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快到圣诞节了。 虽说澳洲的圣诞节，不是圣诞贺卡上的大雪纷飞，冰天雪地，而是烈日炎炎，海浪沙滩，但犹如我们的春节一样，它是澳洲人在忙碌了一年之后，合家团圆，亲朋满座，彻底放松，充分享受的时候。
就象我们在春节贴对联，沾窗花，放鞭炮，澳洲家家户户每到圣诞节就会在客厅高高地立棵圣诞树，上面挂满了漂亮的圣诞小饰物 - 金色的圣诞铃，红色的圣诞靴，银色的五角星，再在树枝上绕上一长串会眨眼睛的小霓虹灯，让自家的客厅白天有圣诞树的松枝饰物增色，晚上有明暗交替的圣诞树影添彩。有的人家还要在自家的房子外面拉上一圈霓虹灯，屋顶再请来一个在鹿车上日夜兼程的红衣白胡子圣诞老人，为自家，为邻里渲染着浓浓的圣诞气氛。
圣诞节期间，澳洲城市中心的大街小巷更是洋溢着圣诞的喜悦。从街心小广场上由精致的古建筑呵护着的那棵冲天的圣诞树，到横跨主要街道的红绿圣诞花环，从大街两侧描着澳洲桉树果在夏日的微风中轻歌曼舞的圣诞旗，到各大百货公司橱窗里店堂内大大小小争奇斗艳的圣诞主题装饰。行人们在圣诞节前则要么满面春风，往来于公司与社团的圣诞聚会之间；要么步履匆匆，忙着为一家老少精心挑选圣诞礼物，操办圣诞家宴。
没有歌声的圣诞节是难以想象的。一段段熟悉的圣诞曲调，大大小小的唱诗班为每年的圣诞节的街景画面配上了音，注入了生命。从办公楼里同事们聚会时即兴的演唱，到公园里海岸边，社区乐队与唱诗班的默契和声；从超市咖啡厅前带着圣诞红帽子的本地唱诗班，为采购的人们唱出的衷心的祝福，到每年一度，在悉尼市中心公园露天音乐台上一流的音乐家们为公众无私奉献的免费的大型圣诞音乐会。
圣诞节前的一个周六的下午，人们或一家一户大人孩子，或亲朋好友三五成群地相约而至。不论您是海景豪宅的主人，还是大路边小公寓的住户，不论您开的是最新款的奔驰宝马，还是旧的看不出牌子的老车，这一天，这个天然音乐厅座位不分等级，只有先来后到。面对着露天音乐台，人们在碧绿的草坪上软软地铺上个毯子，上面摆上奶酪，香肠，葡萄，草莓和自家拿手的点心，打开冰袋，取出香槟冷饮，不慌不忙，边吃边聊，不知不觉中，橘红的太阳的已悄悄躲到摩天楼群之后。台上乐声响起，星光月下，歌声如潮，台上台下，你呼我应，水乳交融，烛光点点，心心响应。
圣诞节后不久，连续几个周六的傍晚，人们常常会再次相约相聚在这露天的音乐世界，享受悉尼交响乐团，澳洲或国际著名爵士乐队为公众奉献的他们一年之初的祝福。而通常每年由圣诞音乐会揭幕的悉尼音乐节的高潮，则非悉尼歌剧院的歌剧莫属。
去年圣诞节在这里上演的歌剧，是普契尼的经典剧目“图兰朵”。庞大的乐队在舞台的后半部压阵，明星演员们一一浓妆出场，出口不凡。 看得出一些道具布景是为这场演出专门设计的，构思灵巧，十分传神。虽说歌剧故事里的中国公主图兰朵，无论是起初冷酷无情，嗜血如命，还是后来忽然被一个热吻溶化，坠入爱河，在我这个现代中国女人眼里，那不过是20世纪初，一个意大利人对马可波罗笔下那个神秘的古国不着边际的想象，但普契尼的音乐，特别是男主角卡拉夫在生死关头，面对铁石心肠的图兰朵最后的那一段倾诉，在它最终打动冷血公主之前，已经征服了月光下草坪上密密麻麻鸦雀无声的观众。待到最后的那个音符一落地，草坪上一片沸腾，男女老少一跃而起，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悉尼的市民们真诚地感谢普契尼，感谢悉尼歌剧院，感谢演员们牺牲自己的假日，为公众的无私奉献。
