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海峰:价值增殖与欲望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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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海峰  

 

摘 要: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中,对人类学意义上的需要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欲望的区分,有助于理解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价值增殖与欲望逻辑构成了资本的本性。在消费社会,这种欲望逻辑弥散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体系化的消费物,不仅通过系统内部的差异来区别社会身份,而且建构出“主体”的“欲望”,并使消费成为回应物体系的一种行为模式。理解欲望逻辑,更能理解当代社会及其运行方式,展现马克思哲学在当代的意义。

关键词:价值增殖;需要;欲望;主体

 

在马克思哲学的讨论中,一般不区分需要与欲望这两个范畴,常常将两者混在一起讨论。如果考虑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差异的讨论,特别是他对资本追求剩余价值这一本性的揭示,那么马克思展现的是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在这两个不同的社会中,遵循的也是完全不同的逻辑。笔者曾将历史唯物主义概括为双重逻辑:即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以及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说生产逻辑不再存在,而是说它成为资本逻辑的载体。在此基础上,如果进一步深究,与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相对应的,常常是需要的满足,而与资本逻辑相对应的,则是追求剩余价值的欲望。与需要对应的常常是物质的贫乏,这正是传统社会经常遭遇的问题。而与欲望对应的则是永不满足,欲壑难平这个词倒真的反映了欲望的存在方式。资本增殖,或者说资本追求剩余价值,这是一种欲望逻辑,理解了两者的内在关联,我们才能更好地深入到对资本的讨论中。这种讨论不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其主题是想展示资本的存在方式以及由资本主导的现代社会人的存在方式,以便更好地把握现代社会变迁的本质。

一、需要与欲望的区别

人类只要存在,就必须满足基本的需要。从人的需要的满足出发,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起点。斯密在《国富论》一开始就强调,分工能增进劳动生产力,以便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类互通有无、互相交易的倾向,另外,通过自由市场更能满足人们的需要。麦克库洛赫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具有交换价值的、并为人所必需、有用或喜爱的物品或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的科学。”“某些物品或产品所具有的满足人们各种需要(wants)与欲望(desires)的力量或能力,构成了它们的效用,并使它们成为需求(demand)的对象。”(麦克库洛赫,第1页; McCulloch, pp.1-2)这种满足的过程就是消费过程,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家用词的含义中,消费与使用是同义词。我们生产商品只是为了我们能够使用或消费它们。消费是全人类劳动的巨大宗旨和目的,生产只是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假如以后不能消费的东西,就不会有人去生产。”(麦克库洛赫,第246-247页)与人们直接生产满足自己需要的产品不同,资本主义社会是通过交换这一中介来实现这一过程。不过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经过分工而促进的交换与市场这一中介,比起个人的直接生产能得到更多的产品,更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这也意味着,只要分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要自由市场能够畅通,那么这种需要的满足就不会出现问题。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对此都持一种乐观的态度。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就认为人口增长与食物增长成反比,从而认为抑制人口增长对于增进社会的幸福,特别是下层劳动者的幸福非常重要。在他看来,在人口问题上有两条公理:“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necessary);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necessary),且几乎会保持现状。”(马尔萨斯,第6页)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在古典经济学的语境中,需要(need/want)、欲望(desire)、需求(necessary)等概念,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它们常常可以相互替代,就其基本意思来看,需要体现了人类基本的要求。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讨论自我意识的形成时,遇到了欲望问题。在讨论了感性、知觉和知性后,黑格尔指出自我意识就是从这种他物向自身的回归,从第一个环节进入第二个环节,即“意识与其自身的统一相联系”(黑格尔,1979年,第116页),其真理性在于自我意识与其自身的统一性。意识返回自身时,对象是外部世界;自我意识返回自身时,对象则是另一个自我,即生命。这种统一性是自我意识与另一个生命对象的统一性,其直接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外部的对象,也不再是简单的需要的满足,正如他所强调的,人和动物的区分就在于人能够将自己的欲望延迟。在自我意识的建构中,其欲望的对象是生命,这意味着“自我意识就是欲望(Begierde/desire)”(黑格尔,1979年,第117页。中译文有改动;Hegel, p.103),因此,自我意识的统一性就分裂为自我意识与生命的对立,作为欲望的自我意识,首先经验到的是对象的独立性,即另一个独立的生命。

