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肢体冲突
《生态经济学与中国人口环境》是杨帆先生在中国政法大学开设的选修课程。善于反潮流的杨帆教授，在自己的课堂上表演了惊人的一幕：2008年1月4日晚上，杨帆教授准备上《生态经济学与中国人口环境》最后一课，发现不少学生交上作业后，就离开了教室。极大的影响了杨帆教授的情绪，杨教授怒斥年那些 走掉的学生，并且挑选两位男生守候大门，不允许走掉的学生在教室同学通知之下，重新返回教室。生态经济学的最后一课，开始朝向恶劣的方面发展了。
先有男生踹门，接着是杨帆教授大开骂腔，后有女生怒斥杨帆教授无聊，这句话惹恼了杨帆教授，勇敢出击抓住女生，肢体冲突开始了。杨教授弟子打来校园110，最后在保卫处进行调解，迄今为止，事态似乎也没有彻底收场。
为什么大学校园里面，整天都是这种新闻？我真不明白，我们的大学到底怎么了？大学里面出现的问题，我们能否具有平常心？不妨把眼光放远一些。有两个小例子，印象深刻。五四运动以后，北京大学的学生特别狂傲，目空一切。这时候，校方 决定要收讲义费，惹恼了五四运动的精英，到处抗议，还要出现打人的局面，最后事情捅到了蔡元培先生那里。激昂的蔡先生一点都没有退缩：谁再要闹，我给他决斗。另一件事情，发生在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学生好多参与了一二•九运动，教务长潘光旦先生看到学生耽误了很多课程，非常痛心，不愿意让学生们再闹下去。结果学 生恼羞成怒，准备对潘光旦先生下手。我们知道潘先生只有一条腿，但是，仍有学生把潘光旦先生的双拐扔掉，直到校长梅贻琦先生来后，才结束如此闹剧。但是，讲究中和位育的潘光旦先生并没有把清华大学校警招来，把学生弄到保卫处说事。
我记得梅贻琦先生说过这样的话：一所大学，没有坏学生，只有坏老师。老辈人之所以令人怀念，不是偶然的。
我自己也开设选修课，想同杨帆教授交流一下体会。我上课从来没有点过名，也可以说，不点名是我上课的传统。而且，我上必修课，从来也不点名。我鼓励上课的时候，同学们给我提问。哪位同学有精彩的问题，我就会给他高分。作为一位大学老师，如何激发学生思考方面，进行一些探索，我觉得是本分。但是，在教学生活中，看到太多的老师，对于学生的思想进行限制和压抑。我也喜欢在学生来的比较少的时候，让学生写上自己的名字，作为对常来听课同学的一种鼓励。但是，我从来不会想到杨帆教授的办法，我觉得那是一种比较愚蠢的办法。
比起杨帆教授，惭愧得很，我没有一本著作，所以，我就不必在选修课堂上推销自己的著作，更不会想到购买自己的著作会与同学们的分数挂钩，杨帆教授，我觉得你在这方面走得有点太远了，你不觉得吗？
（二）如何上课
萧瀚老师似乎对杨帆的学术与人格，早就具有自己的判断，否则，不会在“杨帆门”发生的第一时间发表《逃课是自由的象征》。难能可贵的是，也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杨帆居然能够沉得住气，静观其变。表现很大度的样子，转载萧瀚的文章，事情真是很有意思。
坊间有些议论，不着边际。比如，这个女生没有选杨帆老师的课程，为什么得知该教室上课，还要往里面闯？
我在河北科技大学上选修课，也遇到这种情形。有些同学习惯把书包放在一个教室占地，然后吃饭，吃饭回来之后，发现教室里面在上课。作为一位学生，大概有三 种选择：一种选择是不敢进去，只能在旁边的教室干等；还有一种是到里面拿自己的书包，出来之后再找另外一间教室上自习；最后一种是把教室当作自己的自习 室，一边看自己的书，一边听课。事实上，中国政法大学的那位女生——小姗学友，就属于第三种情形。在我的选修课上，我理解第一类同学的选择，宽容第二类同学的选择，尊重第三类同学的选择。
暂且不论杨帆老师将上课与选修学分挂钩，还是将交作业与选修学分挂钩，这都没有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事实上，杨帆老师并没有上最后一课。杨帆老师觉得冤枉的话，我们只能说杨帆老师上了另类的最后一课：文武双全满课堂。
萧瀚老师那篇《逃课是自由的象征》，尽管描述的是自己的课堂，但是，确实写出了中国大学生的状况。从教学管理来说，哪所大学教务管理部门也不鼓励逃课，相反，制定了详尽的规程惩罚逃课的学生。就我的观察和体会，尽管学生经常将“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挂在嘴边，但是，学生们对于所学的课程，毕竟是有主见的。老师是产生知识，还是贩卖教条，学生心理清楚的很。表现在我的课堂上，必修课程往往表现的死气沉沉，选修课上倒是经常碰到自由思考的种子选手。
在网络化时代，大学课堂到底应该呈现什么样的风貌？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流的大学老师生产知识，二流、三流的大学老师仅仅是贩卖知识而已。这些知识，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在学生看来，往往是经过意识形态扭曲的教条而已。在这种时候，如果老师整天贩卖扭曲的教条，学生逃课就会具有真正自由的象征。