圣诞节还是一年之中，人们感悟基督博爱精神，慷慨解囊关爱弱者最突出的时候。每当圣诞节将临，救世军，那些以辅助老弱病残，为落魄失意的人们在寒风中雪中送炭为天职的人们，会在澳洲的热闹的车站广场，军装笔挺地奏着乐。而匆匆而过的行人，此时似乎格外愿意解囊。 即使是平日，澳洲居民区街边也随处可见由救世军志愿者将公众捐献的衣物认真挑选，精心整理摆置的旧衣店。这些“被爱过的”服装店，既为那些囊中羞涩，不能随心所欲添置新衣的人们提供了方便，又为救世军救世济人提供了经费。
如同我们的春节，圣诞节是西方最快乐的节日，而其中最开心最幸运的人当然是孩子们。他们除了能收获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姨舅叔婶为他们精心挑选的一大堆礼物外，还会从圣诞老人那得到一份神秘的礼物。孩子们对这一份礼物总是最好奇的，因为他们都相信那是圣诞老人，那个红衣红帽白胡子的胖爷爷，趁他们熟睡的时候，在圣诞夜悄悄溜进家门，亲自为他们放在圣诞树下的。
又如我们的春节，圣诞节是澳洲一年之中，亲情人情最浓的一段日子。我们的春节，孩子们都会翘首等待着从大人们手里接过他们盼望已久的红包，摸到里面崭新的人民币的那一刻；而圣诞节那天的一大早，澳洲人全家老少早早地便会兴高采烈地聚集在那堆满了五颜六色大大小小神秘礼物的圣诞树下，等着那有着一双樱桃般圆圆甜甜的大眼睛，顶着一头沙滩般灿烂的金发的小孙女，高声念出礼品包小卡片上谁送给谁的名字。然后便是迫不及待地捕捉亲人打开自己亲手包装的礼品那一刻兴奋的眼神，品味打开亲人们为自己细心挑选的礼物那一刻的幸福与陶醉。
想想来澳洲这些年，最开心最正宗的圣诞节，应该是和当年的男朋友罗伯特一家人一起渡过的。作为最早来澳的英国人的后裔，他们全家十几口子每年的圣诞节都在他父母家过，而他那能干的妈妈，则是每年这一系列家庭盛宴的总干事。
每到圣诞节，她不仅要为丈夫，三个儿子，两个洋媳妇，一个中国准媳妇，五个从高出她肩头到在地上蹒跚学步的孙子孙女们精心挑选包装圣诞礼物，还要为全家老少一连几天的美味三餐精心部署。 从烤火鸡，到切火腿，做色拉；从组织丈夫和儿子们一个个小心地撬开那一箱鲜美润滑的牡蛎，到将丈夫亲手做的褐色圣诞布丁慢慢煮好，配上精心挑选的紫色大樱桃，浇上淡黄甜美的热炼乳，添上乳白清凉的香草冰激凌。
从每顿饭的刀叉，盘子和那些印着圣诞图案的餐巾纸的摆放，到一家老少围着那超长餐桌的座位的安排，她都要精心策划，一丝不苟。而每次全家人酒足饭饱之后，她又总是第一个站起身来，将那堆成小山一般的盘子和大把的刀叉一个个整齐地插入洗碗机里，再将那些洗干净了的盘子刀叉一一放入厨柜里，一日三餐，周而复始。
奇怪的是，我从来没听她抱怨过什么，或支使过谁。 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老外”准媳妇，我心里挺不过意，总想帮她做点儿什么，而那两个土生土长的洋媳妇，却大大方方地往沙发上一坐，对她的劳作视而不见，对她的服侍欣然接受。我心里暗暗替她不平，而她却总是泰然处之，依然对她们同样地尊重照顾。 两个洋媳妇不仅不帮婆婆料理家务，还都对她直呼其名。虽然我知道这是西方的习俗，但心里总觉得不妥，而“妈”又是横竖叫不得的，于是就索性什么都不叫，只用微笑和行动来证明我对她的尊敬。
