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了，天开始暗下来，我握着方向盘，听着音乐，随着车流向前游动。

绿灯亮了，我踩了一脚油门，忽然，一个小黑影闯入车灯的视线，我浑身一紧，一个急刹车，车的后胎猛地一颠，嘎然停住了。车和我都木在马路中央。我扫了一眼反光镜，暮色中，身后已排起了长长的一串车灯，我心里一阵着急，身体却僵得动弹不得。

身后那辆车停了下来，一个澳洲女人推开车门，朝我走来。

“别过来”我木然地盯着反光镜，心里恳求着。

“你没事吧？”她探过头来，关心地问。

我心里一阵委屈，象闯了祸的孩子见到大人，脸埋在方向盘上的胳膊里，

哽咽起来。

“是我轧死了它。”

“没有，它逃走了。”

“真的吗？我将信将疑地扬起了湿漉漉的脸。

后面的车一辆辆从我身边绕过，没有一辆鸣笛抗议。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缓过神来，启动了车，红着眼睛，开回了家。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难过，一个女人远在异国他乡，眼泪本来已经变得越来越金贵了，怎么竟会突然破闸而出？想出去看看车轮后面到底有没有血迹，腿却沉得迈不开步，脑子里不断闪过车轮颠起的那一刹哪，仿佛那车轮就是我的一双脚，脚下一条小黑狗倒在血泊中。

半夜我猛然坐起身来，痴痴地琢磨起我和狗的缘分来。

虽说狗在西方人的眼里象朋友甚至孩子家人一样宝贝，它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用来骂人用的。什么“狗东西，狗腿子，狗男女，狗眼看人低，甚至连狗肉都上不了席面。”小时候去乡下学农劳动，最怕的就是老乡家那些要把栅栏叫破的黄狗了。

刚来澳州的时候，初冬的一个湿冷的早晨，天刚一亮我就急着出门找工作。 走着走着匆匆的脚步骤然止住： 家门口的小马路上，一个半边漆黑，半边煞白，令人看一眼便毛骨悚然的狗脸，冷冷地横在我面前，那鬼脸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身体牢牢地钉在马路中间。

我愣住了，我和它，四目相对，一触即发。我瞟了眼手表，壮着担子，试探着从它身边绕过，它却不依不饶，追着我嚎；我加快了脚步，那鬼脸半张着嘴，撒开腿追；六条腿的距离越来越近，那鬼脸兴奋的尖嘴随时要扑向我的脚腕；我用尽了浑身的气力，飞身跳上了一辆有轨电车……

那一整天，我都心有余悸。回到空空荡荡的小公寓，面对那张救世军给的饭好了是餐桌，饭后便是书桌的一米见方的小桌子，环顾墙根立着的那一排大大小小的箱子，我半开玩笑地说：“那阴阳脸的狗东西如果真咬了我一口，洋主子赔上个万八千的，这公寓的家当也就有着落了。”当年听到的回答，我至今还记得。“要钱？它敢咬你，我就把丫炖了。”

虽说我最终逃脱了那鬼脸的血口，但这炖了的事却还真有过。 初来澳州参加新移民英文培训班，一位金发女老师为刚刚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班外地人放了这样一段录像：

两个越南小伙子，熬不住家乡美味的诱惑，不知在哪儿弄了条狗，在后院花园里支起个大锅，香喷喷地炖起狗肉来。不曾想狗肉还没吃到嘴里，几个警察就持枪荷弹地闯了进来，将他们人赃据获。结果两个人被罚了几千块钱，蹲了几个月的班房，洋邻居们还不解气，又是集会，又是游行，举着牌子，喊着口号，硬是要把这两个在海上九死一生飘到澳洲的越南难民赶回老家去，各电视台报纸争相报道，一时间满城风雨，沸沸扬扬。

放完录像，金发老师微笑着问我有何感想，没什么人搭腔。我心里暗自不平：这澳洲人也太小题大做了吧，不就是一条狗吗，至于吗？怎么鸡鸭鱼肉，猪马牛羊都吃得，这狗就偏偏碰不得呢？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新来的亚洲人吗？