在我所任课的班级里面，我从来不觉得那些把教条背的滚瓜烂熟的学生有出息，我鼓励自由的思考，三番五次告诫学友们：哪位学友自由思考的含量高，那么他的分数就高。
我不相信，学生们看到萧瀚老师的《逃课是自由的象征》之后，才学会逃课的。生活之树常青，理论是灰色的。学生们早就学会了逃课，但是，我判断学生们具有自己的逃课理论：有些老师不管上什么课，就是要逃；有些老师不管上什么课，都不能逃。
学生们觉得这门课程受益，打死他，他也不愿意逃课。我的选修课程就有铁杆粉丝，说实在的，我之所以不敢懈怠，就是因为每次课程都能看到这些明亮而清澈的眼睛。
我没有统计，不知道自己的选修课是否中国最大的课堂。反正在河北科技大学，我这学期就是使用的最大的教室——讲堂群202，最后一次课的时候，我才明白能盛600人。我也知道肯定有人不来，但是，我不可能占用学生的时间，进行点名，这样我就免除了杨帆老师点名的烦恼。
我也没有效仿萧瀚老师，告诉学生们——逃课是自由的象征。但是，我经常在第一节课开宗明义：首先，我不点名。我明白，不能利用自己讲课魅力，打动学生们，即使点名，岂不是无聊的很？
再说了，那些不愿意来的学生，你非得让他们来到教室，这不是双重折磨吗？首先，这些学生不是在教室睡觉，就是看闲书。要不就是互相发送短信，或者说笑打闹。所以，我说，大学老师还要依靠点名树立自己的权威，真是不智得很！
（三）重建师道
河北电视台的一位老友，母校是中国政法大学，听说“杨帆门”事件，痛心疾首，急忙与我联络，进行交流。当时，我正好上传了“杨帆门”思考之一。但是，老友的意思，透露出母校学生堕落至此的慨叹，所以，我就不便直接说出我的见解。因为，我的见解与这位老友正好是相反的。
网络上的意见，只要是批评那位女生的，恐怕多站在师道尊严的角度立论，所以连带着批判萧瀚老师《逃课是自由的象征》。即使赞同、同情那位女生的，似乎也有 些不大赞同萧瀚老师的意见。谁也没有想到，萧瀚老师成为大家转移话题的一个目标，人言可畏，网络议论恐怕更是如此。
中国的大学管理，越是具有传统和品牌的大学，似乎越是宽松。那些通过扩招上学的本三学生，所受的管理，可以说是相当严格的。我就目睹了本三学友的烦恼，晚上没有特别通行证，是不允许离开学校的；没有特别的允许，也不能在宿舍里面，只能到教室里面学习，所以，经常出现“双重伤害”。喜欢学习的同学因为掺杂了 不喜欢学习的同学，不可能学好；那些喜欢玩的同学，在教室里面也不可能玩好。
作为任课老师，还有没有像杨帆教授这么“较真”的呢？好像在我身边，已经非常稀少。越是年轻的老师，对待教学中出现的怪现象能够看得比较开，因为，他们也是刚刚毕业的嘛！能够将心比心。倒是那些教学中的前辈，看不开。再加上心里面师道尊严作怪，如果具有杨帆教授的名声，对学生又是骂又是打，就不奇怪了。尽 管凤毛麟角，但是，哪怕只有这么一位，引发的动静通过视频和网络的传播，都是非常惊人的。
大学教授丧失尊严，也不是什么不可以理解的事情。我们生活的大学校园里面，真正值得尊敬的老师，屈指可数。原因，大概有这么几种：1949年以来长期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将中国尊师的传统，扫荡殆尽。我不赞成一种肤浅的意见，把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说成是中国古代带来的。中国古代尊师重道的传统，我不敢说有多好，但是，老辈的规矩什么都破坏了，能说是好事吗？
大学合并和扩招，本来就是当时政府因为扩大内需，推行教育产业化的结果。高涨的大学学费，使得师生关系，带着日益严重的铜臭味。从一般学生的角度观察，我 交了那么多费，老师就应该提供服务。顾客就是上帝吗？再说了，上不上课，那是我的自由。就像在商场买衣服，服务员敢那么横？我投诉你。有的学生就把老师当作商场里面的服务员，老师对学生态度好是应该的，如果不好，那么，我们学生评老师的时候，就给你打低分，看你怎么着。所以，有人说谁能哄着学生，谁就是好老师。
“杨帆门”给我们的启迪之一，就是重建师道。总共上九次课，就有三次没来，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我觉得都不应该。教务处网页上写着杨帆教授出席学术会议，所以不能上课，但是，我们的学生是生活在互联网 时代，天纵聪明，也想不到杨帆老师已经在网络上请假了。其实，比杨帆情形更严重的，名牌大学的大牌教授，此种情形更是家常便饭。我们的大学老师日益丧失尊严，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规程写着：不准利用上课时间出席学术会议、不准利用上课时间到外面讲课、不准在上课时间接听手机。如果我是大学校长，学生们反映，一位大学老师在自己的教室里面连续接听三次手机，情况属实，我就会在这位老师下课的时候，在教室门口对这位无比繁忙的老师说：“既然您那么繁忙，请您另谋高就吧？”
