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31日下午在科隆举行的支持埃尔多安的示威，有约4万人参加。路透社报道的人数为两万人。土耳其青年以此大型集会支持埃尔多安。一名在德国出生的土耳其人向媒体表示：“我们现在在这里，生活在德国的土耳其人以此举展示支持埃尔多安，我爱、恨、心疼土耳其这个国家……。”

集会地点是科隆莱茵河右侧河畔。集会要求“给民主提供平台—反对发动政变”，逾百家协会和团体参加了这次活动。支持埃尔多安的“欧洲土耳其民主联盟”(UETD)是组织方之一。许多示威者手中挥舞着土耳其国旗，也有人手持德国国旗。

如果一个人“我爱、恨、心疼这个国家”，那一定是这个国家出了问题，古今中外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爱国主义情绪愈高涨，爱国者愈多，这个国家或民族就愈到危难之际，因为爱国者的愁绪一定是与爱国者所在的国家、民族的衰亡联系在一起的。

屈原时代的楚国，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国家濒于灭亡而楚怀王尚不自知，于是屈原“愤而作离骚”。

埃尔多安时代的土耳其呢，“折腾又没欧洲人缘”。当年的屈原，抱着“荃不察余之衷情”的忠君爱国情怀投了汨罗江，当地的老乡怕江里的鱼吃了屈原，就住水里投用芦叶包的稻米喂鱼。

这名在德国出生的土耳其人总不会跳进莱茵河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经济严重受挫，并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负担。新建立的魏玛共和国政府难以承受1919年《凡尔赛条约》约定的巨额战争赔款，由此不得不大量印刷钞票以偿还赔款和战争债务，但也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国内物价飞涨、经济混乱，为争夺粮食而引发的暴动层出不穷。

1929年10月24日美国股市崩盘，德国经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数百万人失去了工作，多家大银行倒闭。希特勒及纳粹党抓住这一时机，进行大规模宣传，承诺重振经济及降低失业率。许多选民认为纳粹党能够帮助恢复国家的秩序、平息社会的混乱，能够提升德国的国际地位。在1932年7月的德国联邦选举后，纳粹党取得了230个席位，获得37.4%的选票，崛起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虽然纳粹党在1932年联邦选举中胜利而一跃成为德国国会第一大党，但在国会仍未获得绝对多数，由此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组成了一个短命的联合政府。1933年1月30日，在政界、工业界和商界的支持下，总统保罗·冯·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并组成希特勒内阁，意味着纳粹德国的开始。这一事件在德国被称为“Machtergreifung”，意为“掌权”。数月内，纳粹政权便提出了“一体化”政策（Gleichschaltung），以完全控制国人的社会及政治生活。农业团体、志愿组织、体育俱乐部等许多民间组织的领导者都被替换成纳粹党员或支持者。

1933年3月德国国会以444票对94票通过了《魏玛宪法》修正案《授权法》，允许希特勒及其政府能够不需要总统或国会同意而通过任何法案，即使该法案本身违宪。该法案需要以三分之二多数才可获得通过，由此纳粹党利用《国会纵火法令》剥夺了许多社会民主党员参与投票的权利，而共产党则先前已被禁止参加投票。5月10日政府收缴了社会民主党的资产，并于6月将之取缔。余下的政党纷纷解散，而自1933年6月14日起，新组建的政党也被官方认定非法，德国实际上成为了一党制国家。随后的1933年11月选举、1936年选举以及1938年选举完全被纳粹党控制，当选者只有纳粹党员以及少数无党籍人士。1934年1月，地方议会及联邦上议院（Reichsrat）被废止。

在纳粹党上台执政之初，德国的经济形势仍十分严峻：上百万人没有工作，贸易逆差巨大。希特勒认为重振经济至关重要。1934年，纳粹党利用赤字开支，一系列的公共设施建设计划开始实行。1934年8月2日，大总统冯·兴登堡逝世；而在此前一日，内阁已宣布执行《最高国家职位法案》，根据法案，在兴登堡去世时，总统职位将被废除，其职权将被转移至总理名下。希特勒也得以兼任德国的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成为“元首兼帝国总理”（Führer und Reichskanzler）。德国正式成为一个由希特勒统治的极权国家。8月19日德国举行公投，90%的选民支持合并总统与总理的职位。作为国家元首，希特勒亦为德国武装力量最高指挥官，随之而来的新法案也更改了德国军人的传统誓词，誓词的内容变为向希特勒本人效忠，而非向最高指挥官职位或向国家效忠。

约瑟夫·戈培尔为德国进行大量的宣传。戈培尔宣称德国将成为一个不受《凡尔赛条约》约束，不受马克思主义者影响的自由、团结、富裕与统一的国家。自掌权时起，纳粹党就开始运用一切手段来对付政敌、排挤他们认为社会上“不受欢迎的人”，他们打着反共的旗号不断扩张自己的权力，同时对犹太人进行更大规模的迫害。

埃尔多安离希特勒有多远?

(谢盛友：中德双语专栏作家，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班贝格民选市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