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旁边的古旧书店淘旧书，每每有意外惊喜。最近在英国阿伯丁大学旁边的一家旧书店里便找到了一些渴望已久的旧版书，很感陶醉。
近几年，我刻意搜罗关于欧洲航海方面的历史书籍，但国内能见到的凤毛麟角。这回一下在这家书店里找到了一批这个方面的书籍。其中有Steven Runciman 的三本（套），分别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西西里晚祷》（The Sicilian Vespers，Penguin Books1960）、《十字军东征史》（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1-3)，Penguin Books1963），作者是研究中世纪欧洲历史的大学者，书的内容都与航海或海战有关，一下子搜罗到作者的不同几种著作，还真是不容易。还有Gwyn John的《北欧海盗史》（History of the Vikings，Book club Association London 1975），这更是直接谈航海历史的专著，实在难得。还有David B. Quinn等人改编自Hakluyt（16世纪英国地理学家）的〈〈弗吉尼亚航行〉〉（Virginia Voyages from，牛津大学版 1973），也是不容易见到的书。更令我高兴是一本100年前出版的《16世纪英国航海者》（English Seame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James Anthony Froude Longman, Green, and Co.1901）。另一本则是牛津大学版 1991出版的《哥伦布》（Columbus，作者Felipe Fernandez-Armesto）。还有一本让我喜欢的书是1925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Henry Pirenne的《中世纪城市》，也与航海有密切关系。
为什么对航海有兴趣？说来也简单。我以为，不懂欧洲，也就不懂世界；不懂世界，何以懂中国？但是，要了解欧洲，必须了解它的航海历史。当然，懂了航海，也未必一定就懂中国；但不懂航海，是肯定不会懂中国的。我说的这是大的历史视野的定位，如果就一些小的历史考证工作来说，当然不一定要去了解欧洲人的航海，诸如李自成长不长胡子之类，作为一个题目也是蛮有价值的，这个研究就不需要去了解哥伦布如何航海。说起来，这些书籍与我的经济学专业风马牛不相及，但我越来越把经济学看作一种理解世界的方法，而有方法是不够的。许多学者对所谓“李约瑟之迷”有兴趣，给了很多答案，但我看这个问题的研究还远没有穷尽，尚需要现代经济学方法对更广阔的历史事件进行分析。这是个苦差事，作为显学的经济学的经营者大多不愿干这件事情。
汤因比主持编辑的《历史研究》，被缩略为三大册，我这次找到２册，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好在又找到了另几本史学著作，也算能对我的遗憾给个补偿。
还淘到几本旧书也值得欣赏。有一本企鹅图书有限公司1939年出版的《中国为统一而奋斗》（Pringle著, China Struggles for Unity），篇幅不大，拿来先读，也还真体验到了阅读的快乐。作者是英国记者、著名东方问题评论家。令我感慨的是，在上世纪３０年代那样一个大局迷乱的时期，作者以清醒的头脑把握住了时局的脉络，对中国的大趋势做了充满信心的预测，且不失公允之心，劝慰列强要善待中国，在关键时期要帮中国一把，真是其心可鉴，其情可怜。读普林格尔的书还有一个发现，“第三世界”（third world）这个概念是普林格尔在1939年明确提出的，而不是毛泽东在1974年首次提出的，只不过普林格尔指的是东方国家（那时其他落后国家还大多处于殖民地时期，不成为“国家”）。他是在宏观把握当时天下大势的情形下提出这样一个概念的。普林格尔深知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对欧美国家冷漠中国、不理解中国忧心如焚。他写道，和平是不可分的，世界繁荣也是不可分的；没有中国的强大，是世界的不幸。他还分析了中国走出困境的办法，我以为是很聪明、很独到的见解。
他的办法是两条，一是要尊重中国自己的优秀传统，二是要向西方国家学习有价值的东西。这不正是那个时代中国的精英分子所强调的洋为中用、中西结合的救国思路么？但是，普林格尔决不是抄袭中国精英，他对这两条路径的内涵有很独到的说明。
中国的优秀传统是中国农民的种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正是中国农民的抗战，使日本军队遭受重挫。他们不怕牺牲，浴血奋战，而这种牺牲的根源不仅在于日本人的枪杀，还在于本国政府的冷漠和无能。
西方国家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是西方的社会结构和基本制度中一些积极的方面，其中，发达的基础设施和地方自治传统尤其重要。普林格尔引用了上一世纪英国著名政治学者Sir Arthur Salter的一席话，来揭示关于中国落后根源：“归根到底，导致中国和西方社会区别的——也是日本和中国的区别，这种区别影响到了当代太平洋国家的历史——是中国由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所耗费的旅行和交易时间，以及政府行政命令传递、赈济灾民的效率以及社会组织的新行动的引入等方面所遇到的困难等等。” Salter的这番话，用当代经济学的语言说，就是这样一个大国，因其基础设施的极端落后，使社会交易成本极为高昂，导致一个大国的中央政府如果实行高度的集权控制，将使迟早使自己限于泥潭。按我自己读书思考的体会，中国的经验和欧洲的历史都证明，普林格尔和Salter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因为身在英国的苏格兰，这段时间读了不少关于苏格兰历史的东西，其中一本书也来自那个古旧书店，书在作者是在世界上享有名望的苏格兰籍的英国作家、诗人、画家Alasdair Gray，书名叫《为什么苏格兰应该由苏格兰人统治？》（ Why Scots Should Rule Scotland）此书篇幅小，内容多，作者又刻意避免“宣传”，而努力去讲道理，读起来引人入胜。从这本书中，你可以了解到为什么一部分苏格兰人想摆脱英国而获得独立，为什么这种独立又难以成功。
买旧书还有省钱的好处。按照汇率算下来，那些旧书的价格还比中国的新书贵，但比英国的新书要便宜不少。那书店的老板看我嗜书如命、又对书的价钱格外计较的样子，便打折卖我，折扣率比给学生的还高。老板还知识广博，有不清楚的事情问他，他还能说半天，例如，他对那北欧海盗就蛮了解的。要不是囊中羞涩，加之对行李超重的担忧，还有的书是该买的。有一本谈瘟疫与人类历史的书，欲买又止，很有失落感。
2003年10月5日于阿伯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