农夫懂得：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可爱”的大学老师，有多少人知道：抄袭别人的劳动成果，应该害臊脸红。但是，一点都不妨碍他们在学生考试的时候，高门大嗓：“同学们，作弊是可耻的”。
论文又不是大白菜，多多益善，杨帆教授居然已经写出了一千篇论文，他具有农夫诚实的品行吗？
（四）学生期待
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机缘巧合，被分配到北京南郊一所工科院校。组织没有给我进行必要的心理学训练，就赶着鸭子上架了。好在我自己似乎冥冥之中，具有当 老师的潜能，第一节课就开始赢得了学友们的掌声，我知道这是学友们对我的鼓励和同情，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下来，没有掌声，我觉得就不是成功的课堂。
我觉得当好老师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主要是自己是否具有兴趣和激情，什么是激情，在我看来，主要就是说话的激情。一位大学老师，不喜欢与学生交流，我觉得不应该让他接着当下去，这样会造成双重痛苦。首先是老师的痛苦，然后老师把自己的痛苦传导给学生。喜欢著书立说的大学老师，如果觉得上课是特别痛苦的事 情，可以提出申请，进行专门的学术研究。
我在北京大学进修的时候，发现上课特别具有激情的老师，比如说陈平原、李零、朱孝远、阎步克、贺卫方、周其仁先生，都是激情洋溢着课堂的老师，听他们说话特别受用。陈平原、李零、朱孝远、阎步克、贺卫方、周其仁都是有口皆碑的好教授，他们之所以受到学生的爱戴，哪里是迎合学生，而是出活的学术和优美的人格。
一个合格的大学老师，怎么也要懂得一点心理学和教育学。一位好的大学老师，按理说应该达到将心比心的境界。但是，现实的大学校园里面，将心比心的大学老师恐怕已经成为“少数民族”了。
我们成天嚷嚷进行大学改革，依然是换汤不换药，甚至连汤都不换。
当代的互联网文化，已经构成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学友们通过互联网扩大了对学科了解和把握，所以，大学校园，已经发生了深刻的、甚至革命化的变化。而我们的 大学老师依然在教室里面迈着四方步，捧着教材，照本宣科，或者念着不知从哪里下载的课件，可以想见，互联网时代的大学学生对于任课老师具有极大的期待。我 们做大学老师的，理应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但是，遗憾得很，往往是学生已经具有自己的博客，而不少老师不知博客为何物；学生有精彩的言论，不少老师装聋作哑，或者视而不见。转型时代，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时代，年轻人极有可能成为中年人的老师，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
老村先生说的中肯：不少知识分子，一打开书本，就开始糊涂。我补充一句：不少大学老师，不打开书本，照样糊涂。一打开书本，就会更加糊涂。
就业的压力、学费的负担已经压在转型时代的大学生身上，造成了心理特别的一代。这是被转型时代抛弃的一代人，与其说他们是浪子，不如说他们是弃儿。这些大学生还上小学的时候，大学还是免费的，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小学开始免费。两头够不着，造就了表面上冷漠，其实内心无比寂寞的一代大学生。
有人说，为什么这些大学生看起来都比较成熟，有点像社会青年。这有什么奇怪的？他们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从高中到大学，他们太熟悉这样的字眼了：赞助费。赞助费都已经被写入学多省份教育厅的文件里面了，难道还不能写到大学生的心中？
大学倒是还没有公开收赞助费，但是，普通本三学生一年一万元的学费，难道不是变种的赞助费？大学里面的辅导员，对于大学生过早的成熟，功莫大焉。我们想一想，多少奖学金是足额发放的？多少助学金是足额发放的？
总有一些天真的孩子，似乎总觉得大学是单纯的，觉得企业里面良莠不齐。我听到他们这种诉说，不愿意泼一瓢冷水下去。大学早已经社会化了，不管有没有围墙。大学所为何来？无他，做人与做事。
当代的大学老师，不论在做人还是做事上，配做学生的模范吗？
“杨帆门”给所有的大学老师敲响了警钟：中国的大学老师，拿什么拯救自己？拿什么奉献给学生？
（五）考试形式
“杨帆门”引发的导火索，其实是考试的形式。但是，由于焦点已经进行了转移，现在，似乎很少有人关注这一比较关键的环节。
一般情况下，我所在的河北科技大学，选修课起码也得安排一百五六十人。真有老师，在选修课上点名，听说花样还不少。这学期我上《大国崛起》的选修课，每个班大概有五百人，两个大班，如果我也如法炮制，岂不是要命？
根据杨帆老师最后一课的情形，杨帆教授结课方式是写作业，据我查阅网上流传的杨帆教授《生态经济学与中国人口环境》只要最后一课交上就可以。如果杨帆老师开宗明义，必须听最后一课，下课的时候，才能交结课作业，当初注意沟通，原本这不算什么大问题。
