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当选，英美系民主傲然于世的代表理性受到普遍质疑，精英的政治责任伦理摇摇欲坠。这种民主的大众化及其政治后果已经引发了人们对“民主民粹化”的愤怒。脱欧之后，英国高院裁决首相无权单独启动脱欧程序，需要寻求议会投票表决。司法代表政体中的贵族制要素和审议理性。这一裁决表面上诉诸议会主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实质触及了英国宪制真正的要害：到底是议会主权，还是人民主权。特朗普当选之后，加州等地爆发持续抗议甚至暴力行为，政治精英、华尔街大佬 、知识分子等纷纷表达不安，近期更有“暗杀阴谋论”和“特朗普做票”之舆论迭出，显示出美国民主与社会消化“特朗普”的艰难曲折。欧陆选举周期将至，法国勒庞是否可能是欧版“特朗普”，再次考验欧洲民主政治。
国内知名学者许章润教授认为这是“疲惫帝国的政治回归”，而刘擎则认为民粹是民主“必要的恶”。可见，英美系民主高度成熟后的“大众民主转向”由于发生于民主发达地域而不是民主转型地域，正引发知识界对“民粹”的重新理解和评估。
民粹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专利或特有病理，如今也发生于英美体系，可见其普遍性。如何理解这样带着民主外衣又常有颠覆民主不良记录的大众参政行为呢？事实上，远在希腊时期，大哲学家柏拉图即在《理想国》中精彩勾勒了“民主政体”的民粹化气质与潜能。柏拉图确定了五种政体：王制（贵族制）、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僭主政体。政体分类以政治美德为准据，最理想的是王制，以智慧为本，由哲学王统治。最差的政体是僭主政体，僭主通体都是欲望细胞，并致力于腐蚀人民，追求极权和极欲。
柏拉图正确认识到政体的人性根基，同时将人性之灵魂区分为理性、勇气和欲望三个要素，以其相互间的关系确定政体气质与类型。这样看来，僭主政体表征的就是集中于个体的完全欲望，是对理性的极致颠覆。民主政体则紧邻僭主政体，这让信奉“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当代信众们颇为不满。可是柏拉图指出，民主政体放纵自由平等，推崇一切趣味和存在方式平等，毁弃美德秩序和教化体系，潜在地具有颠覆性。民粹式民主容易在社会矛盾爆发期发生，并造就僭主式领袖，而后者是导致民主政体滑向僭主政体的中介力量。民主的民粹化如果是民主的“必要的恶”，那么这种恶性就是大众欲望的充分释放，其摧毁力又往往同某个魅力型领袖（潜在的僭主）相互承认和支持，形成对既有美德和秩序的结构性破坏。
民粹不来自别处，而是来自大众欲望，就像僭主政体来自个体欲望一样。古典哲学家们普遍存在对民主的质疑和防范，而人类政治文明史的一个连贯性主题就是寻求对“暴君”和“暴民”的双重规训。对暴君的规训容易理解，所谓曼斯菲尔德的“驯化君主”即为此义，而有限政府和限制权力也很容易成为社会宪制共识。但对暴民的规训则困难得多，不过从希腊罗马以来即有着不同层面但大体连贯的努力：其一，混合政体，将民主因素予以结构化，以理性制衡大众激情；其二，代表制民主，将直接民主限定于选举，以代表理性呈现民主的审慎品质；其三，法治，以法官终身制和司法职业技艺对冲民主政治的激情周期效应，保护社会美德、秩序与财产权；其四，公共教育和舆论，通过学校教育和知识分子，形成一种社会公共领域及其文化网络，使得社会具有自主识别和净化极端思潮的自卫能力。
无论是脱欧还是特朗普当选，事前毫无征兆，民调数据和知识分子分析均朝着相反方向进行，这表明欧美精英及其文化机制与大众存在严重隔膜和疏离。留欧派在乎的是经济利益和跨国红利，希拉里支持者在乎的是帝国荣耀和世界霸权收益，但这些主要分布并垄断于中上层精英圈的高大上观念及其利益许诺与普通大众的生活感受及利益清单大相径庭甚至相互对立。在上层精英相互承认和把控的政治正确文化规范之下，大众或许丧失了公共领域的话语权和利益表达权，成为“沉默的多数”，但这些人并没有从民主政治中消失，而是成为选举或公投时刻的“愤怒的多数”，并以手中选票“惩罚”和反向规训可能背叛其利益和趣味的精英，是对精英自私性的嘲讽与批判。
民主政治承认这种“大众惩罚”的正当性，而精英只能展开自我批判和反思，默默消受这种惩罚。英国司法企图重申传统的英国“政治宪法”原则，标举议会主权，但这是徒劳的，在人民主权面前，议会只是更加高级和更接近人民的代理人而已。若英国议会投票否决公投结果，必然触发宪制危机，法院亦不可能仰赖普通法权威而终结此种危机。特朗普固然不受精英待见，甚至得罪了传媒和全球盟友，损害了某些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但如果其遭受暗杀或被以某种重新计票机制搞下台，美国民主政治将不堪其重。因为此次特朗普之当选，代表了一种美国历史中更为悠久的本土主义、民族主义、反联邦党人主义的历史回潮，固然有着不同于“联邦党人理性”和美国宪法主流价值的倾向，但也长期内在于美国政体并制约着美国政治生态的精神与权力平衡。特朗普以“民主民粹化”的面向，迎合了美国普通民众希求制衡“美国帝国化”偏离本土利益的朴素的乡土情怀与利益感受。
事实上，英美的“民主民粹主义”和非西方地域发生的“反美民粹主义”（恐怖主义是其变种之一）都以英美世界引领的“民主全球化”式的帝国战略为对象，前者是来自国内民主过程的反思与反向拉力，后者是来自受体国家的文化保守主义刺激反应。这种内外拉力作用造成“民主全球化”的普遍性意义挫折与事业中断，这是包括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在内的全球普遍主义者共同的痛点和忧虑。不过，这种“民主全球化”动力骤减的现象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有不同：对发达国家，这是民主政治的“回归”或“固本”，当然也包含着民粹化与精英理性的艰难博弈和再平衡，但其制度体格大致可以承受；对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尚未完成，而外部压力消退，其民族主义甚至威权民粹主义可能高涨并大幅度抵消政治现代化的已有成果，而其文化保守主义则可能加速转化为政治保守主义并与威权政治体系结合，共同狙击民主价值及其制度化愿景，导致总体上的治理现代化的犹豫不决甚至倒退。
这里存在现代政治的辩证法，即就治理现代化的体系而言，民主政治需要精英政治的限定和节制，否则成为大众欲望的脱缰野马，而精英政治则需要民主政治的正当性赋予和监督，否则成为特权和小圈子利益的纸牌游戏。西方的民主民粹化反向要求精英政治的重建，而非西方的民族民粹化则反向要求继续稳健推进民主政治进程。进程虽异，但理性政治传统对“暴君”与“暴民”的共同规训是共享的，是对专制威权政治和失范民主政治的道德救赎和制度指引。我们不能止步于隔岸观火，我们都在路上。
（原载《财经》杂志，2016年12月12日，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