在这里,欲望的对象是一个像自身一样有生命的他者,欲望的满足即有赖于一个有生命的对象,但欲望的确定性又需要扬弃这个对象,“因此自我意识不能够通过它对对象的否定关系而扬弃对象;由于这种关系它毋宁又产生对象并且又产生欲望。欲望的本质是不同于自我意识的他者,通过这种经验自我意识便认识到这个真理了。”(黑格尔,1979年,第121页。中译文有改动;Hegel, p.107)在这里出现了欲望与自我意识的关系。结合黑格尔关于主人与奴隶关系的讨论,我们知道自我意识并不像笛卡尔所论证的那样,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的自我意识而存在,而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在这种意义上,相比于过去哲学所讲的个体的自我意识,黑格尔所强调的自我意识具有主体间相互承认的特征,这是对他人意识的承认并将之称为自己意识的意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黑格尔的主人-奴隶关系中,奴隶才能真正拥有自我意识,因为只有奴隶既在陶冶自然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同时又把主人的意志贯彻其中。在黑格尔的这一讨论中,欲望一词并不指向外部自然,而是指向作为他者的人本身,更多指向人与人关系结构中的欲求。但由于自我意识总是通过欲望来获得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在否定对象之后又会生产出新的欲望,这意味着陷入欲望中的自我意识是永远无法满足的,他只有在不断的欲望中才能确证自身。在这个意义上,欲望永无止境。

科耶夫在讨论黑格尔“自我意识”这一章时指出,当一个人被外在的物所吸引并陷入沉思时,他忘记了自己,只是想到沉思的物,这时这个“我”是没有出现的。“我”的出现,除了消极的沉思,还应有其他的东西,“事实上,当人感受到一种欲望的时候,例如,当他饥饿和想吃东西的时候,并且当人意识到这种欲望的时候,他必然意识到自我。欲望始终作为我的欲望显现出来,为了表达欲望,必须使用‘我’这个词。人徒劳地被他所沉思的物体‘吸引’。当对这个物体的欲望产生的时候,他立即‘返回自我’。”(科耶夫,第195页)通过对《精神现象学》的解读,科耶夫对欲望与自我的关系进行了归结:第一,人的基础是欲望,生命与欲望相关。第二,欲望的自我是一种渴望获得内容的空虚,在填满之后又开始取代这种充实,因此欲望具有否定性和主动性。“人必须是一种空虚,一种虚无,这种空虚不是纯粹的空虚,而是当它使存在成为虚无,以便尽其一切可能来实现自己和在存在中成为虚无时存在的某种东西。”(科耶夫,第196-197页)第三,人的欲望与动物的欲望不同,动物无法超越给定的身体,即无法上升到自我之上,不能返回自我。人恰恰能对作为给定物的自我的超越,这决定了人的欲望针对的是非存在,“欲求非存在,就是从存在中解放出来,实现自己的独立,自己的自由。为了成为人类发生的欲望,欲望必须针对一个非存在,即针对另一个欲望,针对另一个贪婪的空虚,针对另一个自我。因为欲望是存在的缺乏(饥饿,就是缺乏食物):一个在存在中成为虚无的虚无,而不是一个存在的存在。换句话说,旨在满足一种针对某个存在的给定物体的动物的欲望的行动,不可能实现意识到自己的人的自我。只有当欲望针对另一个欲望和一个别的欲望,欲望才是人的——更确切地说,‘人性化的’,‘人类发生的’欲望。”(同上,第198页)这里的欲望具有双重含义,一是针对外在物体的,一是针对人的,对于人的欲望来说,后者才是最为根本的。在科耶夫看来,如果说意识和自我意识、语言对存在的揭示构成了《精神现象学》的两个前提,那么第三个前提就是:“能相互欲求的多种欲望的存在,其中的每一个欲望都试图否定、同化、内化、制服作为欲望的另一个欲望。和欲望本身一样,欲望的这种多样性也是‘不可缺少的’。当人们接受这一点时,就已经能预见或理解(‘推断’)人的存在是什么。”(同上,第199页)在这里,科耶夫充分呈现了欲望的重要性。生命如果没有欲望就不能成其为生命,而欲望不指向另一个有生命的欲望,也不能成其为欲望。当然,就自我意识的生成来说,还需要第四个前提,即通过主人与奴隶的斗争而表现的对他人欲望的承认以及所从属的保存生命的欲望,这种承认是自我意识生成的特点。如果和前面的讨论联系起来,这里的欲望虽然有时还带有自然需要满足的特点,但已经具有了新的不同的含义,即作为空虚的存在,欲望是在不断的空虚化中展现着自己。