我遇到过杨帆教授最后一课的情形，可能由于我人微言轻，没有必要耍大牌，所以，心里比较坦然地接受了。同时，我还遇到过另外一种情形，即使是最后一课，学 友们也愿意接着听我讲课。非常奇怪的是，本学期有一个头的《百年中国历史人物》教务处安排第九周开始，十八周结课。我们学校十六周已经进入复习考试。但是，复习考试并没有影响《百年中国历史人物》的上座率，课堂气氛热火朝天。
为什么原本不算问题的，最终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根据萧瀚老师对杨帆教授的判断，这是早晚要发生的，早发生，比晚发生似乎还好一些。萧瀚老师的证据是， 在学术讨论会上，杨帆教授从来都是一场战斗，不把论敌的嚣张气焰扑灭，那就不是杨帆教授。这一点，杨帆自己也不否认。
作为一门选修课程，《生态经济学与中国人口环境》如何结课，这是老师的自由。杨帆教授可以选择考试，闭卷考试也未尝不可。杨帆教授恐怕已经忘记了，最后交一篇论文就可以 结课的承诺。否则不会出现部分同学最后一课交了作业直接出去的一幕，如果这些学友交完作业，回到座位上，接着聚精会神听杨帆教授讲课，杨帆教授也不会受到 那么大的刺激。我们说，就是老天爷也没有办法帮杨帆教授了，因为，他突然改变规则了。所以，我们说，杨帆教授没有遵循程序正义，自己擅自改变游戏规则。此种做法，当然令中国政法大学的同学惊异。后果的结果，我们早就知道了。
如果，第一个同学到讲台上交作业时，杨帆教授大吼一声“不允许”，也就不会出现后面的闹剧了。但是，当时杨帆教授也许没有反应过来，也许还在判断交作业的同学是否直接走掉。
坊间有一种议论，杨帆教授早就该教训一些80后学生了。现在到哪里寻找对学生这么负责的老师？这种意见糊涂，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认真负责，因为，杨帆的一贯表现，并不是认真负责的作派。问题的关键，既然早就规定的程序，杨帆教授为什么自己不按牌理出牌？
（六）世风日下
“杨帆门”中受到伤害最深的，也许就是那位女生——小姗。只要是批判女生的议论，大多从师道尊严的立场发挥。“不管老师怎么样，你也不能说老师无聊啊！”言外之意，杨帆教授的自尊，都被这位没有选课的捣乱女生抹去了。杨帆教授辩解的理由更是有趣：当时讲孔子，你说无聊，这是对孔子的污蔑（大概）。
杨帆教授没有想到，文武双全、气势磅礴的一节课，居然让这位小女子给折杀了。尽管《北京青年报》编辑采访当事女生时，这位女生表现的异乎寻常的宽容，觉得杨帆教授的荣誉全让自己的冲动摧毁了。但是，杨帆教授心里面，不知道是否认为检讨至此已经相当深刻，应该宽容当事女生？
“杨帆门”通过网络，已经将事件放大了千万倍，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杨帆门”到底是谁的耻辱？中国政法大学、当事女生、杨帆教授、萧瀚老师，在网络的世界里，似乎没有赢家。
如果杨帆教授主导事件的后续过程，那么，杨帆教授肯定觉得，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存在巨大的错位和脱臼，亟需校正。网络上确实出现了大量的议论，支持杨帆教授的网友，大多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世道浇漓，并且存在着进一步妖魔化80后学生的倾向。
我过去就是这么糊涂，有一段时间，没有对80后学生将心比心，而是抱着九斤老太的老脑筋，总觉得一代不如一代。言外之意，我们读书的时候如何如何？到底我 们读书时候如何呢？我们读书的时候，真是享受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差不多没有花多少学费，就读完大学了。现在供一个大学生，从小学开始，到大学毕业，起 码也得十二三万吧！如果是艺术类的学生，正好又是本三的学生，没有二十万行吗？
现在的大学生，国家没有充分考虑他们的家庭负担，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感受了上学的压力和负担，我们八十年代大学毕业的学生，有这么沉重的负担吗？都说中国经济奇迹，为什么奇迹的背后是如此沉重的包袱？经济学家能解释通吗？所以，80后大学生，天生就有一种忧愁和焦虑。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朱镕基时代，正好是中国教育产业化的高峰。在我看来，所谓的大学合并、大学扩招，都是政府扩大内需的导向。衰弱的中国大学教育，没有深思 明辨，就被拉向了不可预知的轨道。大学教师三六九等的津贴制度、中国科研生产的畸形机制、层出不穷的评估，使得大学教师群体日益矮化。学习世界一流大学的 号角，一旦吹响，哪里还能停下脚步？
科研型大学的迷梦，做大做强的口号、新校区的大干快上、本科教学评估的倒计时，都把大学老师教书育人的职能，吹散到九霄云外。
谁能够理解，行走在偏僻空旷新校区的学友们，夜晚没有师长可以倾诉的烦恼和郁闷？谁舍得时间，愿意与学友们在闲暇的日子促膝谈心，谁即使赶不上班车，也要与种子选手交流思考的收获？