虽然我是全家老少中唯一的一个黑头发，但我和前准洋婆婆却有一种超越肤色的联系。尽管我们从外表到文化背景都全然不同，和那两个洋媳妇相比，我却似乎跟她最相投最聊的来。圣诞节期间短短的几天里，忙里偷闲之间，她已如数家珍般地将全家三十多年的圣诞节照片翻给我看。而她的宝贝中，最让我羡慕的是她精心收集的家族七代祖先的老照片和文件。从十九世纪中后期第一位踏上澳洲大陆的太……爷爷开始的老照片，到先人们的出生证，结婚证明和遗嘱，还有她为儿子二十一岁生日画的七代家谱树。
端着那厚厚的相册，看着三十多年里，准婆婆由一个风姿绰约的新娘变成少妇，再渐渐步入中年，怀里抱着的孩子由一个变成仨，身边站着的个头参差不齐的三个儿子，忽然窜成高她一头的小伙子，再变成三条毛茸茸的结实汉子。而他们身边的增添的女伴，由苗条的女孩子一个个变成丰满的母亲。孙子孙女们一个个从襁褓中走出来，站到妈妈身边，在圣诞树下窜着个头，变着模样，打开着不同的礼物。我心中一阵羡慕：瞧人家这三十年的甜美生活！而三十年前我们的日子又是怎么过的？
小时候我们过年不知道什么是红包，那时候最盼的就是过年能吃上顿三鲜馅儿的饺子，穿上件新衣服。那时男孩子们的宝物是自制的弹弓, 女孩子们的家当是跳皮筋儿用的那卷橡皮筋儿；零食是偶尔才能享用的白蜡纸包的红薯熬成的黑糖果, 那在非洲长大的我和姐姐天天盼着变黄的一把绿香蕉，还有夏天我们从海滩气泡中挖出来交给妈妈，看着在锅里变成红色的指甲盖儿大的小螃蟹。
我们的爸爸妈妈们那时很少有时间陪我们。 他们要么在一个什么偏远的地方蹲干校，难得回家，要么一边整天提心吊胆地担心被卷入什么政治运动，一边琢磨着怎样将全家仅有的那几张布票，粮票，油票，肉票，糖票支撑到月底年底；而我们当时坚信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那个世界，却在享受这样的天伦之乐。
至于我们家族的历史，又有多少被这样完整地纪录和保留下来的？看着手中那沉甸甸的发黄的老照片相册，我有一种赶紧回国收集家族老照片的冲动。虽然我也知道，与他们相比，我们的祖辈饱尝战争与贫困的艰辛，很难为我们留下多少老照片，而我们的父辈当年又在政治运动的压力下，不得不销毁许多珍贵的历史痕迹。于是，纪录挽救历史的使命就似乎义不容辞地落到了我们这一代的肩上。
庆幸的是，与我们多灾多难的祖辈父辈相比，至少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与西方同步使用数码相机和摄像机，为我们的前辈整理他们的历史, 为我们的后代真实地纪录我们今天与西方越来越接近的物质生活。
真希望用不了太久，我们中国人在自己家门口，除了能看到更多的人开上更好的汽车，住更豪华的公寓，穿更漂亮的时装，光顾更可口的餐厅，放更绚丽的烟花，听更清脆的鞭炮，还能享用更多的绿地公园，去更多的剧场看更好的戏，参观更现代的博物院美术馆，体验更浓郁更清纯的亲情友情人情；有更多的人关心过得不如自己的人，有更多有能力的人和机构愿意慷慨解囊，为公众为子孙营造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家园。
2007年圣诞节，悉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