在德语中,有三个表达“欲望”的词:Wunsch、Begierde、Lust。Wunsch的主要含义为愿望、要求,在英文中Wunsch可以用Wish来对译;Begierde的意思是热望、欲望和情欲、性欲;Lust主要指兴趣、兴致,也指强烈的情欲、性欲,与Begierde的意思相近,Begierde与Lust可以英文Desire、法文désir来译。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以Begierde来指称“欲望”,讨论欲望在自我意识形成中的作用。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则用Wunsch来指称欲望,《释梦》的英文版就常以Wish来翻译“欲望”一词。在弗洛伊德那里,欲望(Wunsch/wish)一词具有不同的含义:即有需要满足的意思,如饥饿的需要(need),也有欲望(desire)的意思。在人的成长中,儿童时期带有非伦理的性欲(俄狄浦斯情绪)被压抑后,这种意义上的性欲便成为无意识的欲望,沉淀于人的深层意识结构中,被人的理性意识所压抑、所潜藏。这种被压抑的欲望或无意识,常在梦中呈现,释梦就成为治疗精神病人的重要途径。在这一基础上,拉康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需要(need/besoin)、欲望(desire/désir)与要求(demand/demande)进行了区分。在拉康这里,需要(need)对应于弗洛伊德的本能,这是一个纯粹生物学的概念,并与本能驱动力领域相对立,这种驱动力更与利比多或性欲相关联,在这种区分中,后者更与欲望(desire)相关联。(cf. Evans, pp35-40)欲望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欲望不是一种生物性的需要,它不会被满足,而且也永远得不到满足,欲望指向他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就是他人的欲望”(《拉康选集》,第579页);第二,由于欲望并不能得到满足,它就不断地处于自身的压力中,因此欲望是自我生产的;第三,欲望是一种欠缺,如果不是欠缺,那就变成了需要或要求。“在要求与需要分离的边缘中欲望开始成形。这个边缘地是要求以需要会带来的好种没有普遍满足的(称之为‘焦虑’)缺陷的形式开辟的。”(同上,第578页)需要是可以被满足的,而欲望从来都不可能被满足。从这里可以看到需要与欲望的区别。拉康的这种区分,对于我们理解资本的本性是非常重要的,也更容易从学理上理解当代生活中呈现出来的问题。