我最不愿意听到身边的老师，抱怨这些80后的学友们：“现在的学生们，都是什么成色？”好像这一切都与自己无关。
怎么好学生，都知道是自己教出来的；遇到不满意的学生，就不是自己教出来的？孔子教导我们：有教无类。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说过类似的话：没有坏学生，只有坏老师；坏学生都是让坏老师教坏的。
大学里面出现了世风日下的局面，我们每个大学老师都有责任。不要以为我们没有拿很高的津贴，没有一定的职位，就可以脱离开这一切责任。
我们作为个人，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我们是否忠于职守，我们是否付出了热忱，我们是否给学生一丝的关爱？
我们作为大学老师，是有温度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将我们的温度，温暖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位学友们呢？
（七）良师萧瀚
特立独行的萧瀚老师，开宗明义——逃课是自由的象征。不明所以的网友，看到萧瀚老师的题目，就觉得非常反动。本来中国大学校园里面真抓的老师就少得可怜， 这位萧瀚老师居然还鼓励逃课，岂不是把自己竖成靶子？一般头脑糊涂的网友，尽管觉得杨帆不妥，但是，萧瀚对课堂无为而治，允许学生逃课，这成何体统？萧瀚 老师，自然成为移动靶，百口莫辩。
萧瀚老师平素结交的都是君子，现实生活中的小人，倒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是，萧瀚寂寞素朴的追远堂变成了一般人士泄愤空间，背着误导学生嫌疑的萧瀚老师，实 在难以忍受奇耻大辱，做出了大家始料不及的举动。杨帆门事件整整一周之后，也就是2008年1月11日，萧瀚老师在自己的博客——追远堂，登出文章，公告 已经给中国政法大学人事处递交辞职书，辞去中国政法大学教职。
坊间对于萧瀚老师的辞职，冠以“勇敢的批评、暧昧的辞职”题目，倒还比较贴切。萧瀚老师在辞职信中，愁肠百结，欲说还休。似乎不愿意因为杨帆门让中国政法 大学的学友受到伤害，似乎在教师伦理上与杨帆不共戴天，似乎为了中国大学的清明，“为了让这个昏乱的社会清醒，我必须做出这样的牺牲。”
辞职不是不可以，这是萧瀚老师的自由，相对逃课来说，辞职更是自由的象征，大概寻找属于自己的乐土，萧瀚老师不是思考一天两天，临时的决定吧！
冒昧得很，我挺喜欢萧瀚老师，我觉得我自己身上有萧瀚老师的影子，这话，也可以倒过来说。不爱开会，不爱填表，喜欢顶撞领导，落拓不羁，这就是我的写照。 不知道萧瀚老师如何上课，反正我一上课，就觉得有一种神圣的感觉。反正我一点都不愿意不玩大尾巴狼。不用多媒体，不念教案，不上讲台，我属于比较典型的 “三无老师”。所以，在迎接评估的伟大热潮中，具有爱心的学院领导开导下，总算有点上课的样子，经常带一公文包。
萧瀚本来就是法学才子，门路宽广的很，所以，当时来到中国政法大学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激动，在哪里还不是活！但是，萧瀚天生是老师的料，因为他对学生有爱。
萧瀚老师难以适应当代中国的大学生态，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感觉萧瀚老师在上最后一课之前，思虑再三，踌躇已久，到底是否离开中国政法大学？萧瀚老师最后一课的演讲辞，渗透着浓厚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对法大学子的关爱，高扬着独到的大学理念。
我不大相信，对学生关怀备至的萧瀚老师，忍受不了网友的攻击谩骂，而辞去教职的。因为，我相信心里无私天地宽。
我们欣慰地看到，中国政法大学依然有用于担当的人物，萧瀚顶头上司，对萧瀚啧有烦言的何兵副院长，这位体制内的中级官员，在博客发表了自己看法，萧瀚不是好员工，但萧瀚是个好老师。
萧瀚老师一向飘逸，雅致，可以说是一个在精神上特别有洁癖的老师，他当然忍受不了野蛮、粗鲁的行为，只是不愿明说罢了。大学老师的良莠不齐，绝非一日，但是，所有硬件都向高标准看齐的大学，为什么在精神境界上如此低迷？
良师萧瀚，从中国政法大学辞职，固然是法大学子的伤痛，但是，其他大学的校长面对这么好的老师，难道一点都不动心吗？
难怪我们日益倒退，看起来处于滑坡的大学，还要一直滑落下去，萧瀚辞职可以惊醒几个人，但是，制止不了大学制度安排的堕落。
萧瀚老师离开了，杨帆心里滋润了。
（八）杨帆其人
杨帆的经历告诉我们，他几乎没有当过老师，他不知道老师应该怎么当。杨帆的简历确实很简单，1951年出生，1984年获得吉林大学世界经济硕士，作过研究所所长，天津开发区、深圳特区都干过，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经济，顺便读了一个博士。2003年作为特殊人才引进到中国政法大学。都五十岁的人了，还没有正儿八经教过书。一个五十岁的人，一点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背景都没有，说实在的，就引进过来当老师，这种事情，不是中国政法大学杨帆一个，很多大官退休以后不是也愿意到学校 去吗？
