基。柏杨没有从理论上和逻辑上揭示它们内在的关系，他总是在批驳这些男女性别压迫中，例如，封建帝王在后宫的荒淫与专制，来批判封建社会的专制，由此也自然隐喻式地批判了现代和当代的专制集权。对于柏杨来说，专制集权不只是政治问题，更重要的是文化问题。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古老的文化来说尤其如此。
柏杨的杂文的内容极其丰富，既不是这则短文所能概括，也不是理论表述所能涵盖的。柏杨的杂文主要是放置在世俗文化批判的框架内来展开的，他要改变的是国民性，而不是政治信仰；他要革除的是文化陋习，而不是社会制度；他要强化的是民众的道德操守，而不是条条框框的法制观念。但这并不等于柏杨反对所有后者的建设，而是所有政治信仰、社会制度与法制观念的改革建设，都必须以前者为基础，为先导。如果没有前者，后者就只是无本之本，无源之水。这正是柏杨作为一个现代性文化批判者所独具的思路，也是我们在今天看来，他持续这么多年的批判尤为显得难能可贵之处。
作为一个激烈的世俗社会的批判者，柏杨恰恰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怀抱着深远的理想，怀抱着提升中国文明的最真诚的愿望，愤世嫉俗，嫉恶如仇，从不姑息，决不手软。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坦诚与彻底。“中国人有这麽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朋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在《丑陋的中国人》结尾，柏杨如是说。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自从1960年5月在《自立晚报》上写专栏起，迄今已近半个世纪，看看历史的巨大变化，柏杨所指陈的那些文化病症，并未销声匿迹，有些依然顽固，有些变本加厉，柏杨的意义无限深远矣！我不敢说柏杨的精神不死那样的大话，但我敢说柏杨的文章不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