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报）编者按：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寄来文章并来电，希望我们协助他寻找失散53年的义女。我们恳请读者朋友们读完文章后能多存一份心，帮助柏杨先生了却此生心愿。多谢多谢！

一九四八年二月间，我逗留在沈阳，东北初春的天气，比冬天还冷。

有一天，我和沈阳救济院院长于慕周女士聊天，她忽然提议我去参观救济院。

在救济院，我发现了一个小女孩，她赤脚站在枕头上，憔悴得像一棵凋零的小树苗。我不由自主地上前抱住她，她的手脚冰凉，冷得哆嗦个不停，那两层单薄的衣衫，遮不住她身上斑斑冻疮。

我把大衣裹住她，她脸上充满了畏惧和惊异。

于慕周沉痛地说：“经费有限，而苦难的人无穷，连稀粥都快喝不到了。”

我长长地叹了口气，孩子的小手搂得我更紧。

“你可以领养她！”院长说。

“可是，我没有家，怎么带她呢？”

“她仍然住在院里，但等于借住一样，由你负担她的一切费用，她可以随时去看你，你也可以随时接她走。”

这个小女孩，就是棣清，我的女儿。

那一年，她才八岁，但她似乎显得十分苍老，恕我用这“苍老”两个字，她那灰白枯瘦和黯然无神的外表，活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媪。八岁的孩子，她已尝尽人间的辛酸。

她爸爸姓邵、东北人，是个军官。母亲四川人，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在重庆结婚，婚后生下一男一女。后来作父亲的战死了，年轻的妈妈一个人回到四川，当我抱着孩子那个时候，据说她已在国立重庆大学研究所攻读，她读的是数学。

好心肠的人把这两个衣服还很华丽，但已饿了两天的孩子，送到救济院，院长辗转打听出作母亲的地址，去信询问，好多天后回信来了，说，她愿放弃监护权。

不久，作哥哥的被领养去了，等我领养了棣清，为她换衣服时，在她那小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那是她写给妈妈的———

“妈：哥哥今天跟人走了，我跟他到大门口，他连叫我一声也没有，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妈……”

这封信写好后并没有寄出去，一直在她口袋里躺了一年。是她没有邮票钱呢？还是她不晓得母亲的地址呢？我不知道，也没有问她。

我把她的名字改为郭棣清。她一直对我没有什么表示，很少开口。有一天，我们同榻而眠，她因为吃得太多，半夜里忽然喊肚子痛，我抱起她等医生，看她那发青的凸起的肚皮，不禁热泪盈眶。

只要我在沈阳，我们就住在一起，并且几乎天天带她上街游逛，看看电影，吃吃馆子。这样过了几个月，忽然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看一个文件，她噔噔地跑进来。

“爸，”她伸进头喊，“我要一块钱！”

这是她第一次叫我，这一叫，给我无限温暖。

之后，我就一心照顾孩子，她走路是八字脚，我费了很多工夫，才把她改正。

她老是怕我不要她，三更半夜，会猛地坐起，睁着两个凄凉而害怕的眼睛，四下张望，必需等我把她抱住说：“爸爸在这里，爸爸在这里！”她才能倒头再睡。

我为她做了两套学生服，打算送她进学校。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军飞机来袭，整整一夜，我抱着棣清，在东北中山中学的操场上躲着。那一夜，是我们父女最后团聚的一夜，她安静地躺在我怀里，睡得十分甜蜜。

早上，我带着棣清，投奔救济院，院长哭丧着脸告诉我，棣清是有名字的，她可以住下，我必须走。当我把棣清留下的时候，她似乎预感到她的噩运又要来临，抱住我的脖子，凄切地说：

“爸，你什么时候来接我？”

“等我找好地方，就来接你。”

“我不信。”

“我一定来，棣清，你放心！”

“你千万来啊！”孩子哭了，这是我看到她第一次流泪。

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给她，茫然地离开救济院。

好容易到了北平，喘一口气，我便发现心头上多了点什么———那是沉重的思念，我颓然地坐下来，想到即便再危险，也应该把棣清带在身边。随着岁月的增加，良心的咎责也随着增加。大概是年纪渐老的缘故，我一天比一天思念棣清：自从

领养她，到欺骗似的丢下她，不过八九个月。但她已全心的信赖我，我太辜负孩子了。

夜深人静，耿耿不寐。我对不起孩子，我在她弱小的心灵中种下父慈子爱的幼苗，却又硬生生地亲手摧毁。每逢想到她这些年的生活，有病谁管？吃得饱吗？她哭她的养父了吗？现在，她明白她这苦难一生的往事了吗？每一思念，都使我心如刀割。

我不知道她还记得我不？我愿她不记得，我将会像从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但，假如她还记得我，我愿她恨我，诅咒我。悲愤比哀伤更会使人坚强，她的恨，她的诅咒，会轻减她的痛苦，也会减轻我心头沉重的负担。

五十三年后，再顾前尘，大哭失声，我只求在我有生之年，能见到她呼唤一声：“棣清，我的女儿！”

此生只有此心愿未了，苍苍者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