这位名满天下，经常将“写了一千篇 论文、著作十五部、引用率国内第一”挂在自己博客上招摇的著名非主流经济学家，真是包揽天下，并吞八荒的气派。但是，杨帆忘记了，大学者，师生从游之所也。
也许，杨帆就觉得自己是大师，给中国政法大学带来了无限荣光，至少，中国政法大学科研成果一下子就增加了一千篇，著作增加十五部。这是大学没有摆脱量化的 幼稚举措所致。学术不是大白菜，论堆卖。杨帆自己说已经写了一千万字，有什么意义？难道杨帆贡献给学术界的就是“与澳大利亚开战、美国炸平中国东部就可以 进行西部大开发”诸如此类荒诞不经、荒谬绝伦的惊人之语吗？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里面说过：“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当然，一向傲慢的杨帆如果看到我引述前贤的话，第一反应肯定是：谢志浩，你是哪根葱，还轮不着你说话。
尽管杨帆已经五十七岁了，我还是劝告杨帆：大学老师，更应该懂得爱。不懂得爱的老师，是不配称作大学老师的。
我希望通过杨帆门，中国的大学校长在引进人才的时候，改变量化的机制，应该从学术品质和道德操守把关。
（九）师生关系
“杨帆门”这种极端的事件，从侧面反映了一种恶劣的师生生态格局。如此“密切”的师生关系，尽管在中国大学校园并不多见，但是，前些日子不就传来中山大学 艾云灿教授体罚学生的丑闻？南北两所著名学府的教授殴打学生，在大学校园并不多见。但是，我们细心想来，在精神上摧残学生的老师，恐怕就不是少数了，我不 敢说是多少，但是，就我耳闻目睹，所占的比重，确实非常高。
杨帆有三次没有及时通知中国政法大学选课的学友们，据说写在教务处网页上了，可见，教务处认同杨帆请假的。经常请假这种事如果出现在其他老师身上，我们不 能说这不是教学事故。但是，中国政法大学就是如此具有人文关怀，早就考虑好了，既然杨帆是名流，学术会议多是难免的，所以，即使三次没有上课，都不是教学事故。我们不怕规章制度，我们怕的是如此具有弹性的制度，还能不能算是制度？
杨帆讲课的派头十足，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动不动就带着几十公里外的研究生来到昌平上课，我们也不便说什么。但是，杨帆不能来上课，为什么不安排学生干事在 黑板上写上“杨帆教授有会，《生态经济学与中国人口环境》课程顺延”？
当然中国大学校园中，大量的是另外一种形态的师生关系——没关系。老师上课念一下教案，表演一番，学生观看一番，下课之后，各奔东西。可以说，随着院校合并和大学扩招，中国大学校园里面的师生关系，每况愈下。
为什么？原因是明摆着的。老师往往坐班车跨校区上课，桥西的老师偏偏安排在桥东上课，下课之后，大概也就是二十分钟的等班车时间，首先老师上课就要对自己 进行约束，如果拖堂，学生们还有课怎么办？这个教室下节课还有班级上课怎么办？关键是老师讲课时间超常，来到楼下，班车已经走了，你又不是校长，司机师傅 到点就走。从桥东打车到桥西，恐怕最少也要四五十元，让老师买单，合适吗？
为了避免跨校区上课的麻烦，不少学校盖起了新校区，不知道哪个部门的老爷规定新校区不允许盖教工宿舍楼。老师们的不方便，比起原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所 以，中国各地的新校区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学友们要问老师问题，老师一手拿包，一手拿着水杯，箭步蹿出教室，嘴里吐出“没有时间了”。真有较真的学生，追 着老师一直到班车点，这时候，班车正好来了，学友只能眼巴巴望着老师，依依不舍作别。
晚上，中国各地大学的新校区，都是年轻人的时间和空间。聪明的大学管理部门，还组织一些业余文化活动，但是，对于具有教书育人担当的大学来说，这些业余文化活动仅仅是大学校园文化的一部分，有关部门年终总结的时候，就可以写上一笔：我们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这些细枝末节的活动，怎能满足年轻人做人与做事的追求？
我觉得导师制是一种相对不错的安排。一位老师带领几位学生，利用业余时间，交流思想和学术。当然，已经越来越雇佣化的大学老师，肯定不愿意这么做。他们会认为：吃饱了撑的，跑科研项目、弄职称、填表、奔波于老校区和新校区之间，你精力居然如此过剩！
我建议中国的大学校长、教授，别整天跑项目、迎评估、请院士、弄科研、发论文什么的，争取在2008年利用一年的时间，想一想：大学的弊端，有多少是自己的责任。
出了丑闻，能够正视，痛定思痛，也不算是特别丑；但是出了丑闻，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那就是这个时代里面大学最大的丑闻。