二、剩余价值生产中的欲望逻辑

按照笔者的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经历了三次逻辑转换:即早期从理性逻辑转向异化逻辑,这种异化逻辑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标志;从异化逻辑转向生产逻辑,《德意志意识形态》体现了生产逻辑的确立;从生产逻辑转向资本逻辑,这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出发,经《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并置,再到《资本论》中资本逻辑的确立及其对生产逻辑的统摄。(参见仰海峰)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既论证了人类生存有赖于需要的满足,又批判了资本家的发财欲。在传统的研究中,特别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中,当人们从物质生产出发时,一般讨论的是人的需要。但在《资本论》中讨论到资本的本性时,马克思关注的恰恰是现代意义上的“欲望”概念,这在他关于剩余价值以及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的讨论时,都体现得非常充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对马克思讨论需要与欲望的逻辑进行区分,更能理解马克思哲学、特别是《资本论》所蕴含的哲学意义。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本学的立场谈到需要的满足问题。第一,需要被异化了。在他看来,由于现实世界是经由异化劳动而建构的世界,这一世界使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身都处于异化状态,人的感觉也都异化了。“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这个存在物必须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这样他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他的内在丰富性。”在这种意义上,即使是满足吃、穿、住、行所需要的对象,也只有在被占有时,“才是我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3页)。生命活动的异化,使得需要变得日益粗陋。“对于一个挨饿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人的食物的形式,而只有作为食物的抽象存在;食物同样也可能具有最粗糙的形式,而且不能说,这种进食活动与动物的进食活动有什么不同。”(同上,第305页)另一方面,所产生的需要与满足需要的资料越来越精细化,这是与工人需要粗糙化相反方面的异化。第二,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需要观。在异化世界和需要异化的情况下,国民经济学家在需要问题上持一种相反的观点,或者推崇奢侈而反对节约,或者推崇节约而咒骂奢侈,并将节制需要变成一个道德问题。这两种倾向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于国民经济学家来说,工人的需要应归结为维持最必需的、最悲惨的肉体生活上。马克思的这些分析,刻画了异化世界中需要的存在方式及其满足方式,并将理想的需要的满足方式寄希望于扬弃了异化的未来社会。

在实现哲学变革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抽象的人转向现实的个人,这些有生命的个人只要存在,就需要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历史正是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中展开的,所有的历史观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理解这一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第二个事实是,“已经被满足的需要(Bedürfni)本身,需要的活动以及已经获得的满足需要(Bedürfnissen)的工具又引起了新的需要(Bedürfnisse),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行动。”(侯才,第146页)相比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这里并没有区分理想的需要与异化的需要,而是强调作为历史事实的需要,即人类的生存要满足基本的需要。为了满足需要,就必须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这才是创造历史的活动,并由此出发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逻辑。这是从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来理解需要。

当然,只要分工的存在与发展并非处于人的自愿,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仍然是一种异己的、外在的力量,人也就受制于特殊的劳动。要消除这种异化,就要使之成为大多数没有财产的人所无法忍受的力量,从而推动革命的运动。但这些都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生产力的发展才能使人类摆脱贫困状态,形成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也是未来共产主义的现实基础。只有到这个时候,人的工作才能达到自愿,需要才能变得丰富,满足需要的方式才能体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这些讨论中,马克思所说的需要,一方面体现了人的生存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也指人在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状态下所体现出来的需要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曾这样来描述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601页)。这里讲的吃、喝、住等,就是人的基本需要。这是马克思站在生产逻辑基础上对需要的讨论。

在《资本论》第一章讨论“商品”时,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财富表现为商品的庞大堆积,“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Bedürfnisse)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2)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物怎样来满足人的需要,是作为生活资料即消费品来直接满足,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来间接满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47-48页)这里的需要(英文翻译为want)主要指的也是商品作为产品满足人的自然需要。在讨论商品的使用价值时,马克思基本上讨论的是需要(want),这里的需要不仅指吃、穿、住等,而且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其他需求。在对引文中(2)的注释中,马克思引用了尼古拉斯·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倾向价值的意见》中的话:“欲望(desire)包含着需要(want);这是精神的食欲,就像肉体的饥饿那样自然……”(同上,第47页)。在这段引文中,欲望比人的自然需要在内涵上要更丰富一些。