一晃几年过去了，身上开始套上当年不敢问津的澳洲产的衣服，中午开始去外面买个三明治要盘通心粉什么的。家里像宝贝一样添置的旧家具也越来越看不顺眼了，可是，看狗的目光却越来越柔和了。

家门口那个公园里常常汇聚着各种各样的狗，大的，小的，高的，矮的，黑的，白的，灰的，黄的，棕色的，长毛的，短毛的，卷毛的。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的狗都跟他们的主人有某种联系：从体型，步履，到神态，从正面，侧面，到后面，都透着几分神似。

在开阔的草坪上，主人们使劲地甩出一个网球，只见一个毛茸茸的身影一跃而起，在半空中准确地咬住那球， 一溜小跑地交到主人脚下，得意地摇着尾巴。看见棵树，就伸着鼻子闻闻，放心了，便抬起一条后腿，对着树根方便一下。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它们已经不再令我心惊胆战。宽阔的绿色草坪上，远远地看着他们的身影，成了一种放松。有时候，当它们走到我跟前，把鼻子伸向我，我会疼爱地摸摸它们的小脑瓜，而它们那双小眼睛会眼巴巴地看着我，像个懂事的孩子，特明白我的心思似的。

刚来澳州的时候，常附和同胞责怪某些澳洲人有多懒， 白天晒太阳，晚上泡酒吧，哪象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外乡人，心里装着那么多的牵挂 - 从国内的天下大事，父母兄妹，亲朋好友，到国外的住处工作，生计前程。

早年作为新移民，最希望的就是能像澳洲人那样活得无忧无虑，没牵没挂。什么都不愁，什么也不想，简简单单，轻轻松松地做个女人。每天推上个孩子，跟着条狗，漫步在随处可见的绿地上。走累了，把个红格子的毛毯往草坪上一铺，打开那带衬布的竹篮子，吃着奶酪，喝着香槟，一边看着自己的孩子在身边的草地上蹒跚学步，一边望着自家的狗娃子跟它的伙伴们在青翠开阔的草地上撒着欢，逗着乐，调着情，哎，共产主义也不过如此吧？

但是十几年后，当真的可以不再为生存担忧，可以像澳洲人那样无忧无虑地活着，可以整天身边跟着条狗，伴着漫天浓烈的晚霞，往草坪上一躺，身边搁上个竹篮子，望着被夕阳涂染得水天难辨的白帆点点的彩色港湾，悠闲地望着狗娃们在开阔的绿地上尽情撒欢的时候，心里却忽然空荡荡的。

奇怪的是，当终于搭起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小安乐窝，换上了顺眼的新家具，墙上挂上些远看，近看，左看，右看，正面看，侧面看，回头看，都看不厌的画，院子里在松柏墙根，橄榄树下种上些芳香淡雅的栀子花，心里却平添了几分惆怅。坐在画下看着花，那似乎永恒的问题又转回来了：这就是自己永远的家吗？

“家”到底在哪儿？是在这狗娃们撒欢的绿草坪上，在这白帆点点的蓝色港湾里，还是在那遥远的北半球，在那汪洋的大洋彼岸，在那日新月异的北京街头，在那魂牵神绕的未名湖畔？

有时我会傻傻地想：

如果当初自己

与燕园无缘，

如果当年北京的日历上，

没有1989这一页，

是不是我就不会

象个丢了魂儿的浮萍，

飘流到这美丽的大岛上？

就不会这样，恍恍惚惚，

直到今天还在问自己：

“家”到底在哪儿？

“心”该往哪儿放？

就不会当年那样地执着，

飘洋过海，背井离乡，

挣扎在这幸运之乡，

而十几年后，当终于迈入洋小康，

却又忽然觉着 - 好象自己还在流浪？

1995 年初稿， 2007年底完成， 悉尼，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