难道我们这一代人没有一点怕与爱？
（十）反省大学
“杨帆门”在中国大学里面，还不是最邪门的事件。不是有一句话，一切皆有可能吗！
我记得秦晖先生说过类似的话，中国教育有问题，但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现在，我接着秦晖先生的意思说：中国大学有问题，但不仅仅是大学的问题。其实哪国的大学没有问题呢？为什么单单中国大学问题这么严重？不会是危言耸听吧！
我作为大学教师里面的草根，眼看着中国大学富裕起来，眼看着大学里面涌现许多成功人士，眼看着中国大学朝着死亡的路径飞奔。由于看不懂大学，就特别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大学，自己接着开始忙活，追寻中国大学的历史，分析中国大学的制度安排，梳理当代大学的问题，编了两本一直没有出版的书《重建大学的尊严》 《北京大学改革：反省与更新》，总算是把中国大学的问题弄明白了。
民国时期的大学，是我研究的一个参照系。现在看来，谢泳、陈平原、杨东平、智效民这些研究大学史的先进，都有美化过去的大学的冲动和倾向，我自己也未能免俗。为什么这些先进都存在美化民国时期的倾向呢？当代的中国大学实在不争气，民国时期的大学，就是不怎么样的，都有底线。当代中国大学，与大学硬件快速提升相伴随的是日益堕落的大学校魂，到底堕落到哪里算一站，真是很难说。
为什么我说民国时期的大学有底线，首先，大学校名不会像当代大学变来变去，院系名称也不像现在五花八门，涵盖的学科也不会飘忽不定。这些都是大学的皮毛， 民国时期不学无术的党棍根本不可能在大学里面如鱼得水，横行无忌。那时候学生会是真正的“学生自治会”。那时候的校长，所服膺的大学理念，差不多都是蔡元 培先生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宗旨。那时候大学没有校训则以，一旦有自己的校训，都具有典雅的文字和深厚的底蕴，哪像我们匮乏到只能想到“爱国、奉献、团 结、创新”，而且就象得了传染病似的，互相克隆。那时候，大学教授作为学术共同体，尽管有左中右派别之分，但是，在大学理念、学术操守方面，大家具有底线认同。最关键的是，那时候大学的学术生态循环中，政治和经济绝对没有如此强大的控制大学的力量。尽管国立大学经费是由政府来提供的，但政府干涉大学的事情不能过度，因为大学具有独立的品格；那时候大学教授共同体的程度并不是特别高，但他们知道哪些教授作的是真正的学问，而且教授的意见政府必须重视。陈立夫主持教育部的时候，正好赶上抗日战争，这位部长大人不知怎么想起来要进行学术评奖，我们看获奖者是华罗庚、陈寅恪、闻一多真正的大家。民国时期的大学，奉行兼容并包，所包容的都是具有真性情的学者，那时候的大学校长根本不敢把退休官僚兼容到大学里面。我们在这方面，确实能干：不仅退休官僚——邵华泽、范敬宜、赵启正可以兼容到著名学府，而且在职的官员弄个博士学位、客座教授，易如反掌，那些末流大学校长，想巴结还巴结不到呢？所以，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学术自由，都是当代中国大学的稀缺资源，而这些，民国时期的大学都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真是没有出息的一代，苟且偷生的一代：不敢向权势集团说不，有能耐向草根说不；向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的晚辈邀宠献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生又打又骂； 没有勇气传播自由、平等和民主思想，有能耐呼喊“美国炸平中国东部就可以进行西部大开发”；没有胸襟提拨真正的学者，但是经常聘请明星成为客座教授；中年的秦晖教授不能带博士生，卓越的单少杰不能成为教授，张鸣不平则鸣就被抹掉系主任……
要我说实话，中国大学能要的地方实在已经不多了，但是，穿过黑夜的我的手，还是能够触摸到一点光明，厦门大学不就把谢泳聘过去了吗？
既然，大学已经暴露了这么多弊端，通过望闻问切，就会清楚病灶在哪里，我是改良主义者，所以，我觉得宏大目标、点滴努力吧！
自由、平等、民主的光辉，一旦照亮中国大学，那么，中国的大学人，便会解放成为真正的人。
（十一）课堂自由
萧瀚老师因为“杨帆门”事件，引咎辞职，这是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的，真可以称得上是刚烈之士。杨帆首先不会想到自己有问题，其次有什么事情都能死磕。不要 说唤醒社会，就是杨帆都不能被唤醒，可见道义的力量是有限度的。但是，我们惊喜地发现，当事女生却具有道德觉悟，觉得自己不够宽容。具有底线良知的人，才 能够被唤醒。