但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从属于交换价值的。从关于商品二重性的讨论中可以看出,需要的满足并不是商品生产的目的,交换价值才是商品生产的根本目的,这也从根本上颠覆了政治经济学的设定。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指出,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消费才是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这也意味着使用价值或需要的满足是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从商品二重性的关系中可以看出,使用价值只是交换价值的载体,是为了实现交换价值而不得不依赖的实物,如果交换价值可以不依赖于商品的有用性而实现,那么使用价值的存在也就没有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斯密、麦克库洛赫等从使用价值出发来讨论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恰恰是遮蔽了上述问题。当古典经济学家强调使用价值是商品生产的目的时,商品生产的本性就被遮蔽了,这也是鲍德里亚认为使用价值构成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最后承诺的原因。如果说在使用价值的讨论中还不够清晰的话,那么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讨论,就更能看出需要的满足只不过是价值增殖的附带产品,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得资本的欲望本性得以充分展现出来。马克思曾这样描述道:“当资本家把货币转化为商品,使商品充当新产品的物质形成要素或劳动过程的因素时,当他把活的劳动力同这些商品的死的对象性合并在一起,他就把价值,把过去的、对象化的、死的劳动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转化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它用‘好像害了相思病’的劲头开始去‘劳动’。”(同上,第227页)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的这种价值增殖欲望成为资本自我推动的一个外在载体,马克思以“对剩余劳动的贪欲(greed)”(同上,第272页)来描述。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在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同上)比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讨论到农业社会中的第一等级时指出:这些人有着旧贵族的情绪,即“消耗一切现有的东西”(黑格尔,1961年,第213页)。到了商品生产普遍化的时代,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资本积累才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古典的资本家谴责个人消费是违背他的职能的罪恶,是对积累的‘节制’,而现代化的资本家却能把积累看作是对自己的享受冲动的‘禁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685页)这种“节欲论”当然是一种托辞。虽然马克思在这里用的都是需求,但很明显,相比于使用价值意义上的需要的满足,对剩余价值的需求是永无止境的,这正是后来者用“欲望”所要表达的意思。这里的欲望,既是资本家体现出来的发财欲,更是资本作为主体而表现出来的追求剩余价值的欲望。

在资本扩大再生产的模式中,这种欲望逻辑就更为明显。扩大再生产意味着第一次价值增殖实现之后,在新的基础上生出新的发财欲望,这个欲望不断地实现自身,却又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这类似于拉康所说的欲望的生产。扩大再生产意味着将剩余价值化的货币不断地转化为货币资本,没有转化为货币资料的货币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死荷重”(dead weight)。“渴望利用这种作为潜在货币资本贮藏起来的剩余价值来取得利润和收入的企图,在信用制度和有价证券上找到了努力的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61页)欲望就像机器一样,不断地发动自身,在一个又一个轮回的转动中,不断地实现着欲望自身的扩大再生产。这再次表明,古典经济学家的说法是对真实存在的遮蔽。“积累是靠牺牲消费来进行的这种一般的说法,不过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相矛盾的一种幻想,因为这种幻想假定,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机是消费,而不是剩余价值的攫取和资本化,即积累。”(同上,第566页)如果从资本流通的视角来看,扩大再生产的不断展开又体现为产业资料的不断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越是不断地变成雇佣者,生产者就越是不断地变成产业资本家,从而不断实现着资本主体的欲望。满脑袋生意经的资本家只不过是这种欲望的现实载体。

通过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在面对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时,马克思虽然没有像后来者那样明确区分需要与欲望,但资本的逻辑实际上是一种欲望逻辑,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欲望,冷冰冰的机器以及各种物化的生产资料,共同构成了一个无人身的身体,一个有着欲望的机械体,这种机械体是资本逻辑的物化,但这种物化存在却是有着欲望的物化存在。现实中个体的欲望只不过是这种欲望的个体化,资本的欲望抓住的恰恰是人的欲望,并借助于人的欲望而实现自身,这是欲望器官的运转方式。如果说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时期,强调的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对应的是人的需要,那么在资本逻辑中,这种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只有作为资本逻辑的载体才有存在的意义,剩余价值的生产与价值增殖,对应的是永无止境的欲望。理解这种欲望逻辑,才能理解资本的本性,理解当代社会、特别是消费社会之中资本的存在方式与人的存在方式。

