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通，所以去散步，两个小时回来后还是想不通，因此，写这篇小文，希望你们能够告诉我，为什么我想不通。

小的时候上小学，课本里告诉我，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台湾同胞吃不饱穿不暖，只好吃香蕉皮。而我们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生在红旗下，长在社会主义蜜缸里。我没见过台湾同胞，也没去过台湾，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是生长在社会主义红旗下，但是小时候我 倒是实实在在的吃不饱穿不暖，我想不通，为什么我们庄稼人自己种田，没饭吃饱。我们家乡海南岛本来盛产香蕉， 想不通，为什么我没有见到香蕉，没有香蕉，当然没吃香蕉皮。

后来上中学，我们被教育，香港是花花世界、糜烂的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经济危机时，牛奶宁肯往河里倒。而我们是社会主义，我们有很大的优越性。我想不通，香港是糜烂世界，为什么我的左邻右舍拼命地申请移民到香港，难道他们真的愿意放弃优越而自我甘心糜烂？有些强壮青年还往死里锻炼游泳，企图偷渡到花花世界，有的被抓回来、被批判、被殴打。我想不通。

再后来我上了大学，上面告诉我，西方是资本主义社会，人剥削人，榨取人的剩余价值。而我们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绝对不会榨取你的剩余价值。我想不通，为什么上面的人统统选派他们的子女到西方去，或留学、或工作、或开公司，难道他们甘愿自己的子女被西方资本家剥削？

再再后来我到西方留学，更是想不通，我被告诉，西方的制度是先进的，但是不符合我们中国的国情，我们中国太落后了。我更加想不通了，因为从小就被教育：“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承认自己落后了，不是要虚心学习别人的先进吗？

到了现在，我仍然想不通。上面承认了，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我们要慢慢地学。刘翔百米冲刺，也是先学步、后走路、 再跑步、最后冲刺。我们被教育，吃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我就更加想不通，西方人才跑两千米，而我们中国人已经跑了五千米，到底谁快谁慢？到底谁在前面谁在后面？

想不通、沉默；沉默、想不通；越想不通、越沉默；越 沉默、越想不通 ......

两个小时的散步并非毫无收获，我想不通，但我想到两个人，一女一男、一洋一中。

伊丽莎白·诺艾尔-诺依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1916 - －)是德国著名的传播学专家、政治学家，她提出沉默螺旋理论(The Spiral of Silence)。沉默螺旋理论指出，如果一个人感觉到他的意见是少数时，他比较不会表达出来，因为害怕被多数的一方报复或孤立。

一个具体的人，如果他处于“少数人”的位置上，一般不愿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他怕暴露自己的“无知”，怕被人家攻击，因为按人类惯例，往往是多数代表正确。处在“少数人”的他，为了不冒犯多数，而被批评和孤立，在公开场合他往往采取“沉默”的态度。然而，若每个具体的人都象他这样想，都保持沉默，那么，“沉默”就在这些自认为是“少数人”中“螺旋”，这样循环往复的结果是，错误地认为“少数” (实际上是多数)的人都三缄其口，而真正的“少数”被衬托为“多数”，这个“多数”实际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少数。

由于我们只能直接观察整个公众群体中的一小部分(经常是通过主流媒体)，媒体就在决定什么是社会主流意见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主流意见在主流媒体上占据了与其相称的比例，持少数意见的人表达自己观点的可能性逐渐降低。相反地，如果一个人感到自己的立场正在为公众所接受，他就会变得更加勇于表达自己。

沉默螺旋理论假设人们总是在判断什么是公众的观点，而且他们经常通过主流媒体来判断。理论同时假设我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被孤立的恐惧，而且我们知道什么观点可以导致我们被主流群体孤立。这一理论也解释了为什么社会上还总有那样的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少数群体，因为社会上总还是有一些人对被孤立没有那么强烈的恐惧，这些人可以被称为社会观点的挑战者。 沉默螺旋理

论进一步提出少数派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而服从的多数派则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我想到张思之，他是第一个打破沉默螺旋的中国人。张思之办的案子很少胜诉，明知官司会打输，但是他还是有勇气接纳案子。 张思之“一身胆气，不畏权势，只向真理低头”。

我还是想不通，五千年的中国，十三亿中国人，为什么只有一个张思之，没有第二个、第三个，更多更多个人打破沉默螺旋。 ......

想不通，所以我问你们。希望你们想得通。

写于2008年1月4日，德国班贝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