萧瀚老师辞职的一大原因，就是那篇很纯正的文章——逃课是自由的象征。但是，以我所见，逃课获得的仅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读过大学的学友，没有逃过课的，绝 对是少数。我自己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就读的时候，不瞒各位先进，可以说是我们班里逃课最多的一位。作为获取这种消极自由的代价，好几门功课，被挂 科。
有人说，这时候，你逃课逃到哪里去了？不好意思，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有互联网，否则我可能到网吧里面消磨时光。我只能老老实实到图书馆里面，目的很明确，查找资料，在讨论课上把我不能容忍的观点痛批一顿。
有位网友说得好：花了那么多钱，谁愿意逃课，可是，一遇到那些照本宣科的就没有脾气了。
上课在中国的大学里面所占的时间很长，但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上课学不到东西？难道上课的时候，老师们都不讲玩意？
从大学的起源来看，大学本来就是一种自由的探索，真正出活的课堂，在我的心目中，应该是伯拉图学园、或者宋代的书院，导师和弟子联袂在名山大川，卜宅而 居，坐而论道，神思明辨。直到现在，欧美学府保持着一种讨论的传统，导师开大量书目，学生写读书报告，然后在课堂上进行宣读和评议，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推 崇的“席明纳”。
当代的大学之所以进行一种教条式的宣传，坊间有一种议论，说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这个帽子扣得太大了。
大学既然是思想的探险，那么大学课堂理应充溢着自由的空气。但是，自由的空气有点稀薄，呼吸困难。大学课堂充斥着扭曲的意识形态的教条，与当代中国大学的 生态格局有着关联。老师们讲的都是克隆别人的，这样在有关部门看来是最保险的。按照某大学的老师规程来讲，就是课堂上讲述正确的理论。自然科学我不知道，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末流的大学老师都以讲述“正确的理论”沾沾自喜，“正确的理论”几乎可以等同于绝对的真理，是不容学友们置喙的，但是往往沦为“正确的 废话”。所以，这里我说一句话：多少大学老师的课堂上的风气特别具有中世纪修道院的氛围。
大学课堂上就出现了特别有趣的一幕，首先老师不愿意学友们提问。学友们质疑，老师会解释说：教案早就写好了，里面没有安排提问时间。其实，这都是骗人的借口，遮掩不学无术的本质。
大学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量课程，不具有解释现实的能力，只能充当庸俗的辩护士。大学课堂，伤心之所。明明大学已经超负荷，严重超载，非要说成这是做大作强。明明农民进城打工，本来已经成 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了，非要创造一个名词——“农民工”。明明北京市的繁荣是以廉价劳动力为前提的，但是非要号召政府制定政策限制低素质的人群进入北京。中国有多少大学教授，变成了“叫兽”；所谓“叫兽”者，嚎叫的野兽是也。
应该对大学课堂来一个启蒙运动，运用理性的力量拯救我们自己。大学课堂依然在仰望星空。
（十二）精神养料
人孰无过，过而改之，就是很好的事情。
说实在的，如果没有预先找好退路，中国的大学老师在与学校的博弈中，没有办法不处于弱势地位，除非你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或者是政协常委、人大常委什么的。中国单位制度的社会安排，使得大学老师一般情况下，是不能流动的。
大学老师的道德境界的矮化，与这种单位制度直接相关，更与中国大学的生态格局密不可分。萧瀚老师尽管表面上没有遇到潜规则的骚扰，但是，通过网络放大的 “杨帆门”，激荡着汹涌的波涛，萧瀚老师在这种波涛之中载沉载浮，心里觉得可能有灭顶之灾。这就是中国社会中所存在的恐惧。
一种让人心绪难平的局面和生态就出现了，要么乖乖在大学里面默默任教，要么被赶出大学之门。说实在的，中国大学教授的道德水准是与他们的生存能力相匹配的。
残酷的生存环境，使得大学教授丧失了尊严和担当。可以说，在当代中国社会最没有正义感的群体之一就是大学教授。萧雪慧老师长期不能讲课，我们装聋作哑，单少杰先生不能成为教授，我们甚至连唏嘘感叹的同情心都没有。我们所关怀的只是自己的蝇头小利：课题、职称、项目、基金。
大学是思想自由的象征，我们不仅没有道义感，而且最可怕的是不具有理性的清明。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热烈赞同杨帆教授的提议，希望深入讨论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并且进一步深刻反省：到底我们是吃着什么长大的？
2008年1月9日—18日，石门书菜楼
来源：学术批评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