三、消费社会中的欲望规划

如果说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的欲望逻辑主要体现在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上,那么进入到消费社会后,这种欲望逻辑开始弥散于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欲望的生产与规划成为资本逻辑在消费社会的重要表征。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的组织化资本主义时期;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21世纪初的全球资本主义时期;21世纪后正在经历的数字资本主义时期。在马克思所处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在商品的生产与消费之间隔着流通这一道鸿沟,两者的分离使得交换能否顺利实现成为一个问题。到了组织化资本主义时代,大规模的生产使得产品的消费问题日益突出。福特主义在扩大生产的同时,通过对消费者审美趣味和消费习惯的研究,将产品消费纳入生产的规划之中,这实际上是大众文化的发端,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到美国后进行大众文化批判的原因。虽然从生产方式的视角可以进一步区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第三与第四个阶段,但消费一直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主题,并成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力量。

什么是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在古典经济学中,消费是产品满足人的需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消费者是主体,产品是被动的客体。在消费社会中,“消费并不是这种和主动相对的被动的吸收和占有,好像这样我们就可以依据一种天真的行为(及异化)图式来权衡其得失。我们在一开始便必须明白地提出,消费是一种[建立]关系密切的主动模式(而且这不只是[人]和物品间的关系,也是[人]和集体与和世界间的关系),它是一种系统性活动的模式,也是一种全面性的回应,在它之上,建立了我们文化体系的整体。”(鲍德里亚,2000年,第222页)从鲍德里亚的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第一,消费是客体对主体的主动行为,这与古典经济学所说的消费行为刚好相反。第二,客体是一个体系,作为个体的主体的行为是对这种系统性活动的回应。作为消费者的个体,看起来是主动的行动,实际上只是对这个物体系的回应。第三,这是一种不同的文化模式,即不同的活动模式,这种文化与过去的文化大有差别。鲍德里亚借用索绪尔开创的符号学理论,将客体世界看作是由不同体系的物所组成的,物与物之间的区分体现的是社会身份的差异与区分,消费的过程正是社会身份的重新确立的过程。从社会来说,这是在推翻传统社会的贵贱区分之后,重新确立人的社会身份;从个体层面来说,人的心理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这一新模式中,欲望逻辑成为基本逻辑。

在消费社会中,物体是以体系的方式出现,不同的物体系建构出消费社会这个总体化的物体系,每一个具体的消费物都是在其特定的体系中获得其存在的位置,并与同一体系内的其他物体构成一种差异与系列的关系,每一个不同的体系间的关系同样如此。套用符号学的方式,物体系犹如一个符号系统,每一个具体的符号都是在其结构性的差异中获得其位置的,消费社会中的物实际上是一种符号-物,消费的过程看起来是直面物体实在,实际上却是其符号价值,即一种社会身份与地位,这正是符号所指向的价值。在传统社会的等级与身份的世袭差异消除之后,消费社会通过物体系内部的差异与物体系之间的差异重新建立有差异的社会身份,因此消费的过程是一种身份差异的建构过程。比如同样是买车,每一种品牌的车自身成为一个有差异的系列,不同收入与身份的人在这一系列中,通过消费可以实现身份的认同,而在不同品牌的车之间,又会形成不同的身份差异。因此,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并不针对某物的需要的满足,或者是主体的享受,就像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那样,而是一种新的生产功能,一种社会身份的生产,“消费系统并非建立在对需求和享受的迫切要求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符号(物品/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鲍德里亚,2014年,第61页)因此,消费并不是为了满足需要,它所对应的是另外一种东西,这是人被符号建构的身份差异这样的东西所诱惑,消费的过程就是不断地走向这一诱惑的过程,这是一个永远都无法满足的过程,这恰恰是欲望存在的逻辑。

传统的消费指向的是某种具体的物,就像符号的能指有其特定的所指。当特定的所指可以被差异系列中的任一物来替代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对应关系就开始瓦解,能指变成了一种飘浮的存在,这种飘浮的能指正是欲望存在的方式。作为能指的欲望可以指向任何一种所指,但又不会满足于任何一种所指,在每一次对应于所指之后就会产生新的能指,这是能指不断的自我生产过程,这种不断的自我生产正是欲望存在的特征。因此,在消费社会中,对需要的客观性进行定位,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原因就在于,消费行为的根本特征不再有需要满足的特定标准,“我们可以说某一能指对另一能指的这种逐渐消失,这种持续的流动,这种逃逸只是某种欲望的表象——这种欲望是贪得无厌的,因为它建立在贫乏的基础上——在物品和持续需求中进行局部自我指向的正是这种无法满足的欲望。”(同上,第59页)消费的过程,实际上是物体系以差异系列来激发消费者的欲望的过程。

在消费社会中,这种欲望看起来是“我”作为主体的欲望。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过程都是主体主动地走向物体的过程,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在表象上也是如此。但如果进一步分析,这种表象就会倒转过来。消费的过程是作为体系中的物主动俯就于主体的过程,就像今天的大数据,会根据你所看的抖音视频而不断地推送给你相关的内容一样,这是物体主动服务于主体。在这个过程中,物体通过自身的话语来将消费者塑造为适合消费对象的主体,比如在西服广告中,当一个男人只有穿上特定品牌的西服才是成功的男人时,这种广告通过召唤的方式将消费者建构为特定的主体,欲望也就成为特定主体的欲望。在消费社会中,这种被建构的主体,实际上是一种幻觉中的主体,这一主体的欲望是由物体系不断地建构起来的,需要已经被欲望所统摄,欲望所及的地方,才是需要能够得到满足的地方。这里的欲望虽然是由符号-物来表征的,但其背后指向的恰恰是他人的欲望,即消费社会中的消费者对于社会身份的追求与认可。

可以说,到消费社会时代,由价值增殖所激发的欲望逻辑,已经从生产领域推广到以消费为主导的日常生活领域。这种推广一方面随着产品的丰裕而不断渗透到产品消费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建构出对应于不同物体系的碎片化主体,传统哲学中所讨论的带有同一性特征的主体分解为在不同区域中的主体。飘浮的、作为能指的欲望可以以任何一个对象作为欲望对象,包括主体自身的身体,这意味着,欲望不仅指向他者,而且指向自身。比如在美容广告中,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可以成为欲望布展的区域,这种身体的区域化对应于主体的碎片化,这种不断的区分对应的正是欲望的不断的生产。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资本主义的动力不仅体现在科学技术的进展上,而且体现在欲望的不断生成上。可以说,欲望的逻辑构成了消费社会的基本逻辑,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底层逻辑。

参考文献:

[1]鲍德里亚,2000年:《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4年:《消费社会》,刘成富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黑格尔,1961年:《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1979年:《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

[3]侯才,2023年:《〈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一种文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科耶夫,2005年:《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译林出版社。

[5]《拉康选集》,2019年,褚孝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6]马尔萨斯,1992年:《人口原理》,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1年、2002年、2003年,人民出版社。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9]麦克库洛赫,1975年:《政治经济学原理》,郭家麟译,商务印书馆。

[10]仰海峰,2022年:《异化逻辑、生产逻辑、资本逻辑》,载《江汉论坛》第1期。

[11]Evans, D.,1996,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12]Hegel, 2018,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 Pinkard(trans.a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McCulloch, J. R.,1965,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Inquiries Respecting Their Application, New York: Sentry Press.

 

作者简介:仰海峰,1969年12月生,安徽潜山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来源:《哲